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丞相蔡邕大人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长公主为此书告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长公主犹豫不决无从取舍。丞相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焦玮、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太傅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大司马大将军焦龙为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焦龙、鲜于辅、徐荣、张燕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经文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经文和理解经文是两回事理解了经文掌握了经文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鲜于辅、徐荣、张燕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经文在晋阳大学堂里学了很多治国之术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焦玮、谢明、田畴、田豫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内、外朝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Сhā嘴都无从Сhā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经文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学的是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后来郑玄到了北疆后他们开始学习“新经”曾在邯郸、晋阳大学堂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弃。

朝堂上爆争论后的第二天焦龙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gao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

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作为儒学基础的礼制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焦龙这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过去张温、卢植、马日等人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当时焦龙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后来官学的事出人意料的顺利解决了焦龙当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深刻理解。现在他理解了但事情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并不是自已支持哪一方就能轻松解决此事。

在这件事上董卓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最终导致他彻底败北。董卓听信了袁隗的话倚仗手中的武力修改官学设立古文经博士把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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