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反映了许光达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主管评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也是感慨再三。但彭德怀又觉得，军委定许光达为大将，肯定有军委的理由。于是，很­干­脆地对许光达说：“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三个字，不同意！”

不久，中央军委召开定衔会议。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声音洪亮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干­脆站起身来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结果，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降衔请求，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为此，许光达内心还是很不安，就和妻子商量。妻子建议他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于是，他立刻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降一级，报告被批准了。

就这样，在后来授衔的十位大将中，其他九位都是行政四级，只有许光达是行政五级。

不过，还有个小Сhā曲，许光达差点与装甲兵司令员擦肩而过。如果那样，他也许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擦肩而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的。选择谁来担当新中国装甲兵部队的掌门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人选必须素质全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名字上：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就在毛泽东考虑装甲兵、炮兵等技术兵种司令员人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思考选调外交人才。因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和行业都需要人去抓、去管。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共商国是的时候，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想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国民党时期的外交人员肯定不能用，这样，外交人员就很缺乏，并要重组。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还是让许光达留在部队，因为我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很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此时，许光达正在中南海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又当面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啊？”

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所以，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当然，作为一名党员，许光达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又说，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继续留在了部队。

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委派许光达筹建我军历史上崭新的现代化技术兵种——摩托装甲兵。

于是，许光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1）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中央军委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陆海空三军大授衔，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座丰碑，在我军军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又盲目听取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所以，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评定军衔“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别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的中校，％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军衔制实行了四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不过，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及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

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1964年2月，总政治部提出：今后，除上校以上军官晋级由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外，少尉至中校，凡军衔晋级期满，其军衔低于所任职务的最高编制军衔，德才较好的，均可按时晋升军衔。符合提前晋升军衔的，可提前晋升军衔。据此，1964年又晋升了一批少将。

4月1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如洪少将军衔。李如洪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授衔的最后一名将军。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军衔晋升停滞不前，使我军军衔制实施不尽人意（2）

10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巫金锋，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巫金锋是我军“五五式军衔”时期晋升的最后一名将军。

1964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320名。

至此，五五式军衔期间的少将授衔、补授、晋升工作全部完毕，共授予、补授、晋升少将1360名。此时，晋升的少将工资级别一般为行政九级。

虽然军官晋升的更加合理的规定出台了，但是这个合理的规定显然有一种“迟到了”的感觉。因为，它提出不久，“五五式军衔”制就已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从60年代初开始，*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与大的政治背景相冲突，而遭到非议。

在客观上，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例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解放军实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尤其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而，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

另外，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不好记忆。根据规定，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技术上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其他军兵种军官，除步兵军官外，规定只是在将官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炮兵少将”、“装甲兵中将”、“公安军上将”、“空军大将”等；校官以下人员，无军兵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中校”、“大尉”、“中尉”等。步兵军官将、校、尉各级军官均无军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上校”、“少将”等。防空军军官按其所包括的兵种，分别授予该兵种的军衔。如“探照灯兵上尉”、“雷达兵中校”等。

从实施情况看，以上这些分类，一是过于机械，有些也莫名其妙。例如，同是并列的军种，防空军军官军衔前就不能冠以军种；而同是海军军官，海军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种则不能冠以“海军”。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某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对军衔称谓提出了看法：“在军衔的称呼上也在客观上对政工­干­部有不同的看待，如军事行政­干­部可以称呼‘海军上校’、‘海军少将’。而政工­干­部，哪怕是主管的政治委员也只能称呼‘上校’、‘少将’，而不能享受‘海军’二字。”二是这些规定过于繁琐，甚至连­干­部部门都记不住，实际上在实施时也没有完全按规定来称谓军衔。

由于实际军衔普遍偏低，1955年颁发的编制军衔表已无法执行。1960年，根据当时的实际军衔情况，国防部重新修订颁发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由于1955年编制军衔表中部分军官职务一职设一衔不宜实行，新的编制军衔取消一职一衔的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如正军职到正团职多为一职三衔。

1960年修订的编制军衔，将多数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下限压低了一两级，如军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中将，1960年为中将、少将、大校三级；师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少将，1960年为少将、大校、上校三级；团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上校，1960年为上校、中校、少校三级。由于新的编制军衔一职多衔，虽然解决了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脱节的问题，但因为是降低了原编制军衔的下限，实际上是使军衔偏低的现象“合法化”。这样，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解放军实际军衔明显偏低的现象仍很严重。

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于是，在当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军队开始酝酿取消军衔制。

据《罗瑞卿传》披露：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的秘书，请他报告此事并请*指示。经几次催问，秘书均说：“已报告了，林总未说什么。”罗瑞卿仍硬着头皮请秘书去请示，并对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表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从而，启动了取消军衔制度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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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军衔、薪金改革小组”，并起草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该《意见》认为：“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同时认为­干­部薪金较高，应当改革薪金制度，降低薪金标准，*­干­部级别，简称为“减薪定级”。实行这一措施同取消军衔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目的都是一个，即“防止修正主义”。

1964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通知》，印发各单位征求意见。内称：“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研究提出意见。于12月中旬将意见送总政­干­部部，以便研究上报中央决定。”

1965年1月19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这项决定。

2月18日，国防部发出《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审议，待人大常委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2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认为，“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所以，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将军官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

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编职员改为现役军人的决定》，决定将剩余的职员按自愿原则全部改为现役军人，并规定此项工作在5月底前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少量职员未改为现役军人。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决定》没有说明取消军衔的决定何时生效。

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基本情况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规定“本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开始实行”。

6月1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着穿“六五式军服”、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四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

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2）

全军换装的实际情况是，原先的军衔符号一直佩戴到5月31日，当天是星期日，人们外出除了着便服者外，都还穿着原有服装。到了晚间才把新旧帽徽、领章加以更换。6月1日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开始按新的规定着装。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从此结束。

那么，军衔制取消以后，用什么等级形式来继续执行军队的等级功能呢？这就是减薪定级中*的“国家行政­干­部级”。

1965年6月1日，实行了13年的军官级别也废止了，军官改称­干­部，并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取酬。级别共设二十七级，一二三级工资额相同。这次改定的新级别，与地方一样，设三至二十三级。党中央决定国家行政­干­部的第一、二级与第三级合并，所以三级为最高级别。这样，中央军委委员以上领导人的工资级别都是三级，也是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率先垂范的具体体现。另外，因为军内在编职员原有的级别最低为二十七级，他们1965年改为现役军官时，级别又规定不做调整，因此军队的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延伸至三至二十七级。军队­干­部改定地方­干­部级别时，军衔的因素一概未予考虑，主要是以军队行政级别为基础，结合现任职务、德才水平和工作经历改定。

1965年6月全军­干­部减薪定级，级别套改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套改标准基本上以1952年全军­干­部评定的级别为依据。从大军区级到副排级跨度为十九级，套改的级别也从三级到二十二级，跨度为十九级。还规定，学生入伍提­干­：大学本科为二十二级；大学专科为二十三级；中专毕业入伍为二十四级。士兵提­干­，定为二十三级。

军队­干­部工资标准，最高为行政一至三级，相当于元帅，额度404元；四级，相当于大将，额度372元；五级，相当于上将，额度342元；六级相当于中将，额度325元；七级，相当于少将，额度307元；直到二十二级的副排级­干­部，工资额度为60元。

6月6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就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作出规定。

军衔制度从1955年实施到1965年取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考虑到政治环境的因素，应该归结为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过，当时在思想上对军衔制的错误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自1955年首次授衔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多数军官不能按《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年限晋升军衔，普遍超过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军衔越高超过年限时间越长。

1955年规定，少尉至上校的晋升期限为2至4年，但多数军官的军衔超过了晋级期限。在授衔后的5年时间里，每年大约只有3％的人能够晋升，绝大多数人的军衔处于冻结状态，尤其是中将以上将官的军衔一个未动，这样，致使­干­部的职务与军衔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军队建设。1959年11月，总政治部经中央军委和*中央批准，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规定1960年5月1日以前，对上校以下人员军衔低于职务者进行调整。这是首次成批晋升军衔，晋升面达到％。之后，每年都办理一批军衔的晋升，但晋升期限改为：少尉至上尉各级每3年晋升一次，大尉至中校各级每4年晋升一次，上校以上选升。这一晋衔期限的规定，在1963年9月修正的《军官服役条例》中作了认可。

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3）

1963年《军官服役条例》正式对军官军衔晋升年限作了修改：少尉晋中尉3年，中尉晋上尉3年，上尉晋大尉3年，大尉晋少校4年，少校晋中校4年，中校晋上校4年，上校晋大校按职务和功绩而定。修改后，从少尉晋升至上校的正常年限，由原来的16年增至21年。1963年虽将各级晋级年限延长了1年，但仍有相当数量军官未能按规定年限晋升。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这就是说，1955年授衔的少将至大将1000余人，10年间竟没有一人晋升军衔。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在任何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军衔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五五式军衔”制实行后，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调整军官的服役关系，《军官服役条例》对军官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期限，全部按军衔等级确定。二是调整军人的指挥关系，该条例明确规定，除了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以外，“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一切军人，均为上级”。三是调整军官的部分利益关系，此间除了军官薪金按军队级别确定以外，其余大部分待遇按军衔确定，包括住房面积、营具配备、乘坐车船席别、家属随军、离职休养资格、退休费标准、医疗保健、军官身份的确立、退役后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荣誉等。

许多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到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总部领导或大军区、军兵种的正职，如廖汉生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梁必业中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张震中将任军事学院院长，秦基伟中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向仲华中将任装甲兵政委，等等。他们按编制军衔应晋升上将，但都未得到晋升。

经过此次的调整，我军军官职务低于编制军衔的情况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竟出现了如下不可思议的现象：大校军长、上校副军长、中校师长、少校团长、大尉副团长、上尉营长、少尉连长……因此说，取消军衔并不是最高统帅和几位老帅的“一言堂”，而是它本身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军衔的晋升不能正常地像攀阶梯一样往上流动，而是停滞不前，不产生变化，并且就低不就高，即使变化，也是星星点点。这样，久而久之就逐渐弱化了军衔的功能，也调动不了各级军官的积极­性­。例如，上述几位中将，其职务上已晋升到大军区正职的岗位，应该军衔也配以上将，但是职升衔不升，许多军中礼节和规定就不好执行。同样，大校军长、大尉副团长、少尉连长等等配置，在客观上就明显地削弱了军衔的权威­性­，对职权的使用也受到影响。可以想象，一个大尉副团长指挥起少校营长来，实际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军人间的礼节上，到底谁给谁先敬礼呢？问题看起来虽小，但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又是不小的。

军衔制取消后，还造成了“军秩”混乱。所谓“军秩”，这里是指军队职务和军人级别之间相对应的秩序。改定国家行政­干­部级别，主要是以军队级别为基础，结合现任职务，德才水平和工作经历评定。但改定新级别时军衔的因素未予考虑。军委的《决定》和总政的文件，在定级标准条件中，没有把存在了近10年的­干­部军衔等级，作为新定级别的一个因素。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改变了原来某些军衔与级别之间的秩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将许光达和中将徐立清，取消军衔后，都改定为同一等级的国家行政­干­部5级。许光达的大将级别应该是4级，但是由于他本人谦虚，在授予大将时，主动要求把级别降低一等，与上将一样是5级。而徐立清也是由于谦虚，在应该授予上将时，主动要求降衔，变成中将，但仍然享受5级待遇。军衔制取消以后，许大将与徐中将的级别就一样了，人们不免有所议论。因为在军衔的等级体系中，大将和中将分别为将官中的第一级和第三级，相差两个级别，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差距是较大的，如果中将通过正式晋升的途径，与大将取平，恐怕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然而，减薪定级的措施，却消除了二者的距离。由于这种等级制度本身缺乏科学规范，因而时过不久便出现职级脱节现象，而且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导致了军秩的严重混乱。

据“减薪定级”和取消军衔10年后即1975年统计，全军军以下各级主官和副职的职务同本人的级别相对应的为数极少，绝大部分­干­部的级别低于职务，少者低一级，多则低十几级，相差程度十分惊人。

尽管如此，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仍对我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军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1）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10年时间里，不但留下了将帅们本人请求让衔、降衔的佳话，甚至争衔的逸闻，而且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

在总共1614名将帅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原籍县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县”。由于全国解放后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一些将军的籍贯也存在“双重”之说，在这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分别。比如，吴先恩中将，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应该在湖北麻城，但解放后麻城的一部分划归了河南新县，所以，现在把吴将军归在河南籍。还有全国直辖市重庆，过去一直归四川省管辖，只是到1997年才单独划分出来。但在研究将帅的习惯上，人们一般又没有单独把重庆籍开国将军列出来，因为建国快50年了，四川和重庆才分开。

十大将军省是：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

第一大将军省——江西（325人），走出了萧华、陈奇涵、赖传珠等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8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江西籍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地区的莲花、永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一带。

第二大将军省——湖北（235人），涌现了*1位开国元帅，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1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湖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大悟、红安、麻城、黄陂一带。

第三大将军省——湖南（202人），涌现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萧克、王震、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廖汉生、张震、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129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特别是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居多，含金量很高，元帅占将近三分之一，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中将占％。湖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酸陵、茶陵一带。

第四大将军省——安徽（128人），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徐立清、皮定均、陶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11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安徽籍将军大多出自红四方面军，从地域上主要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地区的霍邱、六安、金寨县一带。

第五大将军省——河南（108人），孕育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山、钱钧、李雪三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大多来自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一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地域，大批中原儿女涌跃参加红军，从而成长了一批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第六大将军省——四川（含重庆共99人），涌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罗瑞卿l位开国大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贺诚等3位开国中将，任荣、胡炳云、陈其通等8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的含金量也很高，与湖南、湖北省一样，是拥有从元帅到少将各个级别的三个省份之一。四川籍将帅大多来自川东地区的宣汉、达县、平昌、通江、巴中、苍溪、阆中等县。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2）

第七大将军省——山东（90人），走出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等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等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山东籍将军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来自寿山、荣成、牟平、文登等49个市县。

第八大将军省——福建（83人），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暲、等9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1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福建闽西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域。福建籍的将军们大多是闽西暴动和中央苏区“扩红”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来自闽西地区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一带。

第九大将军省——河北（80人），产生了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8位开国少将，他们分别来自定州、大名、蠡县等48个市县，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武装的老八路。

第十大将军省——陕西（63人），孕育了上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要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5位开国少将，占全国将帅总数的％。陕西籍将军来自安定、仔长、米脂、长安等36个市县。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将帅原籍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6人；出上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19人；出中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45人。可谓川湘火辣，将帅云集！

经统计，十大将军县是：湖北红安、江西兴国、安徽金寨、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

第一大将军县——湖北红安（60人）：

上将：王建安、陈锡联、周纯全、郭天民、韩先楚、谢富治，中将：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秦基伟、徐深吉、徐斌洲、詹才芳，少将：马忠全、王诚汉、甘思和、卢燕秋、刘福胜、江波、江腾蛟、李世焱、李定灼、吴振挺、何德庆、邹国厚、闵学胜、况玉纯、汪运祖、张天恕、张志勇、张竭诚、陈炎清、陈美藻、罗应怀、金世柏、周世忠、郑国仲、胡正平、赵鹤亭、贺健、秦光远、耿锡祥、袁克服、徐绍华、殷国洪、涂锡道、韩卫民、程启文、程悦长、程儒珍、谢正荣、詹少联、熊应棠、黎锡福、戴克林、戴克明。

第二大将军县——江西兴国（54人）：

上将：萧华、陈奇涵，中将：朱明、邱会作、康志强、温玉成、谢有法，少将：马泽迎、王屏、毛会义、邓经纬、叶运高、吕黎平、刘涌、刘玉堂、刘世洪、刘耀宗、江学彬、李士才、李呈瑞、李佐玉、李良汉、杨卓、杨汉林、邱先通、邱会魁、邹衍、张克辉、陈熙、陈坊仁、陈远波、陈美福、欧阳平、周彬、钟人仿、钟文法、钟生溢、钟发宗、钟国楚、钟炳昌、黄文明、黄有凤、黄朝天、龚兴贵、曾美、曾克林、曾新泮、黄玉昆、谢良、谢立金、谢国仪、雷永通、魏洪亮、曾昭墟。

第三大将军县——安徽金寨（54人）：

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少将：丁世方、于侠、马琮璜、王远芬、方子翼、邓忠仁、邬兰亭、严家安、李家益、杨克武、肖全夫、肖选进、吴诚忠、佘积德、余明、余嗣贵、闵鸿友、汪乃贵、汪少川、宋文、宋承志、宋维栻、张行忠、张贻祥、陈宏、陈祥、陈伯禄、林彬、林乃清、周发田、周时源、胡继成、胡鹏飞、赵遵康、徐其海、陶国清、康烈功、董洪国、程明、傅绍甫、曾宪池、詹大南、詹化雨、漆远渥、熊挺。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3）

第四大将军县——湖南平江（52人）：

上将：苏振华、钟期光、傅秋涛，中将：方强、方正平、甘渭汉、刘志坚、吴信泉、邱创成、张震、张令彬，少将：欧阳文、钟赤兵、赖毅、王赤军、方正、方国安、方国南、孔峭凡、叶楚屏、吕展、李元、李基、李光辉、李桂林、李彬山、李梓斌、杨尚高、吴自立、何辉、何能彬、何维忠、余非、余光文、张书祥、张平凯、张正光、张闯初、林胜国、罗湘涛、郑贵卿、钟伟、钟明彪、秦化龙、徐德­操­、唐明、黄连秋、黄胜明、喻缦云、谢忠良、谢福林、裴周玉。

第五大将军县——江西吉安（46人）：

中将：刘西元、李作鹏、肖望东、吴富善、余秋里、周彪、周贯五、袁升平、梁必业、梁兴初、彭林、彭嘉庆、蔡顺礼，少将：王力生、王茂全、邓龙翔、任昌辉、刘昂、刘世相、刘华春、刘华香、刘贤权、刘绍文、杜文达、李元、李铨、李木生、杨怀珠、肖大荃、肖荣昌、张太生、欧阳家祥、罗通、罗文坊、胡云生、胡备文、钱江、郭延林、郭金林、梁仁芥、舒行、曾光明、曾如清、谢斌、廖鼎琳、黎有章。

第六大将军县——江西永新（41人）：

中将：王恩茂、王道邦、旷伏兆、张国华，少将：马辉、王学清、左爱、左齐、龙潜、龙飞虎、龙振彪、龙道权、龙福才、刘义、刘福、刘子云、刘发秀、刘鹤孔、江燮元、李治、李真、肖思明、肖新春、吴融锋、张铚秀、陈云中、陈信忠、罗斌、周志飞、周志刚、贺光华、贺庆积、贺振新、贺盛桂、盛治华、彭龙飞、彭清云、彭富九、谭开云、颜文斌、肖森。

第七大将军县——湖北大悟（36人）：

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少将：方毅华、邓少东、石志本、叶建民、田厚义、宁贤文、伍瑞卿、刘何、刘华清、孙光、严光、李长如、吴杰、吴永先、吴林焕、何光宇、何辉燕、张国传、张宗胜、张潮夫、金绍山、周明国、郑本炎、赵文进、姚运良、高林、席舒民、黄立清、韩东山、董志常、谢甫生、雷绍康、颜东山。

第八大将军县——河南新县（36人）：

上将：许世友，中将：吴先恩、张池明、范朝利、郑维山，少将：王大华、王才贵、王世仁、叶道友、朱致平、李德生、肖永银、肖志贤、肖德明、吴世安、吴华夺、余述生、张吉厚、张百春、陈波、范朝福、官宗礼、胡立声、胡立信、胡贤才、徐明德、高立忠、高厚良、黄光霞、程世清、鲁加汉、谭友夫、谭知耕、熊作芳、潘焱、潘寿才。

第九大将军县——安徽六安（34人）：

中将：梁从学，少将：王海清、王德贵、吕仁礼、刘善福、齐勇、关盛志、孙仪之、杜彪、李发、李书全、李世安、李国厚、杨中行、杨以山、杨植亭、吴宗先、吴瑞山、徐国夫、徐光友、高先贵、何柱成、余品轩、张忠、张宜爱、张寰东、查玉升、赵俊、桂绍彬、涂学忠、黄仁庭、程业棠、傅春早、潘峰。

第十大将军县——湖南浏阳（30人）：

上将：王震、李志民、杨勇、宋任穷、唐亮，中将：孔石泉、汤平、张藩、张翼翔、饶子健，少将：石敬平、刘子奇、江文、汤池、苏鲁、苏鳌、李贞、李信、李辉高、杨世明、何志远、邱蔚、张和、罗若遐、黄霖、黄曹龙、曾涤、熊晃、黎东汉、戴文彬。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4）

黄埔军校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初级军事指挥院校，被誉为“将军的摇篮”。当初，富有革命*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推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因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被吸收或考入黄埔军校，接受新的军事思想理论学习，进行军事专业训练，为日后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对革命者大开杀戒。中国共产党终于意识到独立掌握武装的重要­性­。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一批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教官和学生成为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他们经过20余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帅。他们中间有：

元帅5人：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徐向前（黄埔1期）、*（黄埔4期）。

大将3人：陈赓（黄埔1期）、许光达（黄埔5期）、罗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上将8人：周士第（黄埔1期）、陈明仁（黄埔1期）、杨至成（黄埔5期）、宋时轮（黄埔5期）、张宗逊（黄埔5期）、郭天民（黄埔6期）、陈奇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陈伯钧（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中将9人：阎揆要（黄埔1期）、常乾坤（黄埔3期）、倪志亮（黄埔4期）、郭化若（黄埔4期）、唐天际（黄埔4期）、谭希林（黄埔6期）、王诤（黄埔6期）、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

少将12人：方之中（黄埔4期）、洪水（黄埔4期）、李逸民（黄埔4期）、曹广化（黄埔4期）、白天（黄埔4期）、廖运周（黄埔5期）、张开荆（黄埔6期）、周文在（黄埔6期）、高存信（黄埔10期）、袁也烈（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指导员）、徐介藩（黄埔3期，61年晋升）、朱家璧（黄埔8期，64年晋升）。

中华56个民族，都有先进分子参加革命，可谓群星荟萃，将星璀灿。除了汉族以外，少数民族共出了36位将军，其中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24人，他们分布在8个少数民族。

侗族2人：大将粟裕，少将曹玉清；

壮族11人：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冼桓汉，少将韦祖珍、卢绍武、吴西、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朱鹤云；

蒙古族5人：上将乌兰夫，少将索立波、孔飞、廷懋、吴涛；

土家族2人：中将廖汉生，少将彭飞；

满族4人：中将万毅，少将赵承金、郭维城、白志文；

藏族5人：中将朵噶·彭错铙杰、阿沛·阿旺晋美，少将桑颇·才旺仁增、凯墨·索南旺堆、黄正清；

回族2人：少将刘世昌、刘瑞方；

维吾尔族4人：中将赛福鼎·艾则孜，少将曹达诺夫·扎依尔、祖农·太也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

塔吉克族1人：少将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

有16位将军因战伤而残废了身躯，他们弹创满身，血铸辉煌，为开国将帅增添了独有的风采。

独臂将军11人：上将贺炳炎，1935年失去右臂；上将彭绍辉，1933年失去左臂。中将余秋里，1936年失去左臂；中将晏福生，1936年失去右臂。少将左齐，1938年失去右臂；少将苏鲁，1949年失去右臂；少将陈波，1940年失去左臂；少将彭云清，1938年失去右臂；少将童炎生，1944年失去右臂；少将廖政国，1940年失去右臂；少将朱声达，1936年失去左臂。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5）

短臂将军2人：少将龙书金，1942年左臂残废；少将罗应怀，1943年双臂残废。

独腿将军2人：中将钟赤兵，1935年失去右腿；少将张和，1942年失去右腿。

独脚将军1人：少将谢良，1937年失去左脚。

毛泽东在谈及我军的伤残将领时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独臂、独腿将军负伤的简要过程如下：

彭绍辉上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1933年3月21日，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担任红1师师长，参加霹雳山战斗时，左臂连中两弹，臂骨被击成几截，做了三次手术未成功，左臂被截除。

贺炳炎上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12月22日，在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担任红5师师长，率部与敌在云南瓦屋塘激战时，右臂被汤姆子弹击中，骨头被打碎，做了截肢手术。

钟赤兵中将：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2月26日，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担任缩编后的红12团政委，于娄山关战斗中右小腿负伤。1935年6月，第一次截去右腿小腿以下部分；第二次截去右腿膝盖以下剩余部分；第三次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全部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