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刘聪派大军会攻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逃到长安的部分晋臣拥戴司马睿的叔叔司马邺为皇帝，司马邺封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领江南诸军事，后又加封为丞相。洛阳被匈奴攻破后，大批中原士族南逃，受匈奴刘聪和羯族石勒压迫的中原下层民众也纷纷南逃至京口（今江苏镇江），要求司马睿收留。王导深知，要让新的政权继续发展壮大，没有北方士族与民众的拥戴，势必成为“跛脚鸭”，建议司马睿积极收纳北方士族中的贤能者，尽量给他们封官授职，以稳其心。对大量蜂拥而来的普通民众，王导在不触动当地贵族利益的情况下，制定《侨居法》，在江东政权所控制的各州县划出单独的侨郡、侨县，分官治理，一来可以壮大江东政权的经济力量，二来可以借流民的民族仇恨编练新的军队，抵御北面胡人南下侵袭新生政权。名士桓彝从北方逃到建邺，见江东局面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流亡的民众，司马睿身边也没有多少护卫随从，感到很失望，对人说：“我到这里避难，只不过想保保人身安全，怎么局势如此残破，看来得另找地方了。”王导听说后，赶紧找到桓彝的住处，把江东政权建设的大致思路与下一步规划跟桓彝和盘托出，桓彝想不到司马睿手下还有王导这样的­精­­干­大臣，感慨万分地说，江东有管仲在，我们不怕了。

北方局势一天比一天乱，坏消息接连传至建邺，那些从北方南来的士族聚集到江边新亭，既痛河山破碎，又无能为力。周顗(字伯仁)面对滔滔江水，无限感叹地说：“江南的风景跟北国比，一样秀丽壮观，只是从黄河边换到了长江边。”士人们听了这样的话，纷纷痛哭起来。面对亡国丢家之痛，王导的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当下脱掉帽子，抖抖衣衫，厉声说道：“中原丧乱，正是君子奋发进取之时，怎么可以效仿楚国之囚作无用之悲!”王导的话说得大家心头大震，赶紧收住泪水，与王导一起化悲痛为力量，制定收复河山之策。在王导的积极筹划下，江东治下的各州郡人口殷实，民心安定，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残败的新生气象，司马睿为此对王导极为钦敬，说王导是自己的“萧何”。司马睿喜欢饮酒，一次把王导叫到府上宴会，王导说，现在国败家亡，正需要大王与群臣齐心协力，共创大局，怎么能沉溺于酒­色­之间呢？司马睿听了，搁下酒杯，再也不饮酒。王导的这些政策措施将破败的南北人心重新收拾起来，极大增强了江东政权的力量，相对独立于洛阳、长安晋政权的江东政权至此大势已定。王导在奠基江东政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让江东百姓纷纷传唱：“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刘聪的大军攻破长安，晋愍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王朝彻底破败，中原地区只剩匈奴刘聪、羯族石勒两大军阀势力在互相攻杀，重建晋政权的重担当仁不让地落到了司马睿、王导等人身上。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内外众臣的劝进之下，司马睿祭告天地先祖，改建邺为建康，重立晋国宗庙，登位当晋王，并封王敦为大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由王氏兄弟全盘主持江东军政事务。当年底，司马邺被刘聪杀死，司马睿继位晋国皇帝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干­净。次年三月，司马睿带百官穿白服白袍至长江边上祭告司马邺，登位当皇帝，是为晋元帝，并改元大兴，正式建立东晋政权。登基之日，百官同至大殿祝贺，司马睿认为王导有再兴晋政权之功，应该跟自己一起坐龙床接受百官的拜贺。皇帝在登基之日，让权臣跟自己一起接受百官朝拜，这是旷古未有之事，王导对此不得不极力推辞，并说：“要是太阳与草木同位，那万物何来仰照？”司马睿见王导不愿跟自己一起接受朝拜，只得作罢，又封王导为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仪同三司。王氏权倾江东，家族子弟一百多人分任江东政权各级官职。司马睿请王导共坐龙床，接受百官朝拜，表面上对王导恩礼有加，实质上是对王氏家族的专权擅政心怀不满，江东政权的内部斗争由此而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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