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徽之（王羲之三子）丰神绰约，白衣宏氅，又狂荡不羁，从不专心于某一事。王氏家族世居琅玡（今山东临沂），是晋代士族中的翘楚。中原丧乱，衣冠南渡，王徽之的叔祖王导是开创东晋王朝的最大功臣，王导逝后，王氏家族仍是朝廷的支柱之一。东晋大将军桓温平素非常敬重王氏家族的显赫声名，加之王徽之书法非常好，又很会做文章，名声很大，就把王徽之请到府上当参谋。王徽之每天蓬头垢脸，不扎衣带，完全没有一点军人的形象。桓温不好责怪王徽之，又将王徽之送到自己弟弟车骑将军桓冲的手下当骑兵参谋。桓氏家族在东晋朝也是世家大族，权势震天，不过在王氏家族面前，总觉得低矮几分。王徽之到桓冲帐中做参谋，照样不管任何事，成天悠哉游哉。有天，桓冲宴请帐中的参谋人员，给王徽之敬酒慰劳，问：“你在何曹（相当于现在的部）任职？”王徽之答：“好像是马槽！”桓冲问：“你管的马曹有几匹马？”王徽之答：“没有见马长得什么样子，怎么知道马的数量！”桓冲又问：“有没有人把战马损失的数字报告给你？”王徽之答：“不知生，焉知死！”一天下大雨，王徽之跟随桓冲巡视军营，戴着斗笠骑着马，王徽之感到极不自在，下马挤到桓冲坐的车里，说：“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一个人占一辆车？”一天早上，桓冲把睡懒觉的王徽之叫起来，说：“你到我这里有好些日子了，也该帮我做点事！”王徽之打个哈欠，伸伸懒腰，说：“这么早起来，西山的空气真是叫人爽透了。”王徽之的举动让桓冲啼笑皆非，无奈之下，桓冲让人拿了两年的薪水，送王徽之回家休养。王徽之闲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冬天下大雪，睡至傍晚，觉得很无聊，王徽之令仆人给自己煮酒，开门赏雪。又见大雪已停，晧月散照四野，孤星与寒雪相照无语，异常凄美，不自觉中高吟起文学名家左思的《招隐诗》，诗吟罢，又觉得心有所失，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戴逵当时在剡县（今浙江嵊县），离着山­阴­有百十里地，王徽之令仆人准备船只，顺剡水去拜访戴逵，仆人辛苦一整夜，把船划到戴逵的家门口，王徽之却让仆人再把船划回去，说不去戴逵家里了。王徽之的举动近乎发疯，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王徽之答：“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戴逵的字）邪！”

阮籍、王徽之是两晋士人的著名代表，他们一生都没有做能决定政权兴衰的大官，但整个处于官僚集团上层的士族都以这种“弃名教而道自然”的圭臬来随时决定行事方式，对整个社会思想行为无疑会造成极度的冲击与无其狂放的影响，中国政治建设由此进入另一条通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纵观千古中华，把自然人­性­理论施加到治政之中，以走钢丝和难得糊涂的方式处理天下大事的莫过于东晋王朝，而其中的杰出代表又是王导与谢安。

晋武帝司马炎效法魏文帝曹丕取代汉政权，亦用“禅式”的方式取代魏政权建立西晋政权。建立西晋政权后，司马炎也切实对西晋政权的长治久安作过一番思考。自东汉至魏晋，朝廷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比起来，都不能说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东汉以后，各地以宗族势力为主的地方豪强拥有大量的私人部曲（武装力量），他们自建坞堡，结垒自守，当施政官员的行政措施与手段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不会说三道四，若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轻则各坞主在朝廷中的代言人会以奏章的形式对朝政提出批评或对地方官员进行指责，重则驻守地方的坞主会以杀逐地方官员的方式与朝廷对抗，这给朝廷自上而下的行政治政带来极大的阻力。曹­操­能成为一代最著名豪强，就是以谯郡（今安徽亳卅）曹氏、夏侯氏两大宗族为立足点，经过三十多年东征西战逐渐扩张势力范围而形成的。魏国曹­操­、曹丕父子的兴起，正是地方政治势力坞主化、军阀化的结果。代魏而兴的晋王朝，本身就是由代表各地方大坞主利益的士族共同拥护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大坞主的眼中，朝廷只能充当他们利益的代理人，而不能破坏这种分利局面，因而，地方要求分权的呼声远远压倒了朝廷进一步集权的倾向。这种利益分割局面，让晋王朝建立时的情形跟周王朝建立时各封国利益分割的局面有着天然的相似，因此，晋武帝不得不接受一种相对妥协的治政方式，一改秦汉魏三朝宗亲不得独立治政领兵的法则，在确保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实行有限的分封制，将二十七个司马家族的宗亲分封到各战略重地为王，并且让宗亲王有实封的军队和官员，各宗亲王的封土完全私有化。五个最大封国各自有­精­兵五千，分上中下三军；次等封国领兵三千，分上下两军；再次封国领兵一千，王国内的官员由各宗亲王自己选定。在分封宗亲王的同时，对于大批拥戴司马家族的其他高级士族，晋武帝也实行普遍封侯制，全国受封侯爵的高级士族多达五百多人，这使晋王朝内部大小王国、侯国如同枝横森立，中央对地方的架驭能力再一次返回到了东周列国时代。在思想领域，曹魏时已羞于“忠”的提倡，曹­操­在《举贤勿拘品格令》中公开声称惟才是举，那些不仁不孝不信不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都可以举荐出来做官。司马氏虽自称世代儒生，对孔子提倡的“忠”，则予以更进一步的放弃，自称晋王朝完全“以孝治天下”，司马昭逝后，司马炎代魏当皇帝，以皇帝身份给其父司马昭守孝三年。由于魏晋两代王朝的公开提倡，儒经忠义自守的价值取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广大读书人从学孔孟礼义转向学老庄的“自然无为”也就成为必然趋向。在老庄“自然无为”价值取向的背后，是现世人生的极度享乐与奢靡，在追求“贵人”的态度上，大批士族官僚进行*享受时无所不用其极，让整个治政的根基在奢侈、虚伪、*之中迅速腐蚀败损。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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