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的关于欧洲动力的概念，也与当前反欧洲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作品的纯唯物主义方法论不同，因为它是以身份概念为基础的，这相应属于一种社会结构现象。鉴于欧洲身份一直是在一种全球背景下形成的，这就与我论点的第一个方面联系起来。这样，我就会注意到，欧洲身份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被塑造和被重塑的不同阶段，同时把这些阶段与西方的经济发展一直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阐明的那样,这决不是说物质要素不重要，事实上它们是我全部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要指出身份只是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所理解的能动­性­始于我们思考或想象的方式这一前提，我们自身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行为的方式。那么，欧洲人是如何塑造了一种帝国身份，这反过来又是如何促使西方在后来阶段实现崛起的呢？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把自己界定为消极地对抗*教（见第5 章）。这对基督教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从而也使在约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晚期产生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得以巩固，也正是这一身份­性­才导致了十字军东征。随后，欧洲的基督教身份又导致了由瓦斯科·达·伽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领导的所谓的“航海大发现”——或者是我所称之为“第二波”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见第7－8章）。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不同的基督教观念使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一样都是劣等种族。这也使得在欧洲人看来，对美洲土著和非洲人的超额剥削和压迫以及对美洲金银的掠夺是合法的，而这在多方面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见第8章）。然后，在十八世纪, 欧洲身份的重塑就产生了我所提到的“隐­性­种族主义”，进而导致了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必然­性­观念的形成（见第10章）。把东方想象成落后、消极和幼稚的，而相反，西方则被假设为先进、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这对于促进欧洲人开始步入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因为欧洲的­精­英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通过帝国主义使东方世界文明化（即使他们的许多行为违背了这一高尚的想法）。反之，是欧洲人通过帝国主义对非欧洲地区资源的侵夺，确保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见第11章）。

总体上,这使我能够重新引入欧洲身份，作为我关于西方崛起的反欧洲中心论阐述的一部分。诸如布劳特这样的学者可能会指责我这方面的论点，这主要因为它似乎又退回到了强调欧洲例外论的欧洲中心论观点中，但它却是构成我论述的关键部分。因此，它对于理解我的整个解释框架至关重要：欧洲身份被看作一种必要的，即使不是一种充分的解释变量，因为如果没有东方物质和思想资源通过东方全球化进行的传播，欧洲人表现出再怎么多的贪欲和攫取也难以“突破终点线”。这也必然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给西方崛起准备一个满意的解释，唯物主义因素就必须与身份的作用一起考虑进去。

总之，当我们揭示出欧洲中心所掩盖的更大画卷时，其被视为自主、创新和道德上进步的西方文明的原初面貌，似乎更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1854—1900），1891年发表第一本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译者]笔下在观众面前遁形的格雷的画像。因此, 我的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一隐藏的图景，同时恢复东方的历史真貌。我试图削弱西方必胜的欧洲中心观念，这种观念或隐讳或明确地居于西方崛起主流理论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能够发现“东方化西方”的起源。基于这些经验主义的因素（前面所讨论过的），我们在使用兰德斯和其他学者所持的西方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的言辞时，应该避免陷入欧洲中心论，那样我们才能提供一种关于西方崛起的令人满意的阐述。

最后一点值得一提，我显然是为自己布置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它要求对过去1500年的世界历史进行修正。一本书显然不可能叙述详尽，尽管值得去做，但我的工作必须更加周密谨慎。我的主要目标是描绘出另外一种历史画卷，并为弱化欧洲中心论提供诸多证据。换言之，我认为评价本书的成功，不在于我的论述是否说服读者，而要看我的主张是否打动他们，即需要对欧洲中心论者有关西方崛起和成功的观点进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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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和非洲的先驱者

*和非洲的先驱者：在亚非大发现年代构建世界和全球经济的桥梁，公元500-1500年

如果一个人作为智者，希望使自己了解到地球上发生过什么，他就必须首先把目光转向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了一切。

伏尔泰

至少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就试图找出把欧亚非文明带看作由独特社会历史构成的方法……（其中）留给欧洲的一种合适的结果就是……欧洲的历史不需要和其他人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而是以欧洲自身的历史存在着……（但在）公元500年后，技术领域，尤其是在军事甚至财政制度领域取得了不断进步；商业领域的扩张，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欧亚非文明带……（因为）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世界，或者蒙古人的，或者是科学和艺术的借鉴（等等）——是如此频繁，并涉及到了……中国以及……西欧，（这必定意味着）这些技术领域的发展彼此之间是不能完全脱离的。

马歇尔·霍奇森

欧洲中心论者所提供的公元1500年之前的标准世界画卷，包括两个核心特征：其一，世界陷入所谓的停滞的“传统”；其二，世界分裂成孤立的被“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所统治（主要在东方）的落后的地区文明。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把世界看作是全球互相依存的任何想法都是难以想象的。反过来，欧洲中心论者推定只有到了1500年，随着欧洲作为先进文明的出现，欧洲的大发现时代开始了。而这反过来导致了那些造成各主要文明之间隔离的障碍被打破，从而为出现于19世纪并在1945年后发展成熟的西方全球化时代铺平了道路。

首先，这种熟悉的欧洲中心论描述是一个神话，因为一种摧毁文明孤立主义的全球经济早在6世纪亚非大发现时代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谓开创­性­的欧洲人进入了这种很大程度上由中东*人、波斯人和非洲人所主导的，早已存在的全球经济网络中（见第4、6、7章）。此外，正如本章以及后面两章所阐明的，东方在公元1500年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这同时也宣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我还要指出，在1800年前，“全球经济力量的主导优势”属于各个东方社会。根据迈克尔·曼（Michiael Mann）[ 当代英国政治学家。——译者]的说法，全球经济力量的一般模式有两种：粗放型和集约型。在经济领域，粗放型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经济触角投向外部世界的能力，而集约型涉及到一国国内高度的生产能力。对这些我们需要准确的区分，因为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会突出表现为这两种全球力量模式的一种或两种。例如，在约650至1000年之间，*中东、北非地区有着最高水平的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然而到约1100年时，集约型经济的主导优势已经传给了中国（并一直保留到了19世纪—见第3章）。不过，中东和北非保持了其粗放型经济力量的主导优势，直到大约15世纪时才被中国所取代，即使到了18世纪它们仍然保持着相当高水平的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力量。这种情景在19世纪时被欧洲中心主义­精­英们有意识地进行了再虚构，从而才有了先是威尼斯，之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它们被描述成公元1000年之后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总之，本章的目的是探索历史的原始面貌（也即被欧洲中心论抹除之前曾经存在的）。然而，尽管我用了三章内容来探讨东方的诸多经济成就，但它们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梗概。对此，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英国著名左派思想家。——译者]深有同感地提醒我们：

亚洲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相同的范畴，这一范畴是在欧洲进化规则被确立后而存留下来的……它只不过是在我们自己无知的黑暗中，所有的异族形态都被赋予同样的­色­彩。

因此，我尽可能把东方分解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不会用同一种方式去对它们进行阐述。因此，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本章以及后面两章中，将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中东、北非、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

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揭示了公元500年后中东穆斯林和北非在缔造一种全球经济过程中所发挥的开创作用，并追溯了全球权力的主导力量。第二部分追溯了*粗放型经济力量的扩张及其向埃及的转移，同时也勾勒出公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全球经济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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