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后，司马睿忧愤之下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东晋明帝，王导辅政。王敦不知退缩，想趁新皇帝继位之机，谋夺皇权，要求朝廷加“九锡”之礼。王导基于权力平衡理论，组织军队反击王敦，又对外发布消息说王敦已经病死，谋叛并不是王敦本人，王导的宣传鼓舞了建康军民的战斗勇气，也瓦解了王敦集团的众多叛将。王敦又病又气，不久真的病死，王敦的二次叛乱被迅速平定下来。司马绍登位不到二年病死，年仅几岁的小皇帝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皇太后庾氏临朝听政，庾氏家族排挤王氏家族，逐渐取得了治政的主导权。

大将军庾亮是晋成帝的舅舅，庾亮­操­纵朝权随意任贬各级官员，引发历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今安徽寿阳)守将祖约(祖逖的弟弟)不满，庾亮出兵*苏峻、祖约。王导认为不让山泽长点小鱼小草不可能，应该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两将，庾亮不听。两叛将以杀庾亮为名，攻入建康，危急关头，庾亮等朝廷官员纷纷外逃，只有王导抱晋成帝坐在皇位上，纹丝不动，苏峻钦敬王导的为人，让王导继续辅政。王敦死后，陶侃从广州调任荆州，得知建康内乱，与温峤、桓彝一起发兵打击苏峻，将苏峻捕杀，祖约逃往北方石勒处，也被石勒绞死。桓彝在阻击叛乱时战死，其子桓温后来成为东晋朝的另一权臣。

苏峻叛乱，让庾氏家族大失面子，庾亮不得不佩服王导的高明，将朝政交给王导，自己外镇荆襄，不再处理朝廷纷繁复杂的事务。建康城在苏峻叛乱中焚毁一空，温峤等人建议迁都，王导坚决反对。王导认为王者绝不会因丰俭移都，建康是古之金陵，有帝王之气，坐金陵以镇南方才能确保朝廷的根基。一旦迁都，天下震动，北方石勒必趁虚而入，让江东政权雪上加霜。最后，还是王导的意见占了上风，迁都之议被压下。重建都城需要大量钱财，建康府库空虚，无钱可用，只是地库里还藏有黄绢几千匹，可拿到外面卖，但值不了几个钱。王导让人拿出几匹黄绢，给每位朝官和有名望的士族每人做一套黄衣黄裤黄帽黄鞋，外加一袭黄袍。王导出门，一身宽大的黄袍衬着卓约身姿，成为建康城的一道风景，建康城及中原江表刮起了黄衣旋风，黄绢的价格陡涨了几千倍，地库中的黄绢也值了大价钱，充用重修建康城的本金。庾亮到上游武昌后，另建大将军府，又指使弟弟庾翼­操­纵朝政，受到王导的压制。南蛮校尉陶称(陶侃的儿子)对王导说，庾亮对王导主政不满，有领兵东向的趋势，王导镇定自若：“我与元规(庾亮的字)休戚与共，这种流言怎么会进得了我的耳中。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元规来了，我就赶着驴车回老家去，怕他吗？”王导不愿跟庾亮闹翻，又写信给陶称让他听从庾亮的指挥，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有次王导与客人在建康闲游，有西风夹着尘土吹过来，王导举起扇子遮住脸，故作轻松地说：“元规尘，污人。”客人们大笑起来。

朝廷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按报上来的情况，有的该升，有的该降，还有的该杀。而地方官员都是各大士族的代表，王导问顾和该怎么处理，顾和说：“相公肚里能撑船，何必计较地方上的小事。”王导连赞说得对。能升迁的地方官吏尽量予以升迁，不能升迁的予以留用，没有惩罚一个人，各大士族的利益都得到照顾，没有人对王导治政提出什么异议。到了晚年，王导对地方奏呈上来的文书，看都不看就予以签发，属吏说这样办事是不是过于糊涂草率，王导说：“我这糊涂来得不容易，后世人有些事处理不了时，恐怕会常常想起我的糊涂来。”王导以卓绝的政治智慧与风姿赢得了江东所有人的敬重，这使东晋立国初期的重重矛盾与困难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晋王朝这架衰朽的马车得以继续往前拉了一百年。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六十四岁的王导病逝，朝议以天子的礼仪下葬王导，以示对王导一生功绩的表彰与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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