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180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18000两，一百倍。县官的年薪是45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400两，多的可达2000两，倍数也很不小。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180两，恩俸则有270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体上也能平衡。

有了养廉银，雍正便认为可以取缔陋规了。那时的陋规是很吓人的。比如山东的州官县官拜见巡抚一次，衙门里就要收门包（也就是开门费和通报费）16两。缴纳1000两税银，则要另交30两手续费。下级拜见上级，本来是谈公务，却要先用银子作敲门砖；纳税人交税是尽义务，却要另外拿钱答谢收税人。这是什么规矩？混账规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缔，并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

应该说，雍正的这一系列举措，是既有道理又可­操­作的。可惜其收效却甚微。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张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送了15000两银子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每人400两，六部尚书每人100两，侍郎每人50两，军机处秘书每人也有16两。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这还是“非典型腐败”。典型的腐败就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看来，高薪也未必养廉。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谁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千把两银子怎么抵得住？这还是“清知府”。如果是和珅那样的大贪官，这点养廉银哪会放在眼里？所以，高薪养廉只可能对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起一点补偿作用，帮助他们坚守下去，对真正的贪官是不起作用的。它也不能遏制腐败，顶多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问题在于，即便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在高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比如张集馨，就是­操­守较好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但他们也都既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就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比如冬天送的叫“炭敬”，夏天送的叫“冰敬”，也叫“瓜敬”。送点木炭送点瓜，总不好说是行贿受贿。这实在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明明是行贿甚至勒索，却弄得温情脉脉。结果，你不能不送，也不能不收。不送，是不通人情；不收，是不近人情。一个不懂人情的人，在中国是连做人都做不了的，何况做官？

还有，就算你不爱钱，也不在乎升迁，你总不能不为属下着想。你的家丁、童仆、跟班等等，千里迢迢跟着你到外地做官，图个什么？你的书吏、衙役、门子，为你鞍前马后东奔西走，又图个什么？他们可不是什么“圣人之徒”，没读过四书五经，也没什么平治天下的理想。他们除了想跟着你风光风光，吃香的喝辣的，也就是想多捞几个。你自己不要，还能不让人家要？如果你这里总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们就会跟别人去了。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择木而栖他们还是知道的。

况且，你可以不为自己的属下着想，却不能不敷衍上级的属下。所以，长官的门房那里，你要送“门敬”；长官的跟班那里，你要送“跟敬”。如果不送，那好，你就别想见到长官，而关于你的流言蜚语却总是会飘到长官的耳里。因此，就连位极人臣的军机宰辅们，有时也不得不笼络得宠的太监。因为太监虽不入流，却是皇上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总是比别的人亲近，也比别的人方便。想帮你或是想害你，有时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岂能“小看”？同样，长官身边的人，你当然也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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