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需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

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叠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锌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人。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

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

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

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

“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趿拉着鞋来给我开门。

“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幸福么。”

我笑着把饭桌上的牛­奶­瓶拿过来揭开盖对着嘴喝：“惊喜交加是么？没以为是狐仙什么的？”

“哪有那么胖的狐仙？”吴胖子也笑着说，“你丫也就能给我发点家常­妇­女——那胖闺女哪有点仙气，那么阏朵天还热腾腾的。”

“你不是爱吃大肥­肉­。”我喝光牛­奶­把瓶往桌上一暾，笑着四处打量，吴胖子找你­干­吗？“

“没事，一帮战友找我玩来了。”

“蛋，战友找你­干­吗把我们名字住址全登记下来。”

“还说来呢，你们知道警察在我家也不说在门口等着我告我一声，让哥们儿来个措手不及一进门就现了个眼。”

“人家警察明戏，还不知道迷匿？放我们走时就交待了；‘谁要不回家跟楼门口这儿晃让我看见可没轻的。’——警察找你­干­吗？”

“有个案子他们破不了啦，找我给拿主意。”

“你就牛×吧，大枪顶脑门你丫也忘不了牛×。”

我笑着比胖子卧室走。吴胖子在后喊：“你要­干­什么把人带走回家­干­去，别在我这祸害。”

“我还偏在你这儿祸害，出了事就说你提一阵宿。”

胖姑娘已经穿时衣服低放大坐在床边，见我进来就喘粗气。

“怎么啦赫本？别那么激，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中国人。”

“你别碰，有话好好说话，手没地儿搁就揣兜里。”

“哟哟哟，跟女神的，­干­嘛呀，装什么客气。”

“别过来，再走一步我从窗户跳下欠了。”

“怎么回事？我这是碰见谁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还是唐塔医生——跳呀，你不跳你都对不起我。笑着走过去，抓住胖姑娘两肩，她也反手把两只圆滚滚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进进退退，搭着架子较量了几个回合就象一对摔跤手。胖姑娘一定是石匠的女儿，真有把子力气，脚下使了个绊，两臂一发力竟把我悠了出欠，重重地摔在床上，床板一阵咔啦啦地响。

吴胖子听见动静冲进来，恳求地对我说：“你总不能在我家搞强Jian吧。”我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揉着ρi股看着胖ρi股看着胖姑娘敬畏地说：“我怎么碰上一个玩跤的。”

胖姑娘一脸凛然，向后甩甩头头，吊首望天。

“你也太生了。”吴胖子看着胖姑娘的脸­色­对我说：“人家赫本正生你的气呢，你都看不出来。昨晚那么晚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小树林里，要是碰见坏人可怎么办？换我也得恼你是不是赫本。”

“别叫我赫本。”胖姑娘气冲地说，“你也不是东西，我这么喊，你都不进来，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我看着胖子笑了：“得，赫本同志看望了。”

“你别走。”吴胖子笑着说。

“算了，我也看出这没我什么事了。”

“他不走我走。”

“你起吧。”

“一帮流氓。”胖姑娘厚着脸一阵风地冲出去，“哐”地摔上门。

“你瞧多不好，我对吴胖子说，”人家把咱当流氓了。“

“咱们什么关系？她什么关系？能为娘们晒哥们儿么？”吴胖子满面油光地呵呵乐。“她不走我媳­妇­往哪儿安。”

吴胖子张罗着给刘会元他们打电话，找人来“摸两把”。

我问他中午管不管饭？他说“自然谁赢谁请。”刘会元他们来了，吴胖子告诉他们刚才我“玩跤”的事，大家乐不可支。接着他们又问我昨晚警察找我­干­吗？我说没事，警察也闷慌。他们又问我新娘子长得如何，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噢噢”地说“早忘了”时志们玩到中午，去食堂吃了些包子，他们还要接着玩，我说我不能玩了，下午还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比玩牌要紧？”我说是一个约会，并畏亵地挤挤眼。大家笑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拦着你了。”

我从吴胖子家出来，乘上地铁。地铁车箱很暖和，我手拉吊环几乎站着睡着了，列车到站也没察觉，过了好几站才猛然警醒，连忙下了车。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

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住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识，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化一的这张螨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下了出租车，向饭店门里走去，对衣着华丽的门卫说找高晋，米卫点点头让我进去。天­色­玉霾，饭店大厅开着灯，站立走动的人群神怠倦，总服务台墙上挂着两排石英钟，分别指着世界各地此刻地不同时间时一间间不同陈设情调备异的豪华的中西餐厅，酒吧灯火通，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虚席以待，使人穿掌而过时有一种昼夜不分的懒洋洋感觉。二楼天井四的回廊宽大空旷，地面墙壁光可鉴人，每个拐角都放着沙发和盆栽植物，穹顶上是纵横交错的钢梁，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高大得象体育馆。办公室在角落的一个包着皮革的小门里，里面是T字型的狭窄走廊，天花板低至头顶，灯光昏暗，每扇小门紧闭象负人一般船的船舱。高晋不在他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敲门没人理。我从办公区出来，找着一排电话拿起来要总机呼叫“高总”，他的人在分楼走廊上等他。天井下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种着槟榔和芭蕉，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大咖啡厅，荫影重重，乐声似及，森然之气凛凛上升时楼回廊上不闻人声，唯有观光电梯不时载着一箱箱衣着鲜艳的客人快速无声地滑上滑下。高晋穿着一身黑西装从回廊另一侧出现，沿着长长的红地毯向我走来，面无表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你不是来吃饭吗？我一直在等你，看你总不来我就先去吃了。”

我说我吃过了，在外面吃了点，我问他是不是很问他是不是很忙。

他说你也不用怕打扰我，再忙谈会话的时间也有。他转身往天井下咖啡厅看看，凝视着我问我是不是到下面“坐着谈”。

我说随便，“这是你天下”。

他转身向楼下走，我跟着他来到楼下咖啡厅，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下。硕大的咖啡厅几乎空无一人，垂手侍立一旁的女招待远远见我们坐下忙急急走过来。高晋拿起饮料打开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说你“点”，我说都有什么他说什么都有，我说那来罐啤酒吧。“我来一瓶矿泉水作”他对女招待说，合上饮料簿，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的黑瞳仁一动不动。

“警察昨天来我家了，打听高洋……”

女招待送来啤酒和矿泉水，揭开盖，分别斟进两只杯子，然后退下。

“你知道他最近的消息么？他­干­了什么？”

高晋喝了口矿泉水，放下杯子，抿抿嘴。“他死了，警察来我家通知我父母发现了他的尸体。”高晋的眼睛看向别处，“尸体已无法辩，是通过他身上的一个旧复员证查明身份的。”

“不是刚死？”

“不是刚死”，高晋看着我摇着头。“据警察说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掉了，只剩一具骨架子，脑壳也不知掉到哪里被什么野兽叨跑；幸好复员证是塑料皮，里面的字迹和像片还能依稀辨认，什计起码死了不下十年。”

“就是说当年传他去菲律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尸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云南，滇缅公路靠近保山的荒山野岭中。据说是一个从公路上翻车滚下大坡侥幸没死的司机发现草丛中的白骨。

“有咖啡么？”我说，“我想来杯咖啡，我两天没睡觉了。”

高晋对远处的女招待作了个手势时女招待走过来。他吩咐女招待来杯咖啡，“浓一点。”

“我想他不是自杀吧？”我用手搓搓脸，­精­神­精­神。

“不是自杀时的脑袋是被什么利器砍去的。”高晋挥手作了砍的手势，“颈骨处有被切断的艰迹。”

我身子一挺，送咖啡来的女招待一躲，杯里的咖啡晃动起来，洒出一些在我的分上，女招待放下咖啡窜得不行。高晋盯着她，低声说：“快拿纸来给客人擦掉。”

“不不，没关系，反正裤子也脏了，该洗了。”

女招待拿来一叠香巾纸，我再时对她说：“没关系，不要紧不用擦，已经渗进去了。”

高晋始终用眼睛盯着女招待，她退回自己呆的位置高晋还一直盯着她。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对高晋说，“你不要难为她。”

高晋根本不听我说的话，扬手叫那个女招待过来：“你是哪儿来的？实习的吧？你的服务号是多少？”

女招待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脸飞红，低着头不吭声。

我连连对高晋说：“算了算了，何必呢，让她走来，我没事。”

“不不，你不知道，我这饭店设备是一流的，可服务质置就是上不欠­干­着急。外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把饮料汤汁洒到身上，我们的服务员又不会说话，道个歉声小的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洒到中国人身上我们都会原谅，洒到外国人身上人家可不和，马上就对你这个饭店印象不好。”

高晋叫来值班经理，指着那个洒了咖啡的女招待说：“记下她。”

值班经理走后，我们继续谈话。高晋问我警察到我家去都问了我些什么。

“主要就是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是什么时候在有谁。我说最后一次见高洋就是那次咱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吃饭，当时你不是也场？咱们几个和那俩‘罪名’。别的我没说什么，实际上我也记不清那儿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得咱们当年也没­干­什么，就是挺单纯地去玩，要说那段时间潜藏有引发高洋死亡契机的话，我一点想不起来。”

“我也是这么跟警察说的。”高晋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虽然高洋是我哥哥，一些你知道包兄弟一向是谁也不管谁的，他跟你的关系往往倒比跟我密切。他有什么话可能跟你们说却不一定跟我说，譬如女人。”

我笑起来，高晋抬眼看我喝了口咖啡：“我寻思着警察大概把我当成凶手了。”

高晋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

“警察从我家里拿走一把云南出的刀，刀上有卷刃和血迹。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高洋死了也没说，刚才听你说我明白她们一定以为这把刀就是砍了高洋脑袋的刀。”

“到底是不是呢？”

我笑。“这刀是高洋本人给我的，第一次从云南回来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把砍了自己脑袋的刀赠人，这又不是《西游记》。”

高晋长时间地看着我，垂下目光欠身拿杯喝了口矿泉水，又仰回椅背看着我。“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高洋先前就去过云南还带回一些东西赠人，我只知道他这人对自然景观没什么兴趣，一向就喜欢在有美酒佳肴漂亮女人享受设施齐全的东南沿海城市混。警察说他死在云南的荒山里时我还纳闷很长时间，在我想象中他就是要死也应该死在其个大饭店的高级套房里死在某个女人的软床上才合理。”

“所以说你们名为兄弟，实则早为路人。”

“嘀——嘀——。”高晋腰间悬挂的“pp机”响了起来，他低头按了一下，液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对不起，有人找勾生我得去打个电话。”高晋这点起来，向服务台的电话走去。我看着他打了个电话，和什么人说了半天，随即又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走回来，半路上遇到一个送饮料回来的女招待，他还把人家叫住，指给她看远处喷泉池旁一对刚入床外国男女让她快去侍应。

“你还得那用咱们以南边回来后­干­了些什么吗？”我对高晋说，“警察说我在药店上班后有七天不知去向——他们想是怀疑我那七天跑到云南砍了高洋又悄悄溜了回来。”我笑。

“我也不记得我那七天去了哪儿，那时咱们还有来往，有什么事都通气儿，你有印象没有？”

“去广州贩衣服？我记得你好象去过广州。”

“这事我我也记得，可警察说那是第二年的事，在这之前咱们刚回北京不久我还去过一回，当然他们记得清，咱们得以他们的说法为准。”

“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你在前门那个药店站柜台卖‘肤轻松’，什么时候去找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和收款台的一个女孩儿逗贫——后来搞上手没有？你还一把一把地从药店往外偷避孕套逮谁塞谁，口你所有哥已儿你‘全管了’——你没怎么变？还是当年那副无赖样子。我刚才在二楼第一眼瞧见你就想，这无赖，怎么还是这种样子？你就象这些年被冻在哪儿前两天才化开又上了街。”

高晋脸上出现了重逢后的第一丝笑容，他眼睛也亮起来，闪着快活、友好的光芒，他又象当年那个和我亲密的无间的高晋了。我含笑说：

“我真是那种样子吗？我怎么记得当年我是个好孩子。”

“噢，你始终无赖得够呛，你大概生下来就是副厚脸皮。

你花言巧语诱­奸­了多少姑娘，有时我真想检举你让你吃枪子。“

“你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笑着对高晋说，“高总，听着真­肉­麻，看你人模狗样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心跳都快了。”

“我变了么？”高晋整了整西服下摆坐下说，“我倒觉得我没变。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比这杯透明、无­色­的清水靠近红的东西就呈现红­色­靠近黑­色­就发暗。”

‘PP机’又响了，高晋嘟嘟嚷嚷地站起来，“没办法，总有人找你，事情太多，在其位就得谋其政。”

“你不错，混到这份儿上。”高晋打完电话回来我对他说，“我倒想让人找可没人找，除了警察。”

“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