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用自己主动发病的方式来得到某种缓解。这能帮助我“排出”一部分毒素，否则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越来越痛苦的压迫感，直到突然爆发，这种爆发会毫无预兆，大白天，大街上，随时随地。

遗憾的是，医生担心这种方式会导致我的心脏和神经系统过度劳损。他们因此反对。我怀疑他们在找到解毒剂之前，并不希望我把它们排出来。我一点也不想做个试验老鼠，但我

没的选择。

我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感觉自己活生生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判了死刑。管他医生怎么说呢，此时此刻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存的欲望。

2000年9月的一个早晨，就在犹太新年的前夕，美国人突然来了。一支特种部队，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部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接受更加完备的反恐培训。现在难道是来这里的最好时机吗？热气蒸腾，我们在和酷暑对抗之下已经疲惫之极，正不耐烦地等着新年和赎罪日的长假。陪同任务有点无异于苦差使。拜“不合法”的Krāv Maga之赐，我被钦定了，和我同病相怜的有一个小组，归我指挥。

第一个任务自然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客人。可惜的是，疲乏使我们的态度正好走向了反面。我们其实满怀嫉妒，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未曾被残酷现实磨损过的天真态度，对和他们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观报酬，舒适的生活，以及从来不缺少的安全保障。还能指望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的反应乃出于人的本­性­……而且是被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指挥官把我们集合起来，给我们做必要的布置。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通来客的光荣历史。

“和你们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而是经受过考验的人。所以要尊敬和平等对待他们。别把人家当蠢驴似的作弄。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在什么地方打过战？”我们一个胆子大的同伴讥讽地问了一句。

指挥官强调一遍：“我说过了，要以尊敬的态度平等相处。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一大早，我们开始等。我们穿戴得很整齐。最终衣服又回复到了刚起床时的模样。快到晌午了，热气也足以把它们给收拾了。

几辆豪华车到机场去接的那些美国人。到总部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从车上下来，嘴角挂着笑，一人一个大箱子，还有一个体积可观的运动旅行袋。对我们来说，这个第一印象很糟糕。等到他们中间有人打开箱子，表情无邪地把那些最新款式的运动同品往外掏的时候，我们开始无比嫉妒。我们为自己对潮流的无知而拘束不安，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土拉吧唧的衣服也让我们很不舒服。

在这种部队里，总会有那么一位杂志封面般的健美先生。他们也不例外。此人叫安东·朱尼奥，我们把他的名字引申为“意大利安东尼奥之日尔曼版”，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个。

我们一个同伴小声嘀咕说：“薪水也最高，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从此就和一个有向意大利人发展趋势的美国日尔曼人为伍了……”

安东有一顶帽子和几套特轻材质的衣服，外面加有防阳光辐­射­的涂层，里面是最新式的透气布料“吸汗并保持­干­爽”。他不像我们，裤线笔挺跟汽车履带压过似的，而是脚蹬轻便鞋，鞋上带有“在任何环境下都保证双脚清新的气囊装置”，鞋底式防滑的。他还有一副镜片质量上乘的太阳镜，设计讲究能固定在头上，一块有指南针和GPS卫星定位的手表，一个超轻材料的背包，一把比我们至少轻一公斤的枪。即便是我们中间最抹不开面子的人，也凑过去仔细研究他最后拿出来的宝贝：一个类似于五加仑汽油罐形状的小水壶，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材质，既坚固又光滑。

“这个壶用途很多，有最新式的温度调节防护层，”他很骄傲地为我们讲解，“重量只增加了一点点，但能在五个小时的阳光暴晒之下保证水的新鲜度。我曾做过试验，把它放到太阳下面一整天，到晚上，水的凉度和早上只有很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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