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案件,使人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信息透明、政务公开、权力监督的极端重要性。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强调指出,要根据社保资金案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但现在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一切需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两件均与交通部有关的事情,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2005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张春贤部长,我想监督您可无从入手》。事情的起因是,交通部部长张春贤让记者捎话给社会各界:“作为交通部部长,欢迎大家对我进行廉政监督。”张春贤还要求全国各地交通厅、局长和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学会并习惯在被监督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指出:交通部门近年来一直是*的重灾区,短短几年中,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区的交通厅厅长在公路建设工程中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刑,如此背景下,张春贤部长作这样的表态当然值得赞赏。但在赞赏之后人们却发现,对张部长欢迎大家做的事——“对我进行廉政监督”,似乎根本无从下手。我们既不知道部长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既不知道部长的收入是多少,也不知道部长的夫人和子女都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无从监督。要让权力是可监督的,必须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作支撑。比如,储蓄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等的实施,以此来让官员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透明。
2007年初,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又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中提出:交通部应该公开每年的养路费应征数额是多少?而实际征收上来的数额又是多少?实际征收上来的养路费又用到哪里去了?高家伟教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他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在交通部官方网站上看到交通部副部长冯正霖此前的一个关于征收养路费的讲话,其中谈道:“为了满足348万公里的公路的正常养护费投入,每年至少需要1000亿元的资金,而全国养路费中真正用于公路维修和养护的资金约500亿元。”因为高教授在“讲话”中没有找到全国一年征收的养路费总数,无法理解冯副部长讲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因此萌生了询问交通部部长的念头。高家伟告诉记者,在政府信息日益走向公开的时代,养路费缴纳义务人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纳养路费的征收标准、计算依据和使用去向。他强调,公民盲目缴费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
这两件事情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权力的监督如何才能成为可能?合乎逻辑的回答当然是信息要公开透明。但是仔细一追究,发现事情又不是那样简单。比如前一段关于公款消费的数量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等公款消费的数量,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但又众说纷纭的事情,其中不断有人发布一些数据,但仔细追究,似乎又都缺乏足够的根据。在2006年,甚至就此引起一场纷争和热议。2006年3月13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其中提出,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花费达3000亿元。这就是后来引起很多议论的公款消费9000亿元说法的来源。然而,在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实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很难找到可靠的原始出处。于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套数据,2004年末全国共有各种公车180万辆,全年公车消费大约为1000亿元,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如果按“招待费”的40%估算大约为172亿元,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以上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竹立家教授所说9000亿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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