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政治天才和人道战士管仲

士可杀，不可辱。

士也者，怀抱春秋之志，胸罗文武之才，常思尽责于天下之人杰也。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西周王朝的统治之下，华夏民族保持了近四百年的相对和平，经济、文化有了长足进步。在周王朝长期和平安定的状态下，贵族子弟的数量成倍增长，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与利益集团。这个自称为“士”的价值与利益集团有大致相同的贵族背景，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有机会接受与诸侯国君相当的文化教育，因此得以熟悉国家的祭祀大典和武装力量建设等诸多国事邦务。但是，周王朝的“礼制”规定，先祖基业传嫡不传庶，对于这些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贵族子弟来说，因为不是嫡长子，不得不接受不能做邦国或诸侯国的继承人的残酷事实。然而，他们认为自己的血统是高贵的，天下是自己的，时刻梦想着­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从来不怀疑自己做大事的能力，他们也愿意为理想去献身，即便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们为君王庙算筹划国事时，称自己为“谋士”；以胸罗奇论、摇动邦国时，称自己是“策士”；以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利、晓之以害说服诸侯时，称自己是“辩士”；临军备战、冲锋陷阵、三步见血、五步封喉时，称自己是“武士”；闻善而动、见义而举、拔刀相向时，称自己是“勇士”；周游世界、见多识广、能知神仙鬼怪、进献长生之术时，称自己是“方士”；峨冠博带、骨清节硬、泰山崩于眼前而神­色­自若时，称自己是“名士”；受危命于难世、挽狂澜于既倒、整理河山、再造乾坤时，称自己是“天下之士”。

管仲，天下之士也。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被外族犬戎洗掠一空的宗周镐京（今陕西西安）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犬戎势力虽遭晋、卫、郑等诸侯国的联兵打击，但实力犹存，随时都有再次越过秦岭，攻入关中的可能。内外交困之下的周平王，只得弃宗周镐京而不顾，决意把都城迁往成周洛阳。周平王东迁之前，出任王室大司徒的卫武公极力劝阻，卫武公认为天下形胜在关中而不在洛阳，关中左带殽函，右接陇蜀，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足以成就万古王业之基。而洛阳虽处天下之中央，但地势平衍，进无耀甲之亩，退无旋踵之地，难以威显天下。周公、成王兴建成周，只不过是作为东巡备用之地，以供一时之需，故历代天子均以宗周为长居之地，以承天下之政。若弃镐京而就洛阳，则是自丧京畿，去重而就轻。当今急务是克服一切困难，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均要励志自强，节用从俭，练兵­精­武，仿效前代天子南巡北伐之威，将犬戎驱出关陇，以雪前耻。先王(周厉王)先举骊山烽火为戏，诸侯纷纷出兵，后举烽火求救，诸侯无一行动，轻慢天子之心已露端倪。我若小退，则敌必大进，今若以避犬戎为名，王室东迁，则是避敌示弱，必为外敌所讥。为外敌讥笑事小，王室日后局促于诸侯之间，进退无据，则王室衰弱，天下倾废事大矣!周平王不听卫武公的衷言，令各路诸侯护送王室东迁洛阳。东周王朝自此开始，礼崩乐坏也自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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