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尽管全球传播的速度常常十分缓慢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全球流动仍然对全世界许多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变革­性­影响。这直接导致了我的第六个论点：全球经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维持的贸易类型或数量，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传输渠道，由此使东方更加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思想、制度和技术）传播到了西方。这些全球流动最终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实际上，通过展示最佳的（亦即东方的）“资源组合”是如何通过东方全球化而向外扩散传导，这种扩散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巩固了西方崛起的基础（见第5—9章），这就是本书的力图阐明的主旨。

最后，我的论点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并非全球所有地区都是完全相互联系的。但是，那种认为整个世界在我们能够宣布它是全球­性­之前就必须是密切联系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近代时期。阿布－卢格霍德指出：

所有地区都是平等地相互联系着，无论其发挥的作用是中心的或是边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一个世界体系是全球­性­的。即使在今天，比历史上以往更具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也是被分为许多重要的次区域或者亚体系，如北大西洋体系……环太平洋……中国等等，对于其自身来说仍然是一个体系。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以时间为媒介的动态现象，其“范围”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800年至2000年之间的现代全球化，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其东方先驱有着很大区别。但是，就商品、资源、货币、资本、制度、思想、技术和人口跨地区的大量流动，以致它们影响并引领全球范围内大部分社会变革的程度而言，全球化可以说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就存在的（实际上之后也一直存在）。即使如此，罗伯特·霍尔顿（Robert Holton）[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社会学教授，1998年出版《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译者]坚持认为：

一部全球历史不需要采用单一的发展模式，比如理­性­的胜利或西方文明的胜利，也不能采用包含一种不容变更的单一的同质发展模式……至少要求我们能够描述一种单一的全球联系脉络，即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实质­性­的相互联系，导致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和相互依存。

显然，与我的解释相比，霍尔顿的说法更为简单和抽象。

我把公元500年作为东方全球化开始的大概时期。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n McNeill）[ 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笔下的世界历史，是中东、印度、中国、欧洲的历史及其之间的联系。——译者]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一些全球联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甚至更早），但到了约公元500年时，几乎所有隔断地区间联系的裂隙都已经得到了填补。在公元300年至500年间骆驼运输的复兴尤为重要。骆驼被证明是比牛或马更有价值的“运输工具”，它们每天的运输路程远了两倍，更为廉价，更易于组织，并且不需要道路。这意味着现在能够相对容易地穿越中亚漫长的陆路通道。这一发展是如此重要，麦克尼尔最近对此进行了描述：

与1500年后欧洲海员们更好地了解了海上航道类似，*半岛和中亚的绿洲和沙漠，北部的大草原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些地区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与已经建立的文明生活中心——主要是与中东和中国——开始了远比以前更为密切的联系。结果，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之间，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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