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送进医院。他们拨给我一个单间。它并不比我刚住过的地方宽敞但至少我能让门开着。

三天里，身体检查和别的把戏一个接一个：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理运动上的，还有其他差不多的玩意。刚开始我不想让健康状况显得太好，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我对那些没有结论的荒谬的测试百依百顺。最后一天有个男人来访。他自报家门叫多夫，是我的教官

，而我则为看到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感到满意。

那些测试都在我脑子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我总算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点骄傲感。这良好感觉没持续多久，甚至没来得及体会，因为多夫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些念头全打发了。当时我们在谈论心理分析医生对我做出的有利报告——“至少我敢保证本人­精­神健康！”我不无得意地说——，他反驳道：

“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更为确切地说是，你的病理状况和你将进行的活动相适合。”

这句话让我局促不安：­干­这一行还得受病理之苦吗?我可认为它是专为具有钢铁般心理素质的­精­英分子和杰出人物所准备的。我对多夫讲了这番想法，他听了没有笑，只是像艾尔戴德那样耸了耸肩。

“你以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能­干­这种工作吗?他可以找份轻松愉快的活儿，有个小家庭，驾驾四轮马车什么的！”

可怕的真相！我无比惊愕。我不再把这行业看成是佼佼者的专利了。就是执行而已：一种病的结果，病理的表现。人家刚才说的是病理说的是治疗。恢复正常就意味着离开这行当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标志着我开始进入到和体制的冲突之中，其结果便是痛苦。

生活和我绕了一个多么奇怪的圈子：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我还具备­干­这份工作的能力，而看到令他们满意的检查结果之后，我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一被录取，我就进入了训练……还有自我畸变。刚加入的前几个星期都是用来把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转变成别的什么，变成那些更有用的——对不起，应该说是更安全可靠的——以便重新学习他们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了我­性­格里某些“野­性­”的东西，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有用之物。我因而处在了这样的境地：一切都令我不满，而他们我行我素直到我拳头紧握为止。我遭到严厉的责骂，因为我常常在上课时抱怨、叹气，或是没有在两个小时内都热情饱满地奔跑。

从到这地方开始，我就没有顺从过这里的生存环境，只要做的到，次次我都唱反调。这种情形之下，和多夫的冲撞每天都会发生。他对我的态度是个混合体，驾轻就熟地将耐心宽容和残酷无情按比例调配起来——多数教官都有这手。虽说他们基本上是为了新手好，可坦白地讲这不对路。心理论证和死命令都不能使我长进，甚至好像起了反作用。冲突很快就公开化了。多夫施加高压，我就加剧对抗。他突出威信，我就更加明目张胆地冒犯。这种验证实力的把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都记不得了，一共有多少个晚上被关禁闭、罚跑步，为了作弊而加罚俯卧撑。

多夫是个聪明人。对我渐渐了解之后他终于搞明白了，我这态度更多的是由于自尊心放的不是地方，倒不是故意使坏。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再时时寻机用过分的刁难来折磨我，转而开始器重我。这办法奏效了。我并非上当，而是我清楚这等频率我也挺不了很长时间，再说拉人一把更有好处。因为确认自己的点子颇见成效，多夫还护着我免受其他小头目欺压。训练强度在不断加大，我们表面上也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我以四年以来的最高分数完成第一阶段培训，在所有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至于我糟糕的纪律档案里一个字也没写。

1994年8月5日晚和6日晨：多发喀秋莎火箭炮飞向巴勒斯坦地区加利利西部和黎巴­嫩­南部停火区。在以­色­列境内，三名儿童在攻击中受伤。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