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手就这么必然地被他握住了。我怀念被他的掌心包围的那种温暖。这种方式，没有其他的人给过我。后来，我到了澳洲。澳洲是右方向盘驾驶，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用左手换档。我知道，没有人会再像亚历山大·周那样危险地握住我要随时换档的手了。我知道，即便是有，也不会再有人握住我的右手了。右手是留给我回忆他用的——尽管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他，什么也不是。我把周送到了家的时候，他又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开车走夜路回家，于是，他就又陪着我开车回了城里。这好像是现代版的十八相送，送来送去，除了送出些感觉来，让心累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还比较舒适。我不知道北京每天必然要堵塞的车流中有多少是这种温情的奔驰——这个城市可能不需要它们，但我们的贪婪，需要它们。回来的路上，周把他的双手交叉着Сhā在他的腋下，很端正地坐着，就像一个很本分的乘客，一点也不再影响我。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许我们都是在等待对方先说一些什么一样。偶尔，我用我的余光看他，我想看得确切些，想看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把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段路程弄得这样的暧昧。车窗紧闭，我们彼此呼吸着对方的呼吸。不知道一种空气从一个人的胸腔里旋转之后再进入另一个人的胸腔，是不是也把她或者是他的胸腔里的一些东西给传递了过去，让他们血液里涌动的氧气中都是对方不曾启齿的声音？快到我家的时候，他提前下了车。他很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规则，不给我带来任何潜在的麻烦。我把车停在路边。看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周上车以后摇下车窗跟我招了招手，我隐约看见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夜太黑，我不能分辨他的嘴型到底是想和我说什么。但我猜测那些音节——它们一定和我们还不敢从容面对的爱情有关。不然，他为什么坐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说？不然，他为什么不敢大声地来说？不然，他为什么这么谨小慎微、却也一定要说？从那天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就开始了转变。我不再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了。我只对周律师个人工作。周律师身边已经有四个专业助手了，我的加入，明显有些多余和不伦不类。周分给我的新任务是，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刚成立3年的中国办事处整理一个历史备忘录和宣传图籍出来。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还有，这个工作是很适合我来做的。周为我找到了新的定位。我总是给老板做这种看上去很重要的闲差。我相信他是懂我并且惜我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周律师依然保持着很正常的上司和雇员的关系。我们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也不创造独处的机会。就好像那天下午到夜晚发生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一样。律师绝对是保密的冠军。他们对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呢？除了空闲时间他找我去他办公室，给我做一些关于这个事物所的情况介绍以外，我甚至都不一定可以每天上班见到他。有时候下班了，我们偶尔能在车库里遇见，这时他才会开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换个保时捷呢？”或者是：“要不，把你的车充公，我们每个月多付你一些工资就只当是租车的费用吧。”玩笑开过，大家也就点头说再见。他坐在司机给他开的车的后座上，拿出的就是老板的派头。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