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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