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Сhā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 “费厄泼赖”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 “义角” 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 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Сhā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 “中庸之道” 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 康党 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 “以人血染红顶子” 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 “咸与维新” 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 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 秋瑾(1879?—1907) 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 王金发(1882—1915) 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 谋主 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 模范的名城 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 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 “犯而不校” 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 “投石下井” 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Сhā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 “请君入瓮” 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 “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婆理” 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 清流 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 燧人氏 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 “求仁得仁又何怨” 语见《论语·述而》。
(26) 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坚壁清野主义
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
“坚壁清野”②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听说这回的欧洲战争时最要紧的是壕堑战,那么,虽现在也还使用着这战法——坚壁。至于清野,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传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进攻俄国,到了墨斯科时,俄人便大发挥其清野手段,同时在这地方纵火,将生活所需的东西烧个干净,请拿破仑和他的雄兵猛将在空城里吸西北风。吸不到一个月,他们便退走了。
中国虽说是儒教国,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丘未之学也。”③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引导我看出来的是本月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主家属,协同禁止。④自然,我并不深知这事是否确实;更未见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
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⑤,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
其实这种方法,中国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过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见男人和卖力气的女人,很少见所谓上流妇女。但我先在此声明,我之不满于这种现象者,并非因为预备遍历中国,去窃窥一切太太小姐们;我并没有积下一文川资,就是最确的证据。今年是“流言”鼎盛时代,稍一不慎,《现代评论》上就会弯弯曲曲地登出来的,所以特地先行预告。至于一到名儒,则家里的男女也不给容易见面,霍渭崖的《家训》⑥里,就有那非常麻烦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构造图。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现在究竟是二十世纪,而且有“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的教育总长⑦,实在宽大得远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锢妇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这和我们的古哲和今贤之意相左,或者这种风气,倒是满洲人输入的罢。满洲人曾经做过我们的“圣上”,那习俗也应该遵从的。然而我想,现在却也并非排满,如民元之剪辫子,乃是老脾气复发了,只要看旧历过年的放鞭爆,就日见其多。可惜不再出一个魏忠贤⑧来试验试验我们,看可有人去作干儿,并将他配享孔庙。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
总之,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以“收起来”为改良社会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这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兵匪的“绑急票”⑨,抢妇女,于风化何如?没有知道呢,还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颂德的!
其实,“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或者就因为这一点,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待援军的到来,或敌军的引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内言不出于阔”,“男女授受不亲”⑩。好!都听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曰:做烈妇呀!
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
如果这女教当真大行,则我们中国历来多少内乱,多少外患,兵燹频仍,妇女不是死尽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际,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孙,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断,但到现在还很有带着奴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个流弊罢。“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传,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还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歧异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当然的事。但最近,孙美瑶据守抱犊崮,其实倒是“坚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则我要推举张献忠。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又令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⑾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正如伤风化是要女生的,现在关起一切女生,也就无风化可伤一般。
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新女性》月刊创刊号。
② “坚壁清野” 语见《三国志·魏书·荀蔼传》。
③ “俎豆之事”等语,见《论语·卫灵公》(原文无“丘”字)。是孔丘回答卫灵公的话。俎、豆,古代礼器。
④ 关于禁止女生往娱乐场的新闻,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京报》:“教部昨饬京师学务局,谓据各处报告,正阳门外香厂路城南游艺园,及城内东安市场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处,迭次发生有伤风化情事。各女学校学生游逛,亟应取缔。特由该局通知各级女学校,禁止游行各娱乐场,并由校通知各女生家长知照云。”
⑤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语见《周易·系辞上》。意思是财物收藏得不严实,容易诱发人的盗心;容貌打扮得妖艳,容易诱发人的淫心。
⑥ 霍渭崖(1487—1540) 名韬,广东南海人,明代道学家。嘉靖时官礼部尚书。他著的《家训》中有《合爨男女异路图说》,图中以朱墨两色标明分隔男女进出所走的路。
⑦ 指章士钊。“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是他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的自述。该文曾载于《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⑧ 魏忠贤(1568—1627) 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⑨ “绑急票” 旧时盗匪把人劫走,强迫被劫者的家属在一定限期内用钱赎回,称为“绑票”。限期很短的称为“绑急票”。
⑩ “内言不出于阃” 语见《礼记·曲礼》:“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即妇女所居内室的门限。“男女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
⑾ 李自成(1606—1645)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部队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②陈独秀便斥他不兴③;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④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⑤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⑥!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⑦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弓虽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弓虽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弓虽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弓虽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弓虽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⑧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⑨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⑩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⑾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⑿,“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⒀,甚而至于钱谦益⒁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⒂,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⒃!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⒄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⒅。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⒆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弓虽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弓虽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②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③ 陈独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④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⑤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⑥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⑦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⑧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⑩ “重适” 即再嫁。
⑾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⑿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⒀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⒁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⒂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⒃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⒄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⒅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⒆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茓,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寡妇主义
范源廉②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③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④者有之,“神道设教”⑤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⑥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⑦。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⑧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Se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⑨……。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⑩。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⑾,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⑿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⒀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⒁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⒂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② 范源廉(1874—1934) 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③ 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
④ “奉母命权作道场” 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乃定。”作者引用这句话是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
⑤ “神道设教” 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时,曾认为这种做法也有理由,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再疏解车军义》一文中说:“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⑥ 《文昌帝君功过格》 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梓潼人张亚死后成神,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称为“文昌帝君”。《功过格》是一种宣传封建道德、带有浓厚迷信性质的所谓劝善书。它将人们的言行列为十类,分别善恶,各定若干功过,要人们逐日根据自己的言行记录功过,用这种方法劝人为善以积所谓“阴德”。《功过格》的“敬慎”类“言语过格”中有这样一条:“谈人闺阃五十过。”
⑦ “若杀其父兄” 语见《孟子·梁惠王》。
⑧ “儒行” 儒家理想中的道德行为。《礼记》有《儒行》篇,详细记载孔丘回答鲁哀公所问关于儒者道德行为的言论。
⑨ 邑犬 即乡里中的狗。《楚辞·九章·抽思》:“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这里说的“跟着一大而群吠的邑犬”,指不辨是非的盲从的人们。
⑩ 这里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是指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舍监秦竹平一类人。舍监,是当时学校里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职员。
⑾ Sophie Kowalewsky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雅(1850—获得巴黎科学院的保尔丹奖金。她还写有剧本《为幸福而斗争》、小说《女虚无主义者》等。
⑿ Ellen Key 爱伦·凯(1849—1926),瑞典思想家、女权运动者。著有《儿童之世纪》、《爱情与伦理》等。
⒀ 章士钊呈文 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污辱女学生的词语。亵黩,即轻薄玩弄的意思。见《汉书·枚乘传》:“亵黩贵幸。”
⒁ “未字先寡” 即在未许婚时心情就已同寡妇一样。旧时女子许婚叫“字”。
⒂ 《妇女周刊》 当时北京《京报》的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出五十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年纪念特号发行后停刊。
春末闲谈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③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④,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⑤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⑥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⑦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⑨,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⑩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⑾,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⑿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⒀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⒁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⒂。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⒃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⒄。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⒅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
② 细腰蜂 在昆虫学上属于膜翅目泥蜂科;关于它的延种方法,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记载。《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汉代郑玄注:“蒲卢(按即蜾蠃)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汉代扬雄《法言·学行》:“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最先反对上面说法的是六朝时的陶弘景,他在注《本草》“惺斡一名土蜂”条下说:“(惺斡)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案,谓摙土作房尔。今一种黑色细腰,衔泥于壁及器物边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余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蠃,《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或言细腰蜂无雌,皆取青虫教祝,变成己子,斯为谬矣。”其后,宋代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卷六中说:“我朝嘉钓中,掌禹锡等按蜀本注云:‘惺斡即蒲芦,蒲芦即细腰蜂。不特负持桑虫,亦以他虫入|茓,用泥封之,数日成蜂飞去。陶云生子如粟在|茓,乃捕他虫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茓,坏而看之,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之上,即如陶说矣。’”
③ 发勃耳(1823—1915,) 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④ E君 爱罗先珂。参看本卷第229页注(25)。
⑤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语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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