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二月十八日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

我复信是二月二十二号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主要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更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作品，这虽然能满足于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于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食……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建国之后的反右——直到血­色­斑斑的“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邮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交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期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的六月下旬的一天的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看来，信是其秘书邱德新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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