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

“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ā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ā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