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旮旯去，怎么下套怎么钻时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不如意的舞伴。我虽不跳舞，也玩得蛮高兴，和一个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说她特象赫本。一帮白带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罢一曲坐到附近。我走过去想碰碰运气擗出个把，连说带笑哄了半天，那帮男的没一个凑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没戏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走开。刚走开，听到一个女的问一个跟我说过话的男的我是谁，那男的对她说：“傻×谁知道他是谁。”我顿觉颇受刺激，情绪一落万丈，胖姑娘笑盈盈地迎上来我看她不顺眼了。

我一个人躲到一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闷闷地抽烟，透过站在面前的人群身体缝隙看着舞场中移来移去的各种不脚，纤脚，深感人生无常、盛宴必散。

一个遥遥望欠面部极富雕塑感的姑娘独自坐在菜场另一端僻静的角落，在人圈外静静地观舞，仿佛置身喧闹之外。舞场的灯光、音乐、舞步瞬息万变，唯她一动不动。我起身向她走去，愈走近愈觉其神采飘逸，在这鱼腥­肉­臭的场合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她注意到我向她走来，眼睛闪闪发亮。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子。”她粲然一笑，犹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红的牙床和麻将牌般的牙齿。

我把胖姑娘安顿在楼前小松林里，指着楼上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对她说：“灯一灭，你就上来。”我得先把那帮玩牌的请走。

“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

“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

“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

“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乜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

“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

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ρi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

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T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