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话，”他打住我的话，小声地对我说，“言多必失！难道你看不出他们是一班疯子吗？现在各县各市都是他们红卫兵的人。”

“你们给我少罗嗦。”带头的红卫兵说“你们几个把这个新发现的走资派给我抬起来放上车。你也活该，早点承认就省下这番皮­肉­之苦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农民一脸无辜地说：“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是斗大的字也不认识半个，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这个嘛，我帮你写。”那领头的红卫兵无赖地说“其实抓钱一两个也是正常的，反正是凑个数。我们关人的地方有的是，要不什么牛棚、猪栏也是可以的嘛。”

“队长，这个还一起抓回去吗？”别一个红卫兵指着我向他们的头领。

“都一起抓住吧，反正我们还差几个名额才能完成今天的任务。”他说。呃，这不是抓壮丁，瞎搞吗？我整个人吓得好像掉进了数九寒冬的冰窖里。

“但是看样子他真的是一个傻瓜，”另一个红卫兵说，“而且我们好像在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庆功会上见过他。他还和伟大的旗手握过手呢？”

“他妈的，那有什么了不起。”红卫兵头头洋洋得意地说，“全国上下的大官还不是让我们抓起来。我是红卫兵，我怕谁？老子不喜欢谁就抓谁，看谁不顺眼就锁谁。不过看在他是傻瓜这份上，放了算罢。走，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抓人。”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扯着嗓子叫器着扬长而去。

其实随着*的发展。全国上下所有地方都是乱哄哄的。工厂停工，政府机关关了门，就连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教室里许多|­乳­臭未­干­的学生也迫不及待地响应号召，争当“忠诚的卫士”红卫兵去斗他们认为是反对伟大的旗手的“走资派”。他们连老师也被称为“臭老九”，拉出来当牛鬼蛇神地批斗。大街满巷都是大字报和红卫兵围殴打走资派。有许多大字报失实到说连一些电灯也没见过的农民也会用摩斯密码给美蒋特务通风报信。每时每刻都有人揭发某某是走资派、美蒋特务，每天都看到红卫兵抬着担架将一些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抬往城外的乱葬岗走去。

我赶到爱因斯坦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开着批斗大会。几个平时最调皮的学生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审判，台下正跪着一挂戴高帽、挂大牌子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主席台上每宣读一条所谓的罪状，就有学生、红卫兵用臭­鸡­蛋、西红柿、小石头向那些老知识分子砸过去。总之情况很乱，批斗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我在那里找遍了很多地方也找不到爱因斯坦，于是就向牛棚的方向摸过去。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找，不过或许是受到前面遇到的红卫兵启发吧。

嘿，朋友，我告诉你：牛棚可的确是这个世界最不能住人的地方！如我说我这辈子有什么确定不移的事儿那事儿就是：假如可以让我选择，我绝对不会再­干­任何和牛有关的活儿。还没有等我逼近牛棚，我已经发觉那里臭不可闻。一大群被我惊起的苍蝇像二战里德国轰炸伦敦的飞机群一样，我怀疑是不是全世界的苍蝇都请假到这里聚餐。

这时候一个声音从牛栏里传出来：

“老兄，我说，你能不能走路的时候放轻点？”

我定神一看，看见里面好像有一人的头在母牛它的大ρi股和*在半空中不断地摇晃着。天呀，这年头真是怪事特别多，连母牛都会说人话！

“我说，刚才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不可置信地对那头母牛说话。

“是，笨蛋。”那声音又说，“我是说你能不能走路的时候放聪明一点？你难道还没看到我被绑在母牛的ρi股后面吗？我还真没有见过像你这个的傻瓜。”

“你怎么知道我是傻瓜？其实认识我的人都叫我老广阿福。”我回答，连我都觉得自己这样回答有点傻瓜。

“你?老广阿福？”你似乎要放声大笑，但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别走，让我看一看你的谁。”牛栏里动了一下，那头母牛将它肥大的身躯转了过来，正好露出一双炯炯有神的人的眼睛。

“呃，阿福——你真的是阿福！原来是你在这里。”隐藏在肥大的母牛身躯背后的那个人说。

你们大概已经猜得出那个是谁吧。对，他就是爱因斯坦。他被人用绳子捆得像一个粽子似地绑在牛栏上，一只发烫的灯泡还放在他身上。天呐，他的样子够可怜的：头发被人剪得东一块西一块，像得了皮肤病的流浪狗。他脸上还布满了伤痕，颧骨处还肿起了青­色­的、紫­色­的包。我是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以前的爱因斯坦联系起来。不过，他可是如假包换的。

“阿福呀，你说难道这辈子我们每次见面都会在一些鬼地方吗？”他说。

“我希望下次不会。”我说。

呐，我走过去赶开了母牛帮爱因斯坦松了绑。能够和爱氏却后重逢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当然，除了他身上的牛屎。那味道实在太令人恶心！­操­，他们是怎么想出这种侮辱人的卑劣的方法的呢？

话说我帮他解开绳索以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连你也被关在牛棚里呢？”

他无可奈何地说：“事情好像是我之前得罪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借口说我是隐藏在党里面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于是他们就抓我来这里了。审完我以后他们又将我送在牛棚里。不过他们认为这样对还是太客气了，只是就将我像粽子一样绑起来倒挂着，他们称这叫做倒挂金钟。”

爱因斯坦揩­干­净脸上的牛屎，然后又说：

“他们把我关在牛棚里一连两天不让我睡觉，说这样是为了让我悔过。你知道，这样难受死了。但是有时候，人总得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一定的代价——哪怕是代价非常昂贵。”

一言难尽。原来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先是由于有过“反右运动”的记录而被抓了起来，然后他们又将他和批高­干­送到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晚上的时候他们还组织人民群众对他们这些“牛鬼蛇神”进行批判大会。最多的一次，他一天赶五、六群众大会，写好几份自我检讨、自我坦白罪过的检讨书。

有一段时间，他们又把他送回学校。可是正当他准备重新做人的时候，他们又查出他的一个堂兄是疑似走资派要他和他划清界线。他们红卫兵用尽各种方法盘问他，还要他诬告其他人，但爱因斯坦拒绝了。“也许那些酷刑会让我觉得很难受，我承认。但至少我不像他们，我还有良心。”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转移自己身上的不幸而去害人。”

再后来，他们为了充分榨取他的宣传价值又把他拉到群众面前批斗。他们让他的学生站出来无中生有地指责他某年某月某日说了某某反动言论，又号召他的亲人和他划清办线。爱因斯坦说挨打、被人吐口水这些是家常便饭，至今为止他偷偷地缝在裤子里面膝盖那地方的口罩也跪烂了好几副了。

我告诉他我跟猪所长研制氢弹成功的事，但是他似乎对卡尼娜与更感兴趣。

“你说她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挪威人？要不，可能是德国人又或者苏联人。不过听别人说美国人的身材是最­棒­的……”

呐，拜托！爱因斯坦还是老样子，大难临头还是喜欢苦中作乐！

我给爱因斯坦说我到这里来之前差点被红卫兵“走资派”共犯抓了，他听了以后只是轻轻地叹一口气。他告诉我像那青年农民被抓壮丁似的冤案每天累见不鲜。他又说在这场运动里面许多人趁机将个人的私恨、恩怨都报复到无辜的人身上。许多人无缘无故地被整得鼻青眼肿，那已经是比较走运的。运气差点就给红卫兵打得半死，扭了一条胳膊或跛了脚什么的。运气最差的就是给别人打死又或者承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他说发生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有几位老知识分子晚上声不响地到河边去，第二天才发现他们投水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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