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7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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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

对生与死问题，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所谓“悦生恶死”说，重生哀死，厌恶死亡，想用各种手段逃避死亡；也有所谓“恶生悦死”说，认为生不过是累赘悬疣，而死正是累赘的解脱，恶瘤的痊愈，以死为息为乐；佛教、道教认为人死后升西天成佛或成仙或成真人之说；还有基督教的所谓原罪说，上帝赐给人们生命，带着原罪来这个世界是为之赎罪的。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认为人的生死有命，早就由上天或上帝所注定，而都不承认生与死是一种自然规律。毛泽东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批判了这

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规律。他在《倡议实行火葬》中说：“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1]他在1964年对科学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2]这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按照辩证法，“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亡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任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都是有限的，生与死也不例外。有生必有死，生死乃必然，人们不可求长生不死，也不可违背唯物辩证法，主观唯心地去追求无限的生命。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首先，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命和发展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据有的科学家的估计，地球的寿命已有45亿年。在地球上，开始没有生命，更没有人。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转化而来的。大约至6亿年前，地球才出现大量水生无脊椎动物。当时氧气少，大气中还缺乏臭氧层，紫外线直­射­大地，生物只能生存在几十米深的水中。直到4.2亿年前，氧气增加导致臭氧层形成屏障遮蔽了紫外线，生物才得以登上陆地。至于由类人猿演变成|人，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说明，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产物，并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也不是所谓母神的创造。恩格斯根据细胞学说，曾经得出科学的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3]他指出这种存在方式，是“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4]现代生物学已经提示了生命是蛋白质和核酸的自我更新过程，科学地阐明了生命的起源和生命运动的奥秘，揭露了各种神学创世论的荒谬观点。

其次，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毛泽东从多视角阐明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他说，生命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是旧细胞的不断死亡，新细胞的不断产生。没有这个新陈代谢，也就失去生命。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即生命的终止。这说明，人的由生到死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当然，高等生物的死亡，特别是人的死亡，除了意外所致的突然迅速死亡外，一般情况下的正常死亡，都是由一个从细胞、组织器官和重要系统死亡，最终导致整个机体的衰竭和生命活动终止的自然死亡过程。一个人的正常死亡，要有一个由生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过，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不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毛泽东这段话，从量变质变的辩证法，阐明人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沿着生、长，老、死的无情规律而演进的。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普遍延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是28岁左右，现在发达国家居民的平均寿命已是74岁。在旧中国，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现在全国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0多岁，活到70岁的早已不是“古来稀”的了。但是，不管如何延长寿命，总是活不到1千年，1万年。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5]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全身大部分器官系统的功能也逐渐减退，记忆力减退，反映迟缓，还有牙齿脱落，消化功能减退，内分泌腺衰退，骨质疏松，易患各种老年病，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自然规律的指使，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毛泽东是当代的伟人。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真诚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还是跟所有的普通老人一样，仍然逃不脱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年届78岁高龄的毛泽东，已是头发花白，明显地衰老了。这一年，他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患了“大叶­性­肺炎”。1972年1月，由于劳累过度，突然休克，经过抢救才脱险。1974年春天，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经受了长达600多个昼夜的失明痛苦。1976年1月，周恩来因病与世长辞，他当时侧卧在病床上，只好痛苦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再也不能像1972年1月10日，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追悼会那样去参加周恩来这位与自己几十年患难与共老战友的追悼会了。可见，自然规律是无情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

毛泽东早在1953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年青人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说，人的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如果说，人们可以避免死亡，“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其实，中国道教的求仙巫术，追求“长生不死”，佛教的所谓人死后升西天成佛，西方基督教的所谓人死后可进入天国的神学，都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梦幻，完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古今中外，无论是圣贤愚恶，尊卑贫富，又有谁能抗拒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呢？又有哪一个人能求得无限生命，真正成仙、成佛，进入天国或同天地共存呢？在过去神学迷信盛行的时代，一些人包括封建帝王、权贵者，忙乱不停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药石，入深山求仙拜佛，以求不死之道。但是，到头来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一个应验的，也没有一个人逃避了死亡的命运。中国史籍中记载的秦始皇，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几度派人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仍是难以逃避死亡的结果。历史上这种神学迷信的愚蠢做法，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自然已成为笑话。但是，那种追求无限生命的唯心主义思想，却不能说至今已没有影响了。

毛泽东认为，每个人都逃避不了死亡，人们对于死应持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这说明，毛泽东对于死，是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对死顺其自然的思想，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超然态度。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中谈论生死问题最多的一位思想家。他由其自然论的观点为立论，认为生死犹如昼夜，如同气聚气散一样，“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都是自然的变化由生而死，不必容心，不必悲哀，不必悦生恶死，任其自然变化好了。庄子认为悦生恶死是人生观的最大谬误。正是这种生死的自然观，成了庄子那个妻死鼓盆而歌的事。据《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老婆死了，惠子去吊，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指责说：“你老伴与你生活一辈子，生儿育女，如今人老身亡，你不哭倒也罢了，还敲着盆子欢歌，不太过份了吗？”他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啊，开始我怎么不哀伤呢？但我静下一想，她原本就是没有生命的嘛，并且也没有形体，甚至还没有气息。她不过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化而有气，气又流变成形，然后才赋有生命的。而现在，又变化致死。由无生变而有生，由有生化而为死，跟春夏秋冬四季相同。如今人家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的大房子里，而我却因此啼哭，这才是不通生死之理，于是不再哀伤。”庄子认为，由无生而有生不悲，而由生化而无生，亦何必悲？生死是自然的变化，“死人无知，厚葬无益”，这是正确的；但他否认了生命的价值，认为生死齐等，生与死都一样，否认生与死的区别，对生死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悲观厌世，对整个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则是错误的。

毛泽东吸取了道家的关于生死自然论思想的合理因素，赞成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的办法，认为对死应遵循自然规律的变化，持任其自然的超脱态度。他对于死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辩证法的胜利。因此，他主张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

毛泽东曾同他身边的医护工作者吴旭君谈过他自己的死和他的生死观问题。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悲痛逾常，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非常怀念他，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他就是在这种悲痛的激|情中写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有一天，睡不着觉找吴旭君聊天，他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谈起人死的问题，说“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象老百姓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他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他还说：“我这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吴旭君对毛泽东突然谈到自己的死问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于是她提出不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则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第二天又接着谈。毛泽东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他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毛泽东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毛泽东说：“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矣终饷­唇­，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他还说：“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6]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毛泽东的生死观的彻底辩证法思想和他对死的大无畏的超脱乐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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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喜事”的辩证法

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是死。”[7]他强调死亡或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没有旧事物的死亡或消灭，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8]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9]的唯物辩证法命题，坚持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东西。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与死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他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红白喜事的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

事，死人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民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体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个喜事。至于死，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毛泽东这番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从不同的视角，生动地阐明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

第一， 生与死是相对立的。生与死是一对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生命的实质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从一个人生命的自然发展过程来看，生是生命的开端和延续。死是生命的结束，两者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是显而易见的。人活着才能思维，才能劳动，才能创造，才有情感；人死了，生命也就结束了。二者存有区别。当一个人面临着生死抉择的考验时，要么舍生就死，要么舍死就生，两者必居其一，不能生死兼得。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是排斥死的，死是排斥生的，彼此相互斗争。就红白喜事来说，也是如此。要么是生的红喜事，要么是死的白喜事，这两者也是相互排斥的，不能同时并存的，不能说既是红喜事又是白的喜事。如果不承认生与死的相互对立，不承认生与死的不同界定，就会导致道家庄子的相对主义诡辩论，生死齐等，两者都是一样，生即死，死即生。这是违背生与死的唯物辩证法的。

第二， 生与死是相统一的。两者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毛泽东说，没有生就无所谓死，没有死，也无所谓生。可见，这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人类正是这样生生死死的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的。生包含着死的因素，死也包含着生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法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10]恩格斯坚持把死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东西。辩证法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生和死的对立统一。没有生与死的对立统一，也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那种只看到生与死二者的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第三， 生与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11]毛泽东认为，生与死是对立统一，二者互相联系，具有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否认生与死的同一­性­和互相转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死相斗争，互相转化。”[12]在这里，毛泽东多层次深刻地阐明了生与死的同一­性­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首先，生命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就是生物与死物的不断互相转化的历史；其次，生物本身的生长、繁殖和死亡的过程，是生物自身新陈代谢的矛盾过程；再次，生命活动就是人体内新旧细胞的不断互相斗争，旧细胞的不断死亡，新细胞的不断产生。生命的本质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生与死的互相转化。毛泽东认为，生与死的互相转化，也像春夏秋冬一样，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如果没有互相转化，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如果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还活着，不能转化为死，则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只讲生，不讲死，或只讲死，不讲生，只讲生与死二者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不讲这两个侧面的互相联系、互相联结，不承认生与死的同一­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都是违背生与死的辩证法的。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深刻地指出：“辩证法的生命力是不断走向反面。”这也就是说，生与死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是生命活动和人类发展的关键，是生与死辩证法活力之所在。没有这个转化，生命活动就会终结，人类也就难以延续发展。

有的人提出人死后能否转化为不朽永生?毛泽东未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但如前面所述的，他实际上是否定有这种“转化”的。

所谓“不朽”，有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宗教神学的人死后灵魂永存说，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虚妄幻想，而不是什么生与死的矛盾转化；一种是庄子相对主义的所谓齐生死，所谓心未尝死，入于不死不生，这也只是虚妄的幻想而已；还有一种是从影响贡献来说。如《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孔子教人要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孟子讲的“创业垂统”而“可继”[13]，明朝罗伦所说的，圣贤“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等等。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左传》中的三不朽说，以有所立为不朽，在今日仍是可以承认的。”[14]但是，这里的所谓“不朽”，是从生与死的价值、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从生与死的互相转化来说的。毛泽东在讲到人的生与死的价值、意义问题时，也多次从伦理道德这个视角谈到这种不朽­精­神。这在下面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些人把所谓“死而不朽”、“不朽之永生”、“­肉­身已死，心未尝死”等等，说成是生与死的互相转化，并且说这是“从社会主义”来看，“为人民利益而生，转化为­精­神永生”，认为“虽死犹生”或“虽活犹死”，也是生与死的互相转化。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不同范畴的两个命题，也就是把伦理道德上的人的生与死的价值、意义同人的生与死矛盾转化问题，混为一谈了。这是不符合生与死互相转化的辩证法的原意的。

生与死是对立统一，既是密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毛泽东关于生与死辩证法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那种把死排除于生命过程之外，把生与死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那种关于灵魂不死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念，破除所谓死后世界“魂魄”、“鬼神”亦在人间，所谓“死后相见”、“死后重生”的种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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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个人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衡量人的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生死观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们从不同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出发，就会有不同答案的标准。有的身处逆境，心力交瘁，濒临生死抉择之际，社会环境既无援助之手，自身又缺乏驾驭逆境之良策，无奈，只得轻生辞世；有的碰上婚姻家庭的不幸，忧伤愁苦，消极沮丧，悲观厌世，无以自容，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有的磅砣失路，误 入歧途，不能自拔，一死了之，一错竟成千古恨；有的怀才受谤，爱国有志，报国无门，狼犬当道，无力回天，终于用死这种

方式对邪恶势力作抗争；有人愤世嫉邪，满腔正义，企图济世扶危于万一，但旧制度之腐朽，当权者的顽冥，抱负无法施展，终于引火焚身，以期激起人们的共鸣和公愤。与上述社会现象同时存在，也有的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在邪恶或敌对势力面前屈膝投降，以此换取苟活的证券；也有的认为“人生如梦，万事皆空”，从而玩世不恭，游戏人生，醉生梦死；更有甚者，有的则赤­祼­­祼­地提倡“人为财死”，为个人利益而死，为剥削阶级及其统治者卖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虽错综复杂，但下列因素是可资参考的：一，正确的人生目的不明确，正确的人生理想没有树立，因而不能善处逆境，善处不幸事件。一旦逆境和不幸袭来，像失去支柱和指示器，茫然回顾，无所适从，而轻生、丧生之念，则乘机而入。二，屈原的负石沉江，贾谊的忧伤病沮，项羽的乌江自刎，这虽是­性­质不同的死，值得同情和惋惜。然而，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看，忍小就大，静观待变，居处逆境，避死求生，变绝望而为有望，变无为而为有为，不是不可能的。苏轼曾感叹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指出他“不善处穷”，不能“忍小就大”，杜牧曾惋惜项羽不应自刎，认为胜负兵家寻常事，当时应退回江东，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李贺也有“含垢忍辱是男儿”的警句，这应是积极对待生死和人生的态度。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就义之前，在其所著的《指南录后序》中一连用了24个“死”字，叙述他从元营中逃出，一路从死神挣扎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场面，为了民族利益，他这种爱身、惜身、忍死的­精­神，何等感人!三，庄子鼓吹的在生死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是消极的，出世的，而不是积极入世的。他那“附赘悬疣”之说，“梦幻泡影”之言，“生寄死归”之论，以及“生死齐一”等观点，曾影响过后世，不少人从他的这种消极的空无的生死观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视生死为空无，从而轻死重生。四，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渗透了生死观。时至今日，还不难找到这种影响的残余。人们发现，在大量讴歌舍身救人动人事迹的同时，也鞭笞过救人要先讲价钱才肯下水的丑闻；在歌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壮士英勇的同时，也揭露过一位厂长当听到女青年为摆脱流氓强Jian而急切呼救时，他抱住活命哲学，不仅不挺身救助，相反，竟关紧厂门，心安理得；当列车上抓获扒去一名旅客钱包的扒手，而那被盗的旅客竟胆小如鼠，噤若寒蝉，不敢认领。这些消极面无疑是剥削阶级生死观有着或隐或现、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生死价值观，去批判这些错误的生死价值观。

那么，无产阶级应当怎样看待生与死的意义、价值呢?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无产阶级衡量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而死。毛泽东关于生的价值的基本观点，在前面几节，已作叙述，这里着重探讨他对死的意义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5]这里的“所”，即有意义、有价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财钱、权力而死，就轻于鸿毛，就死得无意义、无价值。毛泽东对死的意义和价值做了­精­辟的分析。

首先，为人民利益而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重于泰山，就死得其所，就无尚光荣，无比伟大。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为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而慷慨献身。他们在任何时候，持志如磐，忠贞不移，不为利禄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在刑场上从容就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毛泽东曾手书李商隐的下面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手书文天祥的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6]此外，还手书《木兰诗》、岳飞《满江红》和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等等。无疑，这是从批判继承的意义上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同怎样对待生的问题上一样，毛泽东从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出发，把死放在与人民、与国家、与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评价。张思德是个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他1933年参加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寨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因为他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死的，毛泽东亲笔为张思德追悼会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 ，他还站在土墩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一生，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7]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刽子手的铡刀义正严辞，“怕死不当共产党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毛泽东则为刘胡兰烈士题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8]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9]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20]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如下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说明，为真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死，就是死得有意义、有价值，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其次，为法西斯卖命，为剥削阶级去死，就不得其所，就轻于鸿毛，就死有余辜。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残酷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外，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阶级统治地位，对不堪尽受其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的劳动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为了他们本阶级利益和小集团的利益，甚至会卖身求荣，不惜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利益，替法西斯卖命，成为民族的败类，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骂，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在我国历史上有人人皆知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和汪­精­卫。宋朝卖国­奸­相秦桧死后，葬在离金陵十八里的牛首山上，墓前碑上空无一字，死不得其所。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墓前，明、清两代人们反复铸造秦桧夫妻及其党羽的­奸­像，长跪岳飞墓前，受到千人唾，万人骂，千古遗臭名。汪­精­卫，原是个有才气，诗才、文才、口才俱佳的人，初以南海纵才、反清斗士闻名海内外，继以联共左派蜚声全国，然终在民族危亡关头，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为法西斯卖命，由革命斗士一步一步变为卖国贼，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还有陈公博、周佛海，背叛革命，反共卖国，成为无耻的叛徒、汉­奸­、民族的败类，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再次，为个人私利而死，则死得卑微。个人利己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思想的恶­性­发展，利禄熏心，就会走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的道路。这样的人，生得渺小，死的卑微。正如彭德怀所说的：“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着，那就不如死掉，这种人死后很快就被人淡忘，像他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一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评价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在他看来，一个人生与死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生命的长短，也不在其权利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更不在其财富的多寡，而在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毛泽东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21]他还说：要把这个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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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保健养生之道

毛泽东的生死观的核心思想，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我们既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又要重视保健养生之道，保持健康以更好为人民服务。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共产主义者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死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怕死。他说，中国人民是

有骨气的，向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更富有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所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2]他还结合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了如下壮烈感人的描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3]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继承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成千上万的先烈的遗志，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中国革命，面临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敌人，斗争异常的艰巨、残酷、空前的复杂。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视死如归的­精­神。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愚公移山》闭幕词中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4]1947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全国大规模进攻的历史­性­转折点时，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接连打几仗)的作风。”[25]1949年8月，针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26]警告帝国主义用封锁来恐吓又有什么用呢?又怎能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呢?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说中，针对当时人们存在的恐美和恐惧原子战的心理，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7]1964年1月，他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28]打原子战无非就是死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革命者和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除了自己也要有一点原子弹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要有一种敢于斗争，不怕死人的英雄气概。这样，原子弹就成为帝国主义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了。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的革命风骨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死的正确态度的高度概括。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战争年代，鼓舞着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造就了一支无往不前、无坚不摧的钢铁队伍。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到强，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最终打败了凶恶的强大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因为有一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死人的事仍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旧的制度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已被推翻了。但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国内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存在，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际敌对势力也将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等和平演变活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还将长期存在；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要付出一些血的代价。所以，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死­精­神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一生，是一心为人民大众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在战争年代，他不怕死，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振兴中华，寻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苦开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杜彼依斯等人时说过：“我已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29]这表现出了他不怕死、视死如归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蔑视死神的人。1965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幽默风趣的说：死神过去一直是躲着我走。毛泽东谈到他的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都在革命中被敌人杀死了，他的大儿子是在朝鲜战场上战死的，说他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有好多次曾以为是要死的了。有一次，身旁的战士被炸弹炸伤，满身是血，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受伤。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到铜鼓山领导驻军起义，走到浏阳时，被一伙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要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在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伺机挣扎出来逃跑。跑到一块高地下面的水塘，在周围的草丛中躲起来。民团赶来追捕搜寻，有好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可以碰到人，可是，还是没有发现，直至天黑，民团放弃了搜寻，毛泽东才爬起来，装做农民的样子，连夜逃走了。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工作异常紧张，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他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直至飞机轰炸响声，好几位同志急着劝他赶快躲躲，他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才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他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墙也塌了。毛泽东说，这种差一点儿死去的事的确还有过多次。

毛泽东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严重的侵犯、损害的危机时刻，一个革命者，一个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为己任的热血男儿，绝不要爱身、惜身、护身，置党和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应正气凛然，挺身而出，临危献身，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曾形象地把这种惊风雨、泣鬼神的壮烈场面概括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近代和现代史上许多类似“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光耀简册的篇章，正是国魂、民魂的体现，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至今读之，使人不禁回肠荡气，声泪俱下。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同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应作出牺牲时，也“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正如鲁迅劝告青年在同敌人作斗争时，不应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收获却又太小。关于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以他指挥战争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保健养生之道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人们是没有理由去轻身、戕身、害身、损身， 相反，应惜身、爱身、护身、健身、养身。毛泽东重视人民的健康，他也重视自我保健的养生之道，但这并不是目的，他认为保持健康才是学习求知与从事革命工作的基础。

中国古人的“养生之道”，除去那些唯心的、迷信的、消极的糟粕以外，也有不少是符合医学科学道理，符合中国民情，是积极健康的健心强身之法。中国先秦诸家的养生之道、历代名家的养生之道，都含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养生之道的文化营养，在他本身的战斗一生经历中，他对健康、体育锻炼、保健、人的寿命、人的生死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坚持体育锻炼。毛泽东一生坚持体­操­、散步、跳舞、爬山、外出巡视、远途旅行、游泳、梳头、按摩、擦澡、书法等健身锻炼。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著的《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与德育、智育的三者关系，论述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阐述了体育之功效和锻炼方法，并身体力行。他参考了古代养生法的“八锻锦”、“五禽戏”而自编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头与打击等动作，共6段27节。除了“六段运动”体­操­外，还有冷水浴、游泳、风浴、日光浴、登山、露宿、长途远足等有意识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野蛮体魄”。他以多种体育项目磨炼身体。毛泽东晚年自编了一套“自由体­操­”，有时在散步中可以边走边作。他深呼吸，缓缓散步时，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关节；有时屈伸肘腕关节，时常旋转双肩，以肩带动肘臂作圆周旋转运动，左肩向前上，右肩向后下，交替转动，也可同时做腰部旋转运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这套动作。毛泽东爱好游泳，他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吃安眠药办不到，散步、看戏、跳舞也都做不到。游泳可以不想事，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毛泽东长时间用脑力，感到头部不适、疲劳，便找卫士帮他梳头，从前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舒展放松。他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还有擦澡。毛泽东年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已习惯于在天刚亮时就到水井旁，脱去衣服，用吊桶打冷水淋身。淋后擦身，擦后再淋、再擦，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冬季也如此。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勇猛与无畏。后来年纪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为温热毛巾擦澡。卫士一边给他擦澡，他还可以看书、看文件，擦时四肢、胸腹背都擦。他说：“擦澡好处多，除去清洁之外还可以按摩，促进循环，有健身作用，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可预防感冒。”毛泽东这些运动锻炼，对促进他的健康与长寿都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视饮食起居的保健。毛泽东的生活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他饮食餐次不定，常是一日两餐或两天三餐，他还常说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白天睡觉晚上办公。这些对身体是很不利的，但这种无规律的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律，或者规律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的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青菜较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米饭有大米、小米，还可以加点百合、红薯、芋头之类。菜以绿叶为多，则多粗纤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的饮食原则 是：荤素搭配，以素带荤、粗细搭配、海陆搭配、杂食不偏、口味清淡、餐次适当，内容简朴、热量适中。[30]毛泽东爱吃辣椒，每餐必有一碟红辣椒，而且越辣越好。其实，辣椒就是一种含维生素C的蔬菜，辣味还可增进食欲。毛泽东有抽烟的不良嗜好，但也有爱好喝茶的良好习惯。茶叶的维生素C含量相当丰富，其纤维素更为丰富，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P及蛋白质、糖、酸类等，茶叶中的含量也很丰富。毛泽东说过：“茶养心益思、明目、少卧、轻身”。他还说：“这些可是你们的医学祖师爷李时珍说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菜饭饮食也是一种文化，他很重视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东方大国，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很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了宫廷又传到了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他们得心脏病也比中国人多。”“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他还说过“豆腐、豆芽、皮蛋、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都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重视­精­神与心理的养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养生之道，养心重于养身。毛泽东­精­神心理上的乐观主义、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注意“制怒”，对个人的衣、食、住、行从无特别要求，不要高标准、不求享受、不食珍肴、不食补品、衣着朴素、喜住平房，日甘淡泊的生活。他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养生也是很突出的。毛泽东常以曹­操­《龟虽寿》的诗为借鉴，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的气概，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毅力来对待生老病死。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喽。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毛泽东告诉他的保健医生，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他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毛泽东的养生健身“16字诀”，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这对健康是很有益的。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晚年心情坦然地对待死亡，对死采取顺其自然的超脱乐观态度。1961年9月29日他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并说：“我随时准备死亡。”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和当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时，又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诙谐幽默地说：“我快要上天堂了！”“我收到上帝的请帖。”1976年他病重时，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毛泽东对死的态度多么坦然、豁达和乐观。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10页。

[2]转引自周培源《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3页。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4页。

※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倡仪实行火葬》，他第一个签名，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6] 《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66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3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9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8页。

[13] 《孟子·梁惠王》。

[1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4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588页。

[16]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

[18]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19]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20]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2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第629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第629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页。

[28] 毛泽东：《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2日)。

[29] 转引自《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09页。

[30] 《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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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

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

苦乐观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处的时代、阶级、生活环境和人生观不同，对苦与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苦乐观作为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同一生活境遇常常会得出不同的苦乐评判。在劳动人民看来是乐，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苦；反之，在劳动人民看来是苦，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乐。毛泽东以历史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明这一真理。

1948年8月28日，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1]由此可以看出，苦乐观之所以具有阶级­性­，因为它与一定的阶级的利害关系相联系，是一种社会意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它意味着人民获得解放，所以对两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欢乐；反之，对中美两国反动派来说，则意味着失败，丧失了利益，是最大的痛苦。可见，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人们衡量苦与乐的标准也不同，看法也不同。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以人民的苦乐和人民的利益为衡量苦与乐的标准。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把个人的痛苦与国家、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起来。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以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痛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并努力为之奋斗终身。

1936年9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严重局势，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2]他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为最大忧苦。为了挽救民族的苦难，他提出建立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互相合作，唤起民众，“驱除日寇，挽救危亡”[3]。

1937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在给他的信中叙述了艰难的家境，想出来谋个事做。他在同年11月27日回信中，对亲友和一切穷苦同乡表示深厚同情，并耐心教育，指明出路。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信中说明，“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还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他请文运昌带信告慰穷苦乡亲，“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4]毛泽东这些情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以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为己任，表明了他是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息息相通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联米高扬会谈时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住与工作问题，”[5]农村农民的缺吃少穿的问题，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6]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也以人民的乐为乐。当革命胜利发展、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当看到有些同志有所进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例如，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叫苦不迭，贫苦农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弹冠相庆。毛泽东对此兴奋不已，热情歌颂赞扬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称农民运动“是四十年及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7]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这期间，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欢乐。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到北京，一路上大家的情绪很活跃，毛泽东也很高兴。在上汽车时，他诙谐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这里说的“进京赶考”，就是指全国胜利进城后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考验。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9]他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开国大典上，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看作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最大欢乐，把个人的喜悦融合在人民大众的欢乐之中。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毛泽东感到高兴。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Ｇao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篇按语。毛泽东对1955年我国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步，也深感欣慰。六十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西南考察、讲学，大有收益，毛泽东致信表示极为庆幸，还说，华罗庚“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0]。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喜所乐，所幸所庆，无不与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相关。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进步、欢乐，也就是他的欢乐、喜悦。

毛泽东晚年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时，对马周奏折中的“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1]。毛泽东对这段引文极为赞赏，逐字加了旁圈，并在此处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毛泽东很重视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以及“必也使百姓安乐”的观点，认为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

人民的苦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社会发展，使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看作是个人的最大快乐。他一生为人类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发展，乐于吃苦，艰苦奋斗，战斗不止，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快乐。尽管他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共产主义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群众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

总之，以人民的苦为己苦，以人民的忧为己忧，以人民的乐为己乐。这是毛泽东衡量苦与乐的根本标准，也是毛泽东苦乐观的核心思想。

勿庸置疑，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苦乐观是带阶级­性­的。但在特殊情况和特定环境中，苦乐观不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城楼，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这位巨人发出的巨声，震撼着世界，震撼着天下炎黄子孙的心，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荣共乐。这已经超出一个阶级的独乐，而形成除国贼以外的各阶级的同乐。这时的“乐”是带有共­性­的。大敌当前，当国难日亟，水深火热，苦难日深。这种苦难的现实与感受，不只是一个阶级所独有，除汉­奸­投降派以外，其它阶级也是有共同的感受的。此种苦难的­性­质，也是整个民族所有，中国人所共有的，是不带阶级­性­的。毛泽东提倡和缔造的爱国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基础上。承认苦乐有共同­性­，不带阶级­性­的一面，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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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与乐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一切事物，正确地揭示了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也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苦可转化为乐，乐也可转化为苦。人们所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第一，苦中有乐，变苦为乐。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喜悦心情，阐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经历25000里的长征。毛泽东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部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12]。他在1958年12月还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3]。这说明红军长征，其行程之远，经历之苦，牺牲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以苦为乐、为荣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4]，一切艰难困苦，统统不算一回事。那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的一座座高山，只不过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波浪罢了；那横亘在贵州和云南两省之间的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只不过像在大地上滚动的泥丸罢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5]。毛泽东用“更喜”和“尽开颜”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红军长征这一变苦为乐的伟大史诗。

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感到苦中有乐，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变苦为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觉意识到在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谋求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欢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确实是“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即在苦中；而以艰苦奋斗换来的快乐总是使人难忘艰苦的历程，苦亦在乐中。这也说明，苦与乐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苦乐相生，苦中有乐。我们要自找苦吃，自寻乐趣。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别革命。革命不经过艰苦斗争，又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呢?我们从事任何工作，不经过痛苦的磨炼，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或者艰苦的求知，或者艰苦的生活，怎么可能­干­出优异成绩呢?世界上没有不费任何气力、不吃一点苦就能办成的事。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社会发展或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由苦转化为乐，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实现向乐的转化。所以，真正的快乐只能由奋斗的艰苦转化而来。

自然，吃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变苦为乐。鲁迅说过：“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战斗，但为的是改革。”[16]这就是说，是为了变苦为乐，为了使人民获得欢乐。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并不是安于贫苦，去当“苦行僧”，而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感到快乐；现在吃苦，正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少吃苦而感到苦中有乐；个人和少数人经历困苦，正是为了换得他人和多数人的欢乐和幸福而感到欣慰。倘若吃苦的结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幸福和欢乐，还有什么“荣”可言呢?老吃苦而不能由苦转化为乐，还有什么“乐”可言呢?这种苦与乐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是毛泽东苦乐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者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栅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里讲了领导作风问题，同时也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的。毛泽东一生，始终保持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品格。毛泽东在战斗年代，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建国以后，环境条件虽有了好转，但他的生活仍是极为俭朴。他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粗粮，米饭里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有时他吃一碗麦片粥或几个芋头，就是一餐。他身边的医务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制定菜谱，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吃饭时总习惯地敲敲碗盘感叹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医务人员有时建议他吃点名贵菜肴和补品，以改善和提高他的饮食水平。毛泽东则皱着眉头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就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17]

1957年12月，有名卫士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掰了一块糠皮窝头，又把捂馊了的窝头放嘴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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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

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苦与乐的矛盾?毛泽东的苦乐观要求，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发扬不怕苦的革命乐观­精­神。

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

，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们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23]

毛泽东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早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提出“谁主沉浮?”昭示未来主宰世界的力量，决非反动派，而是人民，他鼓励有志青年“中流击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24]毛泽东从困难中看到前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25]可见，他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毛泽东于1959年8月在与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会见时说，我每年都要横渡长江，或游其它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还打算游过黑龙江。斯特朗当时对他说：“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哎，你完全正确!”他还高兴地挥手说：“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们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派。”[26]

毛泽东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视一切艰难困苦为寻常，永远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7]这也是说，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中，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快乐。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救国救民，以为劳苦大众吃苦、斗争为乐。1945年，当国民党当局积聚力量，蓄谋发动全面内战时，为了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28]他倡导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求一切革命同志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挑重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不同革命时期，毛泽东写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雄浑豪迈的诗词，形象地赞扬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困难作斗争，而且能够战胜敌人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八连颂》诗中，“为人民”，向全国军民提出“要自立”和“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八不怕。[29]这是对“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做了新的概括和形象的发挥。

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表述了共产党人为了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大众的欢乐、幸福，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和生死观的内在联系，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5] 《历史巨人——帅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页。

[8]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4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4—1465页。

[1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5页。

[11]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92页。

[12]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3页。

[1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14]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6]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

[17]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8]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

[2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21] 见《孟子·告子下》。

[22] 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学史》第323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26] 参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

[27] 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

[29]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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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级的荣辱标准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和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

荣辱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重视荣辱问题。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的命题。这一命题把道德、荣辱观念同物质消费水平联系起来，包含了进步的因素。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

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些格言都包含有强烈的荣辱感，在我国伦理道德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的荣辱观，是对中国以往的荣辱观的批判汲收和继承。

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不同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各自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荣辱观。马克思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这就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3]。这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因其占有财产和奴隶的多少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谁拥有的奴隶越多，等级就越高，就越光荣。奴隶主们把奴隶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以污辱、残害奴隶，对奴隶用­肉­刑，像拍卖牲口一样拍卖奴隶为荣；以从事体力劳动，给奴隶以人的待遇，归还奴隶人身自由为最大耻辱。在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更加发展和完善，封建地主阶级更是把特权和等级作为划分荣誉高低的标志。毛泽东说，一部《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兴衰荣辱史的缩影。读《红楼梦》要了解“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纲，讲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怎样以其豪华奢侈，横行霸道为荣誉。他还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取消封建特权的同时，仍保持了等级的荣辱观，并把荣誉归结为金钱的多少和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下贱、耻辱的。

不管怎么样，在私有制社会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把个人荣耀、剥削集团的荣耀置于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他们的荣誉，实质是等级制度和个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里，尽管剥削阶级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但依然有劳动人民的荣辱观。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特有的荣辱观。在劳动人民中，那些热爱劳动、技艺高超、勤俭朴实、见义勇为、忠于爱情、为人正直、主持正义的人，是最受尊敬、享有荣誉的；而把那种不劳而获、欺诈勒索、巧取豪夺的行为看作是卑鄙的，把那些沽名钓誉、谄媚取宠、卖身投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一切人类进步的荣辱观的积极因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即马克思主义荣辱观。

可见，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荣辱，有各个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前面已说过，剥削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私有制和更多地占有金钱、特权的基础上，他们总是把荣辱与有无特权和财产等同起来。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对人民、对集体、对祖国、对人类尽义务的基础上，它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什么人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生活状况，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还是损害革命战争时期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判断荣辱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今天，立志改革，诚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是最光荣的；反之，阻碍改革，腐败倒退，损害人民的利益，出卖国家的利益，丧失国格，就会被认作耻辱。如同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8]。

毛泽东还论述了人死的荣辱标准问题。他认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无尚光荣，替法西斯卖力、或仅仅为个人私利而死，就死得可耻。1946年4月，毛泽东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9]，他还为建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说：“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尚光荣”[10]。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中，写了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11]，以身殉志，不亦伟呼！”[12]这段话谈了评判死的荣辱标准，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他们为正义、为真理而壮烈牺牲，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今天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改革开放，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斗争而献身，同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无尚光荣的。

一般地讲，在阶级社会中，荣辱观往往带有阶级­性­。但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荣辱的思想不总是与阶级­性­相陪伴的。在热爱祖国的旗帜下，其荣誉的­性­质却是公民所共有的。例如：当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时，不论台湾、港澳、或海外侨民，凡是炎黄子孙，无不雀跃若狂，眉飞­色­舞，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一种纯真朴质的荣誉感油然而生；又如，当我国长征火箭成功地又发­射­了一颗奥新卫星时，无论国内外、海内外的中国人，无不扬眉吐气，欢呼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欣喜我国某些科技水平已跻于世界之林。一种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环球与共。在上述情景中荣誉已经超越了阶级界限，是不带阶级­性­的，是炎黄子孙所共有的。同样，当强敌入侵，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烧毁我房屋，当国破山河碎，九洲同仇敌忾之际，除汉­奸­卖国贼之外，不管姓“无”或姓”资”，莫大的屈辱感是共同的。由此可见，屈辱观除了有阶级­性­的一面以外，也还存在着共荣共辱带共同­性­的一面，倘忽视后者，那会造成片面­性­。

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分析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把荣辱观用之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就是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中，提出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是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对无产阶级的荣辱观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情况，也就是可共辱而不可共荣。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勾践，当他被吴王夫差消灭之后，曾与文种、范蠡等戮力同心，兴越灭吴，忍受着亡国之辱。待灭吴之后，勾践不仅不能与文种等共享荣尊，反而顿萌杀机，首先杀了文种，范蠡立即携西施离开越国，泛舟五湖，成了时聚时散的巨富。一是刘邦在屡败于项羽之时，曾与萧何、韩信、张良、彭越等功臣，共过屈辱。但一旦身处九五之尊，刘邦则认为，安乐荣誉是不能与旧臣共享的。其枭雄­阴­狠的面目，就难于掩饰了，竟以杀戮功臣为快。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处理统一战线制定的共荣共辱的方针，又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剥削阶级政党所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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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荣誉高于个人荣誉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荣辱标准本身，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结合起来，强调集体荣誉高于个人荣誉，体现了无产阶级荣辱观的集体主义实质。

荣誉既有个人荣誉，有他人荣誉，也有集体、人民、国家荣誉。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荣誉与他人荣誉、集体荣誉的关系，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荣辱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在鼓励人们珍惜个人荣誉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为集体、为人民、为祖国、为党争光，强调“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党的光荣”，强调荣誉属于人民……并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的人提出尖锐批评。

首先，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保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是社会的一成员。个人离不开集体，离不开人民，也离不开社会。国家荣，人民荣，个人也荣；反之，国家辱，人民辱，个人也辱。个人的荣辱与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前，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没有任何尊严，中国人在世界上就倍受欺凌，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和说话的权利；建国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傲然立于世界之林，每个爱国者都感到扬眉吐气，在国际上受到尊重，有了自己的地位，感到中国的光荣。事实说明，个人荣誉是以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为保证的。没有集体、人民、国家的荣誉，也就没有个人的荣誉。

其次，集体荣誉是个人荣誉的基础和归宿。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的集体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不是哪个英雄豪杰包办得了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人民群众，个人的力量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不可能有所作为。个人荣誉固然与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分不开，但这种贡献是在党和人民提供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做出来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没有集体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协作，个人就一事无成。毛泽东说：“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毛泽东还多次说他的著作，是集中党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写成的。雷锋说得好：“荣誉从集体中来”。这就告诉人们，个人的荣誉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广泛地包含着群众和集体奋斗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此，一个人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产阶级人生观和道德觉悟的人，应当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作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继续前进的鼓励和更高要求。

当然，人民群众和集体的荣誉也是由其中每个人所建立的功绩组成的，也可以由某些先进分子的个人荣誉所代表的，1946年11月毛泽东的题词写道：“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14]，他还说：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15]。

毛泽东的荣辱观在强调集体、人民荣誉的同时，并不否定个人荣誉，而是鼓励个人有荣誉感，鼓励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集体、人民、国家多尽义务，多做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关心个人荣誉，本质上是关心自己履行了社会义务的道德评价，是关心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成果，是正常的，合理的。那种毫无进取之心，荣誉之感，对荣誉与耻辱的道德评价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十分错误的。因此，人人都要有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荣誉感和自尊心，社会集体应当鼓励个人建立功勋，争取荣誉，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荣誉和自尊心。

再次，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荣誉属于谁?不同的荣辱观历来有不同的回答。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专为个人争名争利，沽名钓誉，贪天之功为己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甚至嫉妒人家，造谣中伤，为了追求个人虚荣而不惜损害他人荣誉和集体荣誉；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荣辱观，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对他人的荣誉为之庆贺、赞扬，自觉地、虚心地向他人学习。

毛泽东一贯提倡“诚心为人民服务”，个人应当把荣誉归于人民。在他看来，最高荣誉，应属于人民，属于党，而不应属于个人，最大功劳应归于人民，归于党，而不应归于个人。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表率。例如，1954年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泽东以最高荣誉的提案，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在8月6日就作了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批语。再如，1954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印送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在审阅中将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句中“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在荣誉面前的高风亮节，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

毛泽东认为，在荣誉面前，应当有真诚的谦逊，有“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自知之明，而绝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弄虚作假以骗取虚荣，不能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他对丧失为人民服务­精­神而专门为个人争名争利，贪图虚荣的人，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有些人“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较薪水高低，争名争利”，“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还说：“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这种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在荣誉面前斤斤计较的追名逐利的人，是十分可鄙的，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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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贵在永葆

毛泽东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荣誉有两重­性­，耻辱也有两重­性­。荣誉能够鼓励和鞭策人前进，同时也会使人骄傲，犯错误，走向反面。我们党历史上的林彪、高岗、饶漱石，都曾经是人民功臣，后来都变成|人民罪人。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死无葬身之地。高岗畏罪自杀，落得个可耻的下场。1937年10月，毛泽东《给雷经夫的信》中说：“黄克功[16]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

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17]黄克功由光荣的红军­干­部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罪人。这说明，荣是可转化为辱的。耻辱，使人倒霉，使人颓丧，是个坏事，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进步的动力。正如马克思说的，“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18]事实正是这样，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无忌惮的侵略掠夺，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然而，我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从耻辱中逐步觉醒过来，满怀悲愤的民族热情，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多少革命先烈，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推翻了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被蹂躏被欺侮的日子，恢复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虽受囹圄之辱，却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招贤纳谏，依靠人民，一举灭掉吴国，报仇雪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成为化辱为荣的强者。从这一点上说，辱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成为荣。正因为荣与辱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荣可转化为辱，辱也可能化为荣。因此，如何防止由荣转化为辱，如何保持荣誉，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才能保持荣誉呢?毛泽东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保持荣誉问题。

首先，“贵在坚持”。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这是永葆荣誉最根本的一条。他在祝词中还说：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年纪老，“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有益于青年，一贯有益于革命，艰苦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9]毛泽东说的“一辈子”和三个“一贯”，意在强调“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强调做好事“贵在坚持”，这是保持荣誉的关键。一个人如果只做一阵子好事，以后不做了，甚至做起坏事来，他就难以保持荣誉，甚至会由荣转变为辱。

其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泽东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永远记住这个真理。”[20]他还说：“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挫折的时候不能悲观”。他特别强调要“反骄破满”，说要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指出：“骄傲自满的危险。不要逞英雄”。“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还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962年初，有一次他批评一位当时在湖北省荆门县委工作的领导­干­部说：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并非普通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通真理。毛泽东这番话含有深刻的哲理。那位领导­干­部没有很好领悟毛泽东的教诲，后来没有过好“两关”，犯了错误，摔了跤子，一直感到心中有愧。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保持荣誉，还要反对自满，要“自己不满意自己。”[21]这也是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他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2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中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三十五年啊!”我们要珍惜和保持荣誉，就要学习毛泽东这种谦逊不满意的思想。

毛泽东还认为，不能把荣誉与资格、职位等同起来，资格老，职位高，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今天，更不能说明未来。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而应靠正确，靠真理，靠为人民服务吃饭。他说：“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不能原谅。”这说明，任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荣誉簿上居功自傲的思想，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格格不入的，都是很危险的。真正珍视自己荣誉的人，应当牢记“满招损，谦受益”这一真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荣誉的获得作为继续为人民做更大贡献的起点和动力。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上的致祝词中所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如何保持荣誉的论述，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再次，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说实话、办实事，是做人之本。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23]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实话、办实事，不讲假话，不图虚荣。

毛泽东还认为，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应当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24]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农村工作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严重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他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检讨错误，说“我现在的心情是‘域有流亡愧俸钱’”，并为纠正错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花了很大力气采取了种种措施。60年代初，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并身体力行，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提出反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试行中注意听取反映，虚心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修改草案中改变了保留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原规定，他说：“不利于生产的食堂非散伙不可”，还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提倡实事求是原则，努力纠正错误，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今天，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肯定他在60年代初不断纠“左”过程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措施，肯定他所作出的贡献。

再次，“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也是如何保持荣誉的重要条件。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1939年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天。他还说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毛泽东活一天就学习一天，他几乎是在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学习生活。

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一再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5]他强调学习中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建国后，他多次提出再学习的问题，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多次指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指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26]并表示要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和认真研究。

由上可见，学习是为人民服务，保持荣誉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如果不学习，就会赶不上时代，不能前进；不学习，就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胜利；不学习，就要犯错误，做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不好务。总之，只有学习，只有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前进，才能永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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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屈辱的考验和挑战

在进退、得失、荣辱、毁誉之间，无论古人今人都有许多能善处之的。单就屈辱这一面来说，也是有两重­性­的，笔者在前面已作过简略的分析。屈辱既有使人激愤、奋进、化辱为荣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使人沮丧、颓废、悲凉，从而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的绝境。因此，正确对待屈辱，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同样是蹉跎失路，“落魄不隅”，而气常自若者有之。如白居易说：“无事日月长，不

霸天地阔”。韩信青年时期，落魄乡里，有人奚落、嘲弄他，致受胯下之辱，但他却“得失何当宠辱惊”，终成“将略兵机命世雄”，荣膺汉代开国功臣之一。司马迁是人们所熟知的。他遭受极大的屈辱，不仅因此下狱，而且受以腐刑。但司马迁为了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他忍辱负重，用20年的时间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学巨著《史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文革”中处于“四人帮”严重迫害、损志辱身的困境，仍引吭高歌：“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的这种轩昂磊落，达人大观的风度，又何其壮哉!

当然，历史上对屈辱、逆境不善处之的，也不乏其人。其中，带典型的有唐代诗人孟郊。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他对名落孙山，感慨万千，伤心流泪。在《再下第》诗中说：“两次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在一首赠别友人的诗中又说：“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在孟郊看来，天地虽宽，但到了几乎无以容身的地步。项羽兵败垓下，这无疑是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一生中极大的屈辱。他承受不了这一屈辱而走上自杀的绝路。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一番颇有­精­辟的议论。杜牧认为：“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兵家胜败难于预料，即使失败，含垢受辱，忍小就大，也是英雄本­色­，何苦悲观绝望，自刎乌江？何况，江东子弟多英俊之才，如果重振斗志，渡江以谋东山再起，是有可能转败为胜，死里求生的。同样，苏轼在《论贾谊》一文中，也有类似杜牧的观点。苏轼认为：“贾谊王者之佐，惜乎不能自用其才”。其表现是：一、不善处“穷”，也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逆境；二、受不了怀才受谤的屈辱，不能“忍小就大”；三、不能等待时机。“一不见用，焉知终不复用”？在一时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便忧愤而死，实在是“志大而量小”。项羽的失败自刎是发人深思的。毛泽东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成的。

对屈辱的人生逆境考验和挑战，毛泽东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毛泽东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屈辱、逆境面前，必须信念坚强，知难而不避难，逆境而进，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四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在屈辱面前信念坚强，逆境而进，进而不退，知难而不避难。这又是毛泽东在荣辱观上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恢宏光大的。

[1] 《管子·牧民》。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5]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72页。

[6]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9]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0]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1] 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金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孑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之一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参考文献

[12] 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2页。

[13]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14]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5]《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6] 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6队队长，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1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

[19]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页。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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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与情趣观

人民是幸福的主体

幸福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人生的感受和评价，是美好的象征。人类对幸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外的思想家们对幸福作出过多种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回答：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鼓吹弃绝尘世，追求“天国幸福”。中国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人的追求幸福是邪恶的“人欲”，是“天理”——封建等级的伦理秩序不相容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还有一种是介于以上

两种对立的幸福观之间的。应当肯定，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幸福观，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幸福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幸福观评价时所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2]但它们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离开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的幸福问题，既无法理解幸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懂得实现幸福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幸福的真正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才真正得出了关于幸福的科学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感受和评价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每个人都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去理解和评价生活，谋求幸福，从而形成了对人生目的和追求的不同，对幸福内容的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这就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和集体，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幸福观。封建地主阶级追求的幸福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榨取农民的血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娇妻美妾等等。资产阶级追求的幸福是金钱，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3]他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去榨取工人的血汗，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去赚更多的钱，在生活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腐朽糜烂；而无产阶级则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

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幸福观是带有阶级­性­的。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都是以极端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幸福观，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把个人幸福建立在阶级、集体幸福基础上，认为幸福的主体是人民。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提出怀疑：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农民的主人公呢?为什么地主豪绅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却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替他们种地的穷人，反而忍饥挨饿?这是对剥削者、统治者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之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直观否定，也是对幸福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人问题的朴素思考。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问题，明确认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幸福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4]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毛泽东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一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一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把人民群众视为幸福主体，把人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舍己为公，舍家为国，一心为人民，无限地忠诚于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毛泽东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无私奋斗的一生。毛泽东不愧是实践无产阶级幸福观的典范。

毛泽东的幸福观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为基础，坚持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毛泽东强调集体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认为社会生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与人民群众幸福结合起来，个人幸福才是现实的。无产者个人要获得自身的解放，惟一办法是通过整个阶级的集体奋斗，彻底摧毁导致自己苦难的阶级的、社会的根源，从集体的解放和幸福中求得个人的解放和幸福。马克思说得好：“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5]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说过：“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6]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可见，社会整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基础。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幸福在本质上包含个人幸福，个人为社会、人民谋福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子孙后代造福，乐就在其中。“历史认为，那些专门为公共谋福利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的人谋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7]一个人要是离开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幸福。当然，毛泽东的幸福观决不是否认或忽视个人幸福，相反，它认为个人幸福是社会整体幸福的表现，主张积极关心和维护个人的幸福，并尽力创造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实现个人理想，获得个人最大的幸福。个人幸福不能离开集体幸福，同样的，集体幸福也离不开个人幸福。离开了个人幸福，集体幸福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相结合，集体幸福高于个人幸福，人民是幸福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幸福观中的实际着眼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集体幸福同个人幸福是基本上一致的。毛泽东说：“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8]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与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9]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的国家集体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集体幸福中包含有个人幸福。没有这个公的集体，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幸福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这是公私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人，为集体利益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要为公的、国家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劳动和工作。所以，毛泽东一贯提倡把“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言论和行动，“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为个人幸福创造条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0]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文化教育、公费医疗、体育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可见，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着人民群众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所以，国家、集体要真正关心个人，造福于人民群众。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过：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这一批评是很正确的。可惜毛泽东晚年在实践上，又重犯斯大林时代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过分强调集体幸福，而不大注意个人的幸福，也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总之，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集体的幸福内包含有个人的幸福。既要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强调集体幸福，人民群众幸福，又要讲个人利益，讲个人幸福，要使人人为集体，必须集体为人人。列宁说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11]的名言，就是这个意思。个人要竭力为社会、集体造福；社会集体也要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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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

幸福的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实现，应当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

对幸福的内容，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首先，肯定物质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提出全边区的同志必须“用尽全力替农民谋福利，使农民很快富足起来”。他还说：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第一位的工作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195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5]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这些论述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内容，阐明我们从事阶级斗争，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变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幸福”。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幸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制约和影响­精­神生活。为人民谋福利，首先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只是空谈幸福。毛泽东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纳入幸福范畴，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人民是幸福主体的思想。

幸福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质享受划等号，更不能把幸福归结为个人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享乐观。一个人如沉溺于物质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势必感到­精­神苦闷、空虚、绝望；一个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钱就可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伪善的欺骗的土壤，甚至使人堕落，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值得警惕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早已摒弃了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近年来在我国重又有所滋长，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味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现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是应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的节­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革命，一切眼前个人利益可以抛弃。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幸福观的灵魂。

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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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就是幸福”

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对幸福怎样理解?”他明确而简单地回答：“斗争就是幸福”。还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的开头满怀斗争意志的激|情，他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马克思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和斗争观。

斗争，这是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对人生最高法则与幸福的理解。在他进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个25年期间时，就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向自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了什么而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认识自然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宝贵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并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斗争科学，就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团结了斗争的力量，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回答人们提出为什么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原则斗争时，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2]马克思一生“目标始终如一”，毕生“为人类工作”，“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把“屈服”视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意味着斗争。幸福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人生道路，但他坚信，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又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的­性­格喜爱斗争，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斗争，愈善于斗争。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斗争是他的得心应手的事情。”[24]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了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断的团结革命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一回又一回的胜利，也同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内部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原则和荣誉。

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学习鲁迅的斗争方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在他看来，幸福和斗争是同一的，离开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离开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就没有亿万人的幸福，也就没有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共产党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它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所借用的、肯定的“斗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角度、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政治角度讲的，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矛盾的斗争，而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共产党人要推动历史前进，就不能抛弃斗争­精­神，不能抛弃革命­精­神，就需要战斗的风格。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创造人类幸福，就要和大自然作斗争，和社会上各种旧势力、旧残余作斗争，和敌对势力作斗争，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自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2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革命，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可见，只要对“斗争”不是作简单的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左”的理解，“斗争哲学”并不是错误的东西。近年来，有些人把“斗争哲学”歪曲成“斗、斗、斗”的哲学，诬之为“造反哲学”、“打倒一切”的哲学。嘲讽革命斗争­精­神，似乎它是“左”的同义语。他们鼓吹放弃斗争的庸人哲学，不承认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承认国内外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不敢讲斗争，不敢讲革命，阉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想。

当然，我们对毛泽东在各个时期讲的“斗争哲学”，也要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在50年代，批评了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错误，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旨，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但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却又违反了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又重犯斯大林的错误，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把对立绝对化。这样，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这确是值得我们反思，很好吸取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

[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页。

[7] 马克思，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10月23日。

[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9]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11]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13]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7]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页。

[18]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页。

[19] 引自《古今中外名言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0]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3] 转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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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自然

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大自然。他们的健康发展，总是和大自然的熏陶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喜爱大自然。他这样描述他曾经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湾边住过时的海面景­色­：“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浪花­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海湾，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恩格斯也是喜爱自然，特别是喜爱大海，死前“遗嘱”里还嘱咐，把他的骨灰“沉于海中”。列宁喜爱攀登雪山顶

，观看皑皑白雪的瑰丽景­色­。毛泽东更是酷爱大自然。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他热爱曾踏过的万水千山，热爱祖国的锦绣江山。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得到乐趣，也从自然界的大千景象中受到启发，得到力量。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

早在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有游历山川的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喜爱野游，他多次伙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到—师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橘子洲等处爬山、露宿、风浴、雨浴。1913年，他在《讲堂录》里写道：“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毛泽东嗜读《史记》，钦佩作者那喜爱游历山川的高尚情趣，认为司马迁的行谊文气与其乐于游历是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2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优美的自然风景，“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2]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途中，禁不住给罗章龙写信记述见闻，第一句是“诚大山矣”。信中还谈到古今仁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宿南岳庙的诗。1918年毛泽东同一些朋友到北京的途中，火车被大水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他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林三人便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当时，许昌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询问魏都的情况，并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了一番，并作诗纪行。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了半个月。在曲阜，他观看了孔子栽的古树，观看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小溪。他们游览了颜回和孟子的出生地，还攀登了东岳泰山。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过着戎马倥偬的生活，在激烈战斗的间隙，他领略了自然界开阔绚烂的气象。他热爱其踏过的万水千山，生动地描述出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3]的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看了白云山古庙和庙会演的戏。他说：“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懂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他对庙里的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接着，他转向县长说：“请县里拨一些经费，把庙修一修。”[4]1948年春，毛泽东来到葭县神泉堡，他多次去看黄河。黄河就在葭县的县城下穿过，宛如一条金龙。旭日当空，万里无云，眼前的黄河狂放不羁，奔腾翻卷，水花飞溅。毛泽东被眼前的黄河景致陶醉了，不禁叹道：“真美啊!”他久久凝视着黄河水，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毛泽东崇拜黄河，把黄河看作中华民族的产床和摇篮，看作是民族得以生生不已的血脉。他无限深情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毛泽东还夸奖船工们是黄河的儿子，是真正的英雄，说“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历史地高瞻远瞩地看黄河。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洛口视察黄河。这位在30年代吟咏“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宏伟诗篇的伟人，再度荡漾起一股激|情，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在毛泽东心目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中华民族的“源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孕育了他非凡的意志、智慧、情思和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他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据他身边的医护工作人员吴旭君回忆，从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一天第一次跟她谈起黄河的情景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1959年毛泽东生日那一天晚上，他谈起国家的困难，人民群众生活的困难，回忆说：“47年10月，我在黄河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得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因为我没有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有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也轻松一些。这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东西似的。吴旭君在一边给他调墨，她说：“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啊?”“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高志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19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毛泽东的情绪特别好。一天下午游泳回来，他对吴旭君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他还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吴把汪东兴请来交代了一番。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还准备了一些沿途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毛泽东也多了一项骑马活动。一切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后来他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1975年毛泽东大病初愈。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惜，这桩心愿他到底还是没有实现。[5]

毛泽东爱黄河、长江，酷爱大自然，酷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触景生情，写下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楚歌八千子弟，料梦魂应不到江东。……人生百年寄耳，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蒙城斜日，依阑目送飞鸿”。第二天，他又从南京飞往上海，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即兴写下辛弃疾的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常触发毛泽东的诗意，也往往使他联想到古代诗人的有关名诗名句。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杭州后，接连攀登了北高峰、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咏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下，欢迎有晚鹰。

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口占一首七绝：

翻身复进七人房(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6]

大自然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启迪人的美感，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人们的知识和才­干­，可以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使人们对祖国无限热爱。可见，山水之美对人们的思想感情、兴趣的启迪作用是广泛的，是深层次的。毛泽东的­性­格、情­操­、兴趣都同大自然的熏陶密切相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也同他酷爱祖国山河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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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

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泽东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7]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毛泽东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

毛泽东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

毛泽东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毛泽东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

毛泽东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住ⅰ獭ⅰ酢W、=、▲等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毛泽东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毛主席书房》和《毛泽东读史》，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8]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当然，毛泽东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泽东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9]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毛泽东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晚年虽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仍不愧为我们全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典范。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10]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毛泽东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泽东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毛泽东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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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诗词

对读诗词，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一直很感兴趣。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

早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就对诗词表现出了兴趣和才华。有一次，因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教师生了气，罚他们对对子，出“濯足”两字，毛应声即对“修身”，这不论字面、词意或平仄，都很工对。1910年秋，毛泽东离家到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抄了一首诗

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1]这表现了他对诗的爱好。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他读了《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后来，无论是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他都读过不少诗词。五六十年代，他曾在工余时间，勤奋地学习了中国的古典诗词。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涉猎是很广博的。他阅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以其为主写的《楚辞》，读了汉魏乐府，读了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历代名家的诗、词、曲、赋，他还读了鲁迅的诗作，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等。有的读后还写下了批注。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根据有毛泽东读过印记的书籍，抄写了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和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诗人共429位。[12]显然，这仅是毛泽东所读诗词的一部分。

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的诗，尤其是《观沧海》、《龟虽寿》诸诗，不仅吟诵，而且手抄。此外，他也喜欢《木兰诗》和《敕勒歌》。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所收六朝诗甚多，这也是毛泽东床头案前常翻的书籍。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唐诗，尤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李白是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李白那些气概豪迈、感情奔放、意气风发、幻想无边、强烈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权贵、不崇拜偶象的诗，毛泽东都很欣赏。如《庐山遥寄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等等。毛泽东还爱读李白的《蜀道难》，他曾对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哪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13]李白的诗被杜甫誉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毛泽东赞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14]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朝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7岁，博学多才。毛泽东称赞李贺是“英俊天才”，惋惜李贺早夭。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15]李贺流传于世的诗有242首，毛泽东圈划的就有83首。毛泽东对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以及《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父使者》、《官街鼓》等诗，都是很欣赏的。他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在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时，还用《致酒行》一诗中的“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诗句并赋以新意。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是很喜爱的，对它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李商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毛泽东也很喜爱李商隐的诗。不但喜欢他的《无题》、《锦瑟》、《嫦娥》等情致缠绵的爱情诗，非常喜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而且也喜欢李商隐的《贾生》、《马嵬》、《隋宫》等政治诗。

毛泽东喜欢“三李”的诗，也不排斥杜甫的诗，他曾手录杜甫的诗多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他从杜甫草堂处借阅过的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就有12部108本。他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会议期间，他阅读了唐、宋、明诸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和词，选编了《诗词若­干­首》一书，其中有杜甫的诗12首。此外，毛泽东也喜欢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王昌龄、温庭筠及初唐四杰的诗。在读这些诗时，他有时还加以批点。他对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极为赞赏。

毛泽东似乎不太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十分喜欢。在北宋词人中，他较喜欢苏轼、范仲淹、柳永等；至于南宋词人，他则偏爱辛弃疾，对辛的词圈划得最多。毛泽东也喜欢岳飞、陆游、陈亮、刘过、张元­干­、张孝祥、崔与之的词。他逝世前一年，还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和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此外，毛泽东还喜欢阅读各种诗话，从中搜集那些诙谐、幽默、讽刺深刻的诗词，搜集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他还爱好读楹联，写楹联。他非常欣赏鲁迅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句。毛泽东也读过不少新诗，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人的作品，但他并不喜欢新诗，他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6]他认为中国新诗的道路在于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营养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17]。这也就是说新诗要达到大众化、民俗化。

毛泽东一生爱读中国古典诗词，他学习非常刻苦勤奋，同时他也极富诗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写作诗词。最近，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中介绍了毛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写的两首诗，一首是1915年3月写的《挽易咏畦》五言古风长诗；一首是1918年4月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七言古长诗。全诗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李锐认为：“从现在幸存的这两首长诗来看，不论内容、风格、意境、练字、用典，就已看出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不平凡诗才了。”[18]

毛泽东醉心于诗词，一生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以诗为伴。他在各个重要阶段，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篇。1923年，辞别爱妻杨开慧，赠一阙《贺新郎》，“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佳句，堪称儿女情服从救国情的绝唱。1925年他写的《沁园春·长沙》，倾倒了多少中外读者。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记忆，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倜傥的­精­神风貌。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在戎马倥偬的行军途中，以诗抒豪情，表壮志，于马背上哼成了不少动人的诗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胸中却始终有个诗字。现在已公开发表的67首诗词中，建国后写作的就有31首。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绵延半个世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缩影。这中间曾出现两次高峰，一次是长征前后，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底，在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接连吟成《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临江仙·给丁玲》10篇诗词；一次是在六十年代，从1961年2月到1965年秋，收入《毛泽东诗词选》的有13篇。这两次创作Ｇao潮，无一不是出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常说“诗言志”，还说“心里没有气，怎么写诗?”在党的危险和艰难时期。毛泽东诗情宛如潮涌，他用自己的诗，抒发壮志与豪情，鼓舞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的诗词，感情丰富，气魄宏大，给人以力量和鼓舞，催人奋进。他诗词中的一些著名诗句，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无限风光在险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等，都蕴涵很深邃的哲理­性­和很强烈的战斗­性­，激励人们奋勇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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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书法

中国书法，是东方艺术的明珠，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毛泽东从青少年到晚年，一直喜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有深厚的情感，有独特的风格，有很大的成就。

早年，毛泽东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明耻篇》读后的批语，是魏体。1918年写的《夜学日志》，是魏碑体。他说：“字要写好，就得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来到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的父亲和贺子珍知他喜欢书法，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经常帮助购置笔墨稿纸。毛泽东非常珍爱“文房四宝”，他和贺子珍结婚时，贺子珍专门用几天时间亲手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赠给他。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是自己的“家宝”，经常随身带，练习书法。在井冈山、中央苏区转战赣南时，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有空，他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这种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确是令人钦敬!在练习书法中，毛泽东有深切的体会。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19]，后又学苏轼、黄庭坚、郑板桥，学怀素的草书。毛泽东学碑帖，的确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临摹过不少碑帖。他的用笔、结字均有来历，布局有渊源。但是，他学习书法又不宥于学古人碑帖，他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学习的范围很广，他走到那里都学习研究，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驻足好久，细心揣摩，而且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长征时期，他率部队转战到贵州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他就停下细心揣摩，赞扬“娄山关”三个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维妙维肖。他还不断用手在刻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而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何代?”毛泽东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更是如此。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是他在书法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陈秉忱[20]回忆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笔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的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21]又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草，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22]陈秉忱的回忆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是很有道理的。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他秘书田家英的信中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23]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在书法道路上誓攻草书的方向。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谁就是大师。唐代张旭和狂僧怀素以擅草而名世，被称为“草圣”。毛泽东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仅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逶、翩翩自肆的写法，而且在“神”上都相似。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24]田家英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毛泽东又不宥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的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独创风格。《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114幅墨迹，集中了他一生后半段书风成熟的书法艺术­精­品，尤为珍贵。这些手书，意境深远，气势超凡，笔惊风雨，纸生云烟，姿­性­任情，随意挥洒，表现出毛泽东书法的“飘逸”风格，说明毛泽东晚年的草书已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堪称一代大师、一代宗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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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江河

毛泽东酷爱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嬉水。他青年时代常和学友们到湘江橘子洲游泳。解放以后，他曾在渤海、黄河、珠江、湘江、钱塘江等游泳，还曾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把在江河湖海中游泳看做是对大自然的挑战。

毛泽东来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下午，他在湖边走动，遥望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和水利电力学院的游泳池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他说，守在这么大的湖边，不到湖中间来，只在浅

水里“泡”，有什么意思?说着，他要下湖“试试”。当时在身边的梅白说：“水草太多”。他笑道：“怕什么?大风大浪都不可怕，还怕什么水草?”说着就下水去了。他踩着水，拨开水草，径向湖中游去，被武大、水院的学生发现，一时间，数以百计的青年男女出了游泳池的栏栅游向深水，毛泽东在湖中间向他们挥手，不一会儿，陷入“重围”，他却哈哈大笑。只见他一会儿跟这个说说，又跟那个笑笑。说的内容也是好好学习，不要怕水。在夕照之下，毛泽东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后来，在罗瑞卿部长的示意下，一起游泳的同志劝他才上船。他同青年们均恋恋不舍，青年们听到学校的集合哨音，这才离去。毛泽东上船之后，一边擦水，一边低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7]，仿佛他又回到少年时代的湘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1958年9月，他同张治中将军来湖北视察工厂、农村、学校，又8次畅游长江。他们一起到黄石市视察，毛泽东在江边，不顾天气预报江面有七级大风，而坚持要下水游长江。下水不久，果然白浪滔天。他坚持在狂风巨浪中搏击，时而被卷进“深壑”，时而又被推上“高峰”。坐在登陆艇上的张治中将军请他上船，他才从容上船。张治中迎上去，像欢迎他凯旋归来一样，同他热烈握手。毛泽东笑着说：“文白先生，谢谢你的关心。”他拍着自己宽厚的胸脯微笑：“你看，平安无事啊。”

建国以后，从1956年到1966年的11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除上面几次外，1961年到1966年，共5次畅游长江，特别是1966年7月16日，当时已是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锻炼意志”。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刚毅意志和大无畏­精­神，是与他喜欢游泳，喜欢江河和大海分不开的。他的《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写游泳的诗词，就是借游泳炼身体，更炼意志，激励人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在与大风浪搏斗中去夺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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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朋友

1956年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甲舍住时，谈到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首诗时说，据周建人先生说：鲁迅反对一些人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毛泽东长叹一声，接着念“怜子如何不丈夫”，并说，我对岸英的死，就“怜”过，难道我是“­妇­人之仁”吗?好像一当了革命者，就六亲不认，就板起面孔才算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这段话，表露了毛泽东对情感问题的心态。

的确，毛泽东的生活，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都具有高尚的情­操­，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决非是“毫无感情的洪水猛兽”，决非是有些人说的“冷酷无情、使人望而生畏”的。

毛泽东一生交往很广，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有党政军的负责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有国际友人、还有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在这些交往中，感情洋溢，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尚情趣和丰富感情。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所评说的：“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28]斯里兰卡著名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说：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29]

毛泽东说过：“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还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在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中，坚持了这番道德原则，他的人际交往，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很有不同特­色­。

首先，党内交往重原则。对于党内交往，毛泽东坚持原则，不徇私人情谊，不搞私人亲疏，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直接了当。如在1947年，为了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更好进行土改运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中，对江青的历史发生怀疑。江青说自己是很革命的，她要毛泽东为她说一说话。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他尖锐责问：“你既然这么革命，为什么还要我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审查，谁也不能特殊”。江青说是对她的“造谣污蔑”，“现在有些人和反动报纸唱一个调，拿我年轻的事作文章，那背景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攻击你……”毛泽东愤怒地吼起来：“你给我滚!滚出去!”“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尖锐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搞帮派活动，抢班夺权，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主席”。结果令“四人帮”组阁­阴­谋失败。毛泽东对于主义的斗争一贯看得很重，对原则问题从来不让步，对于在政治上、路线上同自己有分歧的人，即使是过去同过甘苦的战友，他也是不会退让的，甚至可以决裂。

第二，私交重情义。对于私人交谊，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他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早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就结识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解放后，他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并决定派邓颖超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往上海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得知宋庆龄由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的消息之后，他到火车站亲自上列车欢迎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亲切地握手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一直很关心，他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经常派人给她送去礼物。宋庆龄也总是忘不了给毛泽东带去礼物和问候，彼此依然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密的来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直把宋庆龄看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当成党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胆相照，宋庆龄在交往中也真诚直言。1955年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反右运动刚起，宋庆龄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7年11月，宋庆龄仍随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莫斯科会议。建国初，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他对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的来访，不仅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去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啊!你真伟大啊，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第三，人际交往重真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坦诚相见，平易近人，这是毛泽东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认为，对朋友要真诚、坦诚，他一生厌恶那种待人虚伪，狡诈和自私的丑恶现象。毛泽东与李达的真挚友谊，坦诚相见的交往，是很突出的实例。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建国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激动地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一直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二人入座后，李达惭愧地说：“我一生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上，不是有个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适先生，一斧砍了张东逊，一斧砍了江亢虎。你有李逵的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还说：“你是理论战线上的鲁迅。你的《社会学大纲》，我佩服之至，批印发各个根据地。”1958年9月，在一次晤谈中，李达同毛泽东为一个口号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那一年，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武大的实习学生看到这条标语，回校告诉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种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毛泽东来到武汉，李达打电话给梅白，说“我要见润之”。他见到毛泽东后，就认真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则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可以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加以论证。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毛泽东也不退让，他气着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两人快要争吵起来。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下气氛。李达在火头上执意要走，不愿留下来吃饭。毛泽东只好叫梅白送李达回家，并说：“今天你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你以国计民生为重，我也这么主张，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对这次争论，毛泽东后来自我批评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梅白转告李达，感激他的帮助，约他再谈。李达听了梅白转述的意见后，感动地说：“还是润之气量大，君子之过如同日月，其过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毛泽东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他与李达之间的真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与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中认识的。后来，他们来往频繁，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情感交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泽东请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大江南北。途中，坦诚相待，无话不说。有一次，谈到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又说：“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社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就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治中解释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交往中的坦率、真诚。在视察途中20天，张治中把每天的见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30]这表明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很真诚的。

第四，朋友交往重信义。毛泽东交朋友，讲信用，强调要守信、不能失信。借帖重信义就是一例。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国家主席职务，退居二线。休息时便练习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常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从中取其神韵，取其所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由于那帖是珍品，黄炎培很不放心，总惦着，借出一星期，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看完没有?卫士借倒茶机会向主席报告了黄炎培催还的情况，主席听了道：“怎么也学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又给毛泽东打电话，还是问那本真迹事。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了吗?”到了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挥挥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讲信义，不失信，这是毛泽东交朋友的一个特点。

第五，深念旧情，感恩报答。毛泽东很重视师生情，徐特立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求学时的老师，在徐老60岁诞辰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了真挚而尊敬的贺信。在徐老70大寿时，毛泽东偕朱德等前去祝寿，特意送了一盒寿糕，并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大字。毛泽东这种尊师重教的师生情，一直在全国人民中传为美谈。袁吉六也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袁文做得好，字也写得好，作风严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写古文，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请几位老朋友作客。席间，大家谈起袁吉六先生“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毛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饭后，毛泽东请周世钊带人民币400元，给袁先生夫人戴长贞作营养费，以表示对先生家属的关切。还有，毛泽东对老师，从不计个人恩怨，不咎以往，看重学问和教德。1915年，毛带头在湖南一师闹学潮，要赶走那个“反动校长”张­干­。张­干­坚持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未成，又要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重庆谈判前夕，张­干­又贸然给毛泽东发那封有失恭敬的电报。解放后，张­干­成了地主，想起往事，更是惶惶不安，夜难成眠。可是，毛泽东并未计较这些，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这位老先生。当得知张­干­的情况后，在一次会上当着众师友赞扬说：“张­干­三十几岁就当一师校长，不简单。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0年国庆节不久，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请省政府给张­干­等教育界老人的生活酌情救济。于是，前后两次将1200斤米和50万元(旧币)送到张­干­家。张­干­很感动，给毛泽东写信热泪盈眶。不久，张­干­应邀进京，在毛泽东家作客。叙谈间，毛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深情地说：“你们平时老是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毛泽东与张­干­的关系，体现了他的宽阔胸怀和炽热的师生情。

毛泽东对亲属故旧是很有感情的。他不仅深情怀念爱妻杨开慧，遣儿前去扫墓，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而且在建国后还多次资助生活困难或有病的好友、同学，仅1955年就给3位早年同学和一位邻居寄了900元钱，“以助急需”。

毛泽东多次说：“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凡过去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总是感恩的，一定要报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得知郭生活困难，在1954年给他寄了人民币200元，“以资急需”。贺晓秋，早年和毛泽东参加韶山地区农民运动，为此，家里30多亩田丢了，为逃避反动势力的追捕，他带着老婆子女流落他乡，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建国后，毛泽东给他写了信，后来得知他儿子贺凤生患病，还给他寄了300元钱作为治病费用。1960年农历11月28日，贺凤生遵照他父亲遗嘱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反映那几年农村情况。毛泽东对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早就不在人世了。”毛还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地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人的共同努力。”电影《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感人肺腑的情景。

再如，章含之写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泽东和章士钊》一文，也生动地叙述了毛泽东“还债”的动人情节。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和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的经费，去上海找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名流捐献，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章士钊在经济上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解放后经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些钱给章士钊作为生活补助。1963年初，毛对章的女儿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每年还2千元，10年还完2万。”每年春节初二，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去2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2万元。毛泽东又说还“利息”，并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

总之，毛泽东生活的广泛兴趣、爱好、深情的朋友交往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情趣是多方面的，很丰富的，是健康向上的，很高尚的，毛泽东的情趣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情趣观，树立一种丰富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情趣观，破除剥削阶级那种消极的、低级庸俗的情趣观，抵制一些剥削阶级腐朽的东西，消除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页。

[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4] 参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49页。

[5] 参见《缅怀毛泽东》“毛泽东的黄河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194页。

[7] 萧三《窑洞城》。

[8]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1页。

[9]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242—243页。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11] 这是日本人西乡隆盛的诗，原诗是“男儿立志”，“死不还。”

[12]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

[13] 引用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

[14] 引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8] 李锐：《毛泽东早年的两首诗》。

[19]“ 二王”指被称为“书圣”的东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和他儿子王献之。

[20] 陈秉忱(1903—1986年)山东潍坊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是他正楷缮写的。《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5字，也是他的笔迹。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

[21]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2] 《书法》杂志1980年第2期。

[2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

[24] 见《书法丛刊》第19辑，《田家英专号》。

[25] 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第60页。

[26]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27]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8]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29] 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第330页。

[30] 参见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1991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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