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发生的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当时一个美国的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对此，曼彻斯特评论道，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8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一个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讨论，这就是，说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只不过原来说牛­奶­是资本家倒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年有人查了当时的资料，发现牛­奶­原来是农民或农业工人倒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维持可以有利润的价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赔本的情况下再赔上汽油钱将牛­奶­运到城里去。但不管怎么说，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萧条或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符号或象征。然而，这样一个符号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人们将生产过剩与牛­奶­之类的产品卖不出去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至少在当时是被人们当做耐用消费品的。那时拥有一架收音机的意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辆汽车。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写道：“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五十万幢(1925年约有一百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次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才渡过了这样一场危机；不但渡过了这场危机，而且由此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初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笑的诺言，他说，他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这就和我们当年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但“两只­鸡­”和“两辆汽车”却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鸡­代表着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汽车则代表着耐用消费品。锅里有两只­鸡­，家里有两辆车，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人们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过去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不是很好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看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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