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所谓的退出，导致了两个与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相关的最重要的观点。第一，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据称其在东方造成了一种力量真空，从而在1500年后由优秀的欧洲人热切地予以填补了。用戴维·兰德斯（D*id Landes）的话来说：

放弃（在郑和领导下）庞大的航海计划，是实行闭关政策、从海洋冒险和诱惑后退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内向­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做恰值最糟糕的时机：面对新兴的欧洲强权，中国不但自行解除了武装，而且自我满足和顽固，对欧洲人带来的经验和新事物不屑一顾。

第二，这个禁令意味着中国开始切断与国际贸易主流的联系（据称是在1500年后开始脱离的），之后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失去了活力。再引用兰德斯的话：“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噜呼噜沉睡了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满、完整，似乎安静而和谐。然而，世界越过了她。”这样，退却说明了中国的大倒退，而同时使欧洲在1500年后实现了大飞跃。显然，这一论点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与一般的欧洲中心论描述不同，我提出了四点反论，下面将依次论述。

中国退出的神话：1434年后中国国际贸易的连续­性­

关于中国退出的通常描述，首先错在西方历史学家过于从字面上理解官方禁令和中国的朝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禁令的字面理解在于误解的问题。中国政府试图维持儒家（即孤立主义）的理想，从而导致了官方文件被曲解。此外，落后的帝国朝贡体系的存在——这种体系被推测是建立在强制和政府管理的朝贡形式，而非商业贸易的基础上，错误地肯定了中国的退出。但是，传统的解释误解了朝贡制度和政府禁令的实质。

这里，第一个反论就是朝贡体系也是一种贸易体系。正如罗津斯基（Witold Rodzinski）所指出的，朝贡体系：

实际上常常只是相当可观的对外贸易的一种外在形式。大多情况下，外国商人，尤其是那些中亚的商人，把自己扮作来自子乌虚有国度的虚假贡使，目的只是为了进行贸易。

而且，随着中国朝贡关系的扩张，东方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也在扩大。这甚至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不时得到了承认。我们还可以补充大量的事实。朝贡制度更多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这是因为贡奉微不足道的贡品进入中国市场，是这些所谓的藩属获得财富的一种途径。我们还能怎么解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不断请求作为藩属加入朝贡体系这个事实呢？另外，藩属之间常常为纳贡而彼此竞争——这也是为了接近有利可图的中国经济。各国统治者，包括满剌加苏丹、浡泥君主、科罗曼德尔的注辇国王以及马拉巴麻啰拔王子，都渴望遣使纳贡，以获得中国的保护，反对其某些邻敌。正如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 当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善治东南亚史。——译者]所指出，一些国家，如爪哇、暹罗和满剌加，如此坚持履行朝贡使命，以至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有证据表明朝贡体系带有自愿的成分，当藩属被剥夺了朝贡身份时，常常会导致它们做出强烈反应。例如，16世纪末日本侵犯朝鲜（明朝的一个藩属），就是为了迫使中国恢复朝贡关系，甚至威胁如果遭到拒绝就入侵中国！亚洲商人们常常还使用另外一种策略，伪造国书，假扮贡使，以微不足道的“贡品”来换取商业贸易。这一点广为人知，甚至偶尔也得到了明朝官方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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