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福利资本主义、中产阶层、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20年代甚至可以被称作“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1922~1929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一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生产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莱维·巴特拉，1988）。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威廉·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有一个畸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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