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Se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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