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医院。说来可笑,我在医院里最挂牵的是小河河:它喝的水是不是每天都换了?喂的食新鲜不新鲜?洗澡了吗?洗完澡千万不能叫风吹着等等。儿子们开玩笑说我对河河比对他们好。我说你们都大了,能自己照料自己,可河河被关在笼子里,是多么弱小无助。其实,儿子们也都宠爱河河,照顾得很好。他们给河河喂食不像我那样把食放在食指上由它来叼,他们扔进笼里,让河河接住,这就锻炼了河河的敏捷能力。河河也喜欢这种变化,10天中它和江建立了感情,以至于江外出读书后,它常常若有所思地呼唤着“大江”“大江”!
出院时,丈夫说你天天想河河,河河也许把你忘了。不料我还没有进门,就听它在阳台上欢叫,我急急去看它,我的河河在笼中像小孩一样热切地看着我,一声连一声地欢叫着,“你好”“祝你平安”“感谢主耶稣”。
我急忙洗手给它喂食,它竟然用嘴轻轻一碰把食碰掉,然后张大嘴含着我的指尖,目光亲昵地盯着我的眼睛,如是五六次,才开始吃食。这是小河河所表达的最亲昵的感情了。
在我们家里,能得到河河如此深爱的只有我一个人。曾经有一个朋友想试试河河,把手指伸进鸟笼,不想被河河毫不客气地啄了一下。
河河是那样地爱我们这个家。它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了不到半年,就和我们这个家融为一体了。
关于养鸟的书上,大多说鹩哥的寿命有十几年。我常常算着想给它找个配偶,想在窗外为它制作一个大得可以飞翔的折叠鸟笼,因为不敢把它放出去,怕它走失。但是,所有的计划都成了泡影。2003年3月下旬,河河开始不愿吃饭,大便有些稀,继而不说话了,但眼睛仍是那样的明亮。再后来给它洗澡它不叫也不跳下去洗。寻找生病的原因,发现新买的鸟食,包装相似,鸟食却是假的:粗糙,黄颜色是色素染的。急忙重新买鸟食,但似乎晚了,河河不吃。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找宠物医院,找鸟类专家,得到的都是善意的劝告:鸟儿一得病就治不了,再买一只就是了。我不相信河河会一病不起,我用大米炒鸡蛋黄劝它吃,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坚持吃几粒。我熬绿豆汤喂它喝,它不愿喝,但见我不断地劝说,它也喝下去。直到4月21日午休时,我躺在床上睡觉,它还和以前一样看着我,只是它已无力站住了。当夜,我梦见小河河躺在门庭的书橱前,我从睡梦中哭醒了。
4月22日,我一天都坐在河河身边,那是我和它说话最多的一天。听着我回忆带它爬山带它到海边的往事,它的眼睛里流露出欣慰的目光。那天,没有风,天下着细雨,楼下的金盏花黄灿灿地开了一树,几株樱花也绽放出红艳。我把笼子提到窗前让它看花,它也看了几眼。其间有一个学生来送书,我当时在厨房,河河还竭尽全力地学着门铃声呼唤我。我哪里知道这是它在世间最后的一声呼唤呢?当天晚上丈夫下班,给它捎回针管和葡萄糖液,我准备遵照医嘱往它嘴里灌水。可那天晚上它精神出奇的好,能在栖木上走来走去,我熬的绿豆汤,它大口大口地吃,好像很饿的样子。它每吃一口都顽皮地看看我,好像说:妈妈,放心,我好了!我真的以为它这就好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它就喘得厉害。它躺在笼子里了,它站不起来了。我把它轻轻地捧出来,在床上为它铺上小棉垫。它趴在那里,大张着口,我用针管滴点儿水到它嘴里,立时就被它的喘气扑出来。10点多钟,电话铃响,它还努力扭头看看我,示意我去接电话。是小儿子来的电话,告诉他河河病了。放下电话,我回到河河身边,告诉它是大江的电话,大江哥哥想念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好活下去。它看着我,清纯的目光里有那么多的渴盼。我抚摩着它的小翅膀,它侧着头望着我,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碎的眼神,饱含着依恋、信任和苦痛的哀求。我流着泪对它说,妈妈救不了你,我为你祷告。我刚到另一间屋,就听到啪的一声响,屋里一片静寂,没有了河河的喘息声。急奔到小屋,河河没在床上,我以为它憋气太甚冲到前面去了,就到床前去找,没有。我大声叫:河河!这才发现它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两手抱起它来,我哭着叫它河河,河河。它从嗓子里挤出两声:哦,哦……
再也看不到它明亮深情的眼睛了,再也听不到它悠扬婉转的声音了。我感到时间突然凝滞了,我心灵的世界顿时一片荒寂。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都在听河河表达着各种感情的美妙叫声。这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倾听。我从没想到这声音会一下子消失,再也听不到了,永远也听不到了。“你好”,“祝你平安”,“感谢主耶稣”,在河河走后的许多天里,我一个人在家,不断模仿着河河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去呼唤它常说的那几句话,可唤声全部孤单地失落在空洞的房间里,不再有河河回应的声音和它跳动的身影。当电话铃响起,当有人按门铃,当我从外面回来刚刚踏上楼梯,我会习惯地去听,去寻找河河发出的喜悦的呼叫声,那是它一次也没有忘记过的。可我听到的是一片空寂。
我们把河河埋在家对面的山崖下,在月季花和迎春花之间。
回想起来,我真是亏欠河河。河河生前喜欢出来飞飞。我第一次打开笼门,它不敢出来,以后出来次数多了,一开笼门,它就飞出来了。那是它自由的时刻,它在桌子底下,沙发前,到处巡视,有时跟我进厨房,看见塑料袋,它也啄着玩。我很愿意放它出来,但因为我的视力不好,看不清它拉在地上的粪便,有时踩得到处都是,就很少放它出来。河河没有怨言。有时看到它被禁锢在笼子里的样子,我真想放飞它,朋友说,它已失去了在大自然里生存的能力,飞出去很快就会死掉。可最后,它是飞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它一定不愿躺在床上逝去。它飞起来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飞起来了,它是用尽最后的力气飞起来的,它飞起来的时候,旁边没有一个人,它在飞翔中坠落。它保持了一个鸟儿飞翔的尊严。
有关鸟的书里说,鸟儿在病中和生命垂危时,羽毛松乱,眼睛无神,眼睛或半闭着,或有分泌物。可河河最终都是羽毛光滑黑亮,眼睛清澈如水。也正是这样,我们才大意了,没想到它会永远离开。它趴在棉垫上,也许是累了,有时眼睛会闭一会儿,可当它睁开眼看我时,眼睛却依然是那样明亮!它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了我最后一眼。那是饱含着千言万语的眼神啊!它有多少欲说而没说的话语都蕴涵在它那黑宝石一样晶莹灵动的眼睛里,留给我的是一生的思念,是无限的惆怅。
河河是一只鸟儿吗?它为什么能用人的话语、人的语意声调表达丰富的情感?它的表达是那样的准确又那样的优美!它为什么会用眼睛说话?它的眼神它的目光所盈溢的是怎样美丽纯洁的心音啊!每当有客人来时,它都要向客人问安,听客人说话。它为什么能从众多的足音里分辨出我们的足音,不等我们走进楼门就会在家里欢叫着迎接我们?它为什么会拥有人类崇尚的许多美好的情感?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阵地揪疼,我想起那一次我言而无信给河河的打击。那天早晨,我们5点多离家到机场送人。走时我告诉河河8点多就可以回来,要是饿了可先吃小碗里的干食。不想那天航班延误,登机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下午5点。我担心河河饿坏了,小碗的干食不够它吃的。急急赶回家已是 6点多。远远地听不见河河的声音,它没像往常那样欢叫着迎接我们,进门它也没和我们说话。我一看,它没有站在栖木上,而是耷拉着头,趴在笼底,小碗里的干食一点儿也没动,水钵里的水依旧是我走时那么多。我们的河河竟然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我心痛地急忙去煮鸡蛋,我告诉它我为什么回来晚了,问它为什么不吃饭。我和它说了很长时间,它才缓过神来,跳上栖木,喝了口水,然后,仰起小脑袋看着我说“啊”“祝你平安”,那眼神好像说你平安回来,我就放心了。
谁能说清在那12个小时里河河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它一直在牵挂中等待了又等待,见不着人就不吃不喝。
“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面对河河的赤诚,人怎能不汗颜呢?失去河河,岂止是失去了一只鸟……
河河走后的第三天,上午9点多钟,一个邻居来电话告诉我:“你家的鸟飞出来了,在你家厨房的窗台上,赶快把它捉回去吧!”我一听,一阵惊喜,急忙放下电话,赶到厨房。窗台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楼下几个老师都说,是有一只鸟儿在你家的窗台上,怎么一眨眼,那样大的一只鸟就不见了。
他们一直在那里看着它,却没有看见它往哪里飞了。
我希望那是我的河河,那肯定是我的河河。它在飞回天堂之前来看一看它的家,来作最后的告别。它一定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告诉我不要太伤心,我们会在天堂相见的。它一定是喊着“祝你平安”,然后飞走的。
可惜,我听不到它在另一个空间里的声音了。它让那么多人看到了它,为的是让他们向我证实它的存在,它隐去而不让我看到它,必是怕我伤心啊!
小儿子在电话中哭着读他写给河河的信:“妈妈说她和爸爸昨天把你埋在门外他们种的迎春花下,这样每天你都会看到爸爸上班下班,每天都会看到咱家人在餐厅吃饭。不管你在哪儿,你始终都是咱家的成员。”
我的河河飞走了!飞到永恒的乐园。它婉转优美的声音在常青的树木下、在不凋的花丛间回响,它深邃清纯的目光永远永远流泻在大地上。
蓝天下,山崖旁,长眠着我心爱的小河河。不论春夏秋冬,不管白昼还是夜晚,我都能看见它美丽的眼睛清纯的目光,那是世间最美丽的眼睛,那是只有我们河河才有的目光。
扇嘴巴子的故事
李钢林
抗日战争肯定与扇嘴巴子有关系,这是肯定的,要不,怎么会打起来呢?今天的世界是变了,反正战争是一个概念,和平是另一个概念;反正两全其美是一个概念,两败俱伤是另一个概念;反正谁都想过好日子;反正谁要想过上好日子,谁还离不了谁;反正未来中日的故事,是一个大智慧的故事,这是肯定的;反正未来还会有中日的新故事,不是老故事。这也是肯定的。
抗日战争与扇嘴巴子有关系,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中日两国会打起来呢?
今日花甲再回首,还必须从《扇嘴巴子的故事》开篇。
事先申明:我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绝对不是自编的小说。
日本人有一个很鲜明的民族特点:好扇嘴巴子。
凡日本电影,一般都有这个情节,他们遇事自己心里不痛快,就互相扇嘴巴子。
中国人一般不打脸,打ρi股。
中国老话:打人不打脸。中国人爱面子,要脸。
中国人遇事讲究一个“忍”字:忍为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
对脸的态度,可算是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民族性格区别。
1931年,日本人搞了一个“九一八”事变,把当时的东北军打跑了。于是,日本人就把我们的东北地区都给占了。当时,日本还给东北地区起一个新名字,叫“满洲国”,还给“满洲国”指定了一个皇帝,叫溥仪。不过,在“满洲国”里,溥仪是孙子,日本人是爹,于是,当时的东北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在天上,中国人被压在地底下。
于是,就有了一个关于扇嘴巴子的故事。
1.第一个嘴巴子
中国人常隆基,今辽宁省西丰县龙潭寺铜台乡苔壁村人,1921年生人。
他3岁时丧母,其父常年病魔缠身,自顾不暇。
常隆基从3岁起就随寡居的外婆生活,外婆没地,他们靠要饭活着。
在苔壁村至西丰县城六十多里的乡间小路上,在沿途的村庄里,春夏秋冬都能看到一个瘦小干瘪的小男孩沿街乞讨,或跟着外婆,或单独一人,风里来,雨里去。在他常年往返的小路上,每天都能听得到同一个稚嫩的喊声:“大爷爷,大奶奶,行行好吧。”他只能天天要饭,为了他的外婆,为了他重病的爹,也为了他自己的肚子。
这就是童年的常隆基。
1935年,一天清晨,还不到要饭的时候,常隆基就背着粪筐,拎着粪铲子,四处拾粪。当他走到县城边日本小学的大门边时,他停住了,这是他第一次远远看见日本人,他好奇地站在大门口看日本小学生“上操”。一不小心粪筐子滑落下来,半筐粪撒在学校大门旁,常隆基赶紧俯身去拾粪,他心疼他的粪啊。
这时,正赶上一个日本人出来,一看到他和地上的粪,抓起他的脖领子就扇嘴巴子,就像抓着一个小鸡仔一样把他提起来,左右开弓,扇得常隆基两眼直冒金星,他完全蒙了。
日本人打够了,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摁在粪堆上,非逼他把地上的粪吃干净不可。
常隆基的脸被扣在粪堆里,满脸憋得通红,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脸被紧紧摁在粪堆里了。他实在憋得受不了啦,本能地一个兔子打滚,把日本人翻倒在一旁,他抓起粪铲劈头就砍,把那个日本人给开瓢了。
事后他很害怕,很后悔,当时他的确是被逼急眼了,失手打了日本人,不是成心的。
那天,常隆基跑了。他知道闯了大祸了,当天夜里,他没有回家,他爬上一趟开往四平的火车,投奔远房的表姑去了。
这是常隆基平生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也是他平生第一次挨嘴巴子。其实,他根本没看清那个日本人长什么样。以前,他爹只拿鞋底子打过他的ρi股,没扇过他的嘴巴子。
好几天,他的脸肿得像馒头一样,脸庞火红火红的,火辣火辣地疼。刻骨铭心。
他记住了,日本人好扇嘴巴子。
常隆基害怕了,他怕日本人,他怕挨嘴巴子。以前,他只知道饥饿最可怕,第一次挨了嘴巴子之后,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日本人扇嘴巴子。
他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要扇他的嘴巴子,也不敢问,他整天把嘴闭着,只有眼睛睁着。
那年,他14岁。
常隆基跑到四平的远房表姑家,担惊受怕地过了几年。他躲着日本人,再没有挨嘴巴子。到了1941年,他还是被抓住了,抓他不是去坐牢,而是去当兵。
这次,常隆基又碰上日本人了。
2.“拿酷鲁”
1941年,常隆基20岁,正值被征兵的年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出兵关内,要吞并中国。日本本土兵源不够,于是,就在“满洲国”实行征兵制,挨村挨户地抓壮丁。
户口上有常隆基的名字,人又找不到,西丰县公署动员股股长不答应,于是,限村长7日内把人送到县里去,否则,就拿村长按“反抗大东亚共荣圈”之罪论处。村长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常隆基表姑家的地址,赶紧带着警察直扑四平。
常隆基还没起床就被村长和警察堵在屋里了,他被五花大绑起来,直接送到了西丰县公署。他当兵了。
1941年5月,常隆基被编入满洲国靖安军第二团迫击炮连二排四班,部队驻地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富锦市的上街基。
新兵入伍要经过六个月的新兵训练。新兵训练按日军条令,教官都是日本人,各种训练口令都用日语,各种训练科目按日军条令要求。常隆基是一个从小要饭,后来种地,扛大活的庄户人,“向左转”“向右转”他都分不清;“立正”“稍息”他也记不住,口令又都是日语,他更不懂了,他完全蒙了。为此,常隆基没少挨嘴巴子。
老兵都是中国人,很同情这个干瘦的小新兵,看他不开窍,就早晚给他“单兵教练”,教他基本动作和要领。
常隆基很努力,他在老兵面前什么都明白,也都能做好,一切动作都符合条令要求。可是一见到日本教官,他的脑子里“嗡”的一下就全忘了,日本教官还没有开口下口令,他就吓得晕头转向。他自己也承认,自打他第一次挨日本人的嘴巴子之后,他的脑子就进水了。
每次考核不及格,常隆基除了在队前被扇嘴巴子之外,解散之后,日本人又给他增加了一个新科目:“拿酷鲁。”
一天,对新兵进行“术科”和“学科”的考核,上午考“术科”,下午考“学科”,常隆基的单兵动作、口试、笔试都不及格,气得日本教官哇哇直叫唤。
解散之后,常隆基没走,他早就做好了挨嘴巴子的思想准备,没等日本教官开口,他就主动地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到日本教官面前,抻着脖子等着挨嘴巴子。
结果,日本教官没扇他嘴巴子。日本教官一挥手,来了三个满脸杀气的日本兵,他们把常隆基拉到操场上,三个人站成三角形,把常隆基围在中间。日本教官嚎叫一声:“拿酷鲁!”三个日本兵就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每人都挥起双拳,左右开弓,连打带摔,连摔带踹,一直打到三个日本兵自己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了,一直打到常隆基没声了,“拿酷鲁”才结束。
当同班的几位战友把被打得半死的常隆基抬到寝室,放到炕上之后,常隆基才用手指撑着眼皮睁开了眼睛。他看清了,周围是他的战友。
战友们给他擦伤,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战友们给他喂水,他不张嘴;战友们跟他说话,他一声都不吭。
大家说,不要把话憋在心里,劝他在屋里哭出来,说出来,骂出来,心里就舒坦了。
战友们好心劝他想开一些,劝他不要老想着日本人扇他嘴巴子的事,只管把动作做好,就平安无事了。
常隆基始终一言不发。
开饭的号声响了,战友们给他偷着带回来点饭,他不吃。
熄灯的号声响了,大家都睡了,他用手指撑着眼皮,一夜没睡。
第二天夜里,“不寝番”(夜班值班员)查铺时发现常隆基没了,战友们赶紧在营房院里四处寻找。
常隆基上吊了,战友们赶紧把他放下来,给他做人工呼吸。他活过来的第一句话:“你们怎么不让我去死啊!”说完,痛哭不止。
日本人知道了常隆基上吊的事,又扇了他一通嘴巴子,又是一个“拿酷鲁”。
常隆基记住了:上吊找死,就是“拿酷鲁”,也扇嘴巴子。
3.“协和嘴巴子”
常隆基的连长是老东北军出身。他心地善良,为人仗义,军事素质也好,就是嗜酒如命。
连长对这个全团最笨,挨嘴巴子最多,又从不言语的“倔种”很同情,经常安排他干点杂活,躲着日本人,免得日本人老扇他的嘴巴子。
常隆基为人实诚,知道报恩。他用自己少得可怜的津贴给连长买酒喝,给连长料理生活上的事,连长也不避他。
一次,常隆基给连长买了一瓶“小烧”,一包猪头肉。连长高兴,喝高了,就开始白话:“富锦这地方可是军事要地,叫第二国境线,再往北就是黑龙江,过了江就是苏联了。”
“小鬼子与老毛子不对付,往东不远有座五顶山。那可是小鬼子的大堡垒,归日军第七军管辖,叫五顶山军事要塞。”
“你这个没用的玩意儿,啥也学不会,尽挨嘴巴子,啥时候我求求狗日的日本长官,让你给我喂马吧。”
常隆基看着连长喝,只管给他倒酒。
第二天,搞实地演习考核,这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这个科目搞完了,六个月的新兵训练就算结束了。
那天的演习科目是“排搜索”。新兵连拉到五顶山附近,各排以班为单位成散兵散开,从不同方向同时向小山包上搜索。
演习结束了,全连的人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常隆基。全连集合的时候,大家远远看见两个日本兵拖着常隆基从树林里出来了。
全连回到营房,日本教官宣布:不解散,不开饭。
日本教官指着连长的鼻子命令道:全连成两排纵队,面对面成一臂距离站好。连长刚把队伍集合好,日本教官上来就是一巴掌,把连长也推进了队列。然后,日本兵站到队伍的两头看着,日本教官口令道:“协和嘴巴子,开始!”于是,全连一百多号人开始互相扇嘴巴子。
操场上立即响起了“噼哩啪啦”的响声,如同全连的机枪在齐射一样,震耳欲聋。这种声音,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协和嘴巴子”,中国人从来没感受过。
一直打到全连都坐到地上呼呼喘气了,“协和嘴巴子”才结束。
最后,日本教官命令连长带着三个兵把常隆基拉出队列,单独给他加了一个“拿酷鲁”。
那晚,全连上下,人人都鼻青脸肿,个个都唉声叹气,每人都嘴角流血,晚饭都没吃成,谁的嘴也吃不成了。
战友们把常隆基抬到炕上,他自己拼命翻到地上。他趴在地上,面对战友们抬起满头大包的脑袋,他满脸血水,满脸泪水,满脸红肿,须臾,他颤颤巍巍地撑起双臂,使劲把头向地上磕去,咚!咚!咚!咚!……战友们听着“咚,咚”的声音,心里都瘆得慌。
不论战友们怎么劝,怎么拉,他就是不起来,他就是不停地磕头。
连长骂道:“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拖着全连扇‘协和嘴巴子’,你也不想想五顶山是啥地方,想跑?你能跑得出去吗?”
常隆基记住了:自己想跑,就拖着全连扇“协和嘴巴子”。
4.常隆基也会扇嘴巴子
连长真急了,骂道:“你他妈的一个人挨嘴巴子也就算了,这下可好,现在是全连都扇‘协和嘴巴子’。天天扇‘协和嘴巴子’,这谁受得了啊。全连这一百来号人不他妈的都玩完了吗?”
连长心里明白:小日本就那操性,常隆基就那德行。现在人家是爹,人家不满意,肯定还是扇嘴巴子,肯定还是“拿酷鲁”,肯定还是全连扇“协和嘴巴子”,谁让人家厉害呢。
连长只有一个辙:安排常隆基这小子去养马,躲着日本人。要不,常隆基得完,全连也得完。
于是,他绞尽脑汁,到处求情,想方设法,终于,在新兵训练结束之后,常隆基成了连长的马弁。
常隆基给连长买酒喝,买肉吃,连长高兴,不骂他了,骂日本人:“真他妈的稀罕,扇嘴巴子就扇嘴巴子呗,还他妈的扇‘协和嘴巴子’,这不是撕我们的脸吗,怎么小日本他妈的会有这种损招呢?”连长纳闷。
连长有匹大白马,原来又脏又瘦。常隆基干活肯下力气,他接手后没俩月,大白马就变得洁白如雪,毛光水亮,跑起来四蹄生风,不颠不窜,再加上把所有的皮革马具,所有的铜制鞍具附件都擦得光亮照人,连马粪兜子都洗得洁白如新,大白马一下子就成为全团最抢眼的战马。
躲开了日本人,整天与大白马做伴,是常隆基最舒心的日子。
养马后,常隆基再也没挨过嘴巴子,再没有挨过“拿酷鲁”,全连也再没有扇过“协和嘴巴子”。全团的日本人、中国人好像都把常隆基给忘了,只见大白马,不见常隆基。
1943年4月27日,预先号令下来了:全团选出10匹战马和10个驭手,加紧训练,供重要长官上五顶山阵地视察用。全团选来选去,大白马名列第一。
1943年5月1日晚7时,命令下来了:第二日全团官兵随关东军高级长官进五顶山阵地视察。士兵带枪不带弹;军官配刀不配枪;战马和驭手在团部待命。
这一夜,常隆基整夜没上炕,他给大白马喂料,刷毛,擦马具,整理马鞍子。他还特意更换了新的马粪袋子,检查几遍,等一切都准备齐当了,他就坐在马槽上抚摩着大白马的脖子,相对无言到天明。
天一见亮,他就跑到连长屋里倒尿壶,打洗脸水,给连长穿戴完毕。送走连长后,常隆基又回屋打扫了一遍,这才赶回马厩。他系好崭新的马粪袋子,还特意塞进几把新鲜的马粪,遂牵马直奔团部操场。
常隆基第一个赶到团部的操场,他规规矩矩地站在操场上。大白马浑身洁白,昂头矗立;常隆基手持缰绳,立正于马头左侧。日本人过来了,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把常隆基全身摸了个透,又看了看精神抖擞的大白马,拍拍马脖子,检查通过了。
5月2日8时许,十几辆小汽车开到操场上,从车上下来十几个高级长官,为首的是一个佩带中将军衔,约五十多岁的小个子长官,他扫视了一眼列队的方阵,就径直朝常隆基的大白马走来。
当长官走到马前时,常隆基上前一步,双手送上缰绳,然后转身于大白马左侧,“扑通”一声跪下,双臂撑地,俯胸弓腰,静候长官上马。
进山的部队出发了,首先是前卫,然后是长官纵队,最后是第二团的大部队。中将长官骑在大白马上,走在长官纵队的最前面。
常隆基牵马在上山的路上走着,小心谨慎地绕过沟坎和石块,避开划人的树枝,不时地用余光扫视马ρi股上的马粪袋子。中将长官安稳地骑在大白马上,注视着前方。
山头阵地到了,中将长官第一个分腿下马,常隆基立即上前用双手扶住中将长官腰间的皮带,双手一卡,用劲一翻,随手抡起右臂,足足实实地给中将长官的脸上扇了一个大嘴巴子。
“啪”,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嘴巴子,中将长官当即仰面倒地,完全被打蒙了。常隆基右手迅速Сhā进马粪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对准中将长官的胸膛,“啪,啪”就是两枪,中将长官当场毙命。
这是连长的那支手枪。早上,他在连长房间里偷枪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子弹上膛。
事发突然,出人意料。
在寂静的山林中,这清脆的枪声如同晴天霹雳,使所有在场的军人都本能地立即卧倒。枪声远去之后,当他们看清只有中将长官一个人倒在血泊之中时,全都傻呆了。
山头阵地上,常隆基没了,大白马也没了。
下山的路上,大白马如狂风行云,风驰电掣一般,转眼变成了一个小白点。马背上有一个人,这人应该就是那个常隆基。
日本人操枪想打,枪无弹;拔刀想砍,砍不上。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曾经轰动一时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距今62年,日本大东亚战争史称“满洲国五顶山事件”。
5.花甲之后再结案
伪满洲国档案记载:满洲国康德十年,即1943年5月2日午,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南木石隆于满洲国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富锦市)五顶山要塞视察时被刺身亡。
一个中国马弁刺杀了日军南木石隆中将,而且就在被日本人视为生命线的满洲国里,此事件被大日本皇军视为奇耻大辱,为此,日本人当年抓了很多中国人,杀了很多中国人,也吓坏了很多给日本人干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做事很认真,很仔细,他们当年对此案做了很多调查,从现在的黑龙江省,到吉林省,再到辽宁省,上山下乡做调查;他们还写了很厚很厚的调查报告,审讯记录,犯人证词,还在刺杀现场照了相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为什么一个中国马弁要刺杀一个日军中将呢?
62年都过去了,日本人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
一个重要原因是,刺客常隆基当年没抓着,大白马当年也没找到,现在恐怕是更找不到了。
按照战争通则,常隆基是军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应该算失踪了;大白马也属军队编制,也是活不见马,死不见尸,也应该算失踪了。按日本人的规矩,62年前发生的“满洲国五顶山事件”一案到今天,当事人无果,旁证大白马也无果,此案还应该是一个悬案。
据伪满洲国的史料显示:事发当天有人看见,常隆基骑着大白马下山以后就向北跑了,最后一个见到常隆基的,是第二天在黑龙江边捞鱼玩的一个小男孩儿。
小男孩儿说,他亲眼看见常隆基牵着他的大白马下江了,常隆基临下江之前,自言自语地留下一句话:“就是要扇他一个大嘴巴子,扇死他。”
如果这个证言是真实的话,这也可以作为当事人常隆基对此历史悬案的一种结论:其实,常隆基“就是要扇他一个大嘴巴子,扇死他”。
这个结论,中外法律界和普通人都比较容易理解。
在常隆基案的调查卷宗中,没有发现他个人有什么复杂的社会组织背景,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他与南木中将仅仅是第一次见面,既无私仇,也无政治企图。他刺杀日军南木中将的动机,恐怕没有日本人想得那么复杂。
花甲之后再结案,此案的结论或许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扇嘴巴子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事发当天,那个连长就被抓了,后来被枪毙了。临死前,他感叹道:“真他妈的稀罕,常隆基这小子还敢扇日军中将的嘴巴子?”
“他算成全我了,真没白疼他一场。”连长不后悔。
临枪毙时,连长没有喊冤,他自己靠在墙上;死了,没倒。
关于抗日战争的第一个故事,就讲完了。
6.今天,为什么开篇就讲这个老故事?
因为今年,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花甲纪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60周年。
60年前,世界人民曾经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打过一仗,史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个花甲之前,中日两国也曾经打过一仗,日本人叫它“大东亚战争”;中国人称之为“抗日战争”;世界人民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视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
这是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场世界大战。
人们都不喜欢战争,包括日本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那么,为什么还会打起来呢?
为什么60年前中日两国会打起来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历史学家们会说出各种各样的战争原因: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等。
其实,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场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人扇中国人的嘴巴子,还有“拿酷鲁”,还有“协和嘴巴子”等等,这就是当年为什么会爆发那场战争的基本历史结论。这是肯定的。
西方人不叫“扇嘴巴子”,叫“法西斯”。
那时候,我们管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叫日本帝国主义,世界统称“法西斯”。常隆基的故事就是千万个历史例证之一。
就凭这一个《扇嘴巴子的故事》,就能给那段历史作结论。
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60年前那场战争的第一个基本概念。
抗日战争肯定与扇嘴巴子有关系,这是肯定的,要不,怎么会打起来呢?不从这里开篇,后面的抗日战争故事怎么讲呢?
中华民族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了,那时候,中国人天天挨日本人的嘴巴子,脸都被摁在粪堆里了,实在是被逼得没活路了,连常隆基这么一个什么都能忍耐的中国普通农民都忍无可忍了。
于是,抗日战争才爆发了,中日两家在中国的大地上打起来了;
于是,中国人的枪才响了,其中也包括常隆基的那两枪,这枪声一直响到抗战胜利;
于是,才有了后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那些光辉灿烂的故事。
今日花甲再回首。
当年抗日战争的爆发,绝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扇了常隆基一个人的嘴巴子,也绝不仅仅是常隆基的个人刺杀行为,其实,这是60年前整个中华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真实故事。
如果仅仅是常隆基一个人的故事,怎么会有后面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故事呢?这是肯定的。
那就把这个故事作为《今日花甲再回首》的开篇,纪念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花甲纪年吧!
因为,历史如此。
7.未来的故事怎么讲呢?
60年前中日历史上《扇嘴巴子的故事》写完了,未来的故事怎么讲呢?主题是什么呢?
关于未来的中日故事,是继续讲扇嘴巴子的故事,继续讲战争的故事呢?还是选择友好的故事?和平的故事?合作的故事?是选择两全其美的故事?还是选择两败俱伤的故事呢?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一些磕磕碰碰的故事。
今天的人们总是更关心未来的故事,历史总是要走向未来的。
今天的世界是变了,反正战争是一个概念,和平是另一个概念;反正两全其美是一个概念,两败俱伤是另一个概念;反正谁都想过好日子;反正谁要想过上好日子,谁还离不了谁;反正未来中日的故事,是一个大智慧的故事,这是肯定的;反正未来还会有中日的新故事,不是老故事。这也是肯定的。
这又是故事了,是关于未来的新故事。
历史的故事是讲完了,未来的故事讲不了,新题目是留下了。
故事写完之后,我发给一些朋友求教,他们回的E-mail几乎都是同样的:“你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与扇嘴巴子有关系,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一位友人还特意指出:“注意:常隆基是伪军,当时叫皇协军。”
谁也不关注未来的新故事。
我给各个朋友的回答也是同样的:“打死也不说。我不是有言在先:绝对不讲自编的故事吗?这个故事绝对是史实,这是肯定的。谢谢大家。”
纸上谈兵
矫健
14年前夏季的一个夜晚,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手执一份《参考消息》,仰望满天繁星,脑子里胡思乱想。我这人的脑子沟沟坎坎特别多,好似布满电线,稍有引子,便火花乱迸,思绪一下子蹿出十万八千里。在别人看来,我总是心不在焉,迷迷瞪瞪。这回引得我想入非非的,正是手中这份《参考消息》。伦敦路透社讯:近一个月来,深圳、上海股票均有上涨,涨幅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据观察,中国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啊,股票!你终于动了!
如果在今天,提起股票我就这样激动,连街边卖大碗茶的老太太也会笑我神经病。十四年前可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当我独立阳台。手握报纸,仰望星星的时刻,全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股票。至于说股票能在短期内制造一批富翁,能使个人资产成倍、成十倍地迅速膨胀,那更是天方夜谭!除非先知先觉,无人能够预见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悄悄地向中国人逼近。当然,我是个例外。我得承认,我在这方面可能有点天才。我只是读了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消息,就看见日后将发生的一派辉煌景象!
说几句题外话,我对纸上谈兵这个成语,一贯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将它视作贬义词,用来形容文人喜空谈、不切实际等毛病。我却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冷兵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文人的轻侮。纸,就是文人的战场,文人在纸上驰骋,照样创造一个灿烂世界!当我走出书房,奋身跃入商海时,我就对自己说:纸上求富贵!我练的就是纸上谈兵。我果真这样做,每走一步都踩在纸上。起先,我做书商,发行了几本书挖到第一桶金。我又到邮市上混,囤积了一批邮票小型张。后来我发现国库券利率高得惊人,就动用全部现金,买入大量国库券……一路顺风,我总是赢。有时候,我和一些老生意人交谈,便故意强调:做生意很容易嘛,是不是?我看很容易!气得他们直翻白眼。我是赌气,跟所有小看文人智慧的人赌气!
由于书看得多,我的投资意识一直很强烈。在中国,投资渠道少得可怜,凡是已有的,我都削尖脑袋去钻一钻。我当然不会放过股票,那可是好东西。我读过许多美国大亨的传记,清楚地知道股票在大亨们飞黄腾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早就渴望投资股票,可谓梦里寻它千百度。然而,当我真正寻得中国股票时,不禁大失所望。
自1986年试点发行飞乐音响股票以来,上海总共发行了八只股票,人称“老八股”。老八股无涨跌,每年按百分之十五的固定息率分红,过户手续极为复杂。我在西康路证券营业部见到了老八股,没人理睬它们,老八股像乌龟一样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幕情景令我永远难忘:证券营业部门口站着两个卖股票的老头,一胖一瘦。瘦老头捧着一只镜框,镜框里镶着一张豫园商场股票;而胖老头干脆用细绳把镶有股票的镜框吊在脖子上。他们的形象很滑稽,又有几分庄严,仿佛在展示他们的劳模奖状。我相信这两个老头许久没生意了。这样的股票涨得起来吗?
虽然失望,我却一直关注着中国股票。所以当我读到报上那则消息时,脑袋里灵光一闪,就知道机会来了。股票也是纸,我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这次我赢定了!我站在阳台上,像决战前的将军,镇定而又心潮澎湃。南山顶上有一颗大星,烁烁闪亮,我相信它是我的幸运之星。我盯住它看,那星却颤抖几下,倏地划过夜空,掉到山背后去了……
我的小妹小名叫华华,上海人念作“花花”,我就叫她花狗。叫常了她也答应。就像这个绰号,她总是保留着几分儿童的天真。在我闯荡江湖的生涯中,她是一个重要角色。我动脑,她跑腿。她常自豪地说:我们是黄金搭档!可是这回“黄金搭档”办了蠢事,我让她去买股票,他却买回一沓子国库券。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人尚在烟台,通过长途电话遥控指挥炒股战役。我冲着话筒嚷:花狗,我让你买股票,你买国库券干吗?她向我解释:营业部门口的贩子都说傻瓜才买股票!这些人鬼精,围住她取笑,搞得她没信心。有一个家伙,还用橡皮筋弹她祼露的小腿。上海人叫他们“打桩模子”,专门倒卖国库券。华华竟上了他们的当。我说:你不行,快叫许国平来!
许国平是我大妹夫,原是自来水厂的工程师。我下海折腾,把他也卷了进来。我当书商时,发行的第一本书叫作《奇闻大观》,许国平和华华都是我的业务员。许国平向厂里请了长病假,拿着样书和一大瓶可乐,坐慢车一个小站一个小站地推销《奇闻大观》。他人极瘦,颈椎病严重,转动一下脖子就发出喀啦啦的响声,好像骨头都碾碎了。许国平很听话,办事稳妥,我指东他打东,我指西他打西。我命令他:卖掉国库券、卖掉邮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金,全部买入股票!他立即照办。那些日子,我总是对着电话筒疯喊:买进电真空、买进小飞乐、买进大飞乐……买进!买进!
七月流火。许国平每天顶着烈日,拎一只小板凳,拿一瓶可乐,到西康路证券营业部门口排队买股票。当时营业部柜台里尚有存货,趁此热潮,证券公司将未能顺利发行的股票统统抛售出来。西康路排起长龙,一张张兴奋的面孔汗水横流。有人路过问一声:这里排队买什么?一些小青年调皮地回答:买钞票!那时股票实行实物交易,每一张股票都要盖上购买者的印章,这使投资人更增添几分自豪感。买到股票的人挤出营业部,把股票捧到面前左看右看,一脸欣喜却又透出困惑。营业部柜台卖出最多的股票是电真空,每股面值100元,上面印着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发行总额,并赫然盖着董事长的方印。股票大小若杂志,票面印有暗纹,使人联想到它的防伪功能。围观者啧啧赞叹:像真的一样!许国平以104元的价格买回1000股电真空,又陆续买到500股小飞乐,500股延中……这些股票后来按一比一百的比例拆细,足有20万股。1990年夏季,我们总共投资了28万元。在新中国最早的股民当中,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大户!
我得谈谈另一场战斗。这是我对自己进行的一场可笑的战斗。许国平买入股票后不久,证券营业部柜台内的股票便告售罄。西康路上的长龙不见了,化解为一堆一堆攒动的人头。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站在马路上进行股票交易。此时,股票真正开始上涨。浓厚的黑市气氛推波助澜,使买不到股票的人更加惊慌。股价一日三变,蹦着高上蹿。华华不断打来电话:电真空又涨了20元!小飞乐涨了30元……面对这样的刺激,我的心乱作一团。把手中的股票抛出去吧?已经有了50%的利润。但我的直觉告诫我:它还要涨,一定要牢牢捏住它!可是,万一它跌下来怎么办?关于股票暴涨暴跌的故事,我早有耳闻。我可不想让煮熟的鸭子再飞走了!千万种念头折磨着我,使我片刻不得安宁。我真的变成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滴溜溜地转圈,一分钟也停不下来……
我蓦地警觉:这样不行!佛家云:戒,定,慧。似我这般心浮气躁,焦灼不安,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于是,我盘腿打坐,调息调心,努力入静。我必须寻找一种力量,遏制股票在我内心掀起的风暴。我甚至开始写一个电影剧本,因为就我而言,写作始终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我在一瞬间有些得意:谁能有我这些招数,用以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呢?然而,我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品质。上海西康路卷起的阵阵怒涛,越过千里空间,毫不费力地将我的定力一次次摧毁。静坐时,好像有一队蚂蚁顺着我的脊梁往上爬,奇痒难忍。我便浑身扭动,如一条蚯蚓。写作就更可笑了,我那个电影剧本写的什么?如今回想起来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情节、人物荡然无存。耳边只有电话铃响,我神经质地跳起来,拿起话筒一遍遍问:电真空涨到哪里了?小飞乐呢?……
这场自我斗争终于失败,我收拾起稿纸赶往上海。这使我明白:在某些时刻,文学是顶不住强刺激的。我有些遗憾,也有些悲哀,心底里埋藏着的神圣感第一次遭受到挑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明白:这种挑战是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
回到家里,我第一句话就问:股票呢?快拿给我看看!小妹华华、许国平和我老爸一阵忙碌,从箱子里,柜顶上拿出大小几只书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股票。老爷子是总保管,每次交易完毕,他都要蹬自行车去襄阳南路许国平家,把股票带回来。那时许国平和我大妹居住条件很差,只有一室一厅,房小人杂,很不安全。我老爸对这些股票总有些担心,觉得儿女花那么多钱买回一堆纸来,太闹玄!他小心翼翼地收拾股票,将它们分散装在几只破旧的书包里,东掩西藏,以为这样家里即使进了小偷也不易盗走。股票一沓一沓地拿出来,在圆桌上堆成一座小山。一家人围桌而坐,看着股票,看看我,期待我作出某种决定。我说:把股票收起来吧,我看过了。
华华性急,对我嚷:电真空已经涨到250块了,你还不卖?
我坚定地说:不卖!它还要涨。
我爸是南下老干部,看问题总带些政治色彩:这东西有没有问题?政策变了怎么办?你心里可要有数。
我站起来,作为长子站在父亲面前。我说,我当然有数!中国在变,变得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买那么多股票。
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充满自豪!
我来到西康路。
西康路位于北京西路以北,是一条狭窄冷僻的小马路。比起繁华大街,它像躲在名门闺秀身后的毛丫头。它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这条马路本身,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1990年夏天,西康路成为全国性的股票交易中心。我在人群中挤着,夏日的阳光照得万物白花花、人体散发的汗味在空气中弥漫,叫人产生亢奋、狂热的感觉。我目睹人们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交易: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一方交钱,一方交出股票、身份证,然后共同到证券营业部柜台办理交割手续。热闹、混乱、刺激,我感觉这里更像农贸市场,却很难把人们的活动与“金融”二字联系起来。这也许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吧。
西康路南端有一座静安区体育馆,万国证券营业部就是租赁的体育馆的门面房。离营业部不远,朝右一拐,是一个小菜场。卖螃蟹的,杀鸡宰鹅的。卖青菜萝卜的、斩肉骨头的……毗连相接,吆吆喝喝弄出一片喧哗。据说,西康路上股票生意突然火爆,小菜场许多贩子纷纷改行,站到街头做“打桩模子”。我认识其中一位,大家都叫他阿四,原先是卖大闸蟹的,现在成了一位活跃的“模子”。他们早上买进股票,下午必然抛掉,赚到一点差价就满足。这叫“打滑板”,既灵活,又短视。阿四身上已经没有了螃蟹味,穿一件时髦的梦特娇T恤衫,腰里别一只拷机,可见股票生意做得不错。
阿四叫我“眼镜”,这绰号从此固定下来。西康路上的人们彼此称呼绰号,大都不愿透露真实姓名。阿四和我一样,曾经是知识青年。提起在北大荒Сhā队的日子,他就不断摇头,重复着同一句话:苦死了苦死了真苦死了!我们的感情一下子亲近起来。他告诉我许多小道消息,使我对西康路股票热潮的背景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说,这次股票起“蓬头”,全是深圳人的功劳。深圳股市先动,发展银行从一块钱一股,炒到七十块一股,人人都发了财。你猜为什么会这样?香港老板的钱进来了。香港老板,还有台湾老板,都看中了中国股票!发了财的深圳人又看中上海股票,提着一箱子一箱子钞票乘飞机过来,把市面上的股票统统吃光。他们都住在百乐门饭店,我去送过好几趟股票……阿四用肩膀碰碰我,表情神秘地说:眼镜,你要当心点,这里有很多“调羹”。我问:什么是调羹?他压低了嗓音:便衣警察!
我一惊,忙环顾四周,企图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调羹。当然,像我这样的近视眼,恐怕永远也辨认不出来。
西康路上藏龙卧虎,多数人不肯亮出自己的真相。也有人刻意扬名,极力张扬自己。随着时间推移,有真本事的也就成了人物。如今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当年也在西康路厮混,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打桩模子”。我与杨百万打过一段交道,回忆起来觉得挺有意思。
有一天,许国平告诉我一件事情。杨百万曾经卖给他50股延中,现在每股涨了一百多元,赢利不菲。杨百万见了他就开玩笑:小许,我挑你发财,你应该请客。许国平人缘好,和西康路许多人都熟。杨百万说得他不好意思,就来问我怎么办?我说,请就请,我也想多交几个朋友。事情就定下来了。请客那天,杨百万带来好几个男女,许国平说那都是他的跟班。杨百万戴一副宽边眼镜,人略胖,肤色较深,显得壮实。他在跟班们的陪衬下,颇有老板派头。酒席间的谈话我都记不清了,无非是行情分析,称兄道弟。唯独杨百万递给我的名片,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的大名“杨怀定”后面,注有一个头衔:个人投资者。当时我内心颇受震动,这样的头衔在中国肯定独一无二!我觉得这个人有想法,有勇气,使我感觉到某种新意。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在计划经济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冒出这样一位“个人投资者”,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几天以后,我风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杨百万:国内外许多媒体,也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他的名字。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我看见那张名片的瞬间,就知道他触动了时代的某一根神经。看看西康路上如火如荼的场面吧,这里能不产生一位英雄吗?
我住进永福路52号。在烟台写的那个电影剧本起了作用,上影厂文学部一位编辑邀请我修改剧本。在外地作者云集的写作楼里,我遇见了江苏作家周梅森。这似乎是某种天意,我们哥俩注定要在今后的岁月里有一番折腾。周梅森走进我的房间,长臂往我肩上一搭,一阵哈哈。1988年,我们共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大会。已故的文艺界前辈冯牧关爱青年作家,特意召集贾平凹、王安忆、铁凝、张炜、周梅森和我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就是那次与周梅森相识。后来,周梅森还参加过几次我的作品研讨会。他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喜欢交朋友,长臂一搭哈哈哈,你的矜持也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次他到上海,是为《收获》杂志写一个中篇小说。我们相聚在文学部写作楼。
我的心思仍放在股票上,周梅森很快觉察到这一点。我也不想瞒,把我这两年下海的经历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这似乎引起他的震动。我们之间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关于时代变化、作家职责、人生选择……讨论的结果是他对股票发生了浓厚兴趣。但他仍坚持道:我要搞艺术,我热爱文学!我颇感到委屈地说:难道我不热爱文学吗?问题在于文学是否仅限于写字,不断地、重复地写字?我想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这需要勇气!
我们在澡堂里讨论这些问题。为了说服周梅森,我请他洗了一次豪华的澡。刚刚出现在澡堂的桑拿浴房,蒸得我们周身赤红。手艺娴熟的扬州老师傅敲背、捏腿、修脚,整得周梅森直哼哼。我问:舒服吗?他无力地点点头。我又问:钱是好东西吧?周梅森睁开两只大眼,不无幽默地说:说实话,我对金钱也有着一份非凡的热爱!我直乐:这才是真心话。
我有点像拖人下水。商海到处是钱,缺的是精神。我孤独、寂寞,非常需要周梅森这样一位朋友。这次洗澡,为周梅森日后跟我下海奠定了基础,我们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友谊。后来,我们屡屡提起这次洗澡,并像评说某次历史转折点似的,将它称为一次“伟大的洗澡”!
真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天热得火爆,股票涨得火爆,二者使我整天大汗淋漓。电真空一路飞涨,360元、400元、500元……我甚至来不及计算自己到底挣了多少钱。计算也没有意义,我总觉得那只是一串串数字,是虚拟的,仿佛是在我眼前晃动的幽灵。我决定将幽灵按住,装进自己口袋里。我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以200元为起点,电真空每上涨50元就卖掉200股。水涨船高,越涨越卖。我相信这是明智的决定。
我们开始收获。许国平夹着书本厚的那样一叠股票出去,就会背着满满一书包钞票回来。西康路上的打桩模子盛传:襄阳南路有一家人家,房子不像样,股票莫捞着,搞不懂是做什么生意的。这种传言隐藏着某种危险,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打下伏笔。老爸格外紧张,一趟趟跑银行,默默地将存折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位胶东南下的老兵,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感到困惑,他常独自嘀咕:怪了,股票这东西到底是赚谁的钱?……我没有为父亲解惑。他老人家触及了一个挺本质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解释不清楚。
整个夏天既漫长又性急,不知不觉空气里就有了秋意。十月,北京首次举办亚运会,人人都趴在电视机前观看盛大的开幕式。我就在那一天卖出最后一笔股票。我去襄阳南路大妹妹家,许国平见面就对我说:西康路上的人全都发了神经病,你猜猜,电真空现在涨到多少钱一股?我摇摇头。许国平以食指、拇指做枪状,指着我道:800!一个外号叫猪猡的黑麻皮,听说是走私黄金的,站在证券公司石台阶上哇啦哇啦喊:谁有电真空?800块一股我统吃!我立即站起来:给他,把剩下的电真空全都给他!许国平拿出最后的250股电真空,收进书包,怔怔地望着我。他有些不舍得,我也不舍得。可是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站在陡峭的悬崖顶上,随时都会跌落深不见底的峡谷。我挥挥手说:快去!许国平匆匆地出门。
我预见的画面第二天就真实地展现了。西康路上股价突然暴跌,一夜之内跌去200元!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原因。一瞬间天崩地裂,鬼哭狼嚎。犹如一场超级地震!我庆幸自己逃得快,保住了胜利果实。7月至10月,电真空由104元涨到800元,三个月内足足涨了八倍!这就是地震的真正原因。算算账,我吓了一跳:7月份我投资28万元,现在已翻成116万元!我很骄傲,一个新的百万富翁就这样诞生了!兵不血刃,胜之于无形,这就是纸上谈兵的妙处。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正当我沾沾自喜、甚至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一天夜里,黑麻皮领着几个人闯入许国平家,非要把250股电真空卖还给他。他们拿出流氓腔,威胁恫吓,软缠硬磨,通宵达旦地坐着不走。由于这批股票是以我父亲的名义买进的,盖着“矫孟山”的印章,身份证也在黑麻皮手里,他们又找到余庆路我父亲的家。黑麻皮炫耀自己的黑道背景,说他做黄金买卖时曾亲眼目睹闹出人命的场面!电真空已经跌到500元了,他非要以800元一股的价格卖还给我,叫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气?我妈妈向派出所反映情况,所长表示无奈:他搞不懂股票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这种黑市交易是否受到法律保护。一时间,我们竟然求告无门,陷入困境。
我们决定逃难。全家人去广州暂避风头,留我与黑麻皮周旋。我因为住在上影厂招待所,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家人不受胁迫,我想我总有办法处理此事。临行前的一天,我的小外甥许多险些遭遇麻烦。黑麻皮两名手下跟踪许多到向阳小学,就一直守在校门口。幸亏老师机警,将许多打扮成小女孩模样,随大队学生混出校门。有此一幕,更添惊险气氛。傍晚,整个家族登上火车,惶惶南下。
目送火车远去,我心异常愤懑。这个看似荒诞的事件,暴露了中国股市的混乱、无序。法律哪里去了?政府哪里去了?我们都说党纪国法,在西康路上你就看不见它的踪影!新中国的股票从诞生之日起,就像后娘养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搞不好就关掉。中国证券市场处于阴影之中。像丑小鸭,像童养媳,与华尔街的辉煌无法比拟!从新客站回来,我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远。既然要做一件事情,从头就要认真做,将根底立正把肥框架竖稳。证券市场的建立对任何现代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兹事体大,岂能儿戏?
我用电话与黑麻皮保持联系。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我的家人,便无计可施,再也凶不起来。僵持半个多月,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由我以600元的价格买回250股电真空。虽然西康路上电真空的价格已跌到400元,我吃点亏将事情解决,总是好的。交易地点定在哪里又费一番争执,因为双方都怕发生变故。最后,选中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地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招待所,一栋普通的、供各地作家、剧作家编制各种离奇剧情的五层楼房。
交易时间确定在一个初冬的黄昏。落日散发着无力的白光,渲染出惨淡的氛围。我把周梅森叫来,严肃地说:哥儿们,关键时刻到了。我想请你当一回保镖。周梅森瞪圆双眼,挺起胸脯,显示出为朋友两肋Сhā刀的气概:没问题,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又叫来山东作家艾平,江苏作家杨江,聚集在我的502房间。打开床头柜小门,将先前准备好的一提包钞票提出,倒在床上。当时百元大钞很少见,10元面额的钞票千元一扎,十几万元就可堆成一座小山了。作家们神情肃穆,守卫着这座小山。周梅森事后对我说:他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
黑麻皮领着一伙人来到502房间。小小斗室顿时塞满了人,流氓们与作家们对峙,倒也不敢造次。交易顺利进行,黑麻皮将一叠电真空股票交给我,我让他将床上那座钞票小山搬走。货款两清,再无纠葛。黑麻皮临走甚至与我握了握手。作家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傍晚,我请朋友们在乌鲁木齐路一家饭店喝酒。这样的交易场面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心底深受触动,情绪昂奋起来。我们喝了许多酒,讨论了许多问题,总体有一种感觉:一股时代激流正撞击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借着酒兴,我将酒杯往桌上一掷:天地宽广,人生壮阔,写作写得无聊,何不走出书斋闯荡一番?众人莫不称是。
这一事件促成两个结果:我和梅森、艾平、杨江合作了一个电影剧本《阙里人家》;著名导演吴贻弓执导,获得多种奖项,在电影界产生不小影响。另外,周梅森毅然跳入商海,与我共同遨游。以后我们办起一家公司,我当董事长,周梅森当总经理。手下人称我们“矫董”、“周总”,简练好听。我们号称一对老K,打遍天下无敌手。艾平、杨江再未相聚,听说——他们也都有了下海经历。
但是,我还是中了黑麻皮的圈套。那250张电真空股票之中,竟然有30张是伪造的!他们不知在哪个印刷厂印制一些假股票,夹杂在真股票之中,我在忙乱中当然辨认不出。国人造假功夫,真是防不胜防。我只得自认倒霉,并不由感叹: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纸上谈兵,毕竟比不得真实世界的兵戎相见。
崤阪石茶
郑彦英
我在郑州有几个茶友,不管哪一位得到好茶,都会约大家去品。
十几年过去了,这几位朋友不但事业有成,喝茶的名气也像墨汁滴在生宣纸上一样,渐渐地渲染开来,在茶界有了一定影响,弄得好几家讲究茶文化的茶馆,以请到我们几个茶将军喝茶为荣。茶老板甚至会连吹好几天,某某某哪一日在我这里喝了一下午的茶!自然有不信的,茶老板就会拿出照片:没有茶将军的功夫,能喝到这个成色?!
其中一张我的照片有一天到了我的手里,我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不得不佩服摄影者高超的抓拍功夫,因为照片上的我,活脱脱一个酒鬼正在吸咂杯中的残酒。于是我自嘲地在照片背面写了两个字:茶鬼。
今年春节前,我得到一粒非常珍贵的茶。按说茶是不能论粒的,应该论片,但是我这粒茶的大小、形状和颜色,都活脱脱一粒稻谷。这样的奇茶是绝不能自己独享的,于是我挑了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将大家约到那家把我拍成茶鬼的茶馆。
朋友们依然是以往喝茶的装束:博览群茶、出版过《九州茶考》的茶将军穿着西装。用他的话说,凡品好茶,若会情人,需着盛装,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另一位茶将军是我们几位中口才最好的,他依然穿着他那身棕色中式盘扣衫裤,甚至连鞋也是圆口布鞋,他认为品茶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里里外外都应该是传统装束,从而使衣与茶形成呼应。第三位茶将军头梳得很光,戴着擦得很亮的金丝眼镜。他每每品好茶,必然在家中浴屋焚上檀香,待香气充满浴屋时,他才进去沐浴,仔细沐浴过后,又让香将身体熏透了,才穿上衣服。他说他品好茶不是从茶屋开始的,而是从浴屋开始的。
我让茶老板打开西边最大屋子的窗户,拉开窗帘,将窗户打开,让阳光浩浩荡荡地从窗口泻到屋里的茶桌上,然后我从提包里拿出一只小小的茶叶盒,打开盒盖,却看不见茶,只见一团金色丝绢,我将金色丝绢小心地抽出来,放到铺满阳光的桌面上,一层层展开,当最后一层丝绢揭开后,在阳光里流淌着金色的丝绢上,出现了那粒茶,那粒无任何光彩、安静地卧在丝绢上的茶。
“这是茶?”穿西装的茶将军问我。
浑身散发着檀香气的茶将军推了推金丝眼镜:“你没有搞错吧?”
“当然是茶。”我说,“不但是茶,而且是茶中极品。”看看大家,“我知道大家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不用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地让大家猜。”遂招呼已经看得两眼发呆的茶老板,“准备一硬一软两壶滚水,拿一只干净的带盖茶碗来。还有,将桌子上的紫砂茶具撤走,换上玻璃茶杯。”
“老中老中!”茶老板欢欢出去。
屋里的侍茶小姐立即更换茶具,一水的透明的玻璃杯摆到了我们面前。
茶老板很快来了,身后跟着一支侍者队伍,两个小伙子各提着一壶咕嘟嘟冒着白汽的开水,一溜村姑打扮的小姐手里端着各种茶具。远远的地方,还站着一个头发蓬乱的高个子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只照相机。这个阵势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茶老板的精明和敬业。
“您,请。”按说茶老板应该通晓各种茶叶的冲沏煮泡方法,但面对这一粒稻谷状茶粒,他却无从下手,咧开大嘴,切切地看着我,声音里透透地洇着诚恳。
“各位,谁动手?”我明明知道,越是懂茶的人,越不敢轻易侍茶,只有知道了面前茶叶的身世品格,才敢上水,因为茶不同,水的温度,水的软硬度,盛茶的器皿,冲沏煮泡的方法都不相同。而面前的茶粒,他们一无所知,自然不会轻举妄动。
我从一个小姐手里接过了洗得干干净净的青瓷带盖茶碗,将白色丝绢捧起来,小心地将那粒珍贵的茶粒倒入茶碗。虽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粒茶上,阳光中的那粒茶却没有折射出任何灿烂的光芒,甚至没有一般上等茶的清丽,木木地卧在青瓷茶碗里,似乎吸光,似乎吃气。
这就表现出该茶的第一个品质:不惊不艳,若朴玉浑金。
按茶理,水的温度、硬度应该和茶的品格一致,起码和直观品格一致。而这茶直观朴实,性情应该温和,自然应用软水、温水缓沏,而且水的温度,最好在65℃。
但我却从第二个小伙子手里接过咝咝冒着热气的水壶,遂问:“哪儿的硬水?”
茶老板立即回答:“伏牛山蜂窝泉。”低了声音,“本来应该储一些南岭的泉水呢,今年忙,没顾上。”
“还行。”我说。就我所知,在河南省内,最硬的泉水就是伏牛山蜂窝泉的水了。用这水熬出的稀粥,外乡人喝一碗,不再吃东西,一天都不会有饥饿感。
一股白水从壶口轰然泻向青瓷茶碗,将那粒茶冲动了却没有冲起来,一汪水就将那茶埋了。这时候屋内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茶碗里,但我不能等到大家看清楚,就立即盖住茶碗,说:“茶理所需,即冲即盖。”
我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到九下,就端起茶碗,摁着碗盖,让茶水从碗盖与碗壁之间流淌出来,泻向五只玻璃茶杯。
在明亮的阳光下,五只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呈现出橙黄的颜色,满屋里顿时飘荡起大雨初霁时山野里游蕴的青草气息。
“好了,”我说,“先品茶壳。”
五只手伸向茶杯,小心地端着,鼻子前凑,深深地吸尽杯中的茶香,然后才伸过嘴唇,细细吮呷。
我当然也不能错过这个时机,凡饮好茶,必先饮其气。
杯中的茶水须小呷四口才尽,但我只能小呷一口,因为青瓷茶碗中的茶不能等了,须软水沏泡。
“苦,从没尝过如此美妙的苦。”穿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眯着眼赞叹。
“苦中有雪味……”戴金丝眼镜、身上带有庄重的檀香味儿的茶将军说。
著过《九州茶考》的茶将军接住他的话,“不是一般的苦雪味儿,是凌冽的苦,凌冽的雪。”
说得对,感觉更对。我在心里说,因为我来不及说话了,我要精心用软水沏第二道茶。
我从最前面的小伙子手里接过依然冒着热气的软水壶,猛然揭开茶碗的青瓷盖,就见那一粒茶的黄壳儿已经裂开,仅仅是裂开,一丝丝湿润的橙黄,依然包裹着茶心,但却可以看见茶心的颜色了,绿——依然不惊不艳的水绿。
这是绝对珍贵的瞬间景观,可惜几个茶将军不能欣赏,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在品茶上。
好茶的冲沏时间非常讲究,若不立即泡上软水,那一丝丝橙黄的壳,就不会在第二道软水中开绽,在第三道软水中蜕开。所以我不能等朋友们观察这瞬间的、冲沏过程中的、稍纵即逝的美景。好在有那个头发蓬乱的中年男人摄影,我已经听见了快门的几声开合。就在这清脆的声音中,我将软水倒在了茶碗里。
软水更没有将茶粒冲起,还是将茶粒埋了。
我不能再错过时机了!立即端起茶杯,品第二口。
其实呷了第一口后,那独特而美妙的清苦就留在我的口中,我在冲泡着第二道水的时候,那独特而美妙的清苦在我口中渐渐变淡。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我应该在变淡前就呷第二口。
但大家都不懂这茶,无从下手,只有我来沏茶,我又不能误了沏茶时机。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急躁,品茶的基本要求是心静!所以我用嘴唇贴住茶杯边缘,轻吸微吮,呷下了第二口,然后眯起眼睛体会。
对呀,他们说得对,他们没有沏茶的事缠心,他们的体会更准确:凌冽、凌冽的苦雪味儿。
茶屋里依然鸦雀无声。
等我呷了第四口,杯中已无一滴茶的时候,我依然眯着眼睛,我感到浑身浸透了那凌冽的苦雪味儿,我感觉到自己站在雪地里。似乎有风吹来,风是凉风,却不让人感到冷,反而感到凉爽,站在雪地里感受到酷暑时节才会有的清风,绝非人间能有。
我将眯着的眼睛闭住了,我知道口中的茶味儿还要变化,要由清苦变成清香,仔细地体会这个变换过程,是生命中一大快事,不能让任何其他事情分神。
另外几个茶将军茶道都是很深的,他们肯定已经体会到了这奇妙的变换,他们已经品完了杯中茶,却没有一个人吭气,他们等着我。
当我感觉到四周的白雪已经渐渐融化,清风也渐渐停息,浑身融进暖暖的花香中时,我才睁开了眼睛。
几位茶将军和那位对茶文化研究得很深的茶老板似乎看着我,似乎又没看,我想他们也被同样的感觉笼罩着。
“这茶……”戴金丝眼镜的茶将军赞叹,“让人飘飘欲仙!”
“这茶……什么名字?”茶老板看来是忍不住了。
我却绕开话题:“该喝第二道了。”
五只玻璃杯子一瞬间摆在了一起,我将茶碗在五只杯子上斜了,让茶水潺潺流下。
“咦,呀!”穿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惊呼,“变成嫩绿色了。”
“是的。”我边倒边说,“第二道是嫩绿色,茶味儿中的苦更加浓烈,大家不用急着品,更美的奇观在茶碗里。”
话音落时茶已倒完,茶杯上悠荡出缕缕嫩绿色的热气,一时间将从西窗透射进来的阳光都洇成嫩绿色了。
我就在这时候揭开茶碗的青瓷盖儿,就见一团更加稠密的嫩绿色从碗中升腾起来,泼墨一般地进入阳光,让人感觉到整个屋子一下子蕴满了嫩绿色,我们似乎变成了漂浮在嫩绿色泉水中的鱼。
茶碗中的绿色气体全部飘飞出去后,茶粒出现在明亮的阳光里,刚才裂开成丝状的茶壳这会儿分开成黄铯的瓣儿,一牙儿一牙儿黄铯的瓣儿朝外闪开,酷似一片一片新绽的莲花瓣儿,而在黄铯的花瓣状的壳儿里面,是一团汪绿的茶圪塔,若黄铯莲花中绿色的蕊。
“叹为观止!”茶老板叫了一声,抬起手刚要招呼蓬头乱发的中年男人,那人已经摁下了快门。
“该品第二道茶了。”我招呼大家,“再不品,苦中最绝的那一味就淡了。”遂将水壶交给小伙子,“下面你来沏。”
这茶来之不易,我也不能错过品尝的机会。
因为我喝过一回,所以这一口我特别重视。
茶是温的,我是缓缓吮进口的,首先让舌尖接触茶水,那特殊的苦碰了舌尖就让舌尖下意识地闪开了,但那苦还是通过舌尖惊心动魄地传遍全身,身上的肌肉禁不住颤抖了一下。这种惊心动魄、这种颤抖是很难体验得到的,所以我立即将舌头平放了,让它充分地接受、体会。当第一口茶全部吮进嘴里的时候,我甚至不忍咽下去,让它在嘴里回旋,让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从肌肉一直渗透到骨头里,直到咽喉产生了强烈的吞咽反应,我才不得不让它入胃。
其实入胃后的感觉也是难得的,虽然胃里没有入口时的那种惊心动魄,但胃中的舒服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反应很快有了,身上的一个个毛孔在蠕动。第二口,蠕动在加剧,第三口,蠕动强烈了,等第四口下胃时,这种蠕动让我全身上下产生了两次异常舒坦的战栗。
第三道茶我让小伙子倒,我要安静地欣赏那墨绿色的茶水从茶碗里流淌下来的景致。
“奇!奇!”著过《九州茶考》的茶将军咂了一下嘴说,“三道茶三种颜色,黄、嫩绿、墨绿。奇!揭开谜底吧,到底叫什么茶?”
我一笑,还是绕开话题:“品吧。又是一种感觉。”
小伙子这时候将茶碗盖儿揭开了,惊叫一声:“张开了!”
确实,那黄铯的莲花瓣状的壳儿已经展展地铺开在碗底,而那团绿色的蕊,舒展开来,现出三片大小不一的叶尖,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片半,因为那最小的一片,仅仅是一尖茸茸的芽。
“就这几片叶芽,”茶老板感叹,“能有恁多苦,不可思议!”
“先别谈感想,”我说,“品完这第三道,再说不迟。”
第三道茶一入口,就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绵软的美丽感觉,虽还是苦的,但绵绵的苦不同于凌冽的苦,更不同于惊心动魄的苦,苦得温柔,苦得舒服,细细品来,甚至能体会到甘甜。人们常说苦尽甘来,说的是人生体味,但也确有不少植物具有这种先苦后甜的味道,而苦甘同体,一并让我同时尝到的,独有这种茶。
我闭了眼睛,享受着这种绵软的苦甘,就感到浑身上下的汗毛孔里,有细细的汗缓缓地渗出。
体会着出汗的过程是异常美妙的。
当最后一口茶下肚后,我感觉到汗已经出透了,这种透用酣畅淋漓形容,毫不为过。紧接着,通体上下,突然产生了难得的轻松感,我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奔腾跳跃的欲望。
“第四道茶……”小伙子问,“可以倒吗?”
“不用了。”我说,“茶品到这里,已经圆满了。但后面还可以喝两道,在我们几个品了前三道的人来说,已属残茶。但你们拿去喝,依然是茶中上品。”
几位茶将军和茶老板几乎都神游在茶的境界里,在西边窗户透射进来的阳光中,他们虽然神态各异,但都沉迷着,额头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我的话音一落,他们才不同程度地从茶的天国回到了人间,或眯或闭的眼睛前前后后地都睁开了。
“醉了!”穿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大声说,“真真正正地醉了,我这一生,只醉过两次茶,这是第二次,也是醉得最沉的一次。”
“还是最最舒服的一次。”茶老板说,“平日醉茶后,上下不适,这茶却让人醉得浑身通泰。”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还能喝到这样好的茶吗?”
“很难了。”我说。
“嘿嘿,到底是哪儿的茶?”茶老板切切地看着我,“还要保密吗?”
“既然叫诸位方家来品,那就不可能保密,我也不想保密。但要说这个茶,先要从产地说起。”
“啥地方?”
“崤阪。”
“崤阪?这个地名听都没听说过。”
“那么你知道秦晋崤之战吗?”
“当然知道!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
“这个战役就发生在崤阪。强大的、后来灭了六国而统一天下的秦军就是在崤阪被远远弱于它的晋军打败了,打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崤阪的险峻。那时候往返于洛阳和长安之间,必须经过崤山群蜂中蜿蜒于山谷的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中最为险恶的一段,就是崤阪。崤阪两边山峰,高耸入云,谷底坡道,狭窄弯曲。秦军本已通过崤阪东去,长途奔袭郑国,因故半途而归,再西行重过崤阪,已是疲惫之师。晋军埋伏已久,以逸待劳,迅速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着丧服督战。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山上乱石滚木下来,已经使秦军死伤过半,更使秦军惊恐万状,阵脚大乱,晋军将士趁此冲杀下去,个个奋勇杀敌,以致秦军全部被歼。”
“这个在中学课本上都有。”茶老板说,“打仗和茶有什么关系?”
“打仗是和茶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战役就发生在这种茶的产地,而且这种茶也就因为山之险峻才有,也因为山的险峻才稀、奇、少,更因为山的险峻才难以采摘,只有极少数人,准确地说,也就一二人才能采摘得了。”
“这么说,你也是偶然得到?”
“也算偶然,也算必然。”
“怎讲?”
“我在三门峡就职七年,喝茶的名声还是有一些的,在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朋友专门约我去喝了这个茶。”
见他们听得很认真,我就接着讲下去。
“朋友在路上告诉我,这茶五千块钱一杯。我一听头皮一奓,立即叫停车。但车是朋友自己开的,他不但没停反而笑了,说是他请客,我不必惊慌。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立即说全世界也没有这么贵的茶,绝不能上当受骗!朋友又笑了,说你喝了再说,付钱的人不觉得上当,你还会觉得上当吗?
“我没话说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总觉着是个骗局。因为我做人有个原则,不能欠别人的人情,更不能欠这么大的人情!
“那一天天特别冷,路两边的树上,挂满了雾凇,景色十分壮观。但因为心里有事,我也无心欣赏。车过雁翎关时,又迎来一团一团游动的雾,但道路旁边路标上雁翎关三个字我还是注意到了,心里咯噔一下:如果古书记载没错,穿过雁翎关,就应该是崤底、崤阪,秦晋崤之战,就应该发生在这里。那时候这里车不并辕,马不并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人死后真有魂魄的话,那么当年战死这里的秦国将士的魂灵,应该就随着这些雾团飘动。想到这些我心就怦怦地跳,完全忘记了茶的真假,两眼朝车窗外面看去,出了一团雾心里就松一下,进了一团雾心里又紧张起来。
“好在公路修得很好,路面平坦,而且宽阔。朋友告诉我,这是1999年修通的三门峡至洛宁高等级公路,要不是这条公路,这个天,就别想看到这好的景色,更别想喝到这好的茶!
“他一个‘茶’字又让我想到五千块钱一杯茶的价钱。但还没待我吭气,他一打方向盘,汽车下了高等级公路,驶进一条狭窄的山谷,驶上坑坑洼洼的土路。土路两边,山谷底部,是密密麻麻的挂满雾凇的灌木丛,东一棵西一棵的杂木树散落于灌木丛中,而且一团团的浓雾似乎被灌木丛挡住了、挂住了,不游不走,让人心慌。但还没待我说话,朋友一刹车,叫我下车。
“要不是前面有一个小伙子的招呼声,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人家。
“朋友显然不是第一次来的,拉着我的手,几步就进了一眼石窑,石窑里亮着电灯,还开着电视。石窑里竟然很宽大,有睡觉的地方,有喝茶吃饭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做饭的地方自然放在窑门口,便于散烟。那里正用瓦罐煮着一罐水。
“我问朋友,不是喝茶吗,茶呢?”
“朋友笑了,说,你以为这茶想喝就能喝?!需要临时采。
“我问在哪里采?小伙子笑了,说只有他父亲知道,他父亲这时候正在山上采茶呢。只让他把回溪阪的水煮上,还让他取了窑门口草丛里流下的水备着用。
“朋友接着告诉我,在崤阪这块地方,回溪阪的水是最硬的,这茶,必须用最硬的水冲开。然后再用草丛里的水沏泡,茶味儿——朋友把手挥在空中半天,猛然劈下,世上一绝。我要不是在这儿受了伤,也不可能喝到这茶,就更轮不到你了。
“朋友一说,我才知道,他去年开始在崤阪乡代职当副乡长,崤阪乡两百多平方公里,只有两百多户人家,平均一家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以要给这个地方通电,难度几乎比上登天。朋友是负责回溪阪这一块地方三通的,他就是在指挥着架电线杆的时候从山崖上摔下来的。摔下来后他就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他就躺在这眼石窑的那张床上,那位小伙子的父亲,正给他一勺一勺地喂咱们刚才喝的苦茶。
“我的朋友怎么也没有想到,没有去医院,没有任何其他药物相辅,他就喝了这个茶,头脑竟然很快清爽,身上的伤也不痛不痒,第二天竟然就能下床走路。
“虽然朋友喝茶的功夫没有我深,但毕竟是通茶的,就向小伙子的父亲问茶的来路,希望以后能喝到这样的茶。但小伙子的父亲笑而不答。还是小伙子告诉我的朋友,这茶不到急用,是不能采的,而且采摘地点只有他父亲知道,全乡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朋友对我说,后来他才知道,小伙子的父亲是刀客的后代,崤阪这块地方,地无三尺平,几乎不能种庄稼,出山又极其不便,所以人烟稀少,适应刀客生存。因为这里山路虽然险峻,却是南崤唯一通道,总有来往人马,刀客劫一人可吃半年。小伙子的父亲十三四岁时,即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十五岁时,小伙子的爷爷把采茶的绝活教给他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年,就解放了。小伙子的父亲一身刀客本事,却无处用了,就改行采药。所有珍贵的药材都在悬崖绝壁上,这就使刀客攀爬跳跃的本事派上了用场。珍贵的药材价格自然也贵,所以刀客的日子平平稳稳地过了下去。
“我们在石窑中说话,根本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小伙子的父亲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咳了一声,吓了我一大跳。
“我根本想不到这就是小伙子的父亲,解放那一年,他十五岁,到前年,应该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从他的身上和脸上,咋看也就是五十多岁,一身精瘦,眼光犀利,行动利索,声音清亮,吐字清晰。他一眼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哆嗦了一下。他笑了,说我是那种典型的有钱人,凡是有钱人都害怕他的眼风。
“我的朋友也笑了,介绍说我就是他说的茶将军,专门来品茶的。老者就解开缠在腰里的腰带,从中取出一只类似丹参滴丸瓶子的小瓷瓶,看着在火上冒气的瓦罐,唤儿子冲茶。
“不急,我的朋友却先让他看看我,看我的钱在哪儿装着。
“这让我很高兴,刀客嘛,就应该显一显刀客的本事。
“老者笑了,说我身上没有带钱。我一听就急了,我是专来喝茶的,不可能不带钱,而且,平日我的身上最少也要带一千块钱,以备急用。说着我就在身上摸,却怎么也摸不见钱包。
“老者又笑了,本来想在你走的时候交给你,跟你耍一下,乡长先把底给露了。说着从刚才绽开的腰带里,拿出了我的钱包。
“我顿时惊呆了,他只在我跟前解了一下腰带,怎么就会拿走我的钱包呢?我不得不叹服老者的刀客本领。
“后来我们就喝茶。说真的那天我的感受比今天好得多,可能因为是本地茶本地水相生相克的缘故。喝完后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大声说了一句,五千块,值!
“就要你这一句话呢!我的朋友说。他说他动员老者几次,想让老者多采一些苦茶,就在这里,用这里的水冲着卖。老者一直不答应。他不知其中原委,后来还是老者的儿子告诉他,这茶长在绝壁的石缝中,秋天里,这种特殊的树种飘到石缝里,遇着雨,就在石缝里扎下根了。到了冬天,才长出这样一粒,实际上这粒茶如果不采,到春天,就发出芽,一年一年过去,就长成树。所以我们喝的,不是几片茶叶,是一棵树。一棵树所有的精气神,都集中在那粒茶中。而且他们家的祖训就是不遇伤不采;而且对采摘地保密,只传儿子,不传闺女。就是害怕把这苦茶采绝了。因为刀客免不了受伤,一般的外伤,将这茶研开一涂,不治自好。一般的内伤,将这茶喝下去,很快除病。南崤的人几乎都知道他家有这个绝药,但一般不来求。传说当年武则天来往于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时候,最爱停留的地方就是崤阪,所以在崤阪北原上建了兰昌宫,每过崤阪,必然要在这儿停歇几天。这位雄心勃勃的女皇酷爱看古战场以壮雄心,她甚至在崤阪的石头坡道上走过几趟。但是武则天在兰昌宫时也没有喝到这种苦茶。有一次武则天急火攻心,眼红面赤,雁翎关守备急派守军四处寻找刀客的祖先,但就是找不到。不是他找不到,而是老刀客躲了起来,这茶一旦成了皇室用品,几天就采绝了,还能保留到现在?崤阪的人每每说起这个话题,都会感叹说:武则天都喝不上,咱就更不要去想了。从这一点上讲,我的朋友是幸运的,他若不是为崤阪老百姓通电受的伤,也不可能喝到这茶。
“既然如此珍贵,我的代职当副乡长的朋友就想着在保持这个茶的神秘性的同时,让这个茶出名,并因这茶让这个乡出名。动员老者一年只卖两粒,一粒五千块。一是给老者增加一些收入——两粒茶顶得上山民一年的收入。二是越少越珍贵,越珍贵名气越大,这茶和这乡的名气就大了,因此为这个乡,更重要的是给老刀客带来巨大的、连续的效益。但他不知道五千一杯的价格能不能卖出去,所以就请我来喝。既然我说了值,他高兴极了,立即请我给这茶取个名字。
“我想了想,就取名为崤阪石茶。”
“崤阪石茶!好极了!”著有《九州茶考》的茶将军真诚地感叹,而且轻轻地拍起了巴掌。一下子引得屋里的人都拍起了手。
“奇茶奇闻!”口才很好、穿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连连点头,遂提高声音,“我建议,此事不要张扬,每年冬天,我们几人同去,带一万块钱,把这两粒茶喝了。”
我笑笑:“不可能了!”
“为何?”穿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紧瞅着我。
茶将军们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焦急。
我摆摆手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后来我和老刀客成了好朋友,一来一往中,我知道了刀客们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刀客的死亡方式,让我感慨万千。刀客们出山前必须练就一种吞三口气就能自断经脉的死亡方法,而且必须在老刀客面前真正成功死亡,再由老刀客解过来。因为刀客不免失手,万一失手被抓,免不了被人百般折磨而死,与其如此,不如自己了断。还有,刀客没有坟墓,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劫过的人来挖他们的坟,给子孙带来不利,所以他们在觉得体力不支时,都是自己在悬崖上找一个风水好的石洞或石缝,将外面用石头封好了,然后自己吞气而死。
“你怎么老说死呢?”茶老板着急了,“老刀客可千万不能死啊!”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恰恰相反,老刀客死了。”
“死了!?”屋里一片惊叹。
“我是去年调回郑州的,之后再也没和老刀客联系,昨天我的那位代职当副乡长的朋友来了,给我带来了这粒茶,说这是老刀客的儿子前天交给他的,并说这是老刀客离开家以前专门交代叫儿子给我的,交代后就把采茶的地方告诉了他的儿子,但告诫儿子:这茶只能治病,绝不能当茶卖。因为这是救命的东西,卖啥都行,不能卖命!”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屋里也鸦雀无声。我的眼前浮现出崤阪的峭壁,峭壁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神秘的洞岤,老刀客在哪一个洞岤中长眠呢?
峭壁的纹理隐隐约约的,很像一个字,难道是茶字吗?
茶……
我要了一杯清水,用右手中指蘸着水在茶桌上写下一个草字头,嘴里念着:“草。”然后又在下面写了一个木字,遂念:“木。”
茶老板摸了一下头:“草木……”
我说:“是草木。但草木相叠,并不成字。”说着在草木旁边写了一个人字,“草在上,木在下,人在旁边,还不是字。草在上,木在下,人在中间,就是茶字。人得草木营养滋润,草木得人品味养护,是茶的根本。但人对草木的索取必须是有限的,稍有过度,少了草木,茶字就少了天地,无天无地,不但茶字不成,人也……”
“人也活不成。”茶老板忍不住接住我的话。
穿棕色中式盘扣衫裤的茶将军连连点头:“充满禅机。”
穿西装的茶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叹道:“从认茶、识茶、知茶的角度上讲,我们几个充其量也就是个茶将军,而老刀客,才真真正正是茶元帅!”
…………
岁月流逝的故乡
石峰
在京城工作,常常会有人问,“你是哪儿人?”过去我总说“我是金华的”,因为金华有闻名遐迩的“金华火腿”。现在我都说“我是义乌的”。如今,义乌以小商品的集散地而名扬天下。准确地说,我是义乌人,义乌是金华的一个县级市。
义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江南,始置乌伤县,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曾改名乌孝,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恢复乌伤县名。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起易名义乌,至今未改。乌伤、乌孝、义乌命名的由来,都与一个关于孝道的民间传说有关。据万历年《义乌县志》载:“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
义乌出过不少名人。首推唐初诗人骆宾王,据说他聪颖过人,七岁时就以《咏鹅》诗才大名远扬。后来与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号称“初唐四杰”。杜甫曾经评价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宋代抗金名将宗泽,也是义乌人。传说岳飞因犯法将斩,宗泽见他有才,就给他五百兵马抗击入侵的金兵,立功赎罪。岳飞大败金兵而回,由此知名。宗泽死后,由岳飞与宗泽的儿子护柩至镇江,与其夫人陈氏合葬于京岘山麓。1937年重修宗泽墓时,墓前石碑坊横匾镌刻“民族之光”,石柱上镌刻:“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可见宗泽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还有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后回国,应聘到后来我曾就读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积极倡导改革国文教育,提倡新文学、白话文,传播自由平等思想,触犯了教育当局,责令该校校长对他撤职查办,受到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师风潮”,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一师风潮”后,他回到家乡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4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鲁迅阅读后,赞扬译者“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并回赠自己所译的《域外小说集》,以表谢意。
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出版家冯雪峰,1903年出生在义乌。早年与柔石等参加青年文学团体“晨光社”,后又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1927年6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经柔石介绍结识鲁迅,1929年10月,受党组织委托,负责沟通鲁迅与党的关系,并与鲁迅、柔石、夏衍、冯乃超等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以后,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整理出版古典文学著作,特别是编辑出版鲁迅著作,更倾注了心血。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学界称为“太史公”,也是义乌人的骄傲,他在史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足迹,足以使后人仰慕不已。据说他十一岁时就开始读《御批通鉴》,1931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发表了大量史学方面的文章。他在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影响下,在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年正式公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却也因《海瑞罢官》受到迫害。他与邓拓、廖沫沙三人的《三家村札记》也曾经轰动一时,在“文革”中却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俱往矣,风流人物。然而,他们的英名,他们的品格却长留人间。从有关史料中发现,这些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正直倔强,刚正不阿。骆宾王因为人刚直豪爽,自持“古来荣利若浮云”,讲求气节,不能取悦于权贵,三十三岁时被借故罢职。到六十岁时,又由于耿介正直,直言进谏,被诬赃下狱。在狱中写下了《咏蝉》诗,赋以明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托物寄怀,借蝉自喻,怨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郁达夫写诗称颂他“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宗泽在他三十二岁时,应进士试,对策极陈时弊,考官恶其直言,抑为末等。在出任山东胶水县令时,对自恃与州官结亲,横行乡里的邑人,“泽不为势屈,依法惩办”。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宗泽被召回京师,宋钦宗准备命宗泽与金议和,泽声言:“岂能屈节外庭上辱君命邪?”朝廷恐泽刚烈有碍议和,遂另差使节。诗人陆游曾对宋王朝的昏庸发出愤怒的感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一种品格传承下来,成为义乌人的禀性。
如今义乌人凭着倔强的禀性打天下,经常可以碰到义乌老乡。老乡问“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佛堂人”。佛堂是个古镇,相传达摩云游至乌伤双林乡,恰逢江水横溢,百姓遭殃。达摩将随身携带的铜磬抛进江中,磬化为船,百姓得救了。当地百姓募建“渡磬寺”,寺柱楹联有“佛堂市兴永千秋”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渡磬寺也被称为古佛堂。由于这里临江,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兴旺,是乌伤境内的一个重要集镇,称为佛堂镇。传说当年达摩是农历十月初十离此他往的,后人每年这一天都要在佛堂镇举行庙会,一直沿袭至今。我家离佛堂只有三里地,每逢十月十,佛堂镇热闹非凡,我爸爸在外地工作,这一天他一般都会赶回家来,晚上带我们兄弟几个到佛堂看戏。最难忘的是看完戏,爸爸总会在街边的馄饨摊前给我们每人来一碗江西馄饨,然后踏着月光嬉笑着回家。那融融的天伦之乐,仍时不时浮现在眼前。
双林乡有个双林禅寺,传说正是因为达摩指点傅翕(法名善慧)依云黄山双梼树结庵而名扬天下。双林寺历时十五个世纪,屡劫屡兴,香火不断,有史料可查的就有九个帝王与之有关系,前往顶礼膜拜的王公将相、文人学士更不知其数。据记载,宋时双林寺仅僧舍就有一千二百间,可见规模之大。明朝重修双林禅寺序云:“乌伤上游,古刹双林,在震旦国中,称庄严第一。”清代重修时称:“双林寺宇,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
双林寺昔日的辉煌早已无处寻觅,唯有双林铁塔为证。如今这座双层铁塔,面对碧波荡漾的双林水库,像一个忠贞不屈的卫士坚守在双林寺的遗址旁,风吹、日晒、雨淋,饱经千年沧桑,更显珍贵本色。据文物专家鉴定,双林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铁塔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塔为八角形楼阁式,原为八面五层,现只残存两层。塔的基础由一个三层台阶构成,表面铸满波涛海兽出没状,塔身铸制出佛像花纹,造型精美,别具匠心。据专家考证,双林铁塔虽已残散,但像这样满布精美纹饰而又年代久远的铁塔,在我国尚无第二处。
双林寺完全消失的年代并不久远,直到1959年开始在这里修建水库,双林寺才被彻底拆毁。那时我们都已经记事,一个千年古刹在不知不觉中就很快消失了。在山门处筑起了大坝,殿内的菩萨一个个被搬倒,唯有上殿的傅大士像,依然竖立在水库中央,三年后才被水冲蚀倒下。这个水库至今仍是周边村民的生命之水。
毕竟曾经是佛教圣地,当地人难以割舍对这座千年古刹的那份情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有人开始筹划重修双林寺。市政府十分重视,社会各界也热烈响应,有解囊捐资的,有出谋划策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重修双林寺题写了“双林禅寺”匾额。作为曾亲眼目睹双林寺彻底消失而又有幸能看到它重放光彩的我,也求我国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先生题写了“日月千古寺,云烟六朝僧”的对联,不想这竟成了董先生的绝笔。我还请我国著名书法家谢云先生为重修双林寺题写了“云黄古刹”的牌匾。如今首期工程已经在傅大士诞生1500周年时完成,一个体现佛教文化古韵的新双林寺正向人们走来。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故乡的过去,故乡的今天,凝结成乡思、乡情、乡恋、乡魂,挥之不去,难以割舍。
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故乡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后死碑
——写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吴克敬
强权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所得逞,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必然输给公理。狂热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暴虐的日子,终有到头的时候。我们英勇的中华民族,经过8年的浴血抗战,终于打败了罪恶的鬼子兵。
那一天,即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明治天皇的孙子裕仁,低垂下傲慢的头颅,有史以来,向他的岛国臣民,极为沮丧地发布了无条件投降诏书。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量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野心勃勃的日不落帝国的天皇,那天的嗓音沉闷喑哑,间歇性还带着泣血似的咳嗽。这不是小天皇感冒或者别的什么身体不适,他是睡不着觉,不甘心,又毫无办法,被逼出来的。猖狂的、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对灭顶的失败时,都会是这样一副样子。
在胜利的旗帜下,我们不会停止思索!我们还有缅怀!
是一块“后死碑”,读得我夜不能寐,沉浸在黄河东岸的中条山上,心颤抖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当年,那么多勇士明知前头是死路,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毫不犹豫地去了前方。他们是一伙陕西的冷娃。
别误解冷娃的这一个“冷”字。他们有血有肉,血是热的,肉是热的,热热滚滚,滚滚热热,一心系念着生死存亡的中华民族。陈忠实有言,昨天,他们还在拉牛锄地或挥镰割麦,拴上牛绳放下镰刀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开出潼关,就成了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生活在三秦大地上的人们,从小在接受父辈于他们的农活技能时,也便开始国家民族精神的养成,一个“冷”字,怎能涵盖内心世界的浑厚和丰饶的情感硬度。
编号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陕籍将领孙蔚如,下辖38军、96军、47军,兵员达三万余众的陕西冷娃,于1938年7月22日,在西安誓师动员渡过黄河,立马中条,坚守中条山两年半,历经11次战役,打垮了日军的牛岛、顺岸等师团,彻底粉碎了日军“进陕逼川”的阴谋计划,使三秦大地以及西北父老,免遭日寇的铁蹄践踏,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这根巩固国本、强大民心的铁柱子,是用牺牲了的两万一千多三秦健儿的血肉之躯铸造起来的。那块后死碑便是一个铁证。
我先是从一个叫张君祥的老人拍摄的照片上认识后死碑的,看了便忍不住,自己也去拜访了。
后死碑矮矮的,仅有1.3米的高度,宽和厚各0.4米、0.3米,耸立在中条山脚下的山西省平陆县西郑村偏西的一块平地上。我去的日子清明节刚过,西郑村的老百姓献在碑前的花圈还新鲜着,碑后是一片黄花璀璨的油菜地,在黄河的涛声和风声里,摇曳着阵阵扑鼻的花香,让我的心感到些微的安慰,感动当地的老百姓,不忘根本,还记着化成朽骨的抗日英雄。访谈中我还知晓,不仅是清明节,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这里的老百姓都会自发地为后死碑敬献花圈,这既是对英雄的告慰,也是对活人的告慰。
后死碑立于1939年6月6日,那是著名的茅津渡战役的一个间隙,由96军177师1059团3营营长张雨亭,为他们营先亡的28位烈士敬立的。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张雨亭营长没那个工夫雕凿一块正经的碑石,他就只有就地取材了。从那个方方正正的碑样看,这块矮小的后死碑可能只是哪个富户人家或小庙殿室的一块门檐台,搬到抗敌的阵前,用枪头上的刺刀,刻下28位先亡烈士的名字,然后立起来。张雨亭营长立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以此激励活着的战友,能如牺牲的战友一样,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巧的是,就在石碑刚立起来时,疯狂的日军发起了又一轮攻势,营长张雨亭率全营官兵,向后死碑默哀鞠躬。张雨亭的怀里还揣着三秦父老犒军的半瓶西凤酒,掏出来浇在后死碑上,转过身来,对着全被战火熏得黝黑的战友的脸,大吼一声:“我们怕死吗?”战友们大声回应:“不怕!”张雨亭继续吼:“怕死不上中条山,把枪端起来,瞄准了,朝着鬼子头上打!”官兵的眼睛都是红的,迅速地投入了战斗,有许多刚刚参加立碑的战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就战殁在石碑前。
张雨亭营长当时没有想得太多,他未给立起的石碑命名。后死碑是战争结束后,当地的老百姓叫起来的。应该承认,这个碑名起得太好了,还有什么样的碑名,能如此形象传神地体现其内在的精神。
碑的上部,四面各刻着“为”、“国”、“捐”、“躯”的大字。下部的正面是部队的番号及“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字样;左右侧,则刻着阵亡将士的姓名、籍贯、军阶等,28位烈士,大多数是陕南籍人士;背面刻着“民国二十八年春,本营奉命扼守中条山南之磨凹、擅道、朱家窑等地。一月二十三日,盘踞在解县之倭寇,以步骑炮兵联合二千余,经风疙瘩向我三路进犯,全营英勇官兵,坚守阵地,奋勇抵抗,激战终日,歼敌数百……我殊死同仁,务预备棺安葬之外,列叙英名,勒石志念,永世不忘之尔。营长张雨亭暨全营官兵敬立”。
坚持八年抗战,我中华民族牺牲了三千六百多万同胞。三千六百多万血肉之躯,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这么无一例外地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刺刀下。我们没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打到太平洋上一条虫子似的日本国土上去,甚至在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还大度地一笔抹去应该有的战争赔款。可日本的右翼势力,却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掩盖侵略罪行,在教科书上,把“侵略”二字,改成了“进入”。
耸立的后死碑,以其坚硬的躯体记忆着一种证明。
后死碑上雕刻着的28名烈士,和后死在碑前碑后、碑左碑右的无数烈士,都是那场痛苦的血肉记忆。据西郑村的普通百姓讲,后死碑自耸立起来后,曾被狂风刮倒过三次,每刮倒一次,都有不知名的当地百姓自觉地扶起立稳。特别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无知的造反派,扛着大榔头来到后死碑前,欲把这块历史的见证砸碎。无畏的百姓保护着,其中就有一位当年支援陕军抗日的老农站出来,挺胸而立,怒斥无知小儿:“要砸先向爷爷的头上砸,才算碎仔有种!”砸碑的造反派被镇住了,倒退几步,缩了回去。
普通的老百姓何以要保护后死碑?他们也许说不出多少大道理,可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都经历了日寇的血腥和疯狂。保护后死碑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精神,叫我们不忘后死碑,不忘曾经的伤痛。
中条山防线的茅津渡战役是惨烈的,日本侵略军倾巢出动,叫嚣要在茅津渡歼灭38军。然而38军不是软豆腐,铁骨铮铮的三秦儿郎不惧日寇的疯狂。
保卫茅津渡,成为此次战役的根本。
茅津渡在三门峡左侧,平陆县境内、黄河北岸的一个古老渡口,它与潼关的风陵渡一样,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茅津渡过黄河,便是崤山,占领崤山,可北控山西,东据河南,西进关中。因此,率领陕军征战中条山的孙蔚如总司令,形象地称茅津渡为“一锁扣三省”。日军选择会师茅津渡,聚歼我主力部队,就是梦想打开这把“锁”。一锁既开,三省门户皆开,晋、陕、豫任其驰骋,这梦做得太疯狂了。
鬼子疯狂不可怕。正可以光照秦人敢于牺牲、敢于灭敌的英雄气概。
西郑村偏西的后死碑一带,只是战役的一个点。像这样的点还有许多,每一个点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浴血奋战。
那是一次突袭。177师在师长陈硕儒的率领下,在陌南镇遭遇日寇500挺歪把子机枪的地面阻击,又有数架飞机空中轮番轰炸。如何分散敌军火力,掩护主力抢占有利地形,成了当务之急。有位叫王文喜的排长,等不及首长下命令,与他身边的5名战士,小声地说了几句话,便飞蹿出大部队,不歇气跑出一里多路,猴子一样爬上三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端起枪就朝天空飞旋投弹的日机狂射。此前,177师有步枪打下日机的记录,王排长他们也想把敌机打下来,吃了亏的日机驾驶员有了教训,都不敢飞得太低,子弹就打不着他们。但三棵柿树上的火力,迅速被敌机发现,开动所有枪炮,对着三棵柿树倾泻。战斗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走马灯盘旋扫射的敌机,把柿树上的黄花和绿叶,炸得满天飞舞……终于,柿树不堪强大火力的攻击,腾地着起火来,渐渐地,朝着敌机射击的枪声也停下来了。
从日寇火力围困中转移到新的阵地时,陈硕儒师长脱下了军帽,与全师数千名官兵,向着大火燃烧的柿树低首志哀。
那是一次突围。从后方西安渡河而来的新兵团,在黄河东岸的马家崖正面遭遇日寇攻击。一千多名新兵,还都是一群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三个月前还都是割草放牧、摘棉收麦的农家娃娃。突然与鬼子面对面,没有一人胆怯退缩,在黄河滩上,和两千多训练有素的日本鬼子战斗在一起,刺刀碰出火星,杀声响彻河岳……杀红眼的新兵娃,砍断了枪刺,就扑抱住鬼子,咬掉了鬼子的耳朵,戳瞎了鬼子的眼睛……惨烈的肉搏打了一个多小时,河滩上、山崖上,血肉横飞,尸横遍野。
鬼子人多势众,新兵团在牺牲了二百多名战友后,被逼在180米高的马家崖上,身后是咆哮奔腾的黄河,面前是张牙舞爪的鬼子……子弹已经打尽,刺刀已经拼折,军装已经撕烂,浑身已经血染……只听一位断臂壮士向弟兄们高喊:“咱都是精尸求、打炕面的人,大不了是个死!听我一句话,宁跳黄河死,不做亡国奴!”说毕,一头扑向了黄河。
八百多小战士有了榜样,齐刷刷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磕了三个头后,相互投过鼓励的目光,便都如高崖雄鹰,前仆后继,跃身黄河。
此刻,高举新兵团大旗的旗手还挺立在崖顶上。那娃娃满脸是血,军衣上弹痕累累,刀痕累累,但却把风纪扣系得齐齐整整。他站在悬崖最高处,神色冷峻,面色如铁,等待着不可一世的鬼子上来。他等来了,与一个鬼子死抱在一起,最后一个跳下黄河。始终地,他紧握那杆旗。印着中国军队徽记、标着中国军队番号的战旗,和旗手一起跃进黄河,却也未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一直高扬在滚滚滔滔的母亲河上。
战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来马家崖为八百壮士举行公祭大会。看见了那面血色的战旗,选了几个识水性的士兵,和邻近村子的几个小伙,在黄河水下打捞出了两具尸体,一具是我们威武的旗手,一具是个鬼子兵,两具尸体紧紧地贴在一起,战旗的旗杆,犹如一杆锐利的长矛,Сhā进了鬼子的心脏……
不知流泪的孙将军,在那一刻落泪了。
记忆中的武汉,曾有一块高耸的受降碑。这块为指挥了中条山作战、后调任移防湖北攻打日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手书的碑刻,便莫名其妙地经历了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
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发布以后,在他的皇宫广场是一片痛哭悲泣之声,在中华大地上,又是一片欢呼庆贺之气。孙蔚如将军的母亲,就是在听到胜利的喜讯后,因极度的兴奋大笑而逝了。孙蔚如从湖北恩施动身,准备回家赴母丧的。他是个孝子,生不能侍奉母亲膝下,死焉能不在母亲灵前。但他接到命令,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面处理六战区受降事宜。国事家事,权衡过后,孙蔚如在长江岸边,向着陕西灞桥的故乡泣泪长拜,祈愿母亲亡灵一路好走。
受降的日子定在9月18日。这是中国人的国耻日,孙蔚如选择这个特殊日子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投降,既是为了告慰抗战牺牲的英灵,也是为了牢记我们民族所受的伤害,珍惜胜利的来之不易。
受降堂设在武汉中山公园里。孙蔚如全副戎装,气宇轩昂地坐在受降主官的位置上,目视日军主帅冈部直三郎跪地认罪投降,交出沾满血渍的战刀,并在投降书上签名。
为纪念这一胜利的时刻,武汉中山公园竖起了一块汉白玉的“受降碑”。碑上镌刻着孙将军的草书铭文:“……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
就是这样一块历史意义非凡的碑,解放后不知为了什么,被悄然拆除,不知所终。到1998年,被人在中山公园的地下室所发现,这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现在到武汉的中山公园去,很容易看到又敬立起来的受降碑。我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那里拜识了受降碑,看到一队佩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整齐地站在受降碑前,听一位皓首白须的老人,深情地讲着曾经的战火硝烟、情仇血泪……老人的眼里噙着泪花,少年红领巾的眼里也噙着泪花。
西安的文史资料上,记录着另一块抗日纪念碑。
筑碑时间为1940年10月。其时正是孙蔚如率领三万余众陕籍官兵固守中条山,保卫大西北,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年。
中条山阻击战的胜利,是用两万一千多名三秦儿郎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感动万分,写了一首《越调·净溪沙》,盛赞英雄孙蔚如将军和他的中条山勇士。词曰:
中条雪压云垂,
黄河浪卷冰澌,
血染将军战史,
北方豪士,
手擒多少胡儿。
为慷慨赴死的英雄,修筑一块纪念碑,是民之所愿。
可就是这样一座凝聚着万千抗日英烈鲜血的纪念碑,于1963年秋季的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清除掉了。而在此前的1952年,先把大汉J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搬走了。为什么搬走?那个理由说出来,让人要笑掉大牙:“唾弃固然发于民族义愤,但终究有损文明,很不卫生。”
照这样的理由,西子湖畔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妇铁像,也搬走才对呀!
2004年3月27日,我在供职的《西安日报》上签发了记者韩勋的一则消息,讲的就是莲湖公园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碑。其中地方志馆的王民权先生的话,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往事已矣,拆除的错已铸成,我们不必再去评论往事,希望解放初期的观念不要成为今天恢复纪念碑的桎梏。”
是的,历史不能被遗忘,更不能被亵渎。不倒的后死碑,为我们后辈儿孙树立的是一通需要永远缅怀的壮烈奋战与搏杀!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史铁生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秘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噗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简朴生活片断
迟子建
采山的人们
山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大的果品店,你想啊,春天的时候,你最早能从那儿吃到碧蓝甘甜的羊奶子果,接着,香气蓬勃的草莓就羞红着脸在林间草地上等着你摘取了。草莓刚落,阴沟里匍匐着的水葡萄的甜香气就飘了出来,你当然要奔着这股气息去了。等这股气息随风而逝,你也不必惆怅,因为都柿、山丁子和稠李子络绎不绝地登场了,你就尽情享受野果的美味吧。
除了野果,山中还有各色菜蔬可供食用,比如品种繁多的野菜呀,木耳和蘑菇呀,让人觉得山不仅是个大的果品店,还是一个蔬菜铺子。但只要你稍稍再想一想,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果品店和蔬菜铺子了,你若在山中套了兔子,打了野鸡和飞龙,晚餐桌上有了红烧野兔和一道鲜亮的飞龙汤,山可不就是个肉食店么!
如果这样推理下去的话,也可以把山说成一个饮品店,桦树汁和淙淙的泉水可以立刻为你驱除暑热,带来清凉;而且野刺玫和金莲花的花瓣又可以当茶来饮用。不过,在那些勤劳、朴素的人的心目中,山也许只是一个杂货铺子,桌子的腿折了,可以进山找一根木头回来,用工具把它修理成桌腿的形状;秋季腌酸菜时找不到压酸菜的石头了,就可以去山中的河流旁扛回一块。而山在那些采药材的人的心目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定是个中药铺子无疑!
山真的是无奇不有,无所不能。我们那些居住在山里的人家,自然就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没有采过山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而由于我自幼就是个饕餮之徒,所以我进山采的都是与吃有关的东西。
野果中,最令人陶醉的就是草莓了。它的甜香气像动人的音乐一样,能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闻着它,比吃它还要美妙,所以常常是采了草莓果归来,会用线绳绑上一绺,吊它到窗棂上,让它散播香气。只一天的工夫,满屋子就都是它的气息了。
我记忆最深的野果,是都柿,它可以当酒来吃。都柿是一种最常见的浆果,它们喜欢生长在林间的矮树丛中,而且向阳山坡上的比背阴山坡上的要广泛。都柿秧都是矮株的,一尺那算是高的了,通常的只有筷子那般高,它们春天开粉色或者白色的小花,花谢便坐果,果实先是青的,像一颗颗的绿豆。随着阳光照临次数的增多和暖风持续的吹拂,都柿渐渐地长成芸豆那么大,并且改变了颜色,穿上了一身蓝紫色的衣衫,看上去气质不俗。这果实一进夏天就可吃,不过有点酸,到了晚夏时节,它就分外的甘甜了。它的浆汁可以染蓝你的嘴唇。而且,它是浆果中唯一能把人醉倒的,你吃上一捧、两捧甚至是一碗也许还心明眼亮的,但如果你一连气吃了两三海碗的话,你就眯着眼打盹,等着见周公去吧。有一回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山中采都柿,我挎了一只维得罗(当地人对一种底小肚大口深的小铁桶的称呼,由俄语音译而来),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片都柿甸子,都柿稠密不说,品质也上乘,又大又甜的,我一边往维得罗里采,一边往自己的口中采,等维得罗满了的时候,我已吃花了眼。但见那片都柿还有许多未被摘取的沉甸甸地压在枝头,它们一个个眼儿妩媚地多情地望着我,似乎在等待你的亲吻。没有器皿再盛它们了,干脆就把自己的肚子当维得罗算了,我坐在都柿甸中,美美地吃了起来,直吃得舌头麻木了,目光发飘了,小伙伴吆喝我该出山回家了,这才罢休。由于吃醉了,我步态飘摇,挎着的维得罗就像只魔术盒子一样,在我眼前一会儿发出蓝色的幽光,一会儿又发出玫瑰色的柔光,再一会儿呢,发出的是银白色的冷光。我像傻瓜一样嘻嘻乐着,被都柿的魔法给彻底击中了。我还记得好不容易上了公路,太阳已经西沉了,我觉得自己是踩着一条金光大道回家,很得意。在路口迎候着我的家人,远远看见了我蛇行的步态,知道我是吃醉了,而我迷离恍惚的样子遭到了同伴的耻笑。
采山也不总是浪漫的。比如有人采都柿时着上了草爬子,就很倒霉。草爬子专往人的软组织里叮,而且有一些是有毒的,能致人于死地。你采山归来,若是觉得腋窝和腿窝发痒,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了,要赶紧脱光了衣服仔细检查,否则它会钻进你的皮肉中去。我就见邻居的一位大娘让草爬子给叮在了腋窝的地方,她抬着胳膊,她的家人擎着油灯照着亮儿,用烟头烧那只已把触角探进皮肉中去的草爬子。我发现一些坏东西很怕火,比如狼,比如草爬子,怪不得传说中做坏事的人死后要下地狱,原来地狱中也是有火的啊。
当然,被草爬子和蛇袭击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你可以在上山前采取预防措施,如将裤腿和袖管系牢,让它们无孔而入,所以不必在采山时过分地提心吊胆。当然,也有人在采山时出了大事故的。比如一个姓周的年轻男人,他采木耳时遇见了熊,尽管他聪明地躺下来装死,爱吃活物的熊丧失了吃他的欲望,但它还是在离开前拍了他的脸一下,大约是与他做遗憾的告别吧。熊掌可非人掌,这一巴掌拍下去,姓周的半边脸就没了,他丢了魂魄不说,还丢了半边脸和姓名,从此后大家都叫他周大疤瘌,因为他痊愈后凹陷的那半边脸满是疤痕。
还有一个采山人是不能不说的,她姓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她丈夫姓王,大家就叫她老王婆子。她个子矮矮的,扁平脸,小眼睛,大嘴,罗圈腿,走路一拐一拐的,ρi股大如磨盘,所以你若是走在她背后,等于看一头跛足的驴拖着磨盘在行走。老王婆子平素不爱与人往来,不是待在她家的屋子里,就是劳作在菜园。她是个山里通,知道什么节气长什么,更知道山货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她采山,永远都是单枪匹马的。她采木耳最拿手,只要是阴雨连绵了两三天,一晴了天,她就进山了。谁也不知她去哪里了,可她晚上总是满载而归,颤颤巍巍的肥厚的黑木耳能晒满房盖,让过路者垂涎欲滴、羡慕不已。不过你要是打探她在哪儿采回来的,她总是很冷淡地说“山里”,她说得也没错,但其实等于白说。曾经有人悄悄在她采山时尾随到她身后,可她进山后总是能巧妙地把他们给摆脱了,那些宝贝山货的栖息之地成了永远的谜。为了这,她在我们那个小镇的名声和人缘都不好。老王婆子的命运最后也是悲惨的,她未到老年就得了半身不遂,瘫倒在炕上,再也无法采山去了。很多人解气地说,这是报应,让最能采山的自私的人进不了山,她等于是看着金山,却无法把它揣在怀里,那种凄凉和痛苦可想而知了。
关于采山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各自都有家室的男女互相看上了,在小镇里没机会成就好事,就借着采山的由头,去绿树清风中偷情,被人给撞见;再比如一个受婆婆欺负的小媳妇不敢在家中发泄不满,上山后择一个无人的地方,就是一通哀哀的哭,让听到的人以为鬼在嚎;再比如采山人迷了山,两天两夜下不来山,他的家人就组织亲戚举着火把上山寻找,而迷山的人呢,他却迷在离村落不足一里的地方,如同被灌了迷魂汤,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成为大家的笑料。那些老一辈的采山人,大都已经故去了。他们被埋在他们采山经过的地方,守着山,就像守着他们的家一样。
暮色中的炊烟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那时煤还没有被广泛作为燃料,家家户户的火炉吞吃的,自然就是劈柴了。劈柴来源于树木,它汲取了天地万物的精华,因而燃烧后落下的灰烬是细腻的,分解出的烟也是不含杂质的,白得透明。
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嘲,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一般来说,早晨的炊烟比较疏朗,正午的隐隐约约,而黄昏的炊烟最为浓郁。人们最重视的是晚饭。但这只是针对春夏秋三季而言的。到了冬天,由于天气寒冷,灶房的火炉几乎没有停火的时候,家家的炊烟在任何时刻看上去都是蓬勃的。这时候,我会觉得火炉就是这世上最大的烟鬼,它每时每刻都向外鼓着烟,它吞吃的那大量的劈柴,想必就是烟丝吧。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烟气下沉,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木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她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
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我那时最犯糊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喝着同一江的水,享受着相同的空气,烧着同样的劈柴,他们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而且长得也和我们不一样,鼻子那么大,头发那么黄,眼睛又那么蓝?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因此而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待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把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她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地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她外表的冷漠和沉静,与她内心的热情奔放形成了鲜明对比。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只要它来了,青山就改变了颜色。初霜来的时候,树叶只是微微转黄,这时节的山峦看上去更像是洋溢着丰收气息的麦田。到了第二场霜降临之后,浅黄的树叶变得金黄或浅红,山峦有如戴上了一顶顶红黄相间的呢毡帽。而如果你沐浴着第三场更为浓重的霜走进森林,你是想看到什么颜色就能看到什么颜色。树叶大多是金黄和金红的,但也有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紫、紫中有褐的,这时的山峦分明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五彩缤纷的。我们把此时的山峦称作“五花山”。
五花山簇拥着我们的时候,大雁向南飞了,河水流动得平缓了,天空中的云朵没有盛夏时多了,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人们把形形色色的菜籽吊到山墙上,开始了秋收。而秋收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起土豆。
土豆既能做蔬菜,又能当主食,还能作为家畜的饲料,在那个粮食需要定量供给的年代,土豆被广泛种植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家种上一两亩,那算是少的了,平平常常的人家都要有三四亩;而那些人口多的人家,种七八亩是很普通的。所以说秋收在我们那里,等于是“起土豆”的代名词。五花山的景色一呈现,人们见了面跟对方说的话往往是“起土豆了吗?”或者是“你家今年能收多少麻袋土豆?”
起土豆的工具是二齿子和三齿子。当然也有四齿子,但它因为密度高而容易伤着土豆,用它的人家很少。二齿子和三齿子是铁制的,它们的形状常使我联想到“M”和“N”的拼音字母,一握着它们,就老是想发鼻音。人们去离家较远的大地起土豆时,要拉起手推车。去的时候,手推车上放置着二齿子、三齿子、空的麻袋、土篮等工具,当然,也要带上水壶和午饭。回来的时候,饭没了,水壶也空了,先前还明晃晃的铁齿上沾满黑油油的泥土,好像二齿子和三齿子在劳作的过程中为自己梳了几根小辫子。手推车上满载着用麻袋摞起来的土豆。若是赶上晴好的天气,车行起来还不吃力,而要是赶上秋雨连绵,路面的水洼一个连着一个的话,车轮往往会陷在泥泞中,几个人合力拉它,它也只是徘徊,最后只得回镇子朝养了牛的人家借牛,把手推车给从泥潭中拖出来。所以那些养了牛的人家,一到起土豆的时候就很牛气。人们把土豆运到家后,会把它们划分为三类:又大又光滑的是最好的,它们会被下到菜窖中,一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一部分留作食用。那些中不溜的属于第二类,它们也会被下到菜窖中,作为越冬蔬菜。而那些跟驴粪蛋一样小的、青着半边脸的、被铁齿刨得满脑子都是窟窿的,属于最次的一类,它们通常是被埋在菜园的坑里,没被冻着时由人削削拣拣地随吃随取,等雪降临之后就喂了猪了。
土豆地都在山下开阔的平地上,所以起土豆累了,就可以坐在地上欣赏五花山。这时候再鲜艳的鸟进了森林,也会慨叹自己的羽毛不如树叶绚丽。山峦此时就是一幅连着一幅的流金溢彩的油画,会看醉了你。所以当你再低头刨出一堆土豆时,就觉得那大大小小的土豆不是|乳|黄铯的了,而是彩色的了,看来丰富的色彩也会迷了人的眼睛。人们回家的时候,手推车上麻袋的缝隙中往往Сhā着一枝小孩子歇息时跑到山上折来的色彩纷披的树枝,它像一枝灿烂的花,把秋天给照亮了!
在我们小镇,种植土豆最多的人家可能就是住在北山脚下的一户姓刘的人家了。刘姓夫妇是外来人,他们从哪里来,众说纷纭。反正不会有人因着富裕而来到我们小镇。他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孩子,九男两女,仅次于谭富家,谭富家是十三个孩子。刘家人很少出门,基本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自己造了房屋,把北山的荒地都开垦出来,种了大片大片的庄稼,其中土豆大约有十来亩。那些孩子平素是不与我们小镇的孩子玩耍的,也不见他们成群地出来。有人说他家穷得被子不够盖,衣服不够穿,所以是两个孩子合盖一床被,而衣服也是两个孩子合穿一套。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到了上学年龄,可被派上学的只有两三个。传说上学的孩子穿着衣服去学校时,被窝里就得躺着两个光着ρi股的孩子。有人看见,在农忙时节,他们家常常是晚上在田间劳作,而其中起码有半数孩子是精赤条条的。他们的衣服是冬天絮上棉花当棉衣,开春后拆开了又做单衣。有人说,那个生育了这十一个孩子的主妇每天晚上都要清点一下她的孩子,就像农民放羊归来要数一数他的羊一样。也许她算术太差,或者是屋内光线太暗,她往往查不清楚那些挨着炕沿的一溜儿脑袋究竟有多少,所以她常常以为少了一个孩子,就出门吆喝她的孩子。都说他家的粮食不够吃,所以他们家起完了自家的土豆,还要打发孩子出去溜土豆。
溜土豆就是在收获过的土豆地上,再沙里淘金地寻觅遗落在土中的土豆。我们一般喜欢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溜土豆,因为那土豆是公家的,社员起土豆时没有那么精心,埋在土里的仍然数量可观。溜土豆通常要使用四齿子,它的铁齿间隙窄,搜寻土豆的几率高。通常被留下的土豆都不很大,所以这样的土豆拿回家去,通常是洗一洗后连皮蒸了吃,或者是用叉子磨成粉了。溜土豆的都是如我一样的孩子,大人们是不屑做这种活儿的。好像一旦到不属于自己家的土地去溜土豆,就是偷人家的东西似的。我们溜土豆时一手拿着四齿子,一手拎着面袋。有时运气好,一个下午就能溜上一袋。扛着一面袋溜来的土豆朝家走时,是十分有成就感的,比在自家的田园起了几十麻袋还要高兴,因为这属于意外的收获。我每年都要去溜土豆,其实家里并不缺那点土豆,我只是喜欢在光秃秃的大地上再打捞一份惊喜罢了。那感觉很像是在寻找宝藏。
我溜土豆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住在北山的刘家的孩子,他们俩人一伙,提着麻袋,在别人家的土豆地里溜得格外仔细。经他们溜过的土豆地,可以说是光光溜溜的了。所以一看到他们,我就避开了。他们很有眼力和经验,知道哪片地的哪个地方会有幸存的土豆,每天都会溜上半麻袋到一麻袋的土豆。他们见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不过有时会顽皮地打几声口哨。有的时候溜土豆溜累了,我坐在地上歇息的时候,会看到黑油油的土地上,那几个穿着暗淡衣裳的孩子,弯腰弓背溜土豆的情景。他们和他们面前的土地是那么暗淡,而他们背后的五花山则是那么的绚烂。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单调,可他们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成为了我眼前这巨幅画卷中最生动最永恒的一部分。
无车道·独行·小语
(美)於梨华
那是个好去处,有山,有水,而没有车辆。当然有人,但如果天蒙蒙亮就去,竟是无人之境,唯有你。山水都是由你独自享用的。
搬来湾区不久即被友人带来这个依山临水、不容车辆进入的人行道。倒没有惊艳的初次印象,路边并没有异花奇葩,山上也没有青翠竹林,水也不是淙流小溪,或是浩瀚大海,仅是一个蓄水池而已。吸引我的不但是碧清的水色,更是它的方位及形态,以及它在清晨或午间或黄昏或晴天或雨天所呈现的种种令人驻足令人轻叹令人暗暗喝彩的风姿。
有一天我起个绝早,意在独领晨景,一路开去,稍有薄雾,等停了车,进入专为行人打开的小铁门时,不禁怔住。眼前一片白茫,旧金山的雾似乎全部飘来了,掩了山,盖了水,如果不是脚下感觉到石硬的人行道,真会疑惑自己也驾在云雾之中了。在雾中独行,尚是第一次,轻雾拂面,想起“如丝如雾湿人衣”的诗句,摸摸衣袖,并无湿意,只觉飘来的晨雾,确是轻柔若丝,裹在雾里,真觉得人已不在尘世,杂念尽消了。
不知几时,雾开始散去,右侧的山,左下的水,渐渐浮现了,几片薄雾,却又飘忽在山水之间,冉冉前移,纵是最出色的画笔,也无法捕捉那份飘逸,那份随意!它捕捉了我,我再无意前行,在路侧背山面水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怎能放过呢?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相同的、甚至相似的景色了。放置长椅的人倒不同凡俗,不然他不会选出这样一个左右顾盼都能将景色尽收眼底的好去处。眼下,雾散后,明镜似的水面映现对山的山峦。远远舒展,隐入尚且飘浮在山水之间的雾朵,山影水色融入雾里,虚无缥缈间,我想起“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两句诗,但这晨雾下,连山鸟都知趣地不来惊扰这无人的幽境了。
等雾逐渐散去时,我才从长椅上起身,告别这千载难逢的晨景,回到人行道,继续前行。几十年来忙忙碌碌,极少散步。要不也是为了保健,快步如飞,走完了事。要不与人相约同行,说东道西,为的也是消磨时间。独行,却是极少。倒是多年前,不,几十年前,刚出学校的门,刚进婚姻的门,刚从市尘滚滚的洛杉矶搬到纯是小城风光的普镇,许是不习惯刚为人凄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日常琐事,许是小城酷似江南小镇的清秀,我会在清晨黄昏独自到普镇唯一的小湖——康乃基湖边去散步。湖畔一排柳树,初春时青绿的柳条轻拂湖面,随风摇曳,最能激发我的乡愁,走在柳树后的小径上,常常愁绪骤来。当时又正值在找寻除了妻子以外自己的方位,乡愁加上迷茫,竟是经常忽略了散步该有的怡然。
不像当今,踽踽独行时,自有一份安逸。自然是年岁。当年是少妇,如今是古稀。我忽然忆起当年在普镇,偶尔在湖边相遇,日后成了挚友的筱梅。她从西雅图来,丈夫菲立曾在南京读过两年中文,日后成为一个卓越的汉学家,虽是美国人却有东方学者的儒雅。筱梅是南京人,十八岁结了婚,即离家离国来到遥远的西方。我们相遇时,都年近三十,她已做了十余年的妻子,而我刚踏入婚姻之门,因年岁相近,又都是离家去国的异乡人,很快地就成了朋友,常相约去湖边散步。
有的人天生能沉着地应付各种生活上的困境或不如意,从不在人前显示愁眉苦脸,有的人喜则大喜怒则大怒,什么感觉都写在眉眼之间,她是前一种,我是后者。在普镇的几年,在我们湖边散步时的交谈中,她稳住了我的轻率。丈夫的日夜工作,孩子们的日夜纠缠,母亲的日夜唠叨,都成了我在散步时向她诉苦的资料。等我牢马蚤发尽,郁闷消散,她才闲闲地说:日子过得真快,你的老大已快五岁了!
我这才怔住,怔怔地望着她。她的母亲在她离开南京的前一年过世,她到美国后大病一场,因而不孕。她的丈夫为了要在普大取得永久聘约,整日埋在图书馆里。她终日一人在家,既无母亲,又无子女,但她却在后院种了一排竹林,伺候两棵玉兰树及无数盆景,使她的院子凸显出东方的幽静。她没有时间自怜自艾,却有足够的耐心听我诉说其实是每个家庭主妇都面临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各种困扰!
离开普镇后,最想念的是她,以及我们无数次的湖边踯躅。
一抬头,雾全部都散了。能看得到前面走路的人,听得到后面来者的声音。这条人行道的特色,除了山水,更是路的委婉。刚望见左侧的水,几步之后,水却被树丛掩住,人就在树林荫蓊之间,只听见右侧的山壁上,一小支流水,涓涓而下,发出细小的叮咚之声,正要寻索它的来源,眼前又豁然开朗,左下方,水面又从树隙间浮现,而且,倒映着晨雾散尽后对山蜿蜒的山缘。猛一看,水似乎在蠕动,定睛细看,却是几只水鸭,相约前行,有时与山缘的弧线糅为一体。独行的好处,就是能将路的委婉、水的宁静、山的无声及雾来雾去时所带来的景色变幻,一丝一毫地收入眼中。那份喜悦,尽情独拥、独享。
离开普镇后的几十年,既没有寻到像小城那种湖光水色,以及可以既散步又交谈的朋友,也失去了在普镇时不必工作的悠闲。几十年搬迁了许多次,生活一直在忙碌中,忙碌剥夺了生活情趣的寻找或培养。没心思,当然也没时间,去探索可以洗涤尘凡的景色。一晃,几十年已在身后,一去不返了。
而筱梅,这些年都没有搬动,一直在普镇。
我曾去看过她一次,两个中年妇女重逢。她当然失去了原先窈窕的腰身,但往时端庄的神态中也加添了一种对世事洞悉后的淡泊。进入她的小院,当年的幼竹已是一排青翠的竹林,细心调理的兰花正有主人的雍容,走廊上几盆她偏爱的水仙,在黄昏里更显清越脱俗。
是啊,她创造了自己和谐的世界,而我却一直在滚滚红尘中滚动,当我这样告诉她时,她却说:你知道你有多少读者吗?我知道,但我又无法告诉她独坐窗前、灯下,一字一字爬格子时所感到的寂寞无助。当然也没法向她描述如涌的灵感来时我疾笔如飞所带来的极致的欢欣。本来就是,我的是极度的快乐与不快乐的起落,她的是无大悲大喜的平静恬淡。
临别前,我们去湖边漫步,湖如前,但周遭的景色变了,普镇早已失去往时的小镇风采,现在是各处是楼房、各处是嗓音的闹猛的大城了。商业的繁荣代替了往时仅是个大学城的庄穆。在湖边绕了一圈,发现了柳树荫下,泊着数只小船。怎么回事?我问。筱梅说:是出租的,尤其招揽外地来的游客。我平时很少来,来过几次,觉得不自在,人太多了。大概与年岁有关吧,人老了,喜欢安静。
不知不觉,已走到平时到此转身处。我转过身,往回走,水在我的右下方了。雾已全部消失。太阳远没烧热,全身透亮,照射着山上的树、树下的行人及临水的斜坡上乍然出现的小鹿。我悄悄地在面水的、又是安放得恰到好处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那只纤细的小鹿抬头看到了我,一双稚嫩的、但不是畏怯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猛然想起很多年前,住在普镇史达华街的某一天。那个白雪皑皑的晚午,我听从医生的吩咐,推着刚出生两周的婴孩外出散步,来到屋后一片林间,葱茏的松,映着洁白的雪,松雪之间仅我一人及我的婴孩。然后我看到从松树间怯步出来的幼鹿,立在雪地上,对我望着。我痴立着,唯恐一动,惊吓到它。它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我身侧的婴儿推车,在松与雪、它与我之间,推车显得庞大、突兀。幼鹿眼里逐渐浮现一种畏怯,又转望我。我多想告诉它,不要怕,这车里是个像你一样幼小的婴孩,不会伤害你的。在我还没启齿前,从松间走出一只比它大得多的鹿,它一出现,幼鹿即偎依过去,随即,它们同时转身,隐没在松林间。我推着我的孩子,也缓缓走回家,想的尽是幼鹿依偎母鹿时完全信赖放心的神态。
少顷,斜坡上多了一只大鹿,显然是母亲,它走近小鹿,小鹿朝它看了一下,也朝我望望,然后,毫不介意地转身,自去了。那大鹿稍一停顿,也就跟在后面,缓慢地跟着,走向斜坡的那一端。
与当年在普镇看到的鹿比起来,它们显得自在得多,目光中不露一丝胆怯。鹿对人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我对鹿的解读,随着我的年龄与累积的生活经验,有所改变了吧!当年我是刚将一个幼小的生命带入人间,心里充满了喜悦,但更多的是疑虑,要怎样将这么幼小、无助的婴孩抚养长大,成为一个茁壮、正直、能干、自信又爱人的成丨人?那时我比拟幼鹿的畏怯,正如在我推车里熟睡的婴孩,从它依偎母鹿的模样,我立刻领悟到,这就是我的职责,我应该让我的婴孩知道,她是可以依靠我的,我会庇护她躲避风雨,摒除艰难,领着她走向大道的。那个雪后的晚午,那只畏怯的幼鹿与它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两只鹿已不知去向。想必已回了它们的家,我也往来的路上走回去,一个人。当年在推车里的婴孩早已成家、立业,是个尽职的母亲及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太忙,除了照顾两个已经到了不喜欢听训话年龄的子女和到了中年时避免不了对婚姻厌倦的丈夫之外,还要把握住一个竞争性特强的工作岗位,再也没有精力照顾虽能独立但常觉孤独的母亲了。像那只刚看到的小鹿,看见安然无恙的母亲后,自顾去了。她已不需要她,也已过了必须依傍母亲的年龄,她先走了,也不是舍弃母亲,而是去探索前路。她不用担心母亲不会跟来,她会的,迟早会来依傍她的。
我继续往回走,迎面来的是个手拄拐杖、头戴鸭舌帽、也经常在此独行的老人。是的,周日的早晨,来此散步或快走的,当然都是老人了。多的是时间,少的是来日,更要保养一个不需依赖他人、包括子女来协助的身体。我们交换一个似曾相识的眼神,各自前行。我忍不住暗自推测:他的老伴已离他而去了吗?他的子女呢?住在附近照料他吗?还是他住在我开车经过的那座看起来堂皇但给人一种冷漠感的老人院?他曾经有过辉煌的事业吗?还是邮政局或州政府的职员,虽不出色但也无大风浪的一生?现在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晚年呢?他是“如今白发如霜草,一饱茫然身已老”的悲戚呢?还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积极?我不禁回头看他,正巧,他也回身来看我,两人不约而同地点了下头,又各自前行了。
虽然还是独行,但在那一霎间没了孤单的感觉。不错。
离铁门还有半里路的样子,前面豁然开朗起来,无车道转了个大弯,右下方的水面浩瀚宽阔,把对面的山推到一边去了。走在无车道上,前面一望无际,胸襟也舒展了。但是刚走完大弯,接近铁门时,发现阳光早已隐退,大片阴云迤迤而来,猝不及防,洒下漫天细雨。我惊愕地驻足,看右下方,水面已不平静,洒洒落落全是细粒,点点似离人泪。天有不测风云,此时此地,完全应验了!
我将早先脱下的风衣穿上,竖起衣领,双手Сhā入衣袋,也无暇顾及水中的水鸭、道上的行人,低头前行。走到铁门前的布告亭下,才摸出袋中手帕来擦脸上的雨水,手帕带出口袋里我昨天收到的筱梅的短笺。
菲立终于在上星期五的傍晚离开人世,及我。现在仍处于麻木状态,一滴泪都流不出来。请不要送花,也不要来电话,给我几天,让自己镇定下来。菲立与癌魔搏斗了二十年,他的勇气及恒心留给我一个好榜样,我想,我应当承受得了他走后我的孤单。与他的痛比起来,这不算什么。何况,我虽无子女,却拥有比子女更丰富的两人的回忆,它应该足够陪伴我独自的晚年,而且,还有你。
不要为我难过。等我过一段时期来看你时,陪我坐坐,听我唠叨,重复地诉说我与菲立生活中的细碎。还有,陪我去你时常独行的无车道走走,古稀之年,别无他求。
我折好她的信,揩去脸上的水。回头看雨已停、云已散、人已去的悄悄的无车道,想象着我同她并行细叙的来日。于是向这个好去处轻点了一下头。是道别,更是道谢。有这样一个好去处,可以健身,可以舒解,更可以与山、与水为伴。
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陈建功
小时候我喜欢在家门外的海边玩耍和远眺。我万没想到自己曾经沉湎的海滩,现在成了每一个到广西北海的人不可不去的地方——那里已经筑起了一道堤坝,把海水阻隔在坝下。沙滩被填平了,建成了著名的外沙海鲜大排档。每当夜色降临,坝上一片灯火闪烁,来吃海鲜的人们摩肩接踵,丝竹之声、欢声笑语和海坝下浪花的低吟,交相鸣响。几十年后,重归故里,走入这繁华奢靡的所在,一种深深的遗憾不由得升上心头。我笑对陪我前来的亲戚们说:“我真是宁可不到这里吃海鲜,也要找回我少年时代玩耍的地方呀!”
当年的海滩,沉静而平和。从临海的珠海路一条长长的台阶走下去,就是沙滩了。涨潮时海水会漫过沙滩,涌到珠海路的房后。一只只小小的摇橹船,把大船上装载的越南大米,摆渡到珠海路商家的后门,卸在仓房里。落潮时,长长的海滩就展现在眼前,跑来跑去的寄居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远处,海水波光粼粼,风帆高扬的渔船,在海天之间出没……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是老祖母溺爱的陈氏家族的独子。祖母,当然恨不得我在她的眼皮下,跟着她去买菜、串门,而珠海路码头下的海滩,却是我流连忘返的所在。
没有什么比海滩和码头更适合孩子们玩耍。层层叠叠而来又层层叠叠而退的海浪,像是充满了灵性,和你嬉戏打闹。沙滩上的每一块石头下面,都躲藏着无数的小螃蟹,把石块掀开来,它们像溃散的兵士一样四处逃窜。而捉拿这些溃散的小螃蟹,把它们装入瓶子,就成为了我永远的功课。我也曾向年龄稍长的孩子学习,回家找一把铁锨,在沙滩上寻觅,发现沙虫独特的气眼,一锨铲下去,居然也能挖出北部湾特产的沙虫。挖了几条便觉战果辉煌,兴冲冲地跑回家去,让祖母煲汤。而码头上渔船归来之夜,更是北海人盛大的节日,此时也成为了孩子们释放自由天性的时光。我现在已经记不准那是深夜还是黎明时分了,反正正是我们已经酣睡的时候,屋外忽然传来巨大的喧闹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以从未有过的兴奋从床上跃起,穿衣找鞋,追着祖母奔将出去,只见满街走动着人影,许多人手里晃动着桅灯,渔民们把一筐一筐新鲜的海产品抬下船,沿着码头排在岸边,祖母们或许是被海货所吸引,不再对我们严加管束,或许是要价还价的声浪过于嘈杂,无心理会我们的喧闹。我们就在讨价还价的人流中转来绕去,我们还趁机窜到摇橹船上,一趟一趟往来于码头和锚地之间……玩够了,我们被挎着菜篮的祖母们牵着回家,尽管不情愿,倒也不反抗,因为跑了一夜,说实在的有些饿了。祖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新买的鱼虾。新鲜的煎鱼和甜美的鱼汤,是多么好吃啊!……
家乡的沙滩和码头留给少年的我无尽无休的回忆,但当年站在沙滩上最惹动我心思的,竟然还不是这些,而是散落在沙滩上的木屑片。有一天我呆坐在码头上远眺,不经意间看见了它们。我知道它们都来自眼前这浩渺无际水天茫茫的大海,我便老想着在遥远的地方,有一艘船曾经经受了狂风巨浪的撕扯,最终被扯成了碎片,又被送到岸上来。我越想,越认定这些就是那撕扯的残骸。想到这里,心里越发悸动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心灵的悸动,恐怕还和祖母告诉我的一些家族故事大有关系。我们家族似乎是有一种出走的传统。再早的事情已经无从查考了,从我爷爷那一辈,有一件事情影响了北海陈家的命运:那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我应该叫伯爷的——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离家出走了,那时他才十几岁。他出走的时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正带着他和我的爷爷在北海街头卖饼。那时的南中国沿海,正流行着到南洋发财的梦想。我的爷爷和伯爷,并不甘心于卖饼为生,于是两兄弟密谋了出走的计划。长子的出走,使曾祖母悲痛欲绝,她却没有想到这就是陈氏家族中兴的开始:几年后,我的伯爷竟衣锦还乡了。据说,他是在印尼苦干,创下了浩大的基业。回国以后,伯爷把在印尼赚的钱交给仍在卖饼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爷爷——打理,陈家联合几家华侨,成立了北海第一家股份公司——“东华电灯公司”,由此,陈家逐渐发达成北海的豪门……作为陈家的儿媳,我的祖母,当时似乎忘记了陈家的“东华电灯公司”已然公私合营,还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缅怀里,而少年的我,似乎也没有后来那么高的“阶级觉悟”,被先辈们的壮举而感动着。甚至一看到那些碎木片,就不由得想起漂泊向南洋的船。
我没有研究过儿童心理学,因此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散落于海滩上的木片何以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引起我心灵越发强烈的悸动。其实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都没有任何理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时我已经6岁,却还从未见过我的父亲。1949年我母亲怀我不久,我父亲就乘船到广州去了,名为求学,实际也因为厌倦了封建大家庭中的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事情是,他所乘的船在南海七星洋遇到了台风,倾覆于海中,他抱着一根木头,在四层楼高的海浪间漂荡,差一点使我成为遗腹子。祖母说,父亲行李尽失,几乎是赤条条回到家中,又打点行囊,负笈远行。父亲到广州后,恰逢广州解放,他便参加了革命,被派往北京,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留校任教。就这样,直到6岁,我所认识的父亲,都来自从北京寄回的照片。我想,或许是关于父亲的故事里有一条被七星洋的风浪撕扯碎的船?当时我甚至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我认定这些碎木片来自七星洋。
这世界上曾经有过、还将继续有无数孩子出走的故事,有的原因清晰明了,有的原因却朦胧难辨,成丨人后,回想当年出走的原因,我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我的祖母和亲戚们,对我关爱有加,并没有丝毫的责罚或冷漠,我的妈妈当时在桂林读大学,不时有书信慰抚,也不时回来看望我和姐姐。到底我为什么要出走?我只能解释为对新生活的好奇和对父亲的渴望。
在海滩上看见那些碎木片之后,我决定离开我的祖母出走了。
我毫无准备。一个6岁的孩子,你还指望他备好充足的粮草衣物、细软钱财进行一番“胜利大逃亡”吗?
我家的门外,是一个大空场。空场上停满了木轱辘牛车。农人们赶着牛们,吱吱扭扭拉它们前行。远远的,我看见平林漠漠,树梢上有高耸的高压线,当时我认定那就是和火车有关的东西。火车我是听说过的,我的爸爸,就是坐火车到北京去的,然而火车是什么样,我没见过。我认为,高压线那边,就是火车站,到了那儿,就可以去找到我的爸爸了。我佯装要坐牛车兜风,哀求一个农民,把我抱上了他的牛车。牛车沿着泥泞的土路,朝远处走去。
家,是越来越远了。天,也越来越黑了。赶牛车的把式时不时地发问,孩子你还不下车吗?天黑了可回不了家了呀!当时我往前望望,已经看不见“火车站”的影子,往后看看,我家的庭院也隐没在暮色里,心中一阵恐慌。突然从牛车上蹦下来,踏着泥泞,飞也似的往家跑去……
我的祖母正在家里为我的迟迟不归而心焦,部署着我的姑们姨们准备四下寻访,见我两脚泥巴一身汗水出现在门口,自然是破涕为笑,骂了几句,以为我贪玩不归,哪里知道我实行了一次未遂的出走!
回顾我的大半生,出走,似乎构成了我心灵的主旋律。有些成功了,有些和少年时这次一样,未遂其愿。不管是否如愿,换一种生活,换一种活法,这念头一直在我的心中蠢蠢欲动。
或许,来源于家族的遗传?或许,来源于少年时代的尝试?
当然,写出这些,绝不希望少年朋友也去尝试,但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因为岁月的淘洗,磨灭了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心。
找个人一起老去
南帆
这句话有点儿意思,但忘了是从哪一本书上读到的。另一个人纠正我,这是一首歌,电话的那一头哼出了一段旋律片断,其中的一句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是在马来西亚想起这句话的,那时正在马六甲返回吉隆坡的途中。
马来西亚人十分乐于夸耀吉隆坡高耸的双子星塔,452米的高度曾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必须承认,吉隆坡并不是因为这一对高楼而浪得虚名。这个城市拥有许多壮观的现代建筑,清真寺的金色圆顶闪耀着太阳的反光。吉隆坡的街道上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皮肤。黝黑的马来人,黄皮肤的华人,金黄铯头发的白种人,还有许多戴着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吉隆坡已经靠近赤道,四季的气温在30℃上下,空气温润潮湿,仿佛轻轻推一把就会触动一场倾盆大雨。这个城市的植物十分繁茂,绿荫如盖,藤蔓纷披。郁郁葱葱的树丛掩映之中,一幢一幢别墅若隐若现。打听了一下,价格比北京和上海都要便宜。
尽管吉隆坡有可口的咖喱饭和稀奇古怪的水果,我们还是急于抽出一天到马六甲去。这座古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驿站,那里有古船,古井,香火缭绕的三保庙,三保山上的华人墓碑,市内一排一排的百年老屋,小街上的挂着繁体汉字招牌的店铺,荷兰人修建的红墙教堂和葡萄牙人城堡的残骸。我们还见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说起话来轻声慢语,他曾经因为积极推广汉语而被三度投入监狱。当然,我们也是冲着马六甲海峡去的。这条狭长的海峡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新加坡扼守在出口,目前是中东的油轮驶入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据说不少海盗出没于马六甲海峡,武器精良,专门打劫过往的油轮。有人怀疑,这些海盗可能就是某一国的军队。脱下军装,面颊涂上油彩,枪支与炮舰都是现成的。由于马六甲海峡气氛诡异,石油安全得不到保障。开凿泰国克拉地峡运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瘦瘦长长的泰国南部如同拦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一段堤坝,最窄之处仅64公里。如果挖开一条运河,油轮就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径直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拐入太平洋的泰国湾。马六甲海峡的确让我们有些好奇——这一片海域究竟多么恐怖,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一个预算为250亿美元的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前一天与一个司机谈妥了价钱,我们几个人合乘一辆出租车赴马六甲。司机是华人,50岁出头,中等个子,卷发,单眼皮,脸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一身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汉语说得不错。聊天之中得知,多年以前他是长途卡车司机,一度做过布匹生意和手机生意,频繁出入于深圳、香港、泰国。曾经挣了一笔,后来又亏了。兜了一圈还是回来干老本行。看来这是一个颇自信的家伙。女儿在吉隆坡读一个英国的函授学位,儿子在新加坡当飞机修理工。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总是流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态。而且,他还时不时地讥笑马来人,觉得他们不够聪明。
马六甲之行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到市区的老街看青云亭——据说庙里供的是观音菩萨。老街狭窄拥挤,均为单行道,而且时常堵车。出租车如果错过了拐弯的岔路口,就得绕市区一圈再走一遍。这个司机似乎忘了路,车子开得迷迷糊糊。眼看某一个路口又不太像了,只好重新开始绕圈子。绕了第三圈的时候,我们劝司机问一问路人。不知道这个家伙搭错了哪一根神经,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找到。这辆出租车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市区绕了七圈之后,太阳已经西斜。考虑到回程还要在高速公路上跑三个小时,我们决定放弃。我们打趣地说,观音娘娘肯定知道,我们的心意到了。
返回的路上有些沉闷,毕竟不太尽兴。是不是这个司机有些歉疚,试图找一个有趣的聊天话题呢?总之,没有任何前兆,他突然谈起了自己的艳史——面对几个异国的陌生人。
“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就是喜欢我,”他是这样开始的,毫无忸怩之态。这个司机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姑娘曾经不断地给他写信,声称得不到他就要跳楼。这件事麻烦了好长一阵子,幸亏这个姑娘离开了马来西亚远赴英国。后来的日子,他始终艳遇不断——“我又不漂亮,也没有多少钱,真不明白是为什么呢。”
艳史的最新情节是,他又被一个女人缠上了。这个女人曾经是香港一个电器老板的情妇,而且替他生了一个女儿。由于老板妻子的挑唆,她与老板大吵了一场。老板扔给她一笔款和一套房子,八年的恩情一朝挥断。这个女人灰心得想自杀的时候偶尔遇到了他。因为他的见多识广、语言诙谐还是大大咧咧的做派?总之,这个女人的生活突然明亮起来了,下一个目标就是移居马来西亚嫁给他。目前,法律上的障碍已不存在。马来西亚允许娶第二个太太,只要第一个太太不反对。“我太太和我同龄,已经不想做嗳了。她同意我再找一个,吉隆坡的房子留给我——她愿意和儿子一起住在新加坡。”
这种魅力的自夸很容易在男人之间引起微妙妒忌。我们故意用世故的眼光评点这个故事:这个女人肯定有些特殊的目的,一下子就能想到的是移民,或者钱。譬如,她很快就会告诉你,女儿就要上小学了,学费还欠缺一部分,请你汇款;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她肯定会提出要你买一辆车;过了一段时间,她还要做生意,开一间店铺,你必须投资……
这个司机的大度的确有些出人意料:“我可以给她一些钱,还可以把这辆车子送给她。我也愿意帮她办好移民手续,然后我们分手——可是她不肯,一定要缠住我!”这个司机主动承认,他仅跟这个女人上过一次床;何况她现在又有了新的男友,英俊、年轻,而且有钱。但她仍然口口声声叫这个司机“老公”。今天是我的生日,她又打来了长途电话,问我在哪里,而且警告我不能跟别的女人往来。”的确,这个司机的手机时不时就会响起,一会儿是马来语,一会儿是汉语。不知道哪一个电话是那一声缠绵而又恼人的问候?我相信这不是他的虚构,因为没有必要。
这个司机坦率地谈到了性的问题。他说,到了他这个年龄,一个星期一次就够了。他宁愿找“小姐”解决问题。这在吉隆坡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的酒店附近就有一个街头酒吧,晚上九点之后有一些即兴的歌舞表演。酒吧的周围零星地散落一些皮条客,时时殷勤地向路人兜售妓汝。他们大大方方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和电话号码,声称手里什么货色都有。这个司机表示他会用安全套,传染上艾滋病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当然,我们听得出来,他真正想说的是这句话:“完事之后我把钱付清,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司机的故事就是这么多。虽然他的叙述有些啰唆和重复,我们还是很快弄清了来龙去脉。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不肯就势将这个女人的痴情收下?他含含糊糊地说,那就丧失了自由;随后又说,他快要老了,不需要了。这时,他似乎不再那么得意,而是变得有些烦躁:“算命的说,我前两年走桃花运,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结束呢?”
我们终于看明白了,这个走桃花运的家伙深恐坠入情网。情网是一个致命的生活圈套。一个女人真的渴望和他共度下半辈子的时候,他惊慌地选择了逃避。他宁可到妓汝身上寻找一时之欢,而不愿意情深意长。G情是年轻人的事情,五十多岁的男人已经燃成了灰烬。五十多岁的男人仍然可以享受性,但不再动心。心已经开始衰老,不想负担G情的重量了。G情的冲撞会使胸口发痛。他所说的自由其实是轻松和洒脱,无拘无束。必须承认,他的明智和爽朗超出了我对一个司机的预料。但是,我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那句话。我差点就想问一问他——有否听说过“找个人一起老去?”
出租车终于回到了酒店,我们没有忘记在道别时祝他生日快乐。他笑了起来,单眼皮的眼睛眯得小小的。这个司机肯定是个快乐的人。他会及时地卸下各种累赘,结清人生的诸多账单,无拘无束地游历江湖。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这么猜想:如果他没听说过那句话,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人。
亲近土地
石绍河
土地的颜色
有一句歌词“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民间亦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说法。人的生命融入土地后,最后的结局是剩下“一抔黄土”。由此可见,土地的主色调是黄铯,在一般人的眼里,这种色彩带有单调和悲凉的味道。
其实,土地的颜色并不单调。土地是神奇多彩的,她是所有陆地生命的家园。古人说的“大块文章”,不是今天所指的作家或学者写出的长篇巨著,而是指大地上的斑斓景观。这可以从李白的“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中得到权威性的证明。“大块”就是大地,“文章”是指错综复杂的色彩花纹。我们有“五色土”的叫法,还有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的分类,说明土地五彩缤纷,迷幻多姿,妖娆动人。
面对地图,就是面对五色焕然的土地。而实实在在的土地,其颜色要比地图上的色彩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在喜马拉雅山上,土地是银色的,呈现白皑皑的景观;在西部广阔的沙漠里,土地是苍黄的,留下无穷的关于生命的思索;在东北广袤的原野中,土地是黑色的,把丰收和喜悦送给人间;在南方的丛山丘陵中,土地是绿色的,孕育着无限生机和希望;在坦荡无垠的平原里,土地是金色的,现代神话正在天天演绎;在革命老区,土地是红色的,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春天的土地是灿烂的,金黄的菜花、殷红的杜鹃花及各色的野花铺天盖地。夏天的土地是G情的,浓绿的草木、深蓝的河水、火热的阳光写满山川。秋天的土地是厚重的,金色的稻浪、橙黄的水果、红红的高粱透着喜气。冬天的土地是洁净的,晶莹的霜花、洁白的山川,银色的世界玲珑剔透。
土地不仅表面上璀璨耀眼,而且其内心也藏着一个缤纷的世界。黄灿灿的金子、清亮亮的石油、灰色的铅和铁、乌黑的煤、翠绿的翡翠、血红的玛瑙、亮晶晶的宝石等等都是土地本身的颜色。
如今,银色的冰川在消融,大地上的绿色在减少,黑土地正在流失,黄土地上流走的泥沙危及千里沃野,白花花的盐碱地挤走了良田肥地,苍黄的沙尘暴席卷城市村庄,地下宝藏乱采滥挖……这样的举止,如果任其发展,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就会真的变得色彩单调,不再神奇。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
我们只要对土地带有一份感情,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斑斓的世界。陆地生命的多姿多彩,源于神奇的土地。保护土地的颜色,就是保卫地球的蔚蓝色!
丰富多彩的土地,孕育一个美丽的主题……
土地的味道
农民看到长势旺盛的庄稼,抚着沉甸甸的稻穗,望着日见青葱的大山,赶着膘肥体壮的牛羊,喝着哗哗流淌的清泉,心里喜洋洋、乐融融。空气中送来的泥土气息,仿佛添了蜜放了糖,甜丝丝的。
远归的游子,一接触故乡的土地,亲切感油然而生,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訇然打开,感情的潮水喷涌而出。故乡的土地充满了乡情味,释放着亲情味,氤氲着骨肉情。这时候,谁能说得清土地的味道?但谁又不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刻骨铭心的,是亘古不散的。
土地带来的味道曾经是酸楚的。浮夸风、放卫星,折腾的首先是土地。好端端的土地却种不出粮食,人们捧着饭碗讨饭吃。圈地热、开发热,无数沃土一夜变成僵硬的水泥地。刚刚过上好日子的农民,又在为生计发愁。看到被折腾的土地,望着被硬化的土地,心里能不酸楚吗?土地的味道能不变质吗?
生活在现代化城市的人们,正在或者已经淡忘了土地的味道。甚至有人说土地的味道就是水泥的味道。在都市里长大的孩子认为地球是个水泥球。人类对最熟悉、最亲切的土地变得陌生而遥远了。
有时,土地的味道是苦涩的。植被的大肆破坏,土地的过度利用,荒漠化趋势逐步加剧,盐碱地面积扩大,生生不息的土地,承载着巨大的压力,遭受着不明的冤屈。土地在流泪,那泪是苦涩的。难怪有人唱:我的家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这是无奈中发出的抗争的声音。
土地的味道有时很难闻。乱倒乱扔的垃圾,肆意横流的污水,随意堆放的废物,损害着土地的皮肤,侵蚀着土地的心脏。土地就像病入膏肓的人一样,发出难闻的气味,浊气逼人。
常闻闻土地的味道,我们就懂得该怎么做。
土地的声音
一个农民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带着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答案当然不同。但我最满意的答案是:劳作之余,在庄稼地边摊开四肢,美美地躺着,倾听土地的声音。
这是一个绝妙的答案。稍微有些累的农人把自己写成“大”字,与土地结合在一起,构成真正的大地。听着庄稼的絮絮低语,溪水的浅吟低唱,鸟儿的委婉鸣叫,树木的长歌短叹,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微微的鼾声和来自土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这是天籁之声!
劳动者创造了浩如烟海、绚丽多彩的民歌。这些民歌或粗犷豪放、高亢挺拔,或悠扬婉转、娓娓动听,寄托着劳动者的欢乐和痛苦、无奈和愤怒。这些民歌如同夺目的明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些产生于茫茫草原、高山大川、北国林海、水乡泽国的民歌,被称为土地之歌。这是来自土地上最动听最淳朴最悠久的声音。
听鸟的啁啾,能体味土地上生命行走的过程;听松涛阵阵,能感悟大地上生命不屈的抗争;听流水歌唱,能明白土地上生命美丽的原因。土地的声音多么美妙,土地的声音多么动听。只有热爱土地的人,才能享受到这美妙动听的声音。
不要忘记,土地的声音并不完全都是那么美好。有时候,土地在呻吟,在怒号。我们多次听到黄河断流、长江变浑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城镇缺水,田地皲裂,土地在痛苦地呻吟。每年光顾的沙尘暴,像黑色的妖魔,发出可怖的声音,黑风挟裹着狂沙、石块铺天盖地而来,拔树埋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这时土地发出的是埋没一切、撕毁一切、仇恨一切的声音。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顷刻之间,就可以让人声鼎沸的城市,鸡鸣狗吠的村庄变得瓦砾遍地,哀号不绝。诱发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还有人对土地的任意砍削、肢解和毁损。土地怒吼的声音警告我们:土地、城镇、河流、森林、山脉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土地是我们万世永续之地,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它的歌喉清丽嘹亮起来。
希望的土地
撒下一粒种子,就撒下了一个希望;种下一棵小树,就种下了一片希望;挖出一块原煤,就燃起了一方希望;采出一桶石油,就托起了一个希望。这一切一切的希望,都十分具体实在,都源于土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这是农民最朴实最现实的希望。种子破土发芽了,湿漉漉的希望涌动在广袤的田野上;禾苗长壮了,火辣辣的希望写在朝露夕照里;庄稼抽花扬穗了,沉甸甸的希望挂在饱经沧桑的脸上。于是,希望随着日子在长大变化。人们祈盼着风调雨顺,整天精心侍弄,百般呵护着脚下这绵软厚实的土地。丰收了,他们会手舞足蹈,用各种方式感谢土地的恩赐,对土地的那种特殊感情又加深了几分。歉收了,尽管有些丧气,但不怨怪土地,总是说天气不好,灾害太多,气力下得不够,总之,一切都不是土地的错。他们在彻夜思虑着如何更好地厚待土地,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土地。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中国工人最豪迈的声音。为了打破“中国贫油”的讥讽,工人兄弟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东西南北的土地。他们不相信,这厚重坚实的土地,就没有蕴藏急需的石油。在冰天雪地里,在莽莽荒原上,在无垠大漠中,他们凭着双手双脚和双肩,抱着实现希望的坚定信念,向大地深处进军。大地感动了,把暗暗涌动的血液无私地献出。
守护好祖国每一寸疆土,这是战士的希望和诺言。多少战士血染大地,多少战士迎风斗雪,战暑送寒,备尝艰辛。他们付出一切而无怨无悔,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希望,实现一个梦想:让古老的中国大地生机盎然,永远昌盛!
土地承载着人们太多太多的希望,难怪人们惜土如金。土地给了人们太多太多的希望,难怪人们对土地那么痴迷和眷恋。人都是活在大大小小的希望里的,而土地是希望腾飞的摇篮,是美梦成真的温床。
多情的土地
这是一首歌的名字,最打动人心的两句歌词是: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诗人舒婷在《土地情诗》中,充满深情地咏颂:我爱土地,就像爱我温柔多情的母亲。是土地给了诗人“爱情和仇恨”、“痛苦与欢乐”。
诗人艾青也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默默的土地,以她的仁慈宽厚、博大无私、多情美丽的胸怀,哺育着芸芸众生。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这片母亲般深情的土地悄然擎起;儿时摔打的伤痛,是这片母亲般柔情的土地轻轻抚慰;我们充饥的五谷果蔬,是这片母亲般仁慈的土地无私奉献;我们避暑御寒的广厦茅屋,是这片母亲般坚强的土地挺身撑起;所有生命终结后的残骸,是这片母亲般负重的土地敞怀纳容。
乡村里绵延不绝、香喷喷、暖融融的炊烟,那是故乡的土地对游子深情的召唤。一个人不管走出多远,无论成就多高,他始终走不出故土的萦绕和牵挂。远行的游子,成功也好,失意也罢,唯有故土是他最温馨的港湾。远行,从这里起航;回归,在这里泊锚。故土的五谷杂粮胜过一切美味,故乡炊烟的味道最为实在。守住一缕炊烟就是守住一份幸福,飘起一缕炊烟就是飘起一份宁静。
潺潺流淌、滋润甘醇的清泉,那是仁厚的土地母亲从自己血管里挤给生民的玉液琼浆。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这是大地的|乳|汁。有了水,孱弱的植物就会蓬蓬勃勃,焦渴的动物就可以起死回生。因了大地|乳|汁的滋润,大山蓊蓊郁郁,田园生机勃勃,村庄人欢马叫,城市熙熙攘攘,湖海浩浩荡荡。
大地不仅召唤游子,不仅滋润生命,还为人间献出音域宽广、音质雄浑的乐章。你听,那阵阵松涛,那轰鸣的巨浪,那飞泉流瀑,那长吟短叹的生命歌哭,无一不是宽阔的土地捧给我们的精神圣餐。
人勤地不懒。只要呵护了土地,善待了土地,豁达的土地就会铭记在心。饱满沉甸的果实,鲜嫩脆绿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膘肥体壮的牛羊,清新宜人的空气,五彩焕然的花朵,都是土地馈赠给生民的丰厚礼物。
孕育生命,包容一切,不断赐予的,唯有这片多情的土地。面对她,我们仅仅就是不停地索取不断地享用吗?诗人郭沫若的扪心自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穿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神圣的土地
土地是神圣的。土地庙的门前,有一副对联:土中生白玉,地里埋黄金。上下联首字合起来就是“土地”。人们视为最贵重的白玉黄金都是土地生长的,那么,什么东西土地又不能生长呢?
不知始于何时,民间是把土地当作神来供奉祭祀的。土地神就是管理一方土地之神。在人们的想象中,土地神能生五谷,佑安宁。于是便赋予土地神人格化的形象:银须白发,长袍幞头,慈眉善目,更为其建庙塑像,还把农历二月初二定为土地神的生日。因此,土地神永远活在民间,每年他的诞辰,很多地方都要自发地组织祭祀活动,敬土地,演社戏,供拜享祀,娱神祝寿,祈求风调雨顺。虽然土地神不及其他神仙高大伟岸,土地庙也不及其他庙宇轩昂气派,但他尽职尽责为人间守护着土地,人们供奉的心情是真诚虔敬的,丝毫不亚于其他神仙。
无独有偶。在希腊神话里,有一个英雄叫安泰。他在与敌人决斗的时候,只要身体不离开广阔的土地,他就会从大地母亲怀里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每次决斗都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旦把他设法举到空中,离开土地,就会很轻易地将他击毙。从这个神话中,我们感受到土地对于生命的神圣。我们脚踏的大地,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和保障。
农民是最懂得土地的神圣的,也是最心疼土地的。他们为了表达对土地的亲近和眷恋,常常和土地做着肌肤之吻。他们赤脚奔忙在田间小道上,就会有一种沉稳踏实感;他们赤身躺倒在野性的田地里,就会听见大地均匀的心跳、喁喁的私语;他们双手抚摸细碎温润的泥土,就会像托起新生儿般小心翼翼;他们跳进温柔妩媚的溪水里,就会如躺进母亲的怀抱一般亲切,一切疲劳一切忧愁随之而去。
今天的农民,只要家里还留有一亩二分地,他们就敢天南地北去闯,就敢天涯海角去跑。他们心中清楚,哪怕赤条条地去赤条条地回,那方圣土就是他们生存的保障,就是养家糊口的依托。
我们年逾古稀的父母,一辈子都和土地打交道。他们一接触泥土,就心情豁然,腰不酸背不疼。如果我们把他们接进县城小住,没几天,他们就愁眉不展,惦记着地里的玉米、黄豆、田里的油菜、稻子,山里的果树、油茶。他们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熟悉的土地。他们住在楼房里,不是腰发酸,就是脚发肿,成天吵着要回乡下去。他们说:这楼房隔断了地气。沾不到地气,浑身血脉不活络。
把土地看得神圣,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好;亲近脚下的泥土,我们就能体味到人生之真谛。
小鸟依人
(美)苏炜
它会死的。——它会死的?
夏日一场雷暴雨,在校园前面的马路边积出一汪汪的浑水。想到今天是女儿的生日,便匆匆离开办公室,赶往接送女儿的夏令营去。不想远远地,看见路边的积水上挣扎着一个小小的身影,一个美国路人站在旁边,正在踌躇观望。走近前去,我发现是一只小鸟在水中扑腾,没有多想,便弯下身去,伸手从水里捞起那个小身子,把它轻轻放到旁边隆起的树根上。——噢,这是一只被风雨打落的刚刚出生的小雏鸟,湿漉漉的身上光祼着,还没长出毛来。——它会死的,它会死的。那位路人似乎不忍细看,喃喃着转身离去。我放下小鸟,转身急急跨过马路,耳边似乎才分辨清楚那位路人刚才嘟囔着的话音:它会死的。——它会死的?心里咯噔一下:哦,我把它从水里救起来,难道就这样让它冻饿死去吗?我犹豫着停住步子,抬头四望,侧耳静听,似乎并没有听到四周有鸟妈妈着急寻找孩子的鸣叫声。我思忖,小雏鸟只会爬,不会飞,哪怕此时它的妈妈就在附近的巢里,也对救助它无能为力的。——原来,只是这么一场普通的暴风雨,大自然里就会有多少孱弱的生命受到生死威胁啊。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就此掉头离去。我转身走回去,弯腰拾起那只小雏鸟,把它包裹在我的衣襟里,护在掌窝中。小雏鸟显然冻冷多时,浑身颤抖着,被我掌上的体温一烘烤,竟然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发出了嘤嘤的愉悦的声音。
我那时其实没有仔细想过,由此,我需要承担起对于一个小生命的并不轻松的责任。
“端端,今天是你十岁生日,爸爸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
“……可是爸爸,你昨天已经送给我礼物了呀!”
“这是比昨天送的礼物,更大的礼物。”
当小端端看见我临时放在车座上的小雏鸟,她欢叫起来:“哎呀,太好啦,爸爸,这是太特别的礼物啦!”她伸手要逗小鸟,可是马上又缩回来,皱起了小眉头,“哟,它怎么这么小?爸爸,这样会杀了它的!——它会死的!”
“我们要养活它,把它送还给它妈妈。”我郑重地说,“端端,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喜欢。爸爸,可是我们得马上去找我的好朋友凯丽,她比你懂。”端端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好,让我来保护它。”
新孩子
我才明白,刚才那位美国路人,为什么会踌躇不前,袖手观望。
我开着车,端端用自己的体温烘暖着小鸟,按照她的要求,先行来到了她的好朋友——一位从小就喜欢观察自然和小动物的女孩子凯丽家里。惊喜过后,就是长长的忧虑。凯丽的妈妈告诉我:这里的人都知道,养护一只刚出生的小雏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马上给当地的几家动物医院打电话,听到的都是一片推搪、拒绝的回音。几经周折,她总算帮我查询到一个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电话,留下了求助的录音。傍晚,我刚刚为小鸟安顿好它的新窝——在一个鞋盒子里铺上厚厚的捏皱的纸巾为它保暖,暖过身子的小鸟,已经向我张开黄口大嘴,哇哇哇地讨吃了。“你现在就是它的妈妈。”电话里传来了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组织一位年轻女士的声音。她告诉我:一般说来,自然状态下出生的小雏鸟,也只有20%的存活率;而由人类救护回来的小雏鸟,同样有80%是难以成活的。“为什么?”我心里一震。“刚出生,它生存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你做了一件美丽的事情,”这以后的通话中,她一直使用着英文里这个“beautiful”的字眼,“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刚出生的小鸟,最重要的就是保暖,在冷水里泡了这么半天,这只小鸟很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如果……它能活过来呢?”“从现在开始,每天日出之后、日落以前,你需要每15分钟喂它一次。”
“15分钟?”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是50分钟,还是15分钟?”
“是15分钟。”她笑了起来,大概是不想就此把我吓住,又说,“至少是半个小时一次吧。不过,开始几天,必须要给它喂虫子——你就从地里给它找蚯蚓吧,刚出生的小鸟,需要很多蛋白质,只有虫子它才能消化。”末了,她又再一次提醒我,“不过,它要吃很多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我很乐意,抽空去看看你的新孩子——如果明后天,它还能存活下来的话。”
放下电话,我呆愣了片刻。——新孩子。她一口一个“new baby”——新孩子。现在这只小鸟,真的成了我的新孩子。妻这时候正在北部一家大学教中文暑校,我本来就担着“既当爹又当娘”的角色,如今,女儿之外,又多出一个——新孩子。我这才把哇哇张着嘴讨吃的小雏鸟捧到手里,仔细端详起来:哦呀,原来它是一只形貌如此丑陋的小鸟——光秃秃的身子小得不成比例,仿佛只剩下一个尖尖的嘴巴和一个尖尖的ρi股,爪子却奇粗无比,收拢在瘪肚子下像两张大犁耙——它不会要长成一只凶横的鹰鹫吧?老天爷,15分钟!我需要每15分钟就让它进食一次!一命所系,我,可不真的成了这个样子怪异的小家伙如假包换的新妈妈了吗?
不过,我心里也暗暗赌了一口气:我不相信,这个被我救起来的小生命就这么不堪一击,熬不过今天晚上!我以为过多的条条框框是美国这一类专业人士的庸人自扰——往常在中国乡村,用米汤、用谷粒救活喂大的小雏鸟,不是所在多有吗?
“饿狼”
不敢怠慢,我赶紧拿出全套家伙,冒着小雨,开始在院子的四周土地里挖找蚯蚓——那小鸟救命的母|乳|。下过雨的湿地,往常只要一翻弄就可以看见蚯蚓的蠕动,怎么现在,像是全跟我捉起迷藏来了?我拿着小铲子和玻璃瓶子,把院子四周的湿土挖了个遍,零零落落,三根五根,一条条无辜的蚯蚓被我捉拿归案。我设好了专用的案台,随时为我的鸟孩子侍弄食物。“劝君莫打三春鸟,鸟在巢中盼母归。”我真不知道,真实情景里的鸟妈妈,是怎样在巢中把一群时刻张着大嘴的鸟孩子喂大的?眼前只是半握大小的雏鸟而已,可我分明感到,我喂的不是一只鸟,而是一头狼,一头饿狼。——什么15分钟?随时随地,只要听到任何动静,它都要呀呀呀地张开黄口大嘴,跃动着身子向你讨吃,并且吃相疯狂、丑陋,时时恨不得要把我捏着虫子的指头都一股脑儿吞咽下去。
“To be?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从那个狠命跃动身子讨吃的小生灵的饥渴里,我听到了一个生命和那个80%的死亡巨影拼死较量的心跳声和脚步声。我在第一晚的守候里并没有遵循那个“日落停食”的规定。我知道浸泡过冷水的小雏鸟,急需补充它“to be”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它落脚在我家吃的第一顿晚饭,是一顿延续四五个钟头的、由十几条蚯蚓撑台的生命盛宴。
第一个长夜度过——“我们”获胜了。一大早,小雏鸟就从凌乱的纸巾丛中向我伸出它嘎嘎欢叫的大脑袋。电话里传来那个名叫“建”的“鸟姑娘”——这是端端的称呼——的欢呼声。“He made it!——它做到了,你也做到了!本来我以为,刚出生就泡过冷水,它肯定活不下来的——你做了一件美丽的事情。”她又这么说,“不过你得小心,头一两天的喂食,丝毫怠慢不得的。”
“嗷嗷待哺”这个成语一下子具备了如此真切的压迫感,在我心力俱疲的头几天里,它成为始终重压在我心头的“生存焦虑”。那个鞋盒子居所于是也就成了我随身的“背篓”,无论我开车出外,上办公室做事,都得随时“背”上我的鸟孩子,牢记着每15分钟的喂食指令。幸好是暑假,时间上和精力上都经得起如此“奢侈”的折腾;也幸好是单人办公室,小家伙吃一顿拉一回的,屋里弥漫了鸟粪和坏死蚯蚓的腐臭气味。更万幸的是,素有洁癖的太座夫人恰好出门在外,不然,看我这身上、手上则随时污渍斑斑、异味袅袅的怪样子,简直有点太……那个啦。
住家周围的土地很快都被我挖地三尺,搜尽哪怕细丝儿大小的蚯蚓,连同办公室周围树底下的湿地,也被我翻了个遍。小雏鸟边吃边拉,胃口越来越大,往往一顿饭就可以吃下两三条切碎的蚯蚓——而这是每小时至少两顿以上的供应!很快,这种饕餮吞咽、无时无止的“高蛋白”供应,终于接不上趟了。第三天夜晚,“地静场光”的我只好拨响电话,向建求援。
她告诉我:可以找钓鱼商店购买活虫子。——可是半夜三更,上哪里寻摸这个“钓鱼商店”?天一亮,就要“嗷嗷待哺”的呀!
建随后告知的鸟食方子,经我的略加改造后,成了我的“鸟孩子”日后生存的全部依傍。这里记录于下,也为所有爱鸟和乐意营救初生雏鸟的人们留下一张可资救急的“饭票”:三勺干狗食,三勺麦片,再加三勺泥土,用水完全泡软泡糜以后,再以一个鸡蛋搅拌混合,在微波炉热三分钟,放凉后置冰箱待用。“为什么要加三勺泥土呢?”我问“建”。“小鸟没有牙齿,初生小鸟的消化功能很弱,这是为了帮助小鸟消化。”——可不是嘛,小鸟爱吃的蚯蚓,蠕动的身体里就是饱含泥土的。
“建”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有了这个救命方子,我们的鸟孩子见天长个儿,两三天后开始长齐羽毛,很快就不安于他的“鞋盒子居所”了。哦,我当初,真是大大委屈我们的新孩子了——这是一只真正可以称得上美丽的小鸟呢!亮晶晶滴溜溜转着的和善的黑圆眼睛,一身丰满起来的灰黑麻花的羽毛,胸前是一片淡橘色的花点。——没错,这是一只美洲罗宾知更鸟(Robin),也叫“红襟鸟”、“红脯鸟”。家里平日就有一个权当装饰品的鸟笼,略加收拾,那就成了我们“派翠克”的新居所。——建在几天后登门看望了我们的“新孩子”,确认了它的知更鸟种属和“他”的性别,我便和端端商量着,给小鸟起了一个美国男孩子最常见的名字——Patrick,派翠克。从建留下的文字材料看,他是一只雄性的美洲知更鸟,被暴风雨刮落到水里时大概才刚出生两三天;而存活下来的知更雏鸟,要在出生两周后开始学飞,四十天后才可以自立。“你做了一件美丽的事情。”建把小鸟逗弄着站在她的手指上,一边赞叹着,一边叮嘱着新的注意事项,“他很健康,状态极佳,都知道小雏鸟难养,没有比这做得更好的了。”
这时候,我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名叫建的美国姑娘:结实硕壮的个头,脚蹬一双翻毛工靴,穿着一身带绿圈图案的T恤,显然因为常年置身野外的缘故,一身古铜色的皮肤上遍布浅浅的汗毛,眉宇间显出一股子“假小子”般的英气。她告诉我们:她确是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专家,但这却不是她的日常职业。她是花业余时间,心甘情愿投入这个无报酬的工作。“我家里养了三条流浪狗,五只流浪猫,两条受伤的蛇,还有,”她领着我和端端来到她的贴着绿圈标志的越野车前,“呼啦”从后座里拉出一个笼子,让我们大吃一惊:里面关着两只龇牙嗥叫的尖嘴土拨鼠,“这是一个土拨鼠的家庭,过马路的时候,它们的妈妈被汽车轧死了,还有一只受伤的,现在养在我的家里,这两只是出生不久的,我得带着它们上班——因为随时要给它们喂食。”她从笼子里抓出一只尖嘴长尾巴的家伙给我们看,那两个不识好歹的家伙便发出尖厉的嗥叫,张嘴要攻击她。建也不害怕,抓着野鼠,告诉我们它在哪里受的伤,怎么慢慢养好的,准备什么时候就把它们放生。她俯下身对端端说,“我在比你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和野生动物做朋友了,我希望你也能一样。”端端连连点头,瞪大了她的黑眼睛,仰望着这位小动物的大朋友,“……受伤的小动物,有没有人类的帮助,结果会很不一样。你看,你和你爸爸做了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呀!”
越野车离去,建从此成了我们小端端的偶像。她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关于派翠克的圣旨,并且熟记了建的手机号码,随时请求指示。“她多棒啊,她家里养了三只流浪狗,五只……”她向她的好朋友们介绍派翠克和建,逢人就这么说。
“新妈妈”
“派翠克”认我,粘我,他知道,我真的是他的“新妈妈”。
自从他变得羽翼丰满以后,喂食的频率从15分钟、半个小时逐次递减,只是,开始不甘于自己一个“人”待着,独自在笼子里熬腾时光了。只要我一在凉棚出现,他就要发出唧唧啾啾的烦躁叫声,闹着要出来找“妈妈”。每次放他出来喂食,他就要跳到我的肩上、头上,长久停留,再不肯回到笼子里去。于是,漫漫夏日时光,为着不让小派翠克独处寂寞,我和端端都把自己午后的活动,尽量都安排到了屋后这个带纱窗的凉棚里。我发现,每逢我读书读报,身体窝坐着,小派翠克最喜欢待的地方,是我的左侧心窝口——大概那是当初,他刚从水里被我救起来时暖过身子的地方。也许是烘暖的体温加上怦怦的心跳,给了他一种特别的安全感?窝在我放在胸侧的巴掌里,他总是半眯着眼睛,嘴里发出惬意而细微的咕咕声,舒适地假寐着。以后,我就干脆常常把他放在上衣口袋里,“驮”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忙东忙西。不管窝在沙发看电视,趴在桌上敲电脑,他会不时从口袋里抬起头来,定定望着我;再从口袋沿口探出头去,静静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小鸟依人,第一次,我对这个成语有了最称心、最贴切的体味。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和我的女儿端端,一起照看着我们共同的“孩子”派翠克——她有时把派翠克捧在手里,“妈咪”长“妈咪”短地跟小鸟说话,我便赶紧“让贤”,把这个“妈妈”角色出让;没想到,有时候,甚至连同从北京来探亲的岳父母,也加入了这场辈分混乱的称谓战,“宝宝”出“宝宝”进的,同样把小派翠克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了。一家人,为着派翠克的出现,忘记了辈分尊严,也忘记了日常琐屑,增加了忙碌,也增加了笑靥。有时捧看着怀里这长成小拳头大小的小不点儿,想:别看这只是一个微小的生命,她来到这个嚣嚷的世界上,却给这些号称万物之灵的大活人们,带来多少的欢欣、多大的乐趣啊——简直连世界的意义,都由此而变得鲜活丰富了!原来,每一个生命自身,也许并无价值和意义可言,派翠克在我的掌窝里滴溜溜着他的小圆眼睛,他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吗?生命的价值与分量,正在于它是相对于其他生命而存在的——它能给别的生命带来意义,它就递增、叠加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就此而言,人和鸟的生命是等值的,这个生命和那个生命也是等值的,它们互为参照,同样都是界定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物,参照物。哦哦,这么说来,派翠克,简直是带着上天的使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是造物主,让他昭告我们生命意义的别样思考呢!
人鸟越加相依,我的心头就越是投下阴影——我发现自己已经真的像牵挂自己的骨肉一样,日日时时为小派翠克牵肠挂肚。一家子老嫩,都恨不得随时把小派翠克捧在心窝窝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甚至连同大狗亮亮,都不时用又嫉妒又爱怜的眼光,偷偷瞄两眼“狗老爹”手窝里那团可口的小肉肉了。不由得就生出这么个念头——恐怕,派翠克真的要像我们亮亮一样,成为这个家庭一个永久的新成员了。而这,却是我从一开始就提醒过自己和端端的:把小鸟救活、养大,我们是要把他放回家——放回真正属于他的树林和天空的。
我开始帮助派翠克练习飞翔。屋后带纱窗的凉棚正是天然的演练场,我把他托在掌窝里,往空中一抛,他便张开刚刚长全羽毛的小翼,在空气里使劲扑打。刚开始距离不盈尺,渐渐就开始凌空翔降;没几天,便可以从我的肩头一跃,飞上凉棚悬挂着的一个烛台上了。那以后,除了喂食,我发现他就常常愿意高高地站立在那里,从俯角打量这个世界,同时开始长久地、细细而贪婪地,张望着外面的蓝天、绿野。有一天,好像是为了提醒我们什么似的,我们出落成一只俊俏的红脯郎的小派翠克,站在那烛台上唧唧啾啾地向外张望,甚至把外面林子里一只大概是异性的黑鸟都招引进来了。——怎么,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求友的,还是求偶的?只是,按照建留下的喂养指南,知更鸟从出生、学飞到能够独自觅食、野放生存,大约需要四十天时间。“还有日子呢,你们急什么!”我把黑鸟送走,对着掌窝里的派翠克嘀咕,其实是安慰着自己和端端。——然而,他才在我们家里待了不足两个星期,人鸟之间已经变得这样难舍难分,40天?
我真的难以想象。
出走
果然,毫无思想准备,那个傍晚,派翠克突然就飞走了。
因为看着他扑翼学飞之后,凉棚日渐变得窄小,我便试着把他领到户外的草地上,在绿野青空间舒展他的翅膀。在此以前,他在空阔间还有点胆怯,翅膀扑棱棱的,升不高,飞不远,顶多从草地飞扑到秋千架上,手一举,他又飞回来了。这天午后闷了大半晌,见日头西斜,凉风习习,我便又把他引到草地上学飞。没料想,刚从我的掌窝脱出身子,哧溜一下,他就腾飞起来,掠过头顶,飞过树梢,飞向高高的房顶了!我惊叫一声:“派翠克!”慌忙拉过梯子上房,轻唤着向他伸出手,他远远扭头看看我,纵身一跃,干脆飞到院外的大雪松树梢上了!
“派翠克飞走了!”下面的一家人早炸了锅。我一脸灰败地从房顶爬下来,端端哭着用小拳头在背后捶我打我,呜呜呜地抱着姥姥姥爷痛哭,哭得小身子簌簌直哆嗦。“派翠克!我要你回来!”她泪眼模糊地朝着雪松顶上的小鸟叫唤,哀求,“派翠克,请你回来……”梯子搬过去了,放着虫子、面条的小碗端过来了,老老嫩嫩地围在树下高呼低唤,俺大老爷们的驮着微微发福的身子,大熊猫一般地攀到了树杈高枝上,眉目传情,声音抖颤:“派翠克,你还是回来吧……”——可是不管用,人家小王子不赏脸,黑眼珠子朝你溜溜,你爬上一节,他就跳上一枝,就是跟你离着丈把距离的藏猫猫,你再多踩一脚就要成为空中飞人,他,可就真要凌霄而去了……
“爸爸,我恨你!”我带着七抹八道的满脸划痕从树干上出溜下来,被泪汪汪的端端用英语说的“恨”字,吓了一大跳。“爸爸,你不能把派翠克叫回来,这个家,我不想待了!我要去找他!”啊呀,为了小派翠克,十岁的小妮子竟然说出了“离家出走”的重话,头一扭,真的噔噔噔地甩开我,跑远了!——小端端有点失态了!平素,她并不是一个任性胡来的孩子呀。她一家一家地敲开邻居的门,向她的好朋友哭诉着自己的不幸。我追过去,她背过脸不理我,劈劈啪啪甩着小胳膊往前走,我装着要发火,大吼一声:“端端,你给我回来!”她愣愣地看我一眼,止住步,回身扑到我怀里,终于放声号啕起来。
天黑下来,站在雪松顶梢上的小鸟身影,终于化进暝茫黑雾里。
“端端,爸爸告诉过你的,派翠克长大了,就要让他飞走的……”
“可是他还没长大!他还不会自己吃饭!你要害死他的!呜呜呜……”小端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理直气壮,“我要给建打电话!建一定要批评你的!”
谢天谢地,总算还有一个建——一个救星、一根救命稻草,甚至——一位心理大夫。小端端果然给她的偶像拨响了电话。伟大的建不知道拥有哪门子独门神功,竟然说着说着,就把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小公主,说得咯咯笑了起来。
可是,派翠克真的走了。这一晚,屋里灯不亮,灶不热,饭不香。一家子全都像神魂出了舍,都悬挂在屋外那雪松高枝上了。端端泪眼惺忪地收拾着凉棚里她给派翠克准备的各种小玩具,我一打开冰箱看见那盘精心调制的“救命粮”就心酸。呆坐着,直想落泪。屋子里似乎带着一种风雨洗劫后的满目疮痍,两位老人哄着满脸挂满泪痕睡去的孙女儿,坐在灯影里长吁短叹——真是漫漫长夜,长夜漫漫啊。
“鸟人”
忽然想起多年前亲闻的一段人鸟故事——这故事,据说感动过大学者钱钟书夫妇。
我的一位忘年交——北京中国社科院一位老学者(当时尚在中年),在一个早春寒冷的日子救起了一只受伤的麻雀。从此,这只麻雀就成为他形影不离的最亲密的伙伴,每天陪着他读书、写作、散步、睡觉……他的好几本大部头著作都是为这只小鸟而写的——因为他发现小鸟最喜欢藏在他握笔的空拳内,随着他簌簌抖动的笔杆在拳窝里眯觉,他为此常常乐得写作终夜。如此这般的几年过去,世情由乱而治,房子由小变大。就在他换了新房、买了新冰箱的当口,因为冰箱启动的电流声惊了小鸟,那麻雀哧溜一下就蹿出窗户,飞跑了,消失了,从此无影无踪了!那几天,他茶饭不思,失了魂似的天天站在阳台上,伸手仰天呱叫,呼唤那只连名字都没有的麻雀归来。朋友们都以为他疯了。结果,皇天不负,憨人有福,两天后的一个傍晚,他还是那样茫然地伸手向空中呼唤着,那小鸟忽然自天而降,在他脑门上点了一下,翩然降落在他的掌窝里。——弦动钟鸣,一家人欢天喜地。从此门窗严闭,小鸟更成了掌上明珠似的娇宠着、呵护着。他却因之平添了一桩心事,逢人就叹息:鸟寿短于人寿,设若鸟儿死在自己前面,怎么办?然而,乐极生悲的故事,似乎紧随着那新房子、新冰箱而来。没多久后,好像是新冰箱出了什么需要修理的毛病。惦记着上次的教训,他先把小鸟安顿在这边屋里,赶紧掩上门,准备开始劳作——万万想不到,小麻雀根本不乐意自己待在屋里,他刚转身,小鸟就紧随而来,就是这么一个“赶紧掩门”,天哪,他自己竟然就把飞临到门框边的小鸟,活活用门轧死了!看见麻雀滴血坠地的那一刹那间,他痛彻心扉,几乎要在鸟尸面前昏厥过去!他为此大病一场,久日卧床不起,决定要把冰冻在冰箱里的小鸟“遗体”(这是那个倒霉的冰箱第一次派上真实用场),制作为永久保存的标本。可是,此时正值“文革”后期,兵荒马乱的,上哪里可以去制作这个“永久标本”?据说,好像就是钱钟书夫妇亲自帮的忙,他和妻子找到了半瘫痪状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一听说这个劳师动众的“标本”任务,都以为标本活体是只什么名贵种属的金鸟银鸟,一听说只是一只无名小麻雀,他们吹胡子瞪眼睛的,简直觉得像是遇见了一对疯子一样!——“专业”的大门,就这样关上了。此事后来又经过了许多周折,若干年后,我在他的书房架子上跟那只闻名遐迩的小鸟照过一面——那是用福尔马林泡在实验试瓶里的一个比拇指头略大的小小身影。据说他已立下遗嘱,这个小身影将会在他终老后,随同他一起火化归葬,人鸟一同羽化升天……
……我在哈佛大学冰雪茫茫的冬夜,听着来访的这位学者讲述自己的鸟故事,说到伤心处,他竟嗷嗷放声大哭起来,“鸟人!大家都开玩笑把我叫作鸟人!可是如今,我真的成了《水浒传》里骂的那个‘鸟人’啊!呜呜呜呜……”
人鸟相依——其实,世界得以界定、存活的自然生物链条,本来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物物相依的啊。
一时之间,我理解了那位爱鸟的忘年交的痴心痛楚——从前因为爱狗,我和妻曾自嘲“狗男女”;现如今,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同一种为鸟神伤的“鸟人”。身外的夏夜,只觉得一片冰雪茫茫。
天没亮就听到窗外鸟鸣聒噪,我知道自己一夜没睡安稳。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派翠克回来了!”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便埋头睡去。没想到,持续的尖叫声,刺破了香甜睡乡:“爸爸爸爸!派翠克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跳起来光着身子就冲出睡房——天哪!还没看见身影就满屋听见了唧唧啾啾的熟悉鸣叫。岳母大人一身朝露,一脸笑盈盈地走进来,乐颠颠说道:他他他——老人发不出“派翠克”的英文名字——他饿坏啦!我一大早就睡不着,好像听到小鸟在耳边叫。爬起来出门去,走到那棵大雪松找他。你昨晚不是在树下留下一小碟碎面条吗?我一眼就看见他在上面的枝条跳上跳下,可是自己又不会啄吃,我便手拎着面条逗他下来,这不,他一下子跳到我掌心里,我就把小家伙逮回来啦!
——噢噢,雨过天晴了,冰雪化了,太阳出来了!笼子里,小家伙已经被岳母喂过了,正上下蹦跶着唧唧啾啾地闹着要出来找我。小端端先抱住姥姥亲了一大口,然后从我手里捧过小派翠克,噗噗亲个不住:“妈咪再不让你走了!妈咪再不让你走了!”又忙着打电话把周末正睡懒觉的建翻起来:“派翠克回家来了!他真的回来了!”我这个让了贤的“妈妈”赶紧回身去找照相机,手舞足蹈的,像中了什么头彩。我要把这个日子定格下来——把我们合家的欢欣记录下来,把我们失而复得、去而复返的小派翠克的身影永远存留下来!
“端端,来,抱好了派翠克,笑一个……”
女儿早笑成了一朵飘飞的云霞。
“物性”
那真是我们度过的一段最甜蜜的时光。
小家伙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不知道雪松树梢顶上那个孤零零的长夜他是怎么打发的——第一次离家出走的孩子,遇过鹰鹫、见过蛇虫、遭逢过虎狼吗?一定是懊悔不该早早就逃家,四野黑森森的风寒露冷,好生怕人、好生难过吧?每次给他喂食,看着他收紧翅膀恨不得把我的指头啄下去的狼吞虎咽样子,我便絮絮地数落他,他也就那样滴溜溜着小眼睛,静静听着“训导”。“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知道,这只是自己一种心情的投射。也许,正是那无边无涯的黑森空茫,青枝绿叶间的山岚水气,方才识得了真实的世界——找到了独立寒枝的孤高,羽翼拍飞的空旷,嘤鸣相求的自得自在哩!
那几天,一家子老幼似乎想把失踪一夜的牵挂,双倍地还给派翠克;派翠克也似乎想把冒失出走的歉疚,用自己加倍的贴心可人弥补回来。我的肩头于是成了他固定的“高枝”,进进出出,高低上下,我读书,我做事,看电视,做家务,他总是细脚伶仃地峭立在那里,傍着我的脸颊守望世界。——那样的形象组合,也许,酷似电影里、小说里那些肩头立着鹰鹫的土匪头子或黑帮大佬?只是欠了点尺寸,肩头上和我浑然一体的红脯知更鸟,或许,更像是一根乔木上不合宜地长出来的花骨朵儿吧?
——我知道自己神思恍惚,又开始打偏私的主意:还是把派翠克留下来吧。笼是现成的,家是现成的,况且他也真的自由过了自己再踅回家来的——大狗亮亮,你就打算添一个尖着小黄嘴跟你一样好吃争吃的小弟弟吧!
建在这时候,适时地打来了电话。她很高兴出走的派翠克知道饿了,能最后回到家里来,“不然,才出生不到两周,他独自存活不了的。”端端怯生生地问她:建,你说,派翠克不走了,行吗?我们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们——你说,行吗?我拿过了另一个话筒,听到电流声那头,建的果然温婉得像一个心理大夫一样的声音:他是一只野生的季候鸟,他每一年需要来回飞越半个地球呢。你高兴,你知道他会高兴吗?他不高兴,你一定也不会高兴的——对不对?……我悄悄退出了这场对话,知道自己脸有赧色。派翠克呢,还是那样没心没肺地只知道在我身上撒娇放肆,一忽儿从我的肩头蹦跶到脑袋,在脑门上金鸡独立,又从脑袋一蹬腿飞到灯架上,凌空扑的撒一泡,再打一个弯儿飞回来。
可是,不消几日光景,小鸟依人的派翠克,果真就“翅膀硬起来了”。连续的饕餮饱餐以后身形更变得硕壮,我的肩膀只成了他的起飞平台,每次在凉棚里展翅,腾的一下,他都要把身子直直撞向那透现着蓝天白云的纱窗上,直撞得连连倒头坠地却仍旧锲而不舍的,看得我心生怜愧。我心里明白:再温馨的牢笼也是牢笼,外面的风雨世界才是他们可以安顿翅膀与灵魂的家园。——小派翠克是在用他的“行为语言”,向我昭告他飞向自由、飞向蓝天的决绝之念呢!
“养之有道”。古人这么说过的。那几个晚上,斜靠在灯下读书,看着日落后饱食了的派翠克,就那样半眯着眼睛伏在我的胸窝口上假寐,我想起许多先贤遗教,也想起当初为鸟儿几乎要焚心自抉的那位忘年交的锥心痛楚,便轻轻念起了欧阳修那首著名的《画眉鸟》:“百转千回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对的,郑板桥也不喜欢笼中养鸟。我想,敬惜生命,首先是需要敬惜每一个生命的“物性”吧。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当今世界各个文明、种族、宗教中最具有普泛性意义的共同价值。我们的文明人类,什么时候,也能把这一“普泛价值”,普泛于万物——不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物”呢?或许,这是一种“文明的乌托邦”?——所谓“文明”,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建立在对他种“物性”的役使和征服之上的。看来,人类心性的彻底解放,真正能摆脱郑板桥所说的“一笼一羽之乐”,还是一条迢迢而遥遥之路啊。
夜里,我郑重告诉端端我心里的决定:一个半星期以后,我们需要出一趟远门,那大概也是派翠克可以独立寻食的日子,我们要让派翠克“回家”——为他举行一个隆重的放飞仪式。
“你飞吧!”
“姥姥姥爷,我可能会有一点难过——可能。”她把中文极力咬得字正腔圆,“但是,我不会哭的,我一定。”那几天,每回谈起放飞派翠克的话题,端端总是这样一本正经地安慰老人。因为两位老人对端端那天的失常失态记忆犹新,“哭得小身子浑身都在抖”,更成了他们反对我的决定、留住派翠克的最有力的理由。端端便一本正经拿出建教导的真理出来说教:派翠克是知更鸟,知更鸟是能、能飞出地球去的季候鸟……——你们知道“地球”吗?知道“季候鸟”吗?
末两个词她说的是英语,姥姥姥爷自然不懂。
我按照建的指点,延长了往常的喂食间隙,把食盘和水放在那里,让他饿了自己学会啄吃,懂得使用自己黄头小嘴作为劳动工具;从后山上采来野生覆盆子和蓝草莓,一如当初“文革”吃的“忆苦思甜饭”,让他开始品尝野果野菜的滋味;从宠物商店买回来专供喂野鸟用的小米谷粒,以改变他“五谷不分”、“饭来张口”的小少爷旧习;特别是,在碟子里盛上泥土,把他最爱吃的蚯蚓段段深藏在里面,好让他学会沙里淘金,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理。这最后的真理,他是费了老鼻子劲才领会掌握了的——那是他能够独立觅食存活的指标性依据——小派翠克离开我们单飞的日子,真的逼近了。
电话里请示过建,建点了头。
那天下午,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在派翠克出走回家的两周后,也就是在我把他从那一汪浊水里救起来的四五周以后,我们选择了一个周五——我们原定出门北上、到明德暑校探望孩子妈妈的日子,把下午三时,定为举行“派翠克先生放飞仪式”的时间,并告知了这一个多月来关心牵挂他的各方亲朋好友。端端的好朋友凯丽带着她的妈妈、舅舅一家子,连同一捧小鸟爱吃得蓝草莓,最早来到了。姥姥姥爷早早就把派翠克的“大鸟笼”——这些日子他待着讨吃、练飞、淘气的大凉棚清扫干净,我为他喂了最后一顿饱饱的蚯蚓大宴,然后,忙前忙后的,开始给他小少爷跟他的各位“妈妈”们,合拍“毕业照”。
——难过吗?有一点小小的难过。端端也许会再一次失态,今晚也许会再一次失眠。但凉棚里填满的,似乎是比往常更加轻松欢快的喧笑声。
——不忍吗?更有一种大大的不忍。怕他想我们,怕他不习惯独处,更怕他禁不住窗外世界的风雨雷电,因离开我们而造成丨人为的夭亡……
还来得及的,可以有一千个理由把派翠克留下来,并且留下小鸟的你我没有痛苦,只有欢快。但是,这是一个在“爱他,就要囚禁他”和“爱他,就要还给他自由”之间的选择。这既是常识与权力之间的选择,也是权力和精神之间的选择。这个选择其实触及人性的最深的根基,“普适”于今天的父母与子女,皇帝与子民,国家与社会之间,这才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to be or not to be?”——“生存与毁灭”的要命选择啊。
三点整。那位因为堵车姗姗来迟的同事朋友是等不得了。派翠克先生从出生到成年的毕业礼、成年礼,容不得怠延。四野鸟鸣林幽,耳边似乎一时鼓乐齐鸣——有一道流淌着花香鸟语的生命的静谧之流,在另一个维度的某个深稳处,轻轻歌咏着,我们拥着派翠克,来到了户外的草地上。
像最早从浑水里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一样,我把已然出落成“浊世翩翩一公子”的红脯黑脖的派翠克,用巴掌护在我的左胸窝口——那是他最爱待着的位置。我低头轻轻告诉他: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出远门了,如果还有牵挂,就常常回来看看我们。他滴溜溜转着他的小黑眼珠静静看着我。我又把他交到姥姥手上,交到凯丽手上,最后,再交到端端的手上。
端端轻轻吻着小鸟,眼里噙着泪光,中英文夹杂的喃喃话音,低得只有我才能约略听见:派翠克,我会想你的,常常回来看姐姐,看姐姐……——她忽然从“妈妈”成了“姐姐”,就像她平常对她的大狗弟弟亮亮说话一样!她果然把派翠克送到了亮亮跟前,摇头摆尾的傻亮亮根本不知就里,“亮亮,跟你的小弟弟,说声再见吧!”
我听见最后这句话,是站在背后的姥爷说的。
“爸爸,你也吻一下派翠克吧!我知道你最爱他。”端端把手举向我,我拂了拂手;她把手举向天空,慢慢张开了巴掌。可是派翠克并不飞走;她回过头向我请求,我说:让他自己飞吧。
“你飞吧,你飞吧。”端端轻轻对着派翠克说。派翠克好像一下子醒过神来,扭转头看看我,又看看头顶,头顶,就是那片他眺望过无数回的水蓝水蓝的天空。他猛地把腿一蹬,拍动他的掀天大翼,向着那片深湛水蓝,逍遥而去。
端端紧紧搂住我,“爸爸,我不哭,我不哭……”
我抚着她的头,笑笑:“想哭,你可以小声哭一会儿,声音一大,就把派翠克吓着啦……”
派翠克的身影,消失在后山黛绿的林影中。
端端和她的好朋友凯丽相拥着,两人无言落泪。
我没有落泪。听见落霞流光里那道静谧歌咏的深稳之流,在心底的澄明里,默默流淌。
2004年10月28日于耶鲁澄斋
小记:
派翠克离家单飞了几天以后,曾经回来看望过我们两回。姥姥说,一次他飞回到后院的秋千架上,唧唧啾啾的唱着;一次飞回到凉棚前的晾衣绳上,跟姥姥打过招呼,大概见我和端端不在,就飞走了。那几天,我们正在北部佛蒙特州的大山里。等我们回到家里,天天早晚在后院草地上等待和呼唤派翠克的身影,青青草地之上,就只剩下那片水蓝水蓝的天空了。一家老小确乎天天都在想他,惦挂他。这几天山上的叶子红了,端端对我说:派翠克一定是飞往南边找他的妈妈和朋友去了。建告诉过她的,知更鸟一到秋天就往南飞。明年春天他会再回来看望我们的,并且很可能就把他的家,安在我们后院周围的树林里。“——可能的,可能。”她这么认真地咬着中文字说。
就在提笔完稿的昨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妻子下班回家,发现一只小鸟飞进了凉棚,赶紧把门掩上了。她对派翠克没有印象,便往我办公室的电话里留了个录音:快回家来,可能是派翠克回来看你了!端端放学回家,听妈妈一说,欢天喜地跑到凉棚,发现飞进来的只是一只小灰鸟,不是派翠克,便要把小鸟放走。妈妈说,不等爸爸回来看看吗?她说:爸爸说,小鸟就该让它飞走的。它着急,就让它早点飞走吧!
她戴上我干花园活用的黑手套——怕小鸟啄她,把受惊的小鸟捧在手里,在那片送走派翠克的草地上,把它放飞了。
山居心情
韩少功
湖面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扛住自己的疲惫,到水边去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射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飕飕又余音袅袅,把我嗖地一下射晕了头——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此起彼伏的狗吠。
那时这里也有知青落户,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地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锅灶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陌生的绰号不用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个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他们三十年前从这里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但他们此刻的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张继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芦莸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明。”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褶,深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哄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声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景?”——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的生活?难道不值得羡慕和祝贺?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现代钢铁鼠疫,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青砖
房子已经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两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因此青砖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青色墙体得以神投气合和水|乳|交融。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大概两年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Сhā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期,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一擦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的。而且砖色深浅驳杂,像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崽。这能盖什么?给炮兵们盖一个藏身的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也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他买的这窝五花崽,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制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继承吗?
他说老工艺赚不到饭钱。现在盖房子都用红砖,是因为红砖由机器生产,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
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没想到建房一开局就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的窑匠师傅那里打了水漂。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权宜变通一下,吩咐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青伪劣烟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猪圈或者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看得生疑,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如果我不打算建皇宫,就不能不接受廉价红砖的全面专政。我这才知道,眼下的怀旧成本已经高涨,传统倒成了富人的专利。市场规律逼迫穷人与富人在建筑美学上交换场地: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与水泥,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与石块。这有什么奇怪吗?正如穷人吃上鱼肉的时候,富人倒是点上野菜了;穷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布鞋了……市场正在重新分配人们的趣味与习俗。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情相联系,欲望多与未来的事情相联系,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绝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一丝心疼吗?——这就是情感,就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在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旧的表情以及旧的砖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即便是在欲望的风暴之下,一不小心还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群里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萌动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和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消费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埋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远远的价格隔离线之外,目光无法抵达贵妇或皇后的慈容,无法抵达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园。
我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最终只盖了个红砖房子。
开荒
手心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每天都把耙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掉了几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嚓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融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色,老伤叠上新伤。但穿着破烂的青年已经习惯了,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神经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但身子还在前行,靠着赤脚碰触着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过来,惊愕着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里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的,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噩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耙头!箢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已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洪亮震耳。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就像过量的蜜糖曾经让人作呕,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时间,蜜糖与光亮会重新让人怀念。劳动,一个火热和坚实的词,让我双脚重新回到大地,解除了长时间高空飘荡的晕眩。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长久下去会不会肢体退化?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心慌?会不会在食物产销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德语中的Zuhandenheit(待用)与Vorhandenheit(在用)曾经是海德格尔(M·Heidergger)的关键词,描述了事物的被感知过程和世界存在的奥秘,其词根hand就是手,就是动手操劳。但很多传统和现代的流行理论,由劳心者们制作,隐含着脂肪肝、糖尿病、厌食症等各种富贵病,总是都把hand低看三等,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的别号。新潮的“知识经济”和“知本家”一类说法,不过是再一次翻版了上等人的自夸。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投影机前曾经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啊。
我当时差一点要冲着热烈掌声站起来大叫: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这个例子亏他想得出来!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那只光盘到底会增值还是会减值?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自以为是赚得那九十九元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成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出多高深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厌恶。让那个油头粉面的院士成为章鱼吧,不,我绝不做章鱼,绝不做大头鬼。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耙头,买来了草帽和黄铯的胶鞋,选定了院子里的一块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从这一天起,我要消失在地图上的山地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当然还有南方人爱吃的辣椒什么的。我们要恢复四肢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和太阳光底下的目光迷离。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一切生命成长最原始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
我说的“我们”是指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已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从未下过乡,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了,哪怕是一位半老农夫,出门礼服也包括一双皮鞋——尽管皮鞋上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或者已经破旧得像一条条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一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她们虽然身居穷乡僻壤,但随时准备踏上都市里的地毯或者大理石。
我们挖得咣当巨响,火星四溅,还有掌心里的剧烈震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已从泥土中翻出了几大堆卵石,然后一大块菜地初步成形。我们规划了第二块菜地的区位,还决定以后把这些卵石拿来铺路。
这一天我吃得特别香,也睡得特别沉,一夜无梦。
养鸡
农家有三宝:鸡、狗、猫。鸡是第一条。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ρi股头挤出来的。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礼品袋子,要送个人情或还个礼性,大多冲着鸡下手。
入住山村以后,农友们看着我们还顺眼,抽了我家的烟,喝了我家的茶,便回报一些瓜菜、红薯、糯米、熏肉,有时还有鸡崽。这使我们家的鸡圈里迅速热闹起来,各路不一的鸡崽各自抱团,互相提防和攻击。有一只鸡个头大,性子烈,只是没来得及给它剪短翅膀,它就腾空而去飞越围墙。我们在后来几天里还不时看到它在附近游走和窥视,但就是抓不住它,只得听任它变成野鸡,成全它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志。
鸡崽长大以后,雌雄特征更加明显起来。一只公鸡冠头大了,脸庞红了,骨架五大三粗,全身羽毛五彩纷呈油光水亮,尤其是尾巴那几条高高扬起的长翎,使它活脱脱戏台上的金牌武生一个,华冠彩袍,金翎玉带,如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戟,唱上一段《定风波》或者《长坂坡》,一定不会使人惊讶。几个来访的农民也觉得这家伙俊美惊人,曾把它借回家去做种。
这只公鸡是圈里唯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苑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跑几大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但是这架傻飞机虽然腐败,却不太堕落,保卫异性十分称职,遇到狗或者猫前来觊觎,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贲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来敌不敢造次。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肉虫。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自己无论怎样馋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伟岸的绅士风度实在让人敬佩。
“衣冠禽兽”一类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一只鸡尚能利他,至少能够利己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为何好些人间绅士倒可能遇险便逃和见利先取?这公鸡感情不专放荡不羁,自然也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凤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少安毋躁恪守雌道。这一点大概也比好些人间男士更可爱。
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发现天色大亮,觉得这个早上缺了点什么。想了半天,发现是刚才少了几声鸡叫,才使我醒得太晚。我跑到鸡埘一看,发现埘里没有大公鸡。这就是说它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入埘。那么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左找右找,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影子。中午时分,我再一次搜寻,才在一个暗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奇怪的是,它身上没有伤口,显然不是被黄鼠狼一类野物咬死的。它也不像是病死的,因为它昨天还饮食正常精神抖擞,没有丝毫病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得其解,只能把它葬在一棵玉兰树下。
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也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下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了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母鸡们也能利他,但利他的圈子画得很小,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凡是气味不对的他家骨血,就无缘受到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形同陌路。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埘,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我把它强行塞进埘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被活活地啄去了一块肉,致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啊!没有明君的社会礼崩乐坏啊!我没法查出凶手,再气愤也没法查凶惩顽,唯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进食。其他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名字源于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待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他那些鸡,即便见你是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埘,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地守候在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扇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看看电视。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但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了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本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是越来越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假如它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大喊一声“救命”?或者含着眼泪嘟哝一声“我无怨无悔”?
那一天正越来越近。
草木
佛教慈悲一切有眼睛的生命,故没有“人”而只有“有情”的概念,把人与动物圈并置这一概念之内,一视同仁。这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慈悲光圈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作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作酷刑。
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比如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有一天,一树葡萄叶突然只剩下光光的主杆,叶子全部脱落在地任人碾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以便它更为靓丽清新。肯定是我这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个英勇地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不仅是这一株,其他葡萄也不好惹,绝不容我随意造次。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以便攀上新搭的棚架。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逞足了威风,枯杆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相比之下,姿质平平的梓树就淳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蔸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为主人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在中国的文字里,木匠原名“梓匠”,故乡又名“桑梓”,可见这种树在历史上颇有年头。这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一定不无关系。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就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蠢得有点丢人现眼。
秋天来了!我忍不住冲着它们呵斥。
它们似乎听不懂,新芽还是冲着落叶往外蹿。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个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泼地的那一刻爆出蓝花一串,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色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自由主义地擅自进退。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为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的喷药杀虫,但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暮气沉沉。硬要长的话,突然蹿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不是在微笑呢?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它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它们在咳嗽或者呻吟?有一些黄铯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满园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含怒绝交——但我在何事上得罪了它们?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橘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其他几株却无精打采,单薄瘦弱,长来长去还是侏儒,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嘛。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嘛——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我对这个建议半信半疑:几棵树苗也能看得懂脸色?
夜晚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计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荫里筛下满地光斑,闪闪烁烁,飘忽不定;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天幕上闪烁不定的遥远彼岸在步步逼近。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飘浮?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老屋
(美)依娃
父亲在我从美国赶回家的第七天过世了,一个平凡、老实、劳动一生、下地种庄稼的北方农民。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村子南头青青的麦田里,那是他翻犁、耕种、收割了五十余年的土地,那里种过小麦玉米,收过谷子棉花。他爱他的地,他再不会回家来了,不回来喝茶吃饭听秦腔戏睡觉了。他走了。他走了。
我问沉浸在丧夫悲伤中的母亲讨要老屋的钥匙:“妈,我想到老屋看看。”
“老屋里没啥了,就是放些粮食、饲料、旧东西,还有你大(家乡人把父亲称大)的蜜和两箱蜂。”母亲把钥匙递给我,又是眼中含泪,让人无法安慰。
父亲晚年这五六年和母亲、妹子一家住在新屋里,是新盖的两层红砖楼房,略为装修,添置了新家具。爱花的父亲还在院里种了红艳艳的玫瑰,墙上爬着粉色紫色的牵牛花。父母晚年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新屋,我打心里感到高兴慰藉。但它对我来说,像是初识的人,没有什么交往,没有什么感情。这十多年在外面,我思念的怀念的都是老屋,那门口种着槐树桐树的老屋,几间破旧、阴暗土坯房的老屋。那窗上糊着白纸贴着窗花的老屋,那后院养过猪、羊、牛,散发着畜圈味儿的老屋……
走进老屋,似走进一生历经沧桑、风烛残年的老人。老屋破了、旧了、残了。老屋被父亲先后修盖了三十余年,是父亲一生的劳作和心血,它的每一块土坯都是父亲在土壕里打的,晒干再拉回来的,每一根梁一根椽都是多少年省吃俭用攒下钱买的。老屋除了地基用些砖头,墙都是土坯盖的,然后墁上一层麦秸泥。前几十年,乡下谁也没有本事盖砖房。
老屋大门前矗着两棵老桐树,粗壮得一个人都抱不住。老屋的前大门是个门楼,门楼上铺着青瓦,有些烂了,有些落了。门楼的两边放着两个石凳,隔壁孔雀的爷爷经常抱着孙子在这儿晒太阳,和外婆说笑,外婆补着旧衣裳,一会儿就唤我给她穿针引线。泥巴就是乡下娃娃最好的玩具,雨天不能到外面玩,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挖几个疙瘩泥在门楼底下耍,把泥捏个窝窝,用力往地上一摔,“咚”的一声,鞭炮一样的响,惹得娃们哈哈地笑。孔雀的爷爷和外婆早就不在了,和我玩过泥的小娟、铃铃也早嫁去他乡。
两扇大门是黑色的,漆着红边,锁着老式的铜锁。我把一指长的钥匙塞进去捅了半天,锁才开了。“哐当”一推门,随着就听见“吱吱呀呀”的门轴叫唤,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以前,听到这样的声音,灶房里忙碌的母亲就知道是父亲下地回来了,就命我:“你大回来了,拾掇桌子,端饭。”
老屋的庄基是祖父留下的,那个种了一辈子地,那个相片上一脸胡子不苟言笑的老汉。祖父去世的早,祖母是个小脚,没法子生活,领着年幼的叔叔姑姑改嫁去了遥远的新疆,留下十多岁的父亲和两间破土房。父亲靠下地、担水、烧火、拉粪在本家兄长那里混一口饭吃,受尽欺负辱骂。父亲少言寡语,逆来顺受,总是不出声干活的性格可能就是这样养成的。父亲没有成家前,祖母曾回来要领他走,父亲不肯,他不舍得丢下刚分的三亩多地和破土坯房。有地就有粮吃了,有屋就有地方睡了。有时父亲会说:“如果我和你婆走了,我也能当个汽车司机。”但他也不后悔,他认命:“咱天生就是农民,只会种地嘛。”
前面这间房子是父亲准备娶母亲时翻修的祖屋。母亲总是唠叨父亲白拾了个婆娘,结婚连块手帕都没给她买过,暖水瓶都是借邻家的。母亲不是本地人,来自甘肃天水,六几年闹饥荒没啥吃,那里饿死不少人,身体单薄瘦小,也是小脚的外婆领着母亲和舅舅一路逃荒要饭流落到陕西,就再也没有回去。陕西地平,收成好,将就能吃饱。新屋墙上的镜框里有父母结婚时到镇上照的照片,父亲那时二十二三岁,年轻俊朗,母亲刚二十岁,眉目清秀,是个可人的女子。我总是想,在那极度贫穷熬煎的日子里,年轻的父母也是有过爱的吧,像两只栖在严冬枯树枝上陋巢里相互体贴、相互温暖的鸟儿。
我推门而入,屋里散发着久未住人的微微土腥气。墙上糊着报纸,贴着胖娃娃抱大胖鱼的年画、电影明星挂历,窗台上搁着煤油灯和洋火。我就在这间白天进来都黑蒙蒙的屋里出生,在这个土炕上出生。父亲请了接生婆,得付两块钱接生费。没人知道,母亲生我时遭受了怎样的疼痛、磨难。屋里连电灯都没有,连卫生纸都没有,连热水都没有。
后来的几个妹子,母亲也是在这个炕上生产。每到母亲肚子大得走不动,快生的时候,母亲先烙一些石子馍放在竹笼里挂起来,交代我们不许偷吃。再发上一面盆小米醪糟,放在热炕上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回,等醪糟捂成了,散发着香香的酒味,我被打发到外婆家,过几天回来就看见炕上睡着一个粉团团的肉娃娃。我新奇地问母亲:“这娃是哪里来的?”母亲笑着哄我:“我路上拾来的。”母亲坐月子的时候,我总是等着喝她喝剩下的醪糟,甜甜的,母亲也会掰一块石子馍给我吃。父母想有个男娃,一连五个都是女娃,父母也就不再生了。
右边这间屋子略微新些,门是新式单扇门,窗上镶着玻璃。是十几年前父亲为妹子结婚时加盖的。父母无儿,招个上门女婿养老。妹夫来自山区,父母早逝,人端正厚道,又有木匠的手艺,妹子也中意他。
给妹子成亲是父亲一生办的一件大事。那时已包产到户日子好转多了,父亲请人杀了自家养的猪,一半卖了让母亲置办被褥,一半留下办事。又杀了十多只鸡,蒸了五百多斤面的馍,摆了二三十桌席,大宴亲戚和村人。那天父亲一脸光彩,忙出忙进,一会儿看看厨房厨子菜准备得怎么样,一会儿又跑到外面照看来客座位安排好了没有,不停地招呼:“吃美,喝好。”外乡的流浪汉也跑来讨几个肉夹馍,父亲都叫人给了。客人送来的单子、被面、布料、鞋都写上送礼人的名字挂在墙上,红红绿绿像开商店一样。
妹子那天穿着红花花上衣、蓝裤子,都是巧手的她自己裁剪缝制的。妹子羞红了脸,脖子扭到一边不让人看,又不时地抹着泪水。其实妹子还小,能再等几年,可是我自小过继给城里亲戚,在远处工作,她就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渐渐老了,身体也不大好,她就得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
两三年后,妹子在这间屋里先后生下两个虎头虎脑结结实实的外甥,随我们家的姓。这个屋里,父亲有了第三代,有娃叫他“爷”了。现在父亲有了五个孙子、外孙,三个外孙女,像棵老树结满招人喜爱的果子。
再往后头走是屋厅,左边是一间睡房,是妹子们大些,父亲又修盖的。屋厅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厅里的土墙上贴满了妹子二妹的各种奖状。妹子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又特别善跑,争胜好强,参加一次运动会能拿回好几个短跑第一。二妹作文写得好英文也学得好,得过不少竞赛奖状,可刚中学毕业就被父亲叫回来,因为有熟人介绍去西安干临时工,能挣些现钱,贴补家里,另给自己攒些嫁妆。
小红桌总是摆在厅的正中间,围着六七个大小不一父亲自己钉的板凳。父亲下地回来了,先洗一把脸,就坐在桌前等着吃饭。有时母亲端,有时我们姊妹端,父亲吃毕一碗,手一伸空碗,自然有我们接过盛满了再双手端给他。母亲常说:“你大下苦哩。”父亲在外头忍气吞声,在家可是掌柜的,母亲一辈子都看他脸色,顺应着他。那许多年,我们吃得最多的饭是熬玉米棒红薯,一冬天,喝好几个月。
房厅右边的灶房,是母亲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从二十出头的新媳妇熬成了头发花白一脸皱褶的婆。那几年日子苦焦,少油缺醋,母亲总是想着法子把饭食做得好看些好吃些。她总是把咸胡萝卜丝切得细细的,花心思把面条换着切成长的短的方的菱形的,样不同味儿也就不同。每年初春,母亲都打发我去地里挑些野菜回来,洗干净了下在汤面里,母亲说:“一冬天都见不到菜,绿绿的好看。”母亲常把我挑回来的嫩刺荆烫烂了和在面里,擀绿面给我们吃,那时也不懂营养不营养,刺荆面滑溜溜的碧绿绿的爽口好吃。有一天母亲从锅里捞出一个鸡蛋给我,“今个你生日哩,妈给娃煮个蛋。”我小心地剥去鸡蛋皮,母亲给我撒些盐,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味的生日大餐了。
走过灶房,就是宽敞的后院了。夏季屋里头太热睡不了,全家人就在后院里乘凉。满月把院子照得明晃晃白亮亮的。父亲喝着茶,用小半导体听着秦腔戏《三滴血》、《秦香莲》,锣鼓锵锵,胡弦切切,男人粗喉大嗓,女人尖声细气,父亲听得痴醉,无所他求。外婆却嘟囔和驴叫唤差不多。有时母亲从菜窖里吊上来半个白天从小贩那里用两个鸡蛋换回来的西瓜,切成小块,分给我们吃。小妹总是等不及,刀下去抢,母亲大喊:“小心,手切了。”
小妹嘴馋本事也大,四五岁上,经常给众人表演弯腰、翻筋斗、倒立、劈叉,也没人教过,腰肢腿脚特别灵活。大人一夸,她就更加得意,小手按在地上猴子样的翻来翻去,可爱极了。父亲眉开眼笑:“我娃翻得好,翻得好。”
我对三妹没有什么记忆,她还不足一岁上,作为舅舅娶媳妇的一个条件,被妗子不会生养的兄长抱去了。以前她来老屋几次害羞怕生,言语不多,吃个饭就走了。这几年,她知道了内情,和父母这边走动也多了起来,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上次回家,我终于听到她叫我“姐姐”,我们相拥而泣,亲姊妹却从小分离,没在一起生活过。我对她说:“不要怨咱父母,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要对你的父母孝顺,他们就你一个娃,养大不容易……”三妹懂事地点头:“姐姐,我都知道。”
后门边上,是间草料房,里面挂着不少已不能使唤的农具,还堆放着不少农业科普小册子。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却爱看书,琢磨新鲜事儿。靠墙摆着三个大水缸,里面盛着父亲这几年放蜂收获的蜜糖,足有上千斤吧,已卖出去了不少,这是剩下的。父亲一辈子尝试着务弄过不少事,养鸡、育猪、发红薯秧子,都成绩不大。晚年迷上了养蜂,置办了二十多箱,一年四季都带上蜂赶花采蜜,风餐露宿,甚少回家,有时还被蜂蜇得头大脸肿,令母亲妹子担心不已,又不敢阻拦,写信让我劝劝父亲。我打国际长途对父亲说:“老爸,零花钱我给你,辛苦了一辈子,别再东奔西跑了,在外面都吃不上口热饭。”父亲辩解:“人总得干些啥,不动弹还难受得很。我爱务弄蜂。”
父亲患食道癌到了晚期,已卧床不起,不能进食,一起放蜂的人来收买他的蜂,他怎么也舍不得卖,六十好几的老汉眼泪流得哗哗的,难过得像卖自己的骨肉。他求妹子道:“给我留下两箱,等我病好了再放。”妹子留下两箱蜂,给父亲留下希望,可是病魔还是带走了日子刚过得好,还有许多理想要完成许多事情要做的父亲。那个早晨,我看着他阖上了眼睛……
人已去,蜂还在。两箱无人照看喂养的蜂放在后院的角落里,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好像着急地呼唤它们的老主人再带它们到阳光灿烂花儿盛开的地方游玩,采花酿蜜,给人带来滋润甜蜜。
老屋已很久很久没人住了,像一件丢弃的旧衣裳,一本翻烂的旧书卷。老屋是父亲一生的故事,是我们的往昔。这里储存着我全部的童年记忆,是贴在我心上发黄的旧日照片。自然界中,老的东西总是要被新的东西代替,人如此,物也如此。有一天,老屋会被拆除,或在一个雨夜倒塌,随修建它的人而去而失。有一天,我再回来,就看不见老屋了,觅不到它的踪影。
锁上老屋的门,我猛然才知,老屋一直都建筑在我的心上,是我的家,我的根,无论我走多远,走多久……
寻亲记
王十月
1996年,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二姐在东莞长安。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却难得见上一面。二姐1992年就来南方了。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如果靠种地,驴年马月也还不清。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他们出来时,小女儿才刚刚会走。二姐刚开始一直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她们的厂很大,很正规。越是正规的大厂,管得越严,要去看一次二姐,简直难于上青天。没有厂牌,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
来南方第一眼见到二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我记忆中的二姐,是那么的漂亮、年轻。当年在村里,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我青春美丽的二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二姐见到我,脸上堆满了笑,她接过我身上的包,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被卖猪崽。我说什么是卖猪崽,二姐笑着说,就是坐车时被人转来转去。从广州到东莞,我转了八次车,买了八次票。二姐说,平安到了就好,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不要坐广场上的车,那些车里有背包党,专门斩人的。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他们没打我。刚出广州时,有两个男的不肯转车,说他们是交了钱的,说好了直达长安,中途让下车就要退钱。结果过去几个人,用广东话说“丢雷个草海”,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俩被打得跪在地上,嘴里流血了,然后被拖下了车,没有人去管他们。我们一车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我也没有站出来。刚走出广州站时,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广东,我来了。我觉得,来到了珠三角,我就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了。然而那些背包党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
二姐说,你千万别管这样的闲事。二姐又说,没有打你就好,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遇到背包党了你和他们蛮干。二姐对于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在她的心中,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我住在了姐夫打工的长富家具厂。他们那间厂不太大,百十号员工,管得不太严,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只要进了宿舍,基本上就安全了。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走进宿舍,简直就是走进了迷宫。钻进床里,拉上床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找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手中的钱也用光了,我又不想问二姐借钱,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这间厂加班很厉害,每晚都要做到12点,冲完凉,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了。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
有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后过松岗来看我。她到了厂门外,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珠三角的冬夜,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却也有几分寒意。二姐就这样站在厂门外,一直等着我下班,结果她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她必须回去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发工资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红双喜”送给保安。工友告诉我,不给保安送烟,保安是不会喊人的。在这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送烟之外,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我送给保安两包烟,觉得还是不放心,又加了十块钱。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
出粮(发工资)的那一天,我去了一趟长安,去找二姐,才得知二姐已离开长安,去了宝安的石岩镇。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二姐的来信。二姐在信中说,她花了两百块钱学了一个星期的电车,现在终于有一门技术了。二姐很高兴,说她进了服装厂,一个月可以拿到600块。从此,二姐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这一做就是十年,一直到现在。二姐常说,等到两个孩子都毕业了,她也要休息了,她实在是太累了。可是她不敢松懈,她一松懈,这个家庭也就完了。二姐的儿子现在东莞读技校,学的是模具制造,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一万多,女儿在读初三,成绩很好,她是一定要上高中,要上大学的。二姐夫去年突然患了腿病,四处求医,花了很多钱,也没查出什么病症。我疑心他是职业病。这样,我的二姐一个人打工,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供姐夫治病,她只有拼命加班。珠三角的服装厂大多数是做来料加工的,来料加工赚的就是一点人工,因此这边的服装厂工价大多很低。
一晃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在珠三角打工,探亲访友是一件极麻烦的事。特别在早几年,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差不多的打工者都配有了手机。那时的打工者,有一个寻呼机都是很奢侈的梦想。打电话到厂里,要找一个普通的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趁着一天假期去探亲访友,很可能是花了时间却没有找到人。我在珠三角这么多年,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都在这边打工,但是我已有四年没有见过我大哥,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妹妹,和二姐也是经常失去联系。
二姐去了石岩之后,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也没有再来过信。我放心不下二姐,左等右盼,厂里终于出粮了。厂里有个延续的传统,出粮之后是会放假一天的,大家拿到了工资,有的要去购置生活用品,有的要寄钱回家。一天的假过后,又将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出粮的那天,我从松岗坐车去石岩看二姐。还好,这一次坐上了直达车,路上没有被人卖猪崽。只是车很挤,说好了是上车就走,却一直在立交桥下转来转去,直到把车里塞得满满的才上路。找到二姐打工的制衣厂,已是上午十点过了。我求保安帮我去叫一下二姐。保安看看我说,王敏?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十二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拥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她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灰色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人流,渴望在人流中发现二姐。人流就这样持续涌动了十多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等到保安“咣”的一声拉上铁门,二姐还是没有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敏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头说,不认识王敏。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胡乱填了一下肚子,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二姐。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拦住她们问:
老乡,你们认识王敏吗?
靓妹,你们认识王敏吗?
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
我熟悉这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打工人惯有的表情。她们总是这样行色匆匆心事重重,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她们当初踏上南方的土地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有过兴奋,有过天真,有过冲着天空大喊“广东,我来了”的冲动。然后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坐上了流水线,开始简单轻率地复制生活。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直到有一天,在某个疲惫的夜晚,躺在铁架床上的她们,开始怀念某段曾经昙花一现的爱情,或某个曾让她们心动的男孩的身影时,才蓦然惊觉,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在南方的流水线上一去不复返了,而她们以青春为代价换回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称谓。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黄麻岭》的诗,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我想到了当年去寻找二姐时的情形。想到了我的二姐,妹妹,我曾经熟悉的打工姐妹们。
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抄录在这里,以表达我对诗人的尊敬:
我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生命的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了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人是个打工妹,她在一间小小的五金厂打工。可喜的是,她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会去这样思想的。我们想得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我们只关心钞票和粮食,透支自己的健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揪心。至于尊严,那是一个奢侈的理想。毫无疑问,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打工者。她是一名车衣工,每天要坐在电车后面飞快地车衣。她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某一天曾经创纪录地车过多少件衣服。她最大的梦想是每一天能领到好做一些、工价高一些的货。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家庭和孩子。而不停地车衣,就是她带领家庭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二姐已有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孩子们了。多年以后,二姐对我说,那一年她回到家中,远远看见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玩耍,她朝孩子跑过去,把孩子们抱在怀里,孩子们却吓得哭了起来。孩子们已认不出她。二姐对我说起这些时,眼里含着泪花。
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工告诉我说王敏不在这间厂里做了。她告诉了我另外一间工厂的名字。
那间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找到的时候,厂里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厂里上班时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门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是刚进厂的。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在松岗。我没有说我在厂里当杂工,而是随口吹牛说在写字楼里做。保安问我能不能介绍人进厂,他说他有个堂妹刚来广东,还没有找到工作。我说我们厂里加班很长。保安说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生活很差,天天吃空心菜。保安说也没关系。我说我们厂里要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就算了。
这是一间小厂。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面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现在还是很多,当时更多。
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保安的腿得了一种怪病,突然就伸不直了。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调查职业病的情况,我想起了这个保安。我猜想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很可能就是苯中毒,因为当时保安告诉我,他之前一直在箱包厂做工。箱包厂、鞋厂、丝印厂,这些都是苯中毒的高发区。
我们又聊那道锁住的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起了多年前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几十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聊着维权,聊《劳动法》。我说,现在的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在我打工的珠江织造,对付劳动局就很有一套。厂里给每个工人都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应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30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而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标准答案是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问加班费怎么算,标准答案是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两倍……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
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保安去帮我叫二姐。他站在工厂中央大声喊:王敏,你弟弟找你。
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厂里的情况。我也问二姐的情况。
下班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保安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下班后不要在外面跑,外面不安全。二姐说,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上班铃。二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二姐松开了我的手说,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一路上小心点。二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了别,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11点。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那间厂。当我再一次去探望二姐时,二姐又离厂了。听说去了宝台厂,我找到宝台厂,厂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二姐。我和二姐失去了联系。人海茫茫的珠三角,我无法找到她。后来我离开了南方去了武汉,1998年又去了佛山,直到2000年,我再次来到深圳宝安,在一家打工期刊当起了编辑,二姐偶然地买回了那本杂志,在上面看到了她弟弟的照片和名字,于是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我再一次见到了二姐,其时,离上次见面,已过去了整整四年。
2005年10月20日于31区出租屋
乡村电影
格非
网上的水滴
瓦尔特·本雅明的著名比喻。我记得他是在谈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使用这个概念的。一张巨大的网撒入水中,拉起来却什么鱼都没有,唯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普鲁斯特正是这些水滴的收藏者,它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个瞬间,来如春梦几多时,去如朝云无觅处。晚年的英玛·伯格曼在解释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动机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正是童年的一部幻灯机,打通了重返记忆的幽暗之路。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只要一闭上眼睛,她所经历的往事就会像演电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演电影”正是记忆的另一个绝妙的比喻。的确,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电影更适合成为通往记忆之路的通道了。它是我们全部童年生活的核心和枢纽。只要打开它的阀门,那个湮灭的年代的所有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那是炒熟的葵花籽、南瓜籽特有的焦煳味;是尘土和雨水的气味;是女人们香浓而迷人的雪花膏的芬芳;是哒哒作响的发电机散在空气中的汽油味;是月亮、星星高远而神秘的夜晚的气息……
消息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牛高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入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牛高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牛高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崇敬。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二三节课之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和广播体操时间),我们像子弹一样地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晒场上早已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即将到来的快乐看似不可阻挡,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依旧十分脆弱。
天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南方本来就多雨,尤其是在春夏两季。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晚上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如果雨下得不大,放映员还会用一把雨伞罩住放映机,勉强支撑一段。若是雨量增大或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便会终止放映,让大家回家睡觉。下雪则没什么问题,反而会给观众增添某种别致的情趣。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很少出现因下雪而终止电影放映的事。除了天气之外,电影是否会如期上映,还有其他让人提心吊胆的拦路虎,它是潜在的威胁,却时常发生。我们后面会专门谈到它。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或双片(同一个晚上放映两部电影)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商人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确切,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当然,住在邻村的亲戚有时也会专门派人赶到我们村送信。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们(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日,漫漫长夜令人难挨,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嘛!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从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这个频率来看,放映队的数量想必十分有限。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如果得到事先的电话通知,大队里必会派出专人早早前去迎接。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姓名不详,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听口音像是苏北人。大队里没有旅馆,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为了接待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大队专门给他们盖了五间大瓦房,可最后只来了两个知青,总有房子空着,放映队就在那儿歇脚。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牛高出面摆平。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牛高从一个放牛的一跃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英雄。鉴于他和大胡子的特殊关系,我们往往提前两三天就从他口中知道电影放映队要来的消息。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待一天,多放一场。孩子们有事没事都爱跟着他。我们崇拜牛高,连他的女儿都跟着沾光。他闺女和我们同班,每当村子里放电影,她的头上就会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围着她,打探关于放映队、大胡子以及电影的各种细枝末节。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的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锡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所中学的,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断路
拦路抢劫的同义语。在我们当地,所有父母为阻止孩子夜间外出,总会吓唬我们说:要是碰上断路的,你就惨了。据我的祖父说,在解放前,强人剪径的事常有发生,设伏的地点通常是荒无人烟的山沟峻谷,或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某个静僻的“猛恶林子”里。在农村,一个人走夜路是免不了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凶恶剪径大盗仅仅生活在传说中,从未真正露面。那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好得出奇,路不拾遗或许并不尽然,夜不闭户倒是千真万确。那个年代的“断路”行径大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喜剧色彩。拦截的主要对象是新婚的迎亲队伍或乡村巡回放映队。“拦亲”的礼俗在我们乡村十分普遍,几乎是冗长结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十分复杂,这里姑且不谈。拦截放映队则是另一回事。
县放映队从一个地点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漫漫旅途中,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村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实施拦截行为。而从实际发生的行为本身来考察,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放映队员们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我们在晒场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放映队出现,牛高也急得团团转。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遭到拦截。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大队领导们也会听之任之,很少出面干涉。
我们村地处几个县和公社的交界处,村庄与村庄之间互不隶属,也没有任何电影放映方面的规章可依,行政命令或谈判交涉根本不起作用。再说,我们村亦经常拦截邻县(公社)的放映队,其剽悍和蛮横程度让邻村人望而生畏。有时,邻县的放映队为了顺利地通过我们村,不得不乔装打扮,或绕道而行,必要时还会派出手扶拖拉机和基干民兵押送。
有一年秋天,为了庆祝罕见的大丰收,大队革委会经过开会研究,联络上了在镇江市电影发行部门的一位“内线”,从市电影局专门包租了一台放映机,来我们村放映新片《火红的年代》。这部电影我们此前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可见其神秘程度非同一般。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的放映队被马祠人拦截了。由于事先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按照和电影局的约定,这部电影的拷贝只能在我们村庄停留一天。革委会的头头们不敢含糊,立即派出了以牛高同志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小组赶往马祠。最后的谈判结果,放映队同一个晚上在两村各放映一场,包租费两村均摊。从表面上看,我们村不吃亏,但因为是后放,等到放映队在马祠放完推着独轮车来到我们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都认为牛高无能,订立了一个屈辱的协议。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革委会主任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放假半天,让社员同志们在家补觉。我记得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几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结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武松,快跑
有时候,两个村子或两个村子以上的放映队同时共用一个电影拷贝,那就需要跑片——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及时地把胶片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负责跑片的人必须擅长奔跑并且有足够的耐力。我们村的跑片任务通常由一个被人叫作武松的人来担任。
他原来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大伙儿都叫他武松。此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平时专门在砖窑上给人拉板车。这个人除了跑片之外,还承担了大队不少的信使工作。比如需要派人往公社送一封急信,或者村里发生火灾,必须敲锣往邻村报信,武松都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村里的那些妇女常开玩笑地说:武松的卵子是铜做的。因此,村里也有人叫他铜卵子的,他听多了,竟然也会答应。因为跑片,平常根本不爱看电影的武松也和电影沾了光,和牛高一样,他也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绝对的英雄好汉。
跑片的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就是等邻村的电影全部放映完之后,跑片人把所有的胶片一股脑儿地送过来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等待的两到三个小时中,一般是大队在电影现场召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的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的照本宣科,大人们都在安静地听着,小孩子则满场疯跑。
忽然间人群中出现马蚤动。随着嘈杂声渐大,大家都把目光同时投向村子西边高高的坡道。我们忽然看见,一团火光跳跃着,从高高的坡道上跌跌滚滚直奔下来。眼尖的孩子很早就欢快地叫了起来:快看,武松,武松,武松来了……
既然武松来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也就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迸出一句话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于是,大家热烈鼓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铜卵子之称的武松,打着赤膊的武松,脖子上缠着一条毛巾的武松,呼哧呼哧冒着热气的武松早已跑到了近前。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让高高举着胶片的武松过去。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放映一些非正式的电影(称为“加演”):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片。新闻简报的内容大多是有关中央领导人出访,或者重要外国元首访华,要不然就是东风轮下水等一类新闻事件。而科教片则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有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棉铃虫的危害,沼气池的制作工序及应用等等。我记得我们看得最多的科教片就是《保护青蛙》。这类“加演”犹如饭前的小点心,我们因为知道正式的大餐在后头,所以这些小点心尽管不怎么可口,总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难看的新闻简报也是电影啊。
第二种跑片的方式更为多见。因为三至四个、最多的时候有五个村庄同时享用一个拷贝,第一种方式显然不行,那就必须每放映一盘胶片,几个村庄依次传送。一个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至少要有四盘拷贝组成,每一盘拷贝的放映时间是二十多分钟。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靠一个人折返跑上四五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部会给武松安排一个副手。这个副手,我只记得他的长相,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武松。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艰巨的跑片任务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但人们只把荣誉记在武松一个人的账上。
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了,第二盘还没有到来。小嘎子和胖墩儿的决斗胜负如何(其实,我们对答案早已烂熟于心,可还是假装不明白)?刘阿太断腿里是否藏有向蒋介石发报的神秘发报机(《海霞》)?龙梅和玉蓉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是否会冻死(《草原英雄小姐妹》)?所有的观众都在跺脚、咂嘴、摇头、叹息。他们一边叹息,一边唠叨:真是把人急死了。这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嚷嚷武松的名字。
老人们会说:武松啊,饭没吃饱还是怎么着?怎么搞的?
男人们会说:这小子他娘的遇见鬼了吧,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
女人们说:没准还真是遇见鬼了,是女鬼吧?
于是大家哄笑,笑完之后,大家又着急得大骂:日你娘的武松,死人的武松,短命的武松,没用的武松,泥卵子武松……
孩子们虽然心里更着急,但他们根本舍不得怀疑、侮辱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奔跑能力举世无双。他们只在心里暗暗给武松鼓劲儿:武松,快跑!
没命地跑!
骂着骂着,武松就来了。照例是手电筒的光亮飘飘忽忽,照例是脚不沾地的飞跑,照例是汗流浃背的喘息。武松一出现,人们早就把愤懑、不满丢到了九霄云外,于是,武松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于是,大家又热烈鼓掌。
前年冬天,我回丹徒老家探亲,说起武松这个人,我母亲说:“他呀,两年前就死掉了。”我当时心里一愣。算起来武松也就五六十岁的年纪,身体那么结实,怎么忽然就死了呢?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那敦实而又快疾如风的身影,就会泪不能禁。我问母亲,武松是怎么死的。母亲似乎对我的提问颇感奇怪,她说,“嗨,就这么死了呗。”
我的弟弟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靠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没人找他干活了。家里穷得叮当响。世道变了,力气又能值几个钱呢?为了显示自己还不老,腿脚还利索,他每天早上一口气跑到邻村北角,又从北角跑回到村里,天天如此。他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他要告诉那些“狗日的”有钱的雇主们,我武松还没老!老子还能跑!终于有一天,武松跑不动了。别说跑,就是原地挪动一下腿也比登天还难。他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全身的骨头都发了黑。
重复
我的一个学生曾经问我,在你们那个年代,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上十几遍,难道不腻味吗?言谈之间,似乎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充满同情。我反过来问他:那么,你们在网络上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看上二十遍,难道不腻味吗?他不语。
在今天的年轻人的心目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显然与一些特殊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比如政治一元化、匮乏、集体主义、公式化的文学艺术,诸如此类。这种描述本身似乎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所谓的“市场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文化错觉和洋洋自得中,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果真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判若云泥吗?
在今天,政治一元化伦理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在过去的年代,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往往被解释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今天,我们是在重复观看不同的“新”电影,则是“过剩的”产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死于营养不良和死于糖尿病实际上一回事,而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视野里,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复制”传播和繁殖能力几乎是无限的。流行电影、流行音乐与汽车装配线的流水生产线并无太大的不同。一部新的电影与一部新的汽车的问世则有完全相似或相同的机制:品牌、商业噱头、外包装、全新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可发动机是一样的。我们依然是在重复。
将《小兵张嘎》看上二十遍,与没完没了地纠缠于《007》系列、康熙乾隆系列、金庸系列、反腐倡廉系列、奥特曼系列、樱桃小丸子系列……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大不同?
女特务
小时候,我看过不下二十遍的电影除了《小兵张嘎》之外,也许还有《铁道卫士》。不过,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结尾极感失望。我堂堂铁路公安高科长,竟然打不过区区一个台湾潜伏特务马小飞:高科长被人家掐住脖子按在铁轨上,直翻白眼,最后竟然昏死了过去。这太过分了。我们根本无法接受。对此,我们的班主任解释说,高科长原是打得过马小飞的,但那天他没有吃饱饭,加上长途追击过于疲劳,才会不幸落败。他那么振振有词,就像高科长是他们家的亲戚似的。
还有更让我们失望的事呢。村里的一位女裁缝竟然认为马小飞长得比高科长英俊。这下可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下了课就到裁缝铺去与她理论,裁缝笑嘻嘻的,一点也不生气,她说,马小飞那双眼睛,多有神采啊!多勾人啊!你们这帮小赤佬哪懂这个?我的婶子正好在那做衣裳,我们就请她来评理。她说,要我说呀,那高科长虽然是正面人物,但一口大龅牙,个子又矮,实在说不上英俊。言下之意,一个人是不是英俊,与他是不是正面人物关系不大。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们看到一部叫作《虎胆英雄》的电影,才觉得女裁缝和我婶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扮演国民党女特务的王晓棠天生丽质,嫣然百媚。当她穿着国民党军服,尤其是那条皮裤子时(小时候,我们看见女人穿皮裤子,仅此一回),其风流婉转的身姿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十分暧昧。我们在内心偷偷地喜欢她,同时也为自己竟然会喜欢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而感到深深的不安。每次看这部电影,我们内心的羞耻感都会让我们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到了最后,这样一个妙人儿竟然被我解放军战士乱枪击毙,令我们五内俱焚,心痛不已。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班居然有个女生和《虎胆英雄》里的王晓棠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就骂她女特务。我们毫无缘由、坚持不懈地骂她女特务,于是她就伏在桌上痛哭。家长告到学校,我们的班主任找全班的男生谈话。他启发我们说,说人家长得像《虎胆英雄》里的女特务,我看还真有点像。不过,准确地说,应当说她长得像演员王晓棠。可王晓棠并不只演过这么一部电影啊,比如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双胞胎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叫她金环或银环呢?
可我们依然叫她女特务。
她是一个文静、胆子很小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如果不想尽办法折磨折磨她,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我们一骂她,她立刻就哭。她一哭,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后来我们都入了团。当班上要推选一位团支书的时候,所有的男生都不要脸地偷偷写下了她的名字。于是,“女特务”就这样变成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
仪式的终极
莫言曾经提到,他小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每次看都会流泪。可他万万没想到,事隔三十多年后,他在家中重新看《卖花姑娘》时,竟然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部电影的好坏,与它会不会使人感动没有太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观看一部电影或小说是否会流泪为依据,来评价一部艺术品的优劣。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不过,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莫言事隔三十年后看《卖花姑娘》仍会流泪,除了电影本身的煽情和悲剧性情节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在过去曾经为它流过泪。记忆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其功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假如我们给今天的年轻人放映《卖花姑娘》,他们会流泪吗?
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盘DVD,一厢情愿地希望给他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小家伙毫不领情,当他恹恹地看到小嘎子点燃衣服烧鬼子炮楼的时候,终于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后来又找来了《地雷战》和《鸡毛信》,强迫他观看,其结果也颇令人伤感。她一边陪儿子看,一边吃力不讨好地还担任讲解:“你猜猜看,鸡毛信藏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藏在大绵羊的ρi股底下——”
或者:
“快看,快看,马上就要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地雷。其实那是鬼子的幻觉,鬼子用刀一劈,地雷‘轰’的一声就炸了——”
我儿子挣扎着抬起头,朝电视机瞥了一眼,随即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依旧沉沉睡去。
一个时代结束了,混杂在其中的历史记忆、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亦随之变得僵滞而呆钝。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三江源”在那里……
韩美林
我每年都开着大篷车带上我的学生下厂、下乡,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十年前的一次万里行,我们走了三万公里,从北京出发,历经九个省市(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当从山西行进到陕北横山县时,在黄土高坡上,我们六辆汽车上的人一齐向下看,不约而同地嚷着停车——我们看到下面一群男女老少顶着七月的骄阳,坐在洼地上看戏……
我们车上的人全部出动,见到这民间社戏,那高兴劲就甭提了,电视台的那几架摄像机这下可派上用场了。
红红绿绿的“舞台”上正演着《霸王别姬》,那条紫色灯芯绒上几个黄铯大字“横山县艺术剧团”,寒酸的横标被太阳给烤成“M”形,没精打采地耷拉着,并没给演出提起什么精神头,天太热了。
我们走了过去,看到坐在土里的老乡。这里很少下雨,不论是人、车,还是毛驴,走起来都像“土上漂”或者更形象地说像“一溜烟”。
那个舞台还叫舞台吗?薄薄的一层土铺上一些高粱秆,演员在台上深一脚浅一脚,上来下去,可真难为他们。我的泪花不由自主地在眼里打转,我在想,这种天气、这种条件放到我们城里的“名角”、“大腕”身上扛得住吗?那些口口声声下去“为人民服务”的腕们,无论穷乡僻壤、水灾旱灾,他们打着“慈善”、“捐献”、“访贫问苦”的旗号,少一分钱也绝不上场,拿了钱也一分不捐,撒腿就走。
我在贵州凯里就见到一位女歌星去苗乡“慈善”演出,临上场时才狮子大开口,要十五万,这穷地方哪里去弄那么多的钱!可没钱她就不上场,结果开幕式愣是没参加,下午谈判结果是——给五万元另加一个“爱心大使”称号。
当时我们大篷车带着几十万准备去那儿捐一个希望小学,然而那些干部根本就不理我这个傻“大腕”,他们花了那么多人民的钱却得意地当了回“大头粉丝”。我看这希望小学的事是没戏了,就带着钱没希望地回到了北京……
我已经被横山的演出弄得走了神,来不及收拾这一串串的“浮想联翩”,不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下乡送戏”的人民艺术家?!
本来下乡是汲取中华民族艺术上的营养,但我怎么也不相信,在做人上他们给予我们的启示远比艺术上汲取得多。
我看到三伏天气里这些“霸王”、“虞姬”穿的都是露胳肢窝的戏装,可没有影响他们的认真执著的演出。这汗水如洗的大热天,他们是人还是神?从这破破烂烂的戏装(一码子的“百衲衣”)看,没准他们是“济公”派来的?我百思不解。
我没有忘记下乡的目的:为了艺术,来向生活求教。
我看到那个兵败如山倒的霸王退到乌江边,见到虞姬自刎的那一场。本来秦腔的做派、唱腔就有一股豪里有悲的气吞山河之势,他一上场“哇呀呀”一声吼,见到虞姬三步并两步弯腰将她托起,仰天高啸,吼着那绝瞭望的、触及灵魂的秦腔,他抓住虞姬那把乌丝往嘴里一叼,左腿一抬,金鸡独立……我顿时感到一股英雄气概,没想到这拔山盖世的楚霸王也有这落魄的今天!但见他把头一扭、大吼一声向前冲去,跳到那滚滚乌江里,千古英雄就这么与美人同归于尽死不瞑目地走了……
这托着美人,叼着头发,金鸡独立挪着那碎碎的哆嗦步场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见到过各个剧种的霸王与虞姬永诀的艺术处理,都没有他们处理得那么悲怆。
这三伏天气,我流汗、我流泪、我心潮澎湃,在这小小的山洼洼里,我惊讶地发现她竟是藏龙卧虎的中华民族创作源,是现今艺术家们还未开垦的C女地,即便我有八张嘴也讲不完对这几千年丰富文化积淀的感受。
演出完,我们赶紧去了“后台”,看到化了最简单不过的妆的“演员”,最千金不卖的破烂“戏装”,和没了盖的道具箱(几根烂得再也不能烂的烂绳子,一个十字捆就算打包了)。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这种感动,我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千块钱,他们以惊讶加丈二和尚的表情呆呆地看着我,噙着眼泪给我下跪磕头,“谢谢!谢谢!”地一个劲儿地唠叨……
我赶紧拉起了“霸王”(他是团长),我说:“要说感谢应该是我们,我们全国的艺术家都是延安来的艺术前辈培养的,我们是来学习的……”
在热浪里我找了个箱子坐下来,我们聊得不错,什么话都说。剧团在这个贫穷的老革命根据地每天演三场,老百姓没有钱,都是给一分、二分的,给五分算是大钱,一天的收入才七八元钱,却养着十七八口人,饿不着就是了,至于吃肉那是天上的事。
回奔向延安的路上,我心里思绪万千,他们也是文艺工作者,每天收入不到十元就能满足,给他们一千元就下跪,我们呢?我们一些大腕们呢?他(她)们还有“光环”,还有“德艺双馨”,还有“访贫问苦”的“慈善”事业,他(她)们不给钱就不干,给了钱就走,有的腕们下了飞机还要求铺红地毯呢!
我们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们不应该反思吗?
一趟陕北下来,我深知我们下面的“艺术家”(没人把他们当作艺术家),他们虽步履艰难,尚且那么执著不疲地活着、演着、苦着、唱着。他们招待我们喝的浑浑的苦水是从二百米 深的井里打上来的,他们吃的是黑粑粑的糠窝窝,像当年老八路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一样,好心的大妈大娘为他们贴粑粑,至于他们的戏装,走到哪个村,哪个村的“四妹子”、“兰花花”帮着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真是“鱼水”之情,我能不感动吗?
我经常低头自忖,我们算“人民”的艺术家吗?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艺术家呢?首先我们的“艺术”在哪里?现在不仅歌唱界在走岤,美术界、书法界不也是在走岤吗?而且还是这些部门的头头们带头走岤。旧社会有李百万,现在可不仅仅是李百万了,现在是张百万、刘千万……
没有上过学的农民艺术家不一定没有文化,上过大学或吃了洋饭的“艺术家”梳的把子再大也不一定有文化。我们的歌曲不乏“想你、想你、想你……”,“我的泪、我的心……”,“给你一个吻,还我一份情……”来到陕北我才知道我们一些“艺术家”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想”,因为他们根本没动过“情”,更不会去“想”,一句话,他们还真不如陕北的那些“三哥哥”、“四妹子”来得实在。为了表现思念,他们在歌中唱道:“心想着你,喝油也不长肉了……”;表现走西口的哥哥为了早早回家见亲人,在歌中唱道:“不大大的小青马多给它喂上二升料,让它三天的路程两天到……”这些词你不觉得有灵气吗?拿了灾民三十万不留一分钱的腕们能唱出这种挖心窝子的歌来吗?
那个“霸王”就更甭说了,我们看过多少让霸王拉着空架子装腔作势的动作设计,再和这悲怆、触人灵魂的秦腔根本成不了正比,难道这些不值得导演们一思吗?
霸王临走叼着头发的处理,尤其是那单手抓发,一拨、一拧、一叼、一托、一抬,在视觉形象上处理得天衣无缝,这种处理,用他们最简练的回答是:“头都杀了,能让她耷拉着脑袋走吗?”这个“走”字也用得很精彩,虽然解释得通俗,但说的绝对准确。
为此,我想,我们当前“艺术家”只顾“实际”地去赚钱,不去做学问,不知道中华民族艺术上的巨大“财富”、“规律”和“贡献”全都寓于在民族民间艺术中。有钱就是娘,管他“海归”、“港台”,还是情场失意而变态的“情种”们发出的“泪”呀!“恨”呀!……真是喝了不少山西醋,酸得人们直起鸡皮疙瘩。
不下去生活,不体验千百年的中华民族艺术的真谛,得意洋洋地陶醉在自封的“天王”、“皇帝”、“歌后”、“巨匠”、“大师”、“鬼才”等这些自我多情的称呼上不知难受吗?
三十多年前,艺术家们都是经常下去“采风”的,现在有几个采风的呢?那时的艺术家比起现在的“三栖”、“两栖”、“想你”、“想你”不知要升华多少倍!
我深深感念三十多年前艺术家创作的歌曲:“九里里的山疙瘩,十里里的沟,一行行青杨一排排的柳,毛驴驴结帮柳林下过,花布的驮子晃悠悠……九里里的山疙瘩,十里里的沟,一座座水库,像一洼洼的油,羊羔羔叼着野花在大坝上逗,绿坝绣上了白绣球……”
还用说吗?这些音乐家在色彩的修养上,都是高手。一句话,他们根本就没离开人民,没离开这块生养他们的文化土壤,这是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文化。
我们下去感受什么?是旅游吗?不是;是走马观花、玩表演、搞炒作吗?更不是。我所见到的一切,草滩、高原、小曲、高亢、羊群、马嘶、枯井、涩水、姑娘、小伙、暮老、佝媪以及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看、画、聊、做、哼、讲、捏、剪……还有锣鼓、戏曲、民歌、舞蹈、岩画、土陶、剪纸、村长、农夫、大官、小官、县长、秘书、司机……信不信由你,下去以后这些概念会让你有翻天覆地的新认知,你会重新塑造你创造的艺术典型。
水,本来不值钱,但到了西北,即使一滴发黑的水,也是他们的命。在西北的小学生、老教师、老黄牛、小毛驴、他(她)们是一群相依为命的群体,为了水他们放下功课去四五十里地的黄河上拉水。这个长长的队伍,使你能想起长征时期的老弱病残队伍,想起爬雪山吃皮带的真实的、镜头式的联想……这里连小鸟都不来,因为没有水。
这个“长征”队伍艰难地向前挪着脚步,队伍后面万里无云,湛蓝的天空和路旁的羊群、小鸟,上天落地地跟着这个拉水的“长征队伍”后面,他们就是为了追上这个“水队”抢啄那一滴滴水花……
这铺天盖地的人、鸟、羊、驴,说不出多么壮观的场面,让你不可思议,这不是求亲送嫁,而是追求那一滴黑黑的活命水呀!
你绝不会为“壮观”二字而感动而赞叹,你这时的所有的感知就只有一个“心酸”而已!
让我们的艺术家来感受一下吧!这里是现实的生活,是活生生的娃儿、牛儿、鸟儿、羊儿……但绝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啊!祖国……”“啊!那晴空里飞翔的鸟儿……”“啊!那迎风摇曳的花儿……”
为了生存,为了一滴水而造就了如此壮阔的场面,不要讲有血有肉的艺术家见到这种场面,即使是小偷掺在这个真实的队伍里,起码他也要屏住呼吸而有感于人生艰辛。而此时心潮澎湃的艺术家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绝对的、抓心挠肺的表现欲和创作欲,于是他们发誓要写出那种可歌可泣、摄人精魂的作品来!
心灵的升华,一定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现实,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艺术,它同时带动了人生境界、生活视角、人生选择等种种方面的飞跃。我所强调的是,艺术家把这种上来下去的机会多给自己安排一些,甚至应该把她当作与自己终生事业不可分割的天职。
已古稀之年的我绝对没有古稀之感,我的头发未脱,四周一圈没一根白发,看晚报不戴眼镜,一画十几小时从没感觉累……这是画家的起飞之年,是画家的黄金年龄段,是结果不是开花的时节,因为什么?很简单,画家就是一个积累的职业,灵气算什么?没有积累就只画老生常谈,一辈子几个牡丹,几个梅花,几个印刷一样的人云亦云的题材。这样的职业不仅仅是艺术家,作家、医生、船长、编辑……都是越老越出色。
艺术家活到这个年龄对这个炎凉世界早已与“少年不知愁滋味”站在楼上的假叹息的年少朋友不在一个层面上,一生走下来什么没有见到呢!学到的、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身历其境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些磨灭不掉的记忆,这些是一生筛选下来浓缩的精华,它们是艺术家黄金创作年龄段的最有价值的素材,它决定了画家、作家、音乐家们独特的风格、形式选择和起跑航线……
画家在这个年龄上方才一见身手: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黄秋园等大家们,都是起飞在这个年龄段上。别看不起那一笔一墨,那不是两下子的事,那是用一辈子求索才换来的点点滴滴。
人生就是这么一次,选择艺术作为终生事业,那也就认了,但是这个职业绝不是鲜花、美女、金钱、地位,它的确是像科学家(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等)那样沧桑一生,枯燥无味、默默无闻。他们为了一个公式、一个发现而长年漂泊在荒山大野或与小白老鼠、玻璃试管为伍的生活空间里,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那个分子式、一加一、白垩纪、三叠纪、第二曲线、第三曲线……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才是人类更值得鲜花、掌声一大片的拥有者,试想今朝无电、无车、无房、无药,没有这一切,你那“天王”、“歌后”上哪儿吼去!
不言而喻,我为什么要大篷车,要下厂、下乡,要和老乡们一起捏、一起画、一起唱、一起舞、一起聊、一起哭,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可分割,我所有的创作没有悲伤,没有倾诉,和这个中华民族一样,再受伤害、再遭洗劫,仍然屹立在二十一世纪,而且是那样朝气蓬勃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而我面对的西北风吹、黄沙漫舞里成长起来的人民,二百米的井再深,照活;黑黝黝的粑粑再苦,照唱。穷日子过惯了还照剪、照捏、照写、照画,那黄河大锣鼓,惊天动地,可以想到那些打鼓敲锣的娃儿们怀里揣的都是苦粑粑。没钱穿绫罗绸缎,可有红纸、绿纸、红线、蓝线……别看炕头上老奶奶满面沟壑,可那手巧的用什么话也夸不够她……城里的春节没有山洼洼里的门里门外、男女老少装饰的色彩上那么喜气、那么招眼。甚至牛、羊、鸡、狗、小毛驴头上都是红头绳、绿绣球。那氛围、那心气……城里人是永远赶不上的。
穷是穷,可活得有滋有味。
为我走这条民族现代化的路,虽然看我笑话的有之,尖酸刻薄批判我的有之,我不在乎。我心想,我跟着中国大地的“陕北老奶奶”们是没错的。她们的后方是长城、黄河、长江、喜马拉雅山,那里屹立着千古不灭的龙门、云冈、贺兰山;黑山、沧源、石寨山;良渚、安阳、莫高窟……我自己是“中国的儿子”。我也大言不惭、问心无愧地讲,我是中国的艺术家。是中国“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至死不忘叼在霸王嘴里的那把黑头发。至死不忘那个长长的人、鸟、牛、驴、老少男女艰难拉水的新的“长征”队伍……我没忘了人民,没忘了祖国……
我还要不断地创作下去,深入下去、大红大绿下去,“野、怪、乱、黑”下去,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她的风采远远还没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
我希望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大篷车。那里有俯拾即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上的宝藏。
“三江源”就在那里……
他和她
吴冠中
她成了婴儿。
病作弄她,她忘记了有几个儿子,但能说出三个儿子的名氏。早上他守着她吃了药,说好中午、晚上再吃,转身,她将一天的药都吃了。于是他只能按次发药给她吃,平时将药藏起来。
她自己知道糊涂了,很悲观,连开放水管与关闭电视也弄不清。家里不让她接触火、天然气,但她习惯每晚要到厨房检查一遍,检查煤球、煤饼炉有没有封好火,封火,是她平生的要事。现在只须开关天然气及电门按钮,但她仍说是封火,每次试着开关多次,最后自己还是糊涂了,不知是开是关,于是夜里又起床到厨房再检查。家人只好将厨房上锁,她不乐意,到处找钥匙。无奈,他只好开了锁,跟她走进厨房巡视一遍。
每晚,他们各吃一个酸奶,总是她从冰箱里取出酸奶,将吸管Сhā入奶盒,然后分食。最近一次,刚好只剩一盒酸奶了,谁吃,互相推让。因吸管也没有了,她找来小匙,打开奶盒,用匙挖了奶递给他,像是喂孩子,是她没有忘记终身对他的伺候呢,还是她一时弄错了,该递给他盒奶而不是用小匙喂奶。夜,并坐沙发看电视,她不看,看他毛衣上许多散发,便一根一根捡,深色毛衣上的白发很好寻,她捡了许多,捏成一小团,问他丢何处,他给她一张白纸,她用白纸仔细包起来,包得很严实,像一个日本点心,交给他,看着他丢进纸篓,放心了。
他的妹妹是医生,从湖北常来电话时刻关心她新近的病情,哭着说报不尽琴姐(嫂子,即她)的恩,因家穷,以往总穿琴姐的衣服。他同她回忆这些往事,她弄不清是说事还是说情,反问:是衣服太瘦?欣喜与哀愁一齐离她远了,她入了佛境。有一次,她随手抽出一张报刊画页看,看得很细致,她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来她在画页上没找见他的作品,有疑问,想提问。他见她语言又生了障碍,更心酸,拍着她的背说:不说了,不看了,早些睡觉吧,今天输液一天太累了。她很听话,让他牵着手走进卧房,他发现她忘了溺器,这本是她天天自己收捡,连阿姨也不让碰的工作。
他两年前病倒,像地震后幸存的楼,仍直立,并自己行走,人家夸他身体好,不像86岁的老人。其实机体已残损,加之严重的失眠,他是悲观的,他完全不能适应不工作、无追求的生活,感到长寿只是延长徒刑。最近她的病情骤变,他必须伺候她。她终身照顾了他的生活,哺育了三个孩子,她永远付出,今日到他反哺她的时候了。他为她活着,她是圣母,他愿牺牲一切来卫护圣母。他伴着她,寸步不离,欲哭也,但感到回报的幸福。但他们只相依,却无法交谈了。她耳背,神志时时不清醒,刚说过的话立刻全部忘掉,脑子被洗成了白纸。他觉得自己脑子的底色却被涂成可怕的灰暗。
医生诊断她是脑萎缩,并增添了糖尿病。因此每顿饭中他给她吃一颗降糖药。有一回儿子乙丁回来共餐,餐间乙丁发给她降糖药,她多要一颗,给他吃,她将药认作童年分配的糖果。
春光明媚,阳光和煦,今天乙丁夫妇开车来接她和他及可雨去园林观光,主要想使她的思维活跃些。到她熟悉的中山公园,但无处停车,太多的车侵占了所有的街道和景点的前后门,他们只好到旧居什刹海,停车胡同中,步行教她看昔日的残景和今天的新貌。老字号“烤肉季”新装修的餐厅里,一些洋人利用等待上菜的时刻,忙着在印有圆明园柱石的明信片上给友人写短信。她看看,并无反应。又指给她看自家旧居的大门,她说不进去了。她将当年催送煤球、煤饼,倒土、买菜、买糖的事一概抹尽,这住了20年的老窝似乎与她无关,或者从未相识。
她和他在家总是两个人吃饭,吃饭时他正忙事时她便自己先吃了。有一回晚间他发烧,立即去医院,家里正晚餐时候,叫她先吃,她很快吃完,但吃完后一直坐在饭桌前不走,等他回来吃饭。偶尔他因事晚回来,冬日下午五点钟,天已擦黑,他进门,厅里是黑的,餐厅是黑的,未开灯,不见她。卧室阳台的窗户上,伏着她的背影,她朝楼下马路看,看他的归来。
一次,她自己在床上摆弄衣裤,他帮她,她不要,原来她尿湿了衣裤,又不愿别人协助。她洗澡,不得不让步让阿姨帮忙了。他洗澡都在夜间临睡前,她已睡下,听到他洗澡,她又起床到卫生间,想帮他擦背。年轻时代,谁也没帮谁擦,她只为三个孩子洗过澡,那时是用一个大木盆擦澡。面对孩子,她的人生充实而无愧。她今天飘着白发,扶着手杖,走在公园里,不相识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奶奶,一声奶奶,呈现出一个灿烂人生。
他有时作些小幅画或探索汉字造型的新样式,每有作品便拉她看,希望艺术的感染能拉回她些许情丝。她仍葆有一定的审美品位,识别作品的优劣,不过往往自相矛盾了。有时刚过一小时,再叫她重看,她问:什么时候画了这画,我从未见过。他不能再从她获得共鸣。没有了精神的交流,他和她仍是每天守护着的60年的伴侣。他写伴侣二字,凸出了两个人,两个口,两道横卧的线,两个点,浓墨粗笔触间两个小小的点分外引人,这是窥视人生的眼,正逼视观众,直刺观众的心魄。
1946年在南京,教育部公费留学发榜,她从重庆赶到南京结婚,“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们享受到了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但她,虽也欣慰,并非狂喜。这个巨大的人生闪光点也很快消失在他们的生存命运中。最近,像出现了一座古墓,他无比激动要以“史记”为题记录他年轻时投入的一场战役。陈之佛先生作为教育部部聘的美术史评卷者,发现一份最佳答案,批了九十几分。发榜后他去拜访陈之佛,陈老师谈起这考卷事,才知正是他的,他泪湿。但谁也不会想到陈老师用毛笔抄录了那份1800字的史论卷,抄录时他也不知道谁是答卷者。60年来,陈老师家属完好地保存那份“状元”卷,那是历史的一个切片,从中可分析当年的水平,年轻人的观点。陈老师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殷切期望,其学者品质和慈母心肠令人人敬仰。他家属近期从他有关文集中了解到他正是答卷人,并存有陈老师为他们证婚的相片及为他们画的茶花伴小鸟一双,也甚感欣慰。他同她谈这件新颖的往事,60年婚姻生活的冠上明珠,她淡然,此事似乎与她无关,她对人间哀乐太陌生了。他感到无穷的孤独,永远的孤独,两个面对面的情侣、白发老伴的孤独。孤独,如那弃婴,有人收养吗?
因一时作不了大画,他和她离开了他的大工作室,住到方庄90年代初建的一幢楼房里,虽只有一百来平米,但方向、光线很好。前年孩子们又给装修一次,铺了地板,焕然一新。春节前后,客送的花铺成了半个花房。孩子们给父母不断买新装,都是鲜红色,现代型的。她穿着红毛衣、红袄,手持杖,笃!笃!笃!在花丛中徘徊,也不知是福是禄。
但老年的病痛并不予他安享晚年。他不如她单纯,他不爱看红红绿绿的鲜艳人生,他将可有可无之物当垃圾处理掉,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空间,他的人生就是在空间中走尽,看来前程已短,或者还余下无穷的思考。思考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了。他崇拜过大师、杰作,对艺术奉之以圣。40年代他在巴黎时去蒙马特高地参观了那举世闻名的售画广场,第一次看到画家伸手要法郎然后给画像,讨价还价出售巴黎的风光和色相。啊!乞丐之群啊,他也只属于这个群族,仿佛已是面临悬崖的小羊。从此,居巴黎期间他再也没去过这售画场,而看到学院内同学们背着画夹画箱,似乎觉得他们都是去赶高地售画广场的。今天住在姹紫嫣红丛中的白头人偏偏没有失去记忆,乞丐生涯是自己和同行们的本色。在生命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对生生不绝的人类作出了新的贡献,躯体之衰败便无可悲哀。他和她的暮年住在温暖之窝,令人羡慕,但他觉得同老死于山洞内的虎豹们是一样的归宿。她不想,听凭什么时候死去,她不回忆,不憧憬。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奶奶爷爷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
泣血的歌者
李登建
从青龙山脚下到黄河南岸这块苍黑色的土地,就是反复出现在我笔下、让我一生也写不完的梁邹平原。
可实际上,我多是凭记忆来描画她的模样,而且这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或许还是很表象的。有时候我问自己,你认识她吗?我内心的回答迟疑而不肯定。我离开她已经很久,拿我在她怀抱里待了二十年的短暂经历,怎能面对她的古老、广阔和深邃,在她面前我真正感到了卑微、无力。好在我生活的城市离她并不远,隔段时日,总可找“借口”回来看看她。我乘车越过黄河,徐徐地自北向南,我趴在窗口,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她的一景一物,陶醉于那一轴渐次展开的画卷,热热的情怀又撩动得不能自已……
一
不,不要用“她”字来指代这块土地,“她”字与这块土地还不十分吻合,应该换成“他”字——不知怎的,说到这块土地,我眼前就立起一个面色黧黑的北方汉子的形象,他阴郁着脸,身上黑黑的肌块沉默着,显得有点疲惫和苍老。但是他的骨骼却瘦硬而强健,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劲儿,使你相信他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跌倒了,咬着牙他也要向前爬。而他高了兴,会发出阳光般爽朗、响亮的大笑,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惊。
这种印象肯定带着我的主观色彩,不过你可以到这里来——秋天,草木衰萎、凋零,平原空旷、萧索,秋收结束,大片大片灰暗的泥土祼露出来——哺育了一茬儿庄稼、被禾根吸走了养分和水分的土地躺在那里喘息,粗重、微弱,好像再也没力气支撑了。地边一半株玉米棵或者茼麻秆儿,在风中瑟瑟地抖着,风雨洗掉了它们的血色,恰正呼应着河岸上落了一地叶子的树木和沟底残败的芦花。河流和沟渠大都干涸,偶有一截存着水,像混浊的眼睛忧郁地望着天上的云朵。与河岸、沟壑平行或者毫无联系但却在某个地方绾成大疙瘩的土路,布满纷乱的车辙,如同蠕动的毛虫,但无论向哪个方向都把你的目光牵引很远很远,直到模糊为一派苍茫。平原是如此的沉寂、凄清,了无生气。谁能相信,熬过这残酷的冬天,第二年春天南风吹来,平原还会苏醒,地面闪烁星星点点的绿意;继而汹涌绿波漫过田亩,拍打高高的土坎、河堤,哗哗欢笑着在树丛顶端翻卷美丽的浪花?
我却不怀疑平原的战胜死亡、死而复生,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每年我都回故乡过春节,我的故乡是一个距青龙山四五里路的小村庄。我在哥哥嫂子蒸了一笼笼馍馍,煮熟了猪头下货,又烧开油锅炸肉、炸鱼、炸绿豆丸儿,侄儿偷出爆竹到街上燃放的时候,独自一人来到田野里。我顺着田垄或者废弃了的小道走着,这对我是很难得的享受,我与土地贴得这样近了。我驻足,徘徊,我好像来寻找什么。可是腊月里的平原有什么呢?荒坡上被孩子们烧荒后留下一圈圈草灰;土堰、田埂阴面还存有陈棉絮似的雪渣;说不定哪会儿,铅块一样的冻牛粪和冻牛粪一样的鸟尸硌了脚;那边一座新坟坟头白幡摇晃,散布着死亡的气息……灰黄。苍白。静止。僵死。除了我那粗手笨脚的父老乡亲,没有人还对它抱有幻想。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在深冬的平原抗不住彻骨的寒冷。然而就在我绝望地要返回的时候,忽然隐约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心脏扑扑搏动的声音。我凝神谛听,这声音竟轰鸣如鼓了。原来这声音就是平原的心跳声。它来自平原深处。这是我的错觉吗?我确信我听到了这声音。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激动万分:只要心不死就行!果然,这个年假结束,我去向田野辞行,就在一堆枯草根下面发现了拱出来的针尖似的嫩芽,就看到畦畦麦苗儿悄悄脱下破衣烂衫,换上新装,舒展娇柔的身姿……
我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平原!你从每一次的死亡里获得新生,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这样。
二
我实在找不到多少根据来证明我的梁邹平原多么出众,事实上它也太平常了。不像塞北那样宏阔苍凉,没有江南的滋润灵秀,论肥沃不如八百里秦川,地貌也说不上有特点,从文化角度看又极少可夸耀的古刹和碑林。它就是黄河下游的一块土地,与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区别不开。难怪没人注意到它。好像更不值一写。
但是这不妨碍我的平原上也有一串引人注意而又富有诗意的名字,如青龙山、杏花河、小清河、月河、黛溪……有读者从我的散文里读到“青龙山”、“杏花河”后,询问是不是我为其命名,把它们美化了,没有,这都是它们的真名。
每个美丽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但从这里也看出,我的梁邹平原自古就多灾多难。我曾查阅过史学家曲延庆编修的《邹平县志》,在《历年自然灾害》一章,“大旱”、“大涝无收”、“旱,无麦”、“久雨,河决”、“旱灾,人食草根树皮”、“大水没稼”、“雹积尺许”、“蝗虫遍野”、“大雨、雹”、“大风忽起毁屋拔木”、“蝗灾”、“旱,夏粮绝”、“滛雨,瘟疫流行”、“大霜杀麦”、“地震坏民舍”……这类字眼密密麻麻,拂去岁月的烟云,它们就像穿透木板露出锋利的亮尖儿的钉子,扎得我两眼生疼。据统计,这里春旱年际频率高达92%,夏旱年际频率占69%,秋旱年际频率为48%,有时还发生连季旱,更为甚者是连年旱。如果说连季旱连年旱的情况几年一遇不算很多,春旱夏涝或者夏旱秋涝却几乎是一年不落。非旱即涝,旱和涝这两个恶魔轮番蹂躏着平原。风灾、雹灾、霜灾、虫灾则是趁火打劫的行家里手,瞅准机会就在平原干瘪的肌体上撕一块肉,扯一层皮。
目光凝滞于发黄的纸页,我一阵阵晕眩。沉重?哀怜?焦虑?悲愤?我踉跄着跑到平原上,然而该怎样安慰它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平原也无声,沧桑但却平静,好像这里从不曾发生什么,或者什么都无所谓;抓一把泥土,还是温热的,飘着淡淡的芳香。这就是我的平原,今年遭灾看来年,小麦歉收还有大豆,是土地就呼唤种子,该播种的时候它又毅然接过农人的期望……
三
现在,我就站在杏花河河岸上。
这次我是回来看望病重的老父亲的。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庄稼人,土里生土里长,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山西大寨村参观梯田出了一趟远门,此外再没走出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像养育一粒种子、一棵庄稼,养育了他,给了他幸福、欢乐,也让他吃尽了苦头。作为他那一代农民,父亲一辈子贫穷,到老没积攒下什么财富。但是应该说父亲的人生也很了不起,当过互助组长、生产队长、村长,他不但带出了一个粮食亩产过千的“红旗队”,而且从他手上矗起了一座七间北屋的宅院,送出去两名大学生,还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完成了“任务”之后,老年的父亲从面色到身上的气味都越来越接近这块土地,腰也更深地朝土地弯下去。终于前几天他帮我哥赶牛耕地,瘫倒在老牛踩出的深坑旁。
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我脱身出村,去看望久违的平原。平原前不久也遭了难呀!今年是旱涝双灾,先是两个多月没落一滴雨,烈日喷火,灼伤的平原像红鏊子上的煎饼痛苦地扭动;后又降三场大雨,积水深及膝部,浅处也没了脚脖儿。天连阴数日,没出土的种子沤烂了,秧苗则像呼救的孩子一样挣扎。所幸灾难不是永远的,按乡人的话说老天爷总有睁眼的时候,而只要有喘息的机会,站稳脚跟就不再怕什么——也不过十几天的工夫,平原已慢慢缓过来,虽然高粱从泥水里挺起,有的秸秆还歪斜着,玉米孱弱、蜡黄,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棉田里补的苗刚返青,谷子迟迟才露出头……但是它们却抖起了精神,憋足了劲儿,眼瞅着油亮的新叶就抽出来,茎秆争相往上蹿。庄稼棵子挤挤挨挨,推推搡搡,聚而成团,拢而为簇,仿佛就在刹那间整个平原涨高了三尺。站在河岸上,我看到浓稠的绿向远处铺过去铺过去,天地间变得逼仄,大块的云朵被这绿挤到了天边。多么隆盛的场面啊!我张大嘴巴“啊啊”着,脑海里蹦跳着这样一些词汇:壮阔、博大、浑厚、雄健、饱满、健康、众多、势不可挡、无与伦比……随即,乡间年集上、广场上、戏台子下那万头攒动的情景在心屏映现、叠印,同时胸口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着,而又那么痛快淋漓……
天接近正午,农人都已收工,一声懒懒的牛哞也听不见了,唯有身边的杏花河河水在平缓地涌动,像一匹抖开的米黄中揉进少许蛋青的锦缎。一盏盏水泡擦过水草破灭,发出丝丝细微的声响。我背着水流走下河岸,来到田里,来到密丛丛的庄稼中间。股股热浪扑向我,立刻将我感染成了一棵玉米。我的脚、腿都绿了,头发绿了,成了它们中的一员,这时候我听到了它们絮絮的低语,甜蜜的笑,清脆的歌声,还有激扬的欢呼,声嘶力竭的叫喊……静静的平原其实是一个喧腾的世界,是无边的生命的乐园。在这里,每个生命个体都处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状态,身上都洋溢着蓬勃的野性和迷人的青春气。也许这些快乐的孩子已完全忘记了昨日的浩劫,他们透明鲜亮的心灵并未留下任何阴影;也许正是那刻骨铭心的浩劫使他们更加热爱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命,把生命推向极致。
如沸如燃的六月的平原啊……
四
我觉得我与平原不可离分了,至少精神上是这样。无论在平原腹地,被庄稼们呼啦啦拥着,它们的叶子扯紧我的衣袂,牵住我的手;抑或一个人孤独地踯躅在城市街头,四周有坚硬冰冷的钢筋水泥的阻隔,浓郁的泥土味、庄稼棵子味都不会从我的嗅觉和记忆里消散。好像这里面还裹进了农人的汗味、骡马皮毛被汗水浸湿的那种味儿。成年累月侍弄土地、与庄稼棵子厮磨在一起的农人——他们站在高粱地里就是一株株高粱,蹲下是一堆土坷垃——锄地或者施肥时呼哧呼哧地粗喘,大汗淋淋。骡马也是这块土地上的生灵,是农人的好伙伴,有人的地方是少了它们的。
这热烘烘的气息的包围、熏染,使西装革履包不住我骨头里的土腥气,至今我还保留许多乡下人的生活习惯与习性,我写作时常常使用家乡的土话。我因此遭到嘲笑,甚至刚吃了几天城里饭、父母仍在庄稼地里滚的人也嘲笑我。不过我也嘲笑他们,因为他们嘲笑我就是嘲笑我的平原,嘲笑我不要紧,嘲笑我的平原,我就不能不笑他们浅薄。
我的平原是贫贱的吗?不是。农历八九月,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漫长的孕育,经过了风吹雨淋、露浸霜打,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绿豆、芝麻、晚稻、红麻、棉花以及苹果、梨、枣、山楂、柿子……都成熟了,都捧出累累硕果。辽阔的平原到处堆金垛银,那融融辉光映亮天宇,映亮了农人的脸庞。谁会有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谁能这般豪华,这般气派?只有平原。那是一种谁看了都艳羡的丰足、殷实,那是一种大富贵,大善大美。这个时候,我贫瘠寒微的平原真正获得了尊严,就是原先瞧不起它的人也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它又不同于皇宫王府的珠光宝气的奢华,更不是小家碧玉穿金戴银的显摆,不,它丝毫没有炫耀之意,它不要彩旗,不要礼花,连华丽的地毯也不要,顶多衣襟上缀了点点朴素的小野花。它本身的金和银也不是多么耀眼,你仔细看还会发现,那玉米的金棒是包在一层干枯的皮里的;谷子的金穗和它枯黄了的叶子的颜色差不多;大豆、芝麻的金粒儿藏在厚壳里,那金粒儿饱满了,润泽了,那壳儿则干瘪了,丑陋了;棉花也如此,开过几喷银白、鲜艳的花朵,不但叶子就失去光泽,枝条也渐渐萎缩,瘦下来……而且,也许是拼竭了力气,也许因为成熟了,它们都不再像青春时期那样来一阵风就载歌载舞或者吵嚷半天,那天真烂漫里不免带点儿轻狂;也不像到了“中年”,粗大的骨节透出凛凛的傲然之气,它们谦卑地低垂着头颅,沉默不语——如果是人,它们应该是把喜悦深深埋在心底,外表静如秋水的那一类,是不会说不会道、特别朴实厚道的那一类,是“贫而无谄难,富而无骄易”的那一类——浩瀚的平原就这样没有喧闹声、喜庆声,浑朴、凝重如泥土。可是这难道不是更为高贵的自尊?谁不在这份自尊面前肃然起敬!
我最喜欢这时候到平原上来,细细地感觉这平静后面的不平静,这沉入甜蜜心境的苦涩酸辛的回忆;感觉我的平原瘦弱躯体里不竭的热情和永恒的力量,胸腔便鼓荡起自豪感,在城市鄙视下的自卑荡然无存。可是,当我长久地在庄稼对面伫立,我多想一棵棵地扶直它们,但我做不到,我的手一松,它们立刻恢复了原样;有的根本就无法扶——它们已经跌倒在地了,仍艰难地擎着那金焰穗子;另外一些通体疙疙瘩瘩,梢头的疮痂却还很“嫩”,我不忍触摸;替它们大喊一声吧,它们又总以沉默的眼神制止我……这就是它们,它们就是平原的形象,它们就是平原的魂!我简直不敢正视它们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下,如何不来这儿看一看?只是如今我很少还能来成,平原已开始“拒绝”我——这是平原上最繁忙的季节,村子里没有一个闲人,从十来岁的孩子到七八十的老人都在坡里抢收庄稼,一年的血汗凝结的收成到了手,那个从冰封的冬天就萌发的梦才算圆了,他们的腰杆才挺而硬。我正当壮年却都早早落下腰疼腿疼病的哥哥嫂子天不亮就下地,星星满天还不收工,累得混在谷个子堆里或者在玉米秸捆儿上一歪就呼呼睡去,这样他们也不对我叫一声苦,不让我去帮一把,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亲兄弟当成了尊贵的城里人、客人;我怎好再来“赏景”,来旁观他们牛马般的劳作!我只能借出差的机会从平原上走一遭,任它芳香的彩浪柔柔地拍打我的车轮;如果没有出发的机会,我就登上四楼阳台,呆呆地遥望它模糊的面影……
五
我的平原就是这样无声地屹立在那儿。你能说它很美?可是,你能说它不美?
不管它美还是不美,不管它稻谷飘香还是荒歉年景,也不管它洒满阳光还是被风雨击打、被霜雪掳掠过,我都无法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它的儿子,它是我的根。
如果可能,我愿意一辈子在平原上行走,用脚掌、用目光去抚摸它每一寸干涩、粗糙的肌肤。那土路、田径、荒坟、枯井、瓜棚、水车、泥塘、古桥……我永远亲不够;庄稼、树木和杂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的情绪也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老牛拉着铧犁,拖着疲乏的腿脚,农人佝偻着背,肩荷重负从我眼前走过,我背上也压了块石头;麦垛和黄泥屋的柔和的轮廓在远处隐现,花瓣上的露珠和窗玻璃上的红霞点燃了我的眸子,我都一样地不能忘怀,然后我会像它上空的鸟儿一样,或婉转,或尖锐,或欢快或悲怆地鸣叫不停。
我知道,不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已是大不孝,就让我做一个歌者,为平原父亲泣血而歌。
但愿我的歌像一缕清风拂去平原苍苍脸颊上的灰尘,像一脉溪流在他古老的心里荡起道道波纹,也如同一杯热酒,烧得他脉管膨胀、狂躁不已……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将来有一天我和我的歌声都融入了泥土,那壤粒儿又嘤嘤嗡嗡飞起来、唱起来……
潮湿
马莉
南方热带的气息蕴积了大地上最潮湿的部分,南方的空气在潮湿的绚烂中荡漾着腐败的G情和追逐,在那些冥想的屋宇和人影浮动的大街小巷的拐角处,潮湿像不朽的睡眠一样攫住了人们行走的脚步和居住的声音。
在南方,所有女人的生命都注入了芬芳馥郁的香气般潮湿的气息,那些在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的俗常事务、语言、想象、季节、茂密的树叶以及一朵花瓣上的迷蒙的潮湿部分,几乎都延伸着南方忽隐忽现的时间和南方女人身体里的最迷人的现实。我喜欢在潮湿的天气里出门购物或者在家中写作,尤其在阴雨绵绵的天气里写作,我的心情会使我的面孔变得平静而安详,我的所有灵感会从我的脚下沿着我身体肌肤的每一个细小的毛孔、蓝色的毛细血管、绿色的神经,爬遍我的全身。我喜欢潮湿的日子就像我喜欢贴近我喜爱的人身体上那些最为亲切的部分,那些气味,那些感觉,我喜欢在一种气味和一种感觉之中展开我的想象与思考,这一切让我感到安全和可靠,就像爱人的手伸过来,牵着我走出户外,给我叙述生活中最为干燥和明亮的部分。
今天中午我在书房里偶然翻到一幅照片,是法国探险摄影家戴西莱·夏尔奈于1859年在美洲考察期间拍摄的,照片上是一个印第安人正用嘴通过一只很长的瓢吮吸一棵巨大的龙舌兰汁,然后他把吮吸进瓢里的汁再倒进背囊里……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张具有强烈热带潮湿气息的照片上,那巨大的龙舌兰是我从未见过的叶肉质植物,它以我从未见过的粗壮和膨大撼动着我的视觉,那些伸展出来的肉叶像一只只巨型的手指,那些手指比正常人的腰围还粗,比正常人的身体还高。热带的植物总让我想到母性,永远的母性,想到她们的丰|乳|肥臀。我注视着这些古怪的手指——我称它们为手指,因为它们确实像极了母性的手指,更像母性的身体,储存了许多水分、|乳|汁和营养的身体。那个印第安人正在热情地吮吸着它。照片上的说明文字告诉我,这些印第安人利用这种龙舌兰汁发酵并酿制成一种“龙舌兰酒”。这种酒的名字真好听,有一种热带雨林的气息,只有热带雨林气候才能生长出这样饱满肥硕的热带植物并酿制成这样的热带酒。在南方,在我生长的亚热带的海边,我见过许多沙滩上、石头边上、路边上的剑兰,它们的形状像极了龙舌兰,也是叶肉质植物,它们几乎与仙人掌一同生活在南方炎热而潮湿的天空下,但体积却比龙舌兰小许多,我不知道剑兰的老祖母是否就是龙舌兰?
只要是冬天一过,春天一到,南方的屋宇就开始了它那一年一度的潮湿的历史,这是一年四季中最G情澎湃也最危机四伏的历史。我从小就知道潮湿是从一间房子的里面开始,从一张间隔的玻璃门开始,从一面墙壁开始,从行走的地面开始,从厨房酱色的瓦瓮开始,从盐瓶的盖子边缘开始,从桌上的彩色大花瓶开始,从大衣柜的开门与关门的气味中开始,从所有能够被目光注视的地方和被身体触碰到的细微之处开始。我的祖母是北方小脚女人,她最仇恨南方潮湿的季节,春天到来了,她几乎从不下地,从一张床到一张沙发,拿着把大葵扇成天斜靠在一张靠背枕上,总爱光着上身,一对雪白的奶子面对着墙壁,总爱闭着眼睛小声地唠叨着:这天还有完没完哪!后来,她终于无法忍受南方的潮湿,她更害怕她不小心死在南方,埋在一个她不喜欢的潮湿的会发霉会长虫子的土地上,她坚决要求回到她的北方去,回到她那干燥的寒冷的土地上去,然后心安理得地死在那里埋在那里。可我的父亲不同意,因为那时他还在上海军医大学学习;我的母亲几乎天天都要值夜班;我和妹妹都还很小,我六岁,妹妹才四岁。但没有办法,奶奶非要回北方不可,这件事情几乎轰动了我们居住的那座小小的医院,院长伯伯来劝,主任伯伯也来劝,许多叔叔阿姨都来劝,但奶奶的态度似乎很坚决,她说:“我的养老板都挑选好了,我得亲自回去看看,然后买下来,明年就可以做一个棺木了,我不回去谁也做不了主。”院长伯伯对奶奶说:“南方也有好的棺木,我们给您老人家挑一个最好的好不好?”奶奶说:“南方再好的棺木也会发霉,也会长虫子,因为南方白天潮湿,夜晚潮湿,冬天潮湿,夏天更加潮湿,南方的土地根本养不了人,活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死人在地下也一样湿气太重,死活都受罪。”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是坐在我家门前一棵木瓜树下的藤椅上,她的白色对襟绸衫由于身体出汗而变得潮湿柔软起来。她拿着一把大葵扇子一下一下地扇着,仿佛要把那些跳荡的炎热情绪从她身边赶跑似的。
另一个天气潮湿的欲雨未雨的下午,我的二叔从北方来到南方,他要把我的奶奶接回北方去。那天下午全院的叔叔阿姨们都来送别奶奶,他们来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因为奶奶要等一辆三轮车来接她和我二叔到火车站去,他们也就和奶奶一起等,等呀等呀,等了好久,一边等奶奶一边流泪,叔叔阿姨们也都跟着流泪,奶奶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就有人上前安慰奶奶说:“将来我们去看您老人家去!”奶奶说:“别来看我了,我都在土里了,也看不见了。”因为奶奶是全院最年长的老人,每逢过年,连院长伯伯们都来给奶奶拜年,现在奶奶要走了,大家心里都有些不舍。三轮车到的时候,终于下起了小雨,我看见奶奶小心地被我二叔扶着上了三轮车,奶奶回过头用她的目光寻找我和妹妹,还有我妈妈,然后车子就开走了。我看见许多大人都哭了,我不明白叔叔阿姨们为什么对奶奶那么有感情。我对奶奶没有多少感情,因为她疼妹妹,不太疼我,她不太疼我的原因是我长得像我母亲不像我的父亲。
现在我的奶奶已经死了,她已如愿以偿地埋在了北方那片干燥的土地,而不是南方潮湿的土地。多年以后,我的父亲也去世了,他也回到了我奶奶的身边。
在我的生命史中,我的母系家族来自于南方,我的父系家族来自于北方,因此我的写作实际上被身体里两股力量牵引着,碰撞着,时而发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声音,我的写作属于明亮的天空下与潮湿的大地上的写作,属于对个人经验的体验与幻想的写作,属于南方的写作,属于女性的写作。
南方的土地和天空由于它的潮湿而呈现出一个无限遮蔽的历史,就像一部女人身体的历史,缓慢地朝向另一个诱惑的世界敞开着她的幻想,在潮湿的大地上,|乳|房与生植器一起象征了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自然的属性……潮湿,只有潮湿,才能让不可捉摸的肉体迅速在欲望的冒险之中变得牢固而可靠。一个女人的身体如果不再对欲望产生一种来自身体的强烈的敏感,不再对欲望产生巨大的潮湿的反应,这个女人已经被生命所击败,这个女人已不再是女人。这个女人或者已呈中性状态,或者已步入生命的后期。X欲的体验无论是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入或者是迅速地进入,都要在巨大的潮湿的漩涡之中被身体呢喃和虚构,通过潮湿的嘴唇亲吻、潮湿手指的抚摸、潮湿的呻吟与叫喊、潮湿眼睛的注视,潮湿身体的互相缠绕……而进入梦境,达到欢乐的高嘲。人类身体强大的潮湿力量是人类在生命初始的巢岤之中就存在的神秘的力量,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力量,一种虚弱的玫瑰的力量。人类就像废墟上的玫瑰一样,在潮湿之中盛开着、互相拥挤着、舔舐着而生长,呼吸着痉挛的空气,行走在湿漉漉的、落日照着的自己家园的芳香小径上。我的老保姆喜欢南方的每一个季节,因为她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人,她说春天一到木瓜树就开花了,柚子树也开花了,芒果树也开花了……她说夏天一到大地上的所有虫子就开始叫唤了,要寻找一个相同的伙伴一起玩耍了。我的老保姆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似乎有些湿润,此时的她显得更加勤快和明朗,并且用一块干爽的大抹布开始擦拭我们家所有潮湿的地方,每一块玻璃、墙壁、走廊、地面、衣柜、抽屉……都由于春天的到来需要重新更变自己,就像一个女人即将在一个强大的潮湿磁场中开始自己分娩的历史一样,艾略特在诗歌中这样描述:“好像灵魂离开遍体鳞伤的肉体/好像理智把用旧的肉体抛弃”……哦,当我的老保姆将整个房间擦拭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时候,她身上的肌肤和衣裳却浸透了潮湿的汗水,散发着树木到处盼望着叶子生长的喜悦气味。
我是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女人,我已习惯了南方的潮湿对我的身体日积月累的袭击,由于南方的潮湿,所以南方的太阳永远是强烈的甚至是猛烈的,南方的水果永远是阴柔里隐藏着躁烈、芳香中裹挟着奇臭,因为植物与果实在潮湿的土地与空气中饱吸了太阳的精气,抗衡着来自于大地深处的阴霾湿雾、蛮烟瘴雨。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的母亲,我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都是生长在亚热带的南方女人,我很想知道我的外祖母、我的曾外祖母、我的玄外祖母……她们的相貌、她们的声音、她们的婚姻和历史。但是我无从知道,因为我的家族没有修下一部完整的族谱。我只知道,在南方这片潮湿阴暗炎热而阳光却无限灿烂的土地上,我的母系家族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种植历史,她们的种植都与大地的潮湿相关,与她们的生育、眼泪、爱情、怯懦和梦想相关。
昨天傍晚,一个我十分想念的朋友突然来看我,他带来了一种热带水果榴莲,当他用一把刀子剥开水果坚硬的表皮的时候,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臭气。这个朋友对气味是敏感而准确的,他说:“这是一股美丽的荡妇的气息,你闻不出来吗?”我说我实在对嗅觉不如对视觉与听觉与味觉来得更细致和敏感,因为这个世界已然被各种气味污染了,我无法对各种混合的气味一一加以辨别……他笑了,他说我还是那样调皮,还是那样在关键时候逃之夭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底深处有一只静止的鸟儿正在扇动着翅膀准备飞翔,但倏忽之间就消失不见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因为他身体的某种强烈气息在我的整个房间的上空旋卷,我渐渐地感觉到了来自我的身体的反应,是一种像春天万物生长时刻的潮湿、渴望与惴惴不安。我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我曾经最爱过的一首普希金的小诗:“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我会想念你,但我不再爱你,爱曾经使我不顾一切,但我现在已不想不顾一切了,因为我已不再爱你。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我打开抽湿机,因为我已沐浴完毕,身体干爽,我祼露着干爽的身体正准备入睡,但是我又随手翻到了一本法国小说《孽缘》,在其中一页中我读到了一段与我此刻的心情十分吻合的段落:“……就在那个夏天,人们无法在路上行走,因为沥青都被晒化了。八年了!……人们一天洗10个澡也不觉得凉快。我同玛丽·休一同去了海滩。她好像去叫卖什么东西……几个月内好像都没有什么风,微风也没有,人们盼望着暴风雨……”小说家把热带的气息与热带的心情揉进了最突出的回忆之中。不知为什么,这一段简洁而没有多少内容的段落却让我的视觉接触到了南方以南的所有地方,那些角落里生长的潮湿的声音和不断幻想的来自树木的G情。我想念季节的语言,当一棵树木祼露的时刻,夏天便贯穿着我的肌肤并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来,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拒绝像炎热的潮虫一样爬行在一间半明半暗的木板墙壁上。在夏天的夜晚我拒绝着穿衣裳,我放心地躺在我爱人视觉所能到达的所有地方,我时常想起我的四姨,她就是一个最喜欢祼露的女人,她带头把所有的窗子都敞开,南边的两扇窗子敞开,北边的两扇窗子也敞开,阳台上的落地窗子也敞开,而她就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裳,最后她把胸罩和内裤也脱下来了,扔在地上,她一点儿也不理会被她扔在地上的衣裳,尤其是那一对好看极了的文胸和内裤,是黑色的,绣着细密的小碎花……现在,我的内裤和文胸比她的要好看多了。我最喜欢买贴近身体的内衣和睡衣了,这些美丽的细软之物直接与我的身体发生着亲密关系,构成另一种暧昧的语言。在许多夜晚,当潮湿缓慢地爬上我家的窗玻璃并且偷窥我的时候,正是爱人抚摸我的身体的时刻,他首先要耐心细致地解开我身体上的这些细软之物,这些暧昧的请求使房间的灯光更加暗淡,使我们内心更清楚我们此刻需要的是什么。是爱。是强烈的爱。是烈焰烧干我们内心的爱。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被潮湿的感觉牵引着,来到了一片神话般的土地,我的身体就像那个法国探险家戴西莱·夏尔奈一百多年前镜头里的硕大无朋的龙舌兰,等待着一张吮吸的嘴,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第一个音符的颤栗……
春天的十二条河流
熊育群
汨罗江与洞庭湖交汇的地方,是洞庭湖东汊,又叫汨罗江尾闾,在这片平坦、辽阔的荒洲,十二条河流流得非常平静。
一
我第一次见到了巫师扎在洲渚上的茅棚,我想在茅棚里住两晚。巫师是我爹,长年替别人守着这片茅洲。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巫师用茅草在床边给自己垫个地铺。发现地开始潮了。落在地上的锅和镰刀连响声也变了。
白鹭“嘎、嘎、嘎”在茅棚外叫得欢,像展开一场比赛。天空中的鸟叫声也加入了一场大合唱,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鸟。我知道了爹的茅棚比家里要喧闹得多。这里并不寂寞。
巫师与鸟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从叫声里能听明白鸟的意思。巫师念叨着一些古怪的名字,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一次,巫师说到野汉子,我到门外看了半天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只有一群白鹭在空中飞舞。一只栖在屋边,欢快地发出嘎嘎声。巫师说野汉子一天都在疯,不肯下地来,跟谁那么野。我忍不住问了一声,爹,野汉子是谁呀?巫师忽然停下手中正在搓着的茅草绳,怔了一怔,对我一笑,说,野汉子是那只鸟。
二
两天后,我准备回村了。晴空万里的天气,在我一转身之间就阴沉了。晌午,突然一声春雷在天空炸响,四周的空气一震,就拧得出水了。清亮透明的雨水最早从芦苇叶子上响起来。春天就藏在这片厚重的天幕里,静悄悄虚在哪个地方,像蜘蛛守在蛛网里。
从此,雨淅沥不止,到处可以听到流水声,到处哗哗不宁,所有的土地都在往外冒芽、长叶,所有枯萎的植物都在转绿,从那些铁黑的坚硬的枝丫上爆出粉嫩娇柔的新芽,大地上的水在所有植物的躯干上奔跑、呼喊,像河床上哗哗哗地流水。所有的物件都在变得湿润,潮出水珠,哪怕是铁打的锄头,也湿了,开始长锈了;哪怕木的桌椅,也潮了,生霉了。
野草一夜之间绿了地坪、田埂、河滩、荒地,它们就像雨水淋湿土地一样把所有雨淋过的地方变成了绿色的世界。雨水是那样神秘,它划过天空的斜斜长线,时亮时暗,时隐时现,在一声声惊雷指挥下,急缓疏密变化,那些田螺、蚯蚓、蝌蚪、蚂蟥、鱼苗仿佛都是从这雨线里降落的,它们在泥土上蠕动,在哪怕很小的水洼里畅游、戏水。十二条河流,每条河流的水都在沿着河滩往上爬,向着白亮的天空往上涨。沉默一冬的动物这时也朝着雨水发出噪音——青蛙日夜不停地聒噪着,猫在春夜里叫得凄厉,狗的汪汪声里还夹带着一种又细又尖又低的叫,那是喉咙轻轻逼出的声音。鲤鱼在哗哗地流水里用尾巴拍打着水面,发出泼剌的声音,它有成千上万的子产在流水里。无数的虫鸣鸟唧把漆黑的春天的夜晚,变成了一台永不谢幕的交响曲……
我开始呕吐,恶心得厉害,全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几天时间,村里人已经在犁田了。玫瑰色的紫云英铺天盖地,被犁头犁起的黑土一垄一垄覆盖了,被白亮的雨水淹没了。耙碎的泥土被雨水泡成了泥浆,禾种就撒在一块块浆土上,像胚胎,生出幼芽,疯一样长,一天变一个样。小孩折了柳枝往地里一Сhā,第二天,土地的繁殖力就让它生出了根,长出了新的叶。蜜蜂慌得手忙脚乱四处在泥墙上打洞,整日嗡嗡声一片,急着把肚里藏着的一个圆鼓鼓的蜜蛋产出来。它们吸了太多的花粉,有太多的花一夜之间怒放,以各自鲜艳的色彩、芬芳的香气引得它们忘情地饕餮。
巫师总是在第一声雷炸响时,准备着从洲渚上撤退的事。我说,爹,我不舒服。我想要巫师替我找个郎中。
一天晚上,巫师问,那个青年人是谁。巫师问这话时,脸上的亲切全没有了,那颧骨僵在那里显得有点冷有点硬。我身上跟着也有点冷有点硬了,说起话来也冷战战的,我控制不了自己的颤抖,断断续续把一切都跟巫师讲了。说完,我就捂着脸,跑到了自己床上,把被子蒙过头,又羞又怜,眼泪就哗哗流出来,好像决堤的水再也控制不了,就像春天的雨水从漫长冬季的封冻里冲决而出了,只要一声雷,这个晴好的天气就再也见不到了。
那个晚上萦绕的气息若断若续,时隐时现,在时间里漫漫地漂远,像一件衣服,向着水中央漂去。只有身体里的体验,那么强烈地留在体内,我就像一把被人打开的锁,一座秘密花园被发现了,我感到双|乳|鼓胀起来了,像一天天成熟的水蜜桃,身体里神秘的水在向着那两个鼓突的地方哗哗流淌,四肢里的血脉日夜叫嚣着、呼喊着,四处都有神奇的花蕾在怒放。我的脸色一天潮红过一天,眼睛里汪汪的水在我略一伤感或略为动情时就簌簌往下掉,这时整个世界都是湿淋淋的,都在我的泪水里开始发了芽,开始藤藤蔓蔓没有节制地疯长,像思念一样,要把脑子里所有的念头都覆盖了,我几乎不能想其他的事情,不能像过去一样正常地与人交往。
那一夜我闻到了男人的气息。我给他煮饭,他帮我烧火。我脱下棉袄,上身只有一件贴身的红色夹袄,火光里我的脸红如桃花。一双鼓凸的|乳|房,随着锅铲一上一下跳动着,像两团罩着的火苗,灼人的光芒穿透了衣衫。
他身体里的血液点燃的火在血管里燃烧,全身燥热无比。我们吃饭都没尝到饭菜的滋味。我看到了他眼睛里噼噼啪啪燃烧着的火,我扭过头躲开了他的眼睛,我的身上已经被这把火点燃了,像遭到雷击,热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半夜里,巫师敲完报更的梆筒站在我的床边,直到天蒙蒙亮我才发现。春天里的雷还在天空里炸响,雨还在屋顶的青瓦上叮叮当当既寂寞又热烈地敲着,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眼泪停止了,什么时候迷迷糊糊进入一个青色的梦里,有那么多的青蛙在朝我叫着,从脑袋两边不停地冒泡泡,从两腿间排下卵子,排下一片又一片黏糊糊透明的东西,任由它们一块块漂浮在水面上。我站在一片水田里,雨越下越大,自己越来越冷,那黏糊糊透明的东西都向着我漂来,到了脚下,粘在了我的大腿上,而我却怎么也走不动了,直到急得泪水又要涌出眼眶,我才醒来。
我一醒来就看到巫师站在床边,那双目光那么柔和,像梅雨天里突然出了太阳,像初夏和煦的风拂过我的长发。
巫师说,爹去找他。他打了把竹柄油纸伞,穿着双草鞋,就走进了泥浆很深的土路,朝着东方去了。哗哗的雨丝很快就让巫师的背影变得朦胧如雾,在村口就淡得没有影了。我就想起了那天他走的情景。
他那一天早晨也是这么走的,夜色还未完全退去,东方光亮熹微,他的背影也是这样朦胧。他走出我的视线时,脚步就像飘一样。
三
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早晨,会有这样的告别,会在这一个陌生的村庄走出来,他只有水上仰望村庄的经验,这让他产生出既陌生又亲切的奇怪的感觉,然后像有什么饱满的东西溢在胸口,让他突然充满了一种向往一种憧憬。他从没有过“憧憬”这样的感觉,那是让人对未来充满了巨大希望的感受。他感到自己在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他猛吸一口清鲜又冷冽的空气,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一路上,他的鼻孔里仍弥漫着女人的气息,嗅着一股奇香。那种来自身体的奇怪又新鲜的感觉,也让他不能摆脱,不能淡忘,他对自己身体里这样奇妙的感觉感到不可思议,它们来自哪里呢?仿佛有无穷无尽的秘密还隐藏在自己的体内。他第一次感到女人就是一个湖,能把他包容,他像进入了一片神秘的水域,沉浮着,颤抖着,感觉自己也被注满了,跟着消融了,不存在了,像一股冲撞着的水要把整个世界淹没了。他沉浸到那样的情景里,回味着身体里的体验。他脑子里却掠过一丝轻薄的感觉。
他又回到了湖上。湖上的日子是寂寞的。因为没有寂寞过,他也品尝不到空空洞洞的寂寞是什么。只有那个夜晚之后,他突然发现了在湖上生长着的寂寞。时间一夜之间变得粘连又缓慢,好像全由雨滴在漫不经心地掌控着,急雨时,听到了芦苇、芭茅和竹叶的沙沙声,它们枯在水里,让沙沙声也变得湿漉漉,这让人觉得时间不是那么难熬了;雨缓时,雨滴落在水中也是无声的,像默片一样,慢慢进入水中,半天才有一个圆圆的波纹像哈欠连连打着,又慢慢收拢来。那些滞留在枯草上的雨珠半天才掉下一颗,像蚊蝇叮了一下水面。只有湖中的白鹭不知疲倦贴着水面悠闲地飞行,它们几十成百只地团结在一起飞,像一片白云,水上面一朵,水中一朵,比翼而行。有时它们像纸片似的,轻飘飘地划过水面。黄昏,它们又像一团团白雾,随着光线越来越暗,飞翔的身影变得似有似无,像人的错觉。它们在浅滩湖沼上停下来,修长的脚提得高高,长长的爪收拢来,放下时又轻轻张开。有时,它们会飞到船顶来,在竹篾棚顶站一站,并不害怕人。鸟几乎牵引了他全部的视线。
他发现了天上的鸟和水下的鱼,它们最快乐的时候,或是放声歌唱,或是跳起优美的舞蹈,都是为着向异性求欢。他想起那个黄昏,那个村庄,那个姑娘。他在水上多少次欣赏过姑娘的倒影,他绕着姑娘唱过火辣辣的船歌。这些船歌他父亲唱过,父亲的父亲也唱过,他从没有学,但第一次面对那个姑娘,他张口就唱了出来。他在那个黄昏把船划出芦苇,对着姑娘唱歌。在麻石条上洗衣的姑娘突然掉到了水里,他的船就像一支箭,向姑娘射出。
四
巫师回到家,发现自己家的屋脊上栖满了白鹭。白鹭见到巫师,就张开双翅,在屋顶上翩翩起舞,“嘎——嘎——嘎——”欢快地鸣叫。巫师认出了这是茅洲飞来的白鹭,许多时候,它们就是这样绕着巫师的茅棚歌唱的。小白鹭向巫师飞来,巫师的头上、肩上、抬起的手臂上都站满了白鹭。多少天来,巫师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伴,也没有一句话,田埂上紫色的豌豆花,青涩的香气一阵一阵随风袭来,巫师感到有点绝望。内心的凄然让他差点掉出泪来。巫师找不到他。他的船在湖的深处。他以湖为家,在十二条河流里四处漂泊。
白鹭,跟着巫师在春雨淅沥的泥路上行走,它们在巫师的左右前后,或飞或停,或站到水牛背上、苦楝和杨柳树顶,像一片片飘飞的荻花。晚上,鸟就宿在村庄那棵樟树上,天一亮,树冠上就像落了一层大雪。这成了那年春天汨罗江畔一道奇特的风景,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孩子在我的肚子里飞长,就像日子是尘埃在肚子里一层一层积淀,呈现了一个小抛物线。有一天,我走在茅洲的荒滩上,“嘣”的一声,沉闷的响声吓了我一跳。一只鸟从天上掉了下来。
天上落鸟的事足以培养出我观察天空的习惯,那空洞的地方神秘莫测。只有长着翅膀的鸟儿才能像风一样在上面自由地穿行,那些厚实的云朵,把影子投到大地上,也像风一样拂过山坡河流。那些晴好天气里出现的星星月亮,披着银辉,与天河一起转动,从春到秋,缓慢地变化着天空中的位置,它们也像深邃湖面中的渔火,微弱而浩瀚。那些划过夜空的流星,火一样点燃了我对于时空的幻想。而那些疯狂的闪电却让我感到恐惧。我从爱观看湖面到喜欢观察天空,像巫师一样陷入最初的痴迷,我这时想的是:天上会不会真有神仙呢?我闻到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有着不同的气味和气息,它们在大小不同的气流层中飘流,有的是长风,浩荡而没有止尽,有的短得像是一声叹息,它们彼此间隔轮替、交织沉浮,变化无穷,飘逸在浓浓湖水的腥气之上,甚至它们抚过肌肤时都有不同的冷暖变化。风的四处飘荡是不是也带着它故乡的记忆和气味呢?
他这时作为新郎已经守在了我的身边。或者说,我到了他的船上,成了一个渔民的妻子。
五
巫师一个人过了。巫师很少出门。巫师把自己关在房里,迷恋于道学事业。巫师把一本《易经》翻烂了,按东南西北方向,把八卦图悬于墙上,两脚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思想在鲲鹏展翅扶摇八千里,手的空间却只有一页草纸大,握着那支秃笔不时地在厚厚草纸上写下一片蝇头小楷。
我们的村庄曾是南宋名将岳飞屯兵营田时训练骡马的地方。那时杨么的农民起义军居扎杨林寨。洞庭湖里大小几十次水战,死伤的人不计其数。遇有大雷雨的晚上,村里人经常在闪电里看到那些或游走或奔跑的白马,还听得到嘶嘶的吼叫声。有人在清明节挖土培坟时,挖出了一顶带双翎的镶金官帽。这顶镶金官帽一出现,村里每个晚上就有人梦见一个官人模样的人,诉说自己被人暗害的冤情,官人总是说着说着就放声哭起来,眼里的水像断线的珠子越流越多,越流越密,转眼间变成了红色,变成了汩汩流淌的血,肉脸被血蒙住了,人被血水吞没了,血水上面只有一顶官帽漂浮着……所有人都在这时吓得惊醒过来。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听到鸡叫,或者听到巫师的梆子声敲在坚硬的暗夜里。
巫师于是以最古老的罗子国的招魂仪式为这顶官帽招魂驱鬼。只有他会吟唱那些古老的招魂曲。屈原当年流放汨罗江作《离马蚤》“招魂”时,罗子国的招魂曲给了他启示。巫师也同样从天地四方呼唤亡人的灵魂。村里人都看到了那顶香火缭绕中的官帽在簌簌抖动。
巫师时时进入冥思,希望通过冥想达到通灵人的境界。巫师感觉到河流上飘忽的灵魂,每晚都像风一样流动着,它们是河流之上的河流,在几重空间飘浮、游移。尤其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的亡魂让巫师内心惴惴不安,巫师看到了他们遥远而朦胧的面目,他们表情痛苦、凄厉,是疯狂杀戮后无人装殓、安抚的孤魂野鬼。巫师要通过冥想的办法抵达遥远的年代,通过招魂、安魂,并引领他们找到自己祖先居住的地方。他们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暗的河流之上苦苦寻觅,两三千年来从无人指点。
大地上的苦难太深重,巫师从每一粒尘土上都读得出那份阴郁的积淀。巫师困惑的是,无论自己怎样冥思,口中念念有词,就是无法闭着双眼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之中去。那是一个全息的世界,有时巫师觉得自己已到了那个遥远世界的边缘,甚至已经闻到了它散发出的苦艾草的气息,但总是功败垂成,总被世俗的念头拉回了现实。巫师知道自己修炼的功力还不够。
巫师凭着一条阴森的河道,找到了一个村庄。巫师怀疑村庄的地底下有一座城池,拿了罗盘测了又测,说村庄的人住在两千多年前罗姓人的故址上,那下面有许多未化的尸骨,有许多未曾散去的梦魇,让村庄里的人不得安宁。
巫师回到家里一遍遍吟诵:“魂兮归来兮,东方不可以托栖,太皓乘震兮旸谷宾,日出鸟兽孳尾兮,青帝曷所依,归来归来兮,东方不可以托栖……”
清风明月夜,巫师走上高台。巫师吟咏罗子国的招魂曲。巫师对“芈部落”、“岤熊”和“罗”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巫师冥思着夏商时代的先人面目,殷的征伐,罗随楚迁避甘肃正宁,为周王朝所迫,复迁于湖北房县、宜城。春秋初期,楚灭罗,其遗民迁于枝江,再迁汨罗。他推测,罗是祝融氏吴回之后,也是荆楚的一个先祖,芈姓首领岤熊的支裔,所以也姓熊,与楚国之后改姓熊,属于同姓同祖。巫师要把更遥远的先祖的魂招了、安顿了,才能祛除故址堆上的人的戾气,让那些千年不安的亡魂,归于深土。那些亡魂是比三闾大夫屈原还要久远的亡灵。巫师看到他们的影子在汨罗江两岸随水飘忽,在进入洞庭湖的十二条河流之上呻吟。巫师是在茅洲那些夜晚听到了比波浪更细碎的一种呻吟,那么遥远,穿透了层层沉积的尘土。巫师就在那一天,背着罗盘上了路。他走遍荒洲和十二条河流:灰滩河、黄金河、平江河、河市河、沉沙河、芦浮河……发现阴湿之气来自那个故址堆上的村庄。
巫师再次出现在这个村庄,挖了三天土,先挖到一段被人夯实的黄土,先人的力量被堆积在一团。接着挖出了散落的筒瓦、板瓦、绳纹陶片和灰陶绳纹鬲、豆、罐。这里曾是古罗子国的城池,一个神秘消失的小国。
六
十二条河流让巫师着迷。巫师背着黑布袋里的罗盘,走在一条条河道上,在那本草纸上写下一个个符号。
巫师去世是在腊月下过一场雪后。巫师在沉沙河上坐着去世了。巫师是在冥思时远逝的。谁也搞不清巫师是什么时候走的,对着空洞的流水坐了多少天。巫师也许是到了自己想去的那个遥远的世界了,他成功了?从巫师最后写下的小楷体看,巫师已走了一个月了。这一个月有过晴天,有过雨天,还有过下雪天,巫师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成群的鸟飞翔着,像一个巨型蘑菇开在河边,那蘑菇的根就在巫师坐着的地方。远处的人最先听到的是鸟群奇异的叫声,它们的叫声在高天上伴着罡风行走,传到了几十里外的地方,让听到它的人身子一阵阵发紧。蘑菇就像一把唢呐对着天空吹奏。正是这种声音让人找到了这朵经久不谢的蘑菇,找到蘑菇下的巫师。
在河水退出的沙滩上,巫师已被一层层鸟粪埋没了,像被一层坚硬的茧壳包裹了。发现巫师的人把鸟粪敲开,巫师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从芓宫里露了出来。但搬动躯体时,巫师在顷刻间垮塌下来,像一堵墙一样垮塌下来。之前还清晰的面容就变得五官模糊,分辨不清了。等到两天后我看到巫师时,都不能确定是不是爹。因为五官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的了。五官几乎一天一变,好像许多个人的模样。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该悲伤,因此,我哭得犹犹豫豫,很不像一回事情。
七
你到现在应该知道了那个婴儿就是你,那个破坏抛物线的小生命也是你。那个春天已经被许多个春天遮盖了。你看不见它。没有一模一样的春天。你也许仍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出生哪里长大。从你有了记忆开始,你就把自己眼前看到的等同于世界的全部,以前的事情对你只是空白,你根本没有往这样的空白地带张望过。说起你的故乡,那是个让风水先生无法发挥想象力的地方,那是个大平原。你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没有见过山,因此,你见到围湖造田的人,他们变成农场的职工,他们修地球铲下草皮,堆成一座一座的山,你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占有欲。你很英勇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喊着口号,冲上山头,俯视山下,展现一种豪迈的英雄气概,你竟然乐此不疲。那草堆实在矮得可怜,最高的也就一米多点。面对这样一个轮盘一样的大平原,你几乎找不出这块地与那块地的差别。风水先生想信口雌黄都没有任何的依据了。他们都没有巫师的天才,那种洞悉岁月与生命的才华。他们只会把一个罗盘晃来晃去,动作笨拙愚钝。
有时,你会被一种情景怔住,人在一瞬间从现实世界里脱身出来了,像进入一个梦境,你直接进入了未来的某一个场景,它是那样清晰而又模糊,一闪而过又记忆牢固,像电击了一下。奇怪的是,当你回到现实中来时,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并未因你的走神而中断,它几乎没有占据时间。这样的情景是你未来生活的启示。因此,你朦胧地感受到了你的未来,直到这样的场景,一模一样地出现,你就会在另一个瞬间里陷入似是而非的境地。现实成了梦境的复现。于是,你又进入了从前曾经进入过的神秘瞬间,同样怔住。你时常就分不清这是过去还是未来,是生活在重复,还是你真的有过这样的预感。你绝不是一个通灵人,至今为止也没有见过什么神灵,你没有你外祖父的才能。你只是时常被自身所发生的神秘现象所迷幻。只是热爱在你身边的人身上作出预测,不幸的是,他们往往被你言中。但你不是在所有人所有事情上都能预言的,这需要灵感。一切事情看起来好像早已天定。
你不能想象一个孕妇,你在她行走的身体里每分每秒生长。不能想象,那个划一条木船钻进水里的男人,因为一个晚上的冲动,你隐藏在身体里的血与流淌在他身体里的血会有相同的血性。你不知道自己像野生动物一样,在一个荒旷平原上的一栋茅草棚里哇哇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你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你无法想象,对上一辈人,它只是平凡的往事,依然在记忆里活着。对你却是遥远的历史。
现在,十二条河流越来越瘦弱了。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地上的水开始结冰,河流就像给神铺开的十二条光洁的道路。北风像奔马一样冲撞过平原。而又一个春天,正在大地深处孕育。十二条河流将变成十二条音带,等着从沉默里爆出春天的最强音。歌唱万物在大地的复苏!你就在这时候长大。你破开了坚冰,唱出了男人的船歌。在春天到来之前,歌声穿透水上的一座座村庄,还有女人的心。
伊吾神马
贤雕
这只是一个山冈,但却是一座高峰。高峰的顶点是一个比伊甸园还要美妙而又如炼狱般痛苦的顶点;也是一个让人神往而又难以登临的顶点。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它。
朝霞时疏时密,彩云时卷时舒,晨雾时厚时薄,屹立于山顶的它披着一层橘红时明时暗,神秘而又神圣。我像一个朝圣者,一步一级台阶地向着顶点攀登,每登上一级台阶,都像跨越了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虽然我与它站在了同一个平面上,但我明白,自己这一生恐怕也到达不了那个闪耀佛光的顶点。
它在我身边跃起来,在我脚下的山冈上跃起来,像一架拉起机头的战鹰直冲苍穹,前蹄勾近腹部,像徐徐收缩的起落架,长尾飘荡,仿如洁白的气流。它的两条如柱的后腿推动着它的身躯似要驰过草原、驰过森林、驰向远方白雪皑皑与云天相连的山峰,而头部则回首仰望着矗立在胜利峰上的碉堡—— 一个遍体鳞伤的历史老人,一个用弹洞记载着壮丽诗篇的历史老人。难怪它对这座石头垒成的建筑充满依恋之情。
它是老革命。一直战斗在二连。二连曾是彭德怀的部队。它何年入伍、入伍时的年龄多大都已无法考证。即使长征时它10岁,到如今也有了80高龄,马的最高年龄就是40岁,而它,已是活了两个极限。它将与这片血染的土地同在,永远腾跃在这个山冈上。
它是一座雕像,一匹功勋马的大理石雕像。
它何止是一座雕像。雕像是没有生命的,而它的生命符号永无休止。
据说,好一段时间里,每到夜深人静,它会引颈长嘶,声震峡谷,那声音是一种语言,一种单调到只有几个音符不断重复而又复杂到包含着无尽信息的语言,一种只有熟知它的人才能解读得懂的语言。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一支头顶“八一”帽徽、身着土黄军服的部队从黄土高原走来,从河西走廊走来,一直走到天山南北,将红旗Сhā在了戈壁和草原,也Сhā在了伊吾这个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守卫伊吾的就是它所在的二连。伊吾,古名镇西,位于哈密东部,当时人口不足一万,面积却近两万平方公里。别看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它可是西有捷径通乌鲁木齐;往北跨过巴里坤草原即达蒙古国;东控甘陕,战略地位重如咽喉。叛匪乌斯满趁二连立足未稳,纠集七百余人突然包围了这个仅有几百人的小县城,截断了交通和通讯,使二连身陷孤境,并叫喊着三天之内拿下这个战略要地。控制县城制高点的是海拔2212米的北山主峰,也就是现在的胜利峰。胜利峰,这是人们对北山的一次授勋。一个用鲜血换来的殊荣留给了这座没有一根草木,满是嶙峋怪石的山峰。主峰上有一座碉堡。一座决定谁成王谁成寇的碉堡。碉堡无声地立在山顶,却像一个女人在两个角斗士中挑选自己中意的男人一样,谁是胜利者,它才接纳谁。
山上无水,饮水只有从伊吾河取水送上去。二连的运力就是这匹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枣骝马。它是这个连队中的一员,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一员。这匹老马不是四蹄如柱、日行千里的宝马,虽然枣红色的鬃毛非常惹眼,但行军的奔波加上营养的匮乏让它的鬃毛缺少光亮,有几处鬃毛还有些脱落,脊骨、肋骨也从皮下凸了出来。这是战争留下的沧桑印痕。
战士吴小牛骑着它去执行任务,昏倒在戈壁滩上,它始终不离开吴小牛,还卧下身子给他挡风沙,直到吴小牛苏醒过来,又卧下身子,让他爬上去,把他驮回来。它能辨别炮声、枪声的方向与距离,然后躲开射击。一次,它突然卧下,把连长掀倒在地,连长还没反应过来,一颗炮弹在前面爆炸了,炮火烧焦了树枝,弹片劈开了树干,连长安然无恙,它却流出一摊鲜血染红了沙土和绿草。连长含泪安排几个战士掩埋它。战士们给它挖了一个深坑,将它放在坑里,刚往坑里掀了几下泥土,枣骝马突然抬起了头,睁开了眼睛,望着战士们,好像说,我还没死哩。战士们大吃一惊,转而狂喜。枣骝马站起来了,又站在阵地上了。连长擂了枣骝马一拳,老伙计,好样的,是你救了我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给山顶运送给养的任务非枣骝马莫属。吴小牛牵着它走到伊吾河边,把两个水桶装满水,架在马背上,然后向山上走去。山路陡峭,老马负重爬行,呼哧呼哧不断喘着粗气。汗水把鬃毛湿透,紧紧地贴在马皮上。叛匪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上山的道路。“砰,砰……”一阵枪弹袭来,吴小牛和枣骝马立即趴下。枪声刚停,吴小牛又牵着它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爬,自己也汗流浃背,唇干舌燥。枣骝马几次用蹄子刨着石子,想刨出草根,刨出泉水,怎奈刨出的只有坚硬的石板。有几次,它用舌头舔着石板,想用石板上的湿气解渴,然而石板上只留下它舔过的痕迹。他们终于冲过敌人的炮火封锁,把水送到山头碉堡。望着满身是汗、肚子干瘪的枣骝马,战士们把第一碗水送到了它的嘴边。但枣骝马只舔了一下,嘴就离开了水碗。这个不会讲话的士兵,却会用行动表达情感。它明白在这山顶上,每一滴水都是宝贵的,守卫碉堡的战士们比它更需要水。水,是生命,是胜利。战士们望着它泪洒衣衫,最后,他们扳开马嘴,强行给它灌了几缸子水。返回营地时,只有枣骝马。它低着头站在连长面前,表现得十分悲伤。连首长立即明白了一切。吴小牛被敌人子弹击中,血染山崖。连长后来听守卫碉堡的战士们说,回来的路上,吴小牛始终走在靠敌人火力的这一边,用自己的身体贴着枣骝马的胸脯。突然,敌人一梭子弹射来,射穿了吴小牛的棉衣,射穿了吴小牛的胸膛。枣骝马却毫发未损,枣骝马明白,是吴小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它的生命。它用舌头舔尽了吴小牛身上的鲜血,它似乎想将吴小牛舔醒来;后来又大声嘶鸣,它想把他叫唤回来,但它的一切努力终是徒劳,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与它相依相伴南征北战的伙伴。以后的日子里,枣骝马每次路过吴小牛倒下的山崖边,都要伫立良久,嘶叫几声,叫得人心碎。
伤亡惨重,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又要分别守在各个隘口阵地,实在已抽不出战士牵马送水。可是,守卫山顶碉堡的战士不能没有水、没有粮、没有弹药。连长只有寄希望于枣骝马了。那天他给枣骝马装上水,拍了一下马背,意思是说,老伙计,就看你的了。枣骝马似乎明白了连长的意思,甩甩尾巴,打打响鼻,走出了营房。
迎接它的是敌人更加疯狂的扫射。
以它的灵性,它的经验,它知道那些枪弹是没长眼睛的,击中什么,什么就顷刻被射穿,鲜血奔涌,甚至倒下去永远也不会起来。马是最通人性的动物,它的生存欲望更比其他动物强烈得多。但是它还是冒着炮火,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走去。
枣骝马背负几百斤重量,沿着崎岖曲折的山路在炮火中穿行,战士们也用炮火掩护它。它似乎明白,自己背上驮着的不是普通的河水,而是一座大山,一座充满希望的大山,它凭借勇敢与机智躲过敌人的枪弹。它在没有炮火的地方加快脚步,争取时间;在枪弹密集的地方瞬间趴下,避开弹雨,等枪声停了,再疾步行走;到了枪弹从正面射来的地方,就躲在崖后,或是绕路而过。敌人封锁的炮火更加猛烈。谁都认为枣骝马难以把水送上山,就在人们几乎绝望的时候,它却神奇地出现在山顶的碉堡前,出现在山涧的木桥前。“轰!”一声炮响,火光冲天,乱石木屑扬起,硝烟散去,战士们发现桥已炸断,一条无底深渊横在山岭间。枣骝马站在崖边嘶鸣。战士们的希望立即变为失望。枣骝马跃起前蹄,试了试,回头走了,又回过了头,用前蹄刨了几下石子,长啸一声,四面山峰都响起了回声。只见它一昂头,在山路上奔驰着,鬃毛飘起来,尾巴拉得好长,蹄掌在山石上发出嘚嘚的响声,蹄下尘土扬起,到了深谷前,它收缩前蹄,后腿用力,身子跃起来,跃起在深谷的空中,空中划过一道红光,又像飘过一片红云,刹那间,它稳稳地落在了深谷的彼岸。
见到两桶甘甜的清水,一天一夜没有喝上水、嘴唇干裂的战士们激动得抱着马头又亲又跳。它吃过战士们割来的草料,战士们给它刷洗过身上的污垢,它早已把自己与这些战士们融为一体,生逢绝境,求生的本能生出超常的勇气和创造力量。
战争后期,全连140人牺牲了93人,而且双方打得更加惨烈,二连有的阵地只剩下两人,哪还有人去河边给枣骝马的水桶装水?
又该送水上山了,连长望着马背上的水桶急得直抓头。没有人装水,枣骝马不就只能背着空桶上山吗?这时,枣骝马似乎看透了连长的苦衷,不声不响地走了,朝着伊吾河走了,它去干什么?人们看见它自己下到伊吾河。河水在乱石和险滩中左冲右突,激起浪花,哗哗奔流。它将身体卧在水中,巧妙地将两个水桶装着河水,一次没装满,它再卧下去,直到水桶装满,这才迎着苍茫暮色和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往山上走去。路上的冰是红色的,山石是红色的,连空气也是红色的,血腥味比火药味还浓。敌人的枪弹又开始扫射,枪声震耳,子弹击在岩石上,冒着青烟,留下弹洞,但它还是走着,走得从从容容,踩着红色的冰,踩着红色的土,走向山顶,一路上也留下它红色的蹄印,像撒下无数鲜红的花朵。
一匹老马,一匹瘦弱的老马,它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不懂得为了什么伟大理想而奋斗,更不会想到以后会有什么回报,但它创造了奇迹,一个神话般的奇迹。所以这座雕像的背上特意雕刻了十分显眼的水桶。不管这些版本的真实性如何,但山顶碉堡40天的给养全靠了它的保证是不争的事实。40天,战士们坚守山头,决心与阵地共存亡。面对敌人发动的数次进攻,他们每一次都以英勇顽强地反击打退敌人,始终控制着全城制高点,直到大部队赶到,全歼叛匪。庆功会上,连首长要战士们一齐簇拥着枣骝马照相。枣骝马站在人丛中也点头摆尾,打着响鼻,显得无比骄傲。枣骝马荣立了三等功。
胜利峰是一座耸入云霄的记功碑。那数不尽的弹洞炮坑就是镌刻在碑身的值得人们永远解读的碑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要换防了,二连将枣骝马留在了县政府,将它作为功臣供养,算是离休进了疗养院。战士们和枣骝马依依不舍,他们每人给它喂了一捧草料,又给它洗了一个澡才悄悄离去。而枣骝马则在政府大院里好几天不吃不喝,只是嘶鸣,一声声嘶鸣撕肝裂肺,催人泪下。县政府也一直对枣骝马以功臣相待,派有专人侍候照料。它的鬃毛被梳理得油亮油亮,每天夜里它还吃上肥美的苜蓿和精料。它长得魁梧强壮像个将军一样。即使在过苦日子的那些岁月,枣骝马每月也享有30斤高粱的特供指标,那待遇,比县长的还要高。1963年,枣骝马因年老走了,永远地走了。人们将它的遗体安葬在北山山坡烈士墓地里,与那些当年同它并肩作战献出生命的守卫者一起长眠。后来又为枣骝马建了这座大理石雕像,而且完全与它一比一雕塑。这个一比一不仅是它的身躯,即使连耳朵、四蹄、双眼、鼻孔也与枣骝马大小一致,丝毫没有出入,不同的只是颜色。它生前是一团火,而今一身洁白,当初有人主张用红色花岗岩,雕塑家坚持要用白色大理石。不知为什么,他说改为白色最合适。
生死之交,长铭心间。一位当年参加伊吾保卫战的战士回到伊吾县,竟顶着严寒在枣骝马雕像边的雪地上露宿一晚,接待人员一再劝他回到宾馆,但他执意不肯。他说,他喝过它送上山的水,吃过它送上山的粮,枣骝马比亲人还亲,他一定要好好陪陪它,尽量争取多一点时间陪陪它。他说,他做过一个梦,梦见枣骝马舔着他的手,向他点着头。临别,他又去雕像前叮嘱,老伙计,你要经常给我托梦啊……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匹马,有多少种马,然而能像枣骝马这样名垂青史,让人景仰的能有几匹。历史选择了它,它没有辜负历史,它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有人说,创作这座雕像的艺术家极尽了自己的才智,才有了这么生动传神的作品;也有人说,这座雕像是枣骝马生前就为自己雕塑好了的。
义士墓
耿立
平原的人死掉,向来注重厚葬,生前窝窝囊囊,却对死后的埋葬十分注重。人在世间踉跄了那么多年,苍老了,疲惫了,就找一处安歇的处所,棺木是最后沉睡的寝地,有时还要请石匠做一方石碑。但是,我的父亲死掉,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父亲怕火葬,于是就在夜间偷偷地埋掉,只是堆上一抔土,作为清明或除夕烧纸钱、后人洒泪的标记。然而从父亲堆积的坟向远方望去,在父亲的坟左几十步的地方却有一矮矮的石碑,显得奢侈。乡间,1949年后的乡间,墓地上有石碑,是一种特异和荣光。石碑上镌着魏碑“义士哑孩”,透出一股苍哀破败。
我父亲是做面饭的生意人,在这黄壤平原的深处,背负着辙迹和晨昏赶路,夏日凉粉,冬季丸子,或是红辣椒熬制的羊肉汤。解放前,他就在我们的集镇——什集的一个隅首啃街糊口。
父亲告诉我,日本人放弃前(‘放弃’这个文雅的词,我在小时听了许多,我们那里的老年人说指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人投降),在什集的西北角,离集镇半里的地方修了一座营房和一座炮楼,住着一个班的日本人和十几个中国人,炮楼下,是菏泽通往鄄城的官道,炮楼外挖了一个壕沟,沟里注满了水,水里常漂些死狗死猫,日本人在天黑前就撤吊桥,天明前再放吊桥。
那营房里的中国人,也是什集四周的人,多是家穷出来吃粮当兵,也知为日本人做事尴尬,所以对街面上的人也就客客气气。记得小时候,我们住的隔两家的邻居,和我父亲年龄相差无几、喊我父亲三叔的人,就在炮楼当过兵;我和他的女儿都在镇里的小学读书,记忆里是他晚上一直咳嗽,还一直哎哟哎哟地喊,死的时候,他女儿才十岁。记得他女儿穿着蒙上白布的鞋子来上学,一进破败的教室,怯怯地偎在门口,有好长时间,老师不再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
当兵的中国人,有时很无聊,都是一些青壮年,夏季的晚上,登上炮楼的楼顶,脱光军装,把步枪挂在直直挺立的生植器上,看谁的生植器能承重,比赛。有时还在枪上放上子弹,那做汉J的邻居,人们说他的最厉害,那上面挂一支三八式的步枪,再放上装满子弹的子弹袋,也不下垂。
父亲说,炮楼里的二十几号人的吃喝,是离什集东南五里王坊的王士臣操持的,王士臣也是走街赶会的生意人,烧一手好菜,只一样白菜,王士臣就能做出108道不重复的花样,有烧炒炖熘爆煎炸,酸甜咸淡,随口调制。什集镇方圆几十里的红白喜事做寿生孩子请满月,王师傅是头号招牌,他往那里一戳,主人的面子档次就上去了,好像全家的荣誉都在王师傅的菜肴上。王师傅不收人钱,临行的时候,就包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然后把锃亮的刀用油烘烘的布裹起,安步当车地走人,而随行的是一个年方十岁的哑巴(当儿子看待的徒弟),手里捧着师傅的宜兴紫砂茶壶,橐橐地跟在后面。
父亲说王师傅的宜兴紫砂壶好,夏季壶里的茶三天三夜也不馊,还说壶里长了茶山。我想这可能是茶的结晶如珊瑚之类,父亲说是茶山,如山的模样,就盘在那壶里,而壶的容积也不小,奇哉!
哑孩没有名字,王士臣喊他哑孩,别人也喊他哑孩。日本人来之前,王师傅风雪天赶会,在一个雪窝里捡到一个两三岁的小人,浑身上下一片白,只有一双黑眼睛在冰雪里闪动。王师傅把孩子放到赶会的还有灰烬的锅架子下,孩子身上的雪水滴答了一路,到了家里,雪水才化完,王师傅把孩子的衣服脱掉,放在被窝,三天三夜,那孩子才醒。
王师傅唤他,一字不应;但孩子的眼睛告诉了王师傅,这是一个哑巴。
王师傅带了哑孩来到了日本人的营房和炮楼,为那些人做饭。为首的日本人,来自日本列岛的山口县,文文静静的,戴一副眼镜,人们叫他桥本,是学生出身,但随身的一把军刀和一条纯种的如牛犊大的狼狗,使人感到了一股戾气和不祥。桥本对汉学颇精通,他从什集的老中医秀才石远来那里借明版的《金瓶梅》看。到了中秋,他让王师傅备好菜,烙上石远来爱吃的葱花千层饼,让哑孩送到,然后,桥本就和石远来聊起《黄帝内经》,说起阴阳辨证。老中医就慢慢地应付。
父亲说石远来是菏泽城以北黄河以南最有名的先生,日本人来的时候,都八十岁了,老中医非常喜欢哑孩,每次哑孩来,老中医就拿冰糖、甜的甘草和枸杞给哑孩,冰糖哑孩留着,甘草和枸杞就送给王师傅。
桥本有时也和王师傅喝酒,是纯正的日本清酒,王师傅嫌淡,就让哑孩到什集隅首的酒店打烧酒,小小的一茶碗,王师傅仰脖就灌掉。桥本有时就唱日本的歌子《君之代》,声音细细的,人们感到那声音怪怪的。大意为“生活在天皇时代,它能千代万代繁荣永存,就像岩石一样永恒,连岩石上的青苔也是如此。”哑孩听不懂,也听不见,师傅听得见,但听不懂,师傅和哑孩都看到桥本唱着唱着就流泪。这个时候,王师傅就起来走开,哑孩见师傅走开也像尾巴似的跟着师傅走了。
师傅去伺候桥本的那条狼狗,哑孩看狼狗温顺地在师傅的手下吃着特意烧炙的牛肉,那是一条俊秀的狗,也是令人生畏、砭人骨髓的狗,直矗一对尖尖棱棱的耳朵,扫帚似的尾巴和一双惨绿而放射凛凛寒光的眼睛。
桥本非常珍爱这狗,特意为它做了狗舍,每天早晨出操的时候,那狗也在后面跟着,既操练兵,也操练狗。那时师傅也起来了,哑孩开始劈柴烧火,然后就到井台提水扫地。
谁知,一天黄昏,师傅在喂狗时,一根骨头卡在了狗的喉咙,欲吐不能,欲咽不得,有鲠在喉的狼狗痛楚地呜呜叫着,像是哀号又像是求救。其时桥本正在饮酒,师傅直觉着麻烦要来了,就唤哑孩拿醋往狗嘴里灌。狼狗挣扎着,后爪子抓地前爪立起,两眼由绿到红,痛楚满布的脸上闪烁的是凶光,当师傅在灌醋的时候,那狼狗就急急地一下子吞住了师傅的手。
这时不知哑孩从哪里拿起一根劈柴,顺势就往狼狗的臀部狠狠敲去,狼狗“嗷”地叫了一声放开了师傅,骨头也随即吐了出来,满嘴的血滴在什集的土地上,狗趁势准备向哑孩扑去,像要撕掉人的筋骨和灵魂。
黄昏在那时凝滞了;桥本橐橐地出来了。
他看到了师傅血淋淋的手、地上的劈柴和狗吐出的牛骨。桥本两眼由红到狐疑,他走到狼狗的跟前,用手抚慰着狗,那狗先是不敢靠近,用恐惧的目光张望着师傅。“你的怎么的对它?”桥本伸出手来想摸狗的头,没有想到,那狗突然像人立起,回转过头,露出了尖锋锐利的牙齿,向师傅扑去!
师傅和哑孩眼睛里布满恐惧。桥本吹起了哨子,然后就回到屋里,扎上武装带,穿上马靴,挂上了军刀,狼狗呜咽呜咽地叫着,像是控诉。
大家刚吃完晚饭,听到集合的哨子,都急匆匆地跑出集合,日本人和汉J惊恐地看着两眼发红的桥本。桥本一改往日的文雅,他看到一个日本兵集合时速度慢了一点,踏响马靴气势汹汹走到那日本兵跟前,两个响亮的耳光,在黄昏里,像爆竹一样炸开!
“八嘎,蠢猪!”那个日本兵脸上木呆呆的,头在桥本的手下像拨浪鼓般机械地左右摇摆。然后,桥本说了一句日语,就从队列里出来了两个日本兵,把王师傅剪起,刹间,王师傅被吊在了出操的单杠上,哑孩用手比划着哇哇向师傅扑去,想解下师傅臂膀上绑的绳子,日本兵一脚踢得哑孩在几步外的沙土里,跌得很响。
桥本走到离师傅几十米的地方,脸朝着师傅,微笑着举起了匣枪。
“看,支那人,左脑壳!”
“啪!”枪响了,桥本的匣枪很脆很响,震得炮楼上的蝙蝠扑扑地旋飞,人们想,王师傅完了,那时,杀掉一个中国人,像屠掉一只狗。
可是枪响了,王师傅还是那样被吊着,眼睛惊恐地看着哑孩,光光的脑袋,只左耳有花生大的凹痕在滴血。
桥本是像猫对待耗子般拿人作弄?还是真的把活人做靶子?
这时桥本的手又举起了,他瞄向王师傅的右脑壳,扣动了扳机。
还是很脆很响的一声枪响。但是王师傅只右耳有花生大的凹痕在滴血。
像是到了高嘲或结尾,队列中的日本人高举双臂过头高呼“班崽!”(日语:万岁)
桥本满意地一挥手,然后马靴一并,转身回到炮楼,王士臣被卸下了,王师傅的命被保住了,但经那一吓,就卧在了床上,再没能起来。
父亲说,王士臣虽然是厨子,整日与刀和火打交道,但胆子奇小,过年时连炮仗都不敢放。
王士臣又活了七天,天天拉肚子,哑孩为师傅刮屎端尿,拉肚子拉到最后是流脓血。老中医石远来医得了病却医不得命,最后还是束手。王师傅看着哑孩熬的汤药,只是摇头,最后哑孩跪下,师傅仍是未动,哑孩天天为师傅煎药,盛满药的碗在师傅床前摆放了一串。
师傅死掉了,师傅家里的人把尸体拉走,草草埋了,让不能瞑目的一个灵魂在平原的黄土里下葬了。炮楼的厨房里只剩下了哑孩,孤单单做好饭,就站在厨房的门口,向吊过师傅的单杠望去,一连几天,哑孩都是这样的神情。
后来,整个炮楼的日本人全身发乌、口吐白沫痛苦地死去,桥本和他的狗也死了。
哑孩自己把自己吊在了那个单杠上,像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也是一个问号。这是1945年春天的事,离日本人放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时麦子开始扬花。
八十岁的老中医石远来把哑孩埋掉了,用一只木匣子,他称哑孩叫小义士,在石碑的背面,石远来先生用遒劲苍老的魏碑写了一段话:
小义士哑孩,不知籍里,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遇师傅王士臣雪中,厨师王师傅活之;其奉师如父,灶下烧火,饭余烹茶,勤谨数年如一日。然日人寇我,与师傅王颠沛流荡,虎口寄生;虽年方十龄,一身弱骨,但不颤慑于强人恶手,当师傅受辱死,以师傅辱为自己辱,不独私于生命。毅然投毒于荼毒我民族之倭寇。此亦快哉!生命岂以长短论乎?吾悬壶济世活人多矣,然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大义面前,吾有亏也,小义士,小义士,挽我乡与民族于不堕。呜呼!故国神州,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如此毒杀倭寇者,有几人欤?
每次到父亲的墓地,我总是用手抚去这墓碑的杂草与牛羊的粪迹,父亲去世有年,墓草苍黄,父亲是亲见过哑孩的,父亲曾亲手为哑孩成殓,父亲说老中医石远来对流泪的成殓的人说,不要把泪珠滴在哑孩的身上,那样,哑孩的归去的路上,就走得不安稳。
村庄里的事情
李雪峰
总有一些事情在大地上醒着
黄昏的时候,暮色从四边的山峦和田野里慢慢回到了村庄,那些在浅山上吃草或者在田野里劳作的牛,跟着扛了一捆青草、柴火,或者是被泥土擦得锃亮农具的牧人或农人们踢踢踏踏地踏着暮色回来了。那些蠕动的灰白色山羊们,它们像一团团涌动的云朵,唇齿上还弥漫着青草的腥香,往往是一撮胡须被草汁染得黯绿着,它们也意犹未尽地飘回到了村庄里。那些一天在野外觅食的鸟儿,它们慵懒地扇着翅膀,有些叼着虫子或草籽,有些叼着草茎或细微的树枝,也在暮色里飞回到村庄,回到屋檐下或者村庄里那些榆树和桐树树缝间草碗一样的鸟巢里去。在院子里叼了一天虫子的鸡一只一只回到了鸡埘,在村庄野地和巷道里浪荡了一天看不到踪影的狗不声不响地溜回到家里,蹲卧在被暮色染暗的檐下或大门口。一切都带着怀想回到了村庄里,夜晚的村庄是一切睡觉和做梦的地方。
喧嚣在暮色里沉淀不久,村庄就沉沉睡着了,就像一个劳碌了一天疲惫不堪的老人,头一挨着枕头便呼呼睡着了。灯一盏一盏地熄了,星星一粒一粒地稠了,人的鼾声,牛羊不紧不慢的睡觉时的反刍声,还有鸟儿们露珠一样偶尔跌落的梦呓声,使夜晚显得越发地沉静,仿佛一切都暖暖地睡着了,天地、时光、村庄里的人们和牲畜,鸟儿、猫和那些把脑袋贴在地上的狗们,夜色让一切都沉沉睡熟,让一切生灵都沉入到睡梦中去了。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夜晚是醒着的。
那年七月,我在紧靠庄子的后地守青,拎着一把手电筒和破锣,支了一张柴床睡在庄稼旁的草庵中。睡上一觉,便要侧上耳朵听上一听,假若玉米地里有窸窸窣窣或刺刺啦啦的声音,那肯定是猪獾在糟踏庄稼。于是就起身拧亮手电筒,把雪白的光束往玉米地深处刺上一刺,吓跑那些偷袭庄稼的猪獾。或者是悄没声息地爬起来,蹑起脚尖走到窸窣声最闹的地方,猛然抡圆胳膊,咣咣地打一阵响锣,吓得那些猪獾没命地逃窜,三五天惊魂难定,不敢再来糟践玉米。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觉,一个人半卧在草庵里抽烟或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远处的村庄睡熟的时候,玉米地里却嘈杂了起来,噼噼叭叭地,像下起了一片硕大的雨滴,那响声无边无际的,一声声清脆、响亮,像石粒掉在阔大的玉米叶子上,像鸟鸣滴在宁静的池塘里。伸头望望庵外,星粒闪烁,一弯残月斜挂在天上,根本没有落雨的样子。直到第二天清晨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地里的玉米秆子在一夜之间又长高了许多,顶梢的茎上又冒出一截蛋黄一样的新茎,又隐隐涡出一片嫩嫩的新叶。原来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声音。
村庄睡着了,地里的庄稼没睡着,田野里的泥土没睡着,村庄在夜晚沉沉睡熟的时候,庄稼和泥土们是醒着的。
还有一年,那是我十六七岁时的一个春天,我家刚刚搬到庄南头新盖不久的新居里,那是一座土屋,墙用新泥搪过,地用榔头狠命地砸瓷捶光过。有一天我弯腰在床底下潮湿的纸箱里找书,看见床底下的地上钻出一根鸡蛋粗的白色树芽来。我没理睬它,思谋床底下的东西难道还会成就出什么气候来?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过那棵就长在我床下的树芽。第二天早上起床伸手去床里边摸衣裳的时候,我在衣裳下摸到一个又光又滑的东西,我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蛇呢,但定下神来一看,竟是那棵树芽,白白的,嫩嫩的,顶梢拳头一样没展开的地方,裹着一层滑腻的胎液。一夜竟长得比我的床还高了,这鬼东西,我睡着了,村庄睡着了,但它醒着。如果不理睬它,说不准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浑然不觉地睡到了它长成的树上去。
我钻到床下扳掉了它。我知道,它是那棵泡桐树根绽出的新芽,那是一棵高大的泡桐,原来就长在我放床的地方,盖房时它碍事,就把它锯了,又挖六七尺,刨出它深藏的树墩,没想到它还会靠那些残根冒出树芽来。
在那座老屋里,在那张床底下,我曾一次又一次扳倒过许多冒出的苍白树芽,直到几年后,当我扳得有些心烦意乱时,它才终于不再冒出新的树芽来,我想它还是终于睡着了,那棵泡桐树的灵魂终于睡熟了,或许是永远睡着了。
前年老家的那座土屋坍塌了,家里人也没理睬它,不想从我以前放床的地方竟长出一棵树苗来,一个春天竟然长出了丈余高,我很惊讶,思谋已经十多年了,思谋它已经睡熟再不会醒来了,但它依旧醒着,几滴残雨几缕风它又长成一棵树了。
牲畜睡了,我们睡了,村庄睡了,鸟儿睡了,世界睡了,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睡熟时它却醒着,在鸟儿滴下梦呓,在我们呼呼打着短促的鼾声时,它们在醒着,生长着,打量着这个世界。
泥土是不会睡着的,灵魂是不会睡着的,时光是不会睡着的,在我们沉沉睡着的时候,它们还醒着。
它们还醒着,在我们已经睡熟或沉醉的时候,总有一些东西在大地上清醒着。
总有一些事情在等着唤醒
在夏天,雷声就像一头疯牛拽着的碌碡,轰轰隆隆,常常在你预料不到的时候,它就从或南或西的山冈上一下子跳到你的头顶上。村庄远没有一个雷团大,刚看见庄子的南头倏忽一闪,轰隆一声雷响就爆在了你的头顶上。在雷声里,村庄就像一个默默待辗的黑色麦穗,那歪歪扭扭的村巷像短短的穗筋,那依巷而垒的一座座房子就像一粒粒裹着糠壳的麦粒。一个村庄或许就是雷的一个稻场,在每年夏天,雷都会从远处或村庄四周的山巅上滚来,然后轰轰隆隆地在村庄的上空辗几辗。往往在雷辗之后,村庄里就会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细微变化,有些房子突然显得苍老而凌乱了,有的猫或鸡突然就从村庄里消失了,甚至庄里庄外你都看不到它们的一个爪印或一根羽毛。十分显眼的是村中的那些参天古树,它们不是被雷殛掉了碗口粗的树枝,露着白森森的伤口,就是枝叶零落了一地,看上去披头散发有些痴呆,像丢了魂似的。庄子里的老人们说,人老成仙,树老成精,那雷是搜捕古树上的精怪的。没有了精气,那树得好几年缓不过气来。
但雷声去后,村庄里的人就忙碌了。他们知道有许多原本还在沉睡的东西被雷声唤醒了。那些似睡非睡的慵懒麦子们又轰轰烈烈地灌起浆来,不要多久它们便黄亮起来,在树庄的四周给村庄披上黄亮的裙裾,那神秘的“高家房后”鸟突然醒了,在清晨和深夜围着村庄嘹亮地啼鸣了。尤其在村庄周围山冈上的郁郁林间,那些嫩嫩的叶子忽然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沧桑,那些枯了多年的枯树,那些绿叶间枯黑的枯枝,它们也被雷声唤醒了,它们绽满了一身黧黑色的叶子,那叶子黑黑的又厚又滑润,它们一簇一簇在枯树和枯枝上,像一个个侧耳谛听的耳朵。它们叫木耳,是枯树枯枝被雷声唤醒后绽出的灰黑色叶子。这是死去的树和树枝灵魂绽出的叶子。在密不透风的桦林深处,在那些泛着腐殖质浓腥的林地上,还有星星点点伞一样的蘑菇。它们有的纯白如玉,有的撑着一个酡红的顶子,还有灰色和米黄铯的;它们多生长在那些落叶淀积的腐殖质林地上;它们是落叶和细微枯枝的灵魂分娩的;它们也是被雷声唤醒的,是雷声把那些死亡多年的枯树、枯枝、枯叶的沉睡灵魂唤醒了。于是,那些沉睡了多年的枯树枯枝枯叶忽然又苏醒了,它们绽出了细叶一样的木耳,长出了伞一样的蘑菇,鹿角一样金黄铯的一丛丛鹿茸,还有那些又薄又滑的黑黑地衣。
雷声,把许多沉睡了多年的灵魂重新唤醒了。
前几年的时候,我在庄子里学着种香菇,一样的椴木,一样树枝粉碎成的袋料,一样的菌种,一样的殷勤,但让我奇怪的是,不论是椴木或是袋料,我种的香菇出菇率低,不像别人种的那样一根根椴木或一袋袋袋料上长满了白花花的香菇,我的椴木和袋料上只是星星点点零零落落长了没几个像样的香菇。我挺纳闷,就勾着头去找镇上的香菇种植技术员,他问我说:“你把那些椴木叫醒了吧?你把你的袋料叫醒了吗?”
叫醒肢解成一截一截的桦栎树椴木?叫醒那些被粉碎的树枝和树叶?它们是木头啊,一棵郁郁葱葱的树谁都没办法叫醒,又怎么能叫醒那些被肢解的木头和粉碎得碎如浮土的树枝树叶呢?技术员见我不懂,咕咕嗵嗵大手大脚地翻动着我的那一堆椴木,又拿起两个袋料袋子噗噗碰撞了几下说,现在没雷声,要是有响雷把它们唤醒就好了,没雷声也别担心,把这些椴木、袋料碰撞碰撞它们就醒了。我半信半疑,但是想到我投资香菇种植的那一些本钱,我只好按照技术员吩咐的做了。令我惊讶的是,没几天,我的椴木和袋料上果然长满了密密麻麻又肥又大的可爱香菇。
难道锯倒的树、粉碎的枝叶真的有灵魂吗?难道那些睡着的枯树,枯枝的灵魂真的还能被我们轻轻唤醒吗?
村庄里就有许多这么奇怪的事情,村庄里就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你说不清楚也想不清楚,或许有许多事情你思谋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我很小的时候,那时我的外婆还活着。外婆是个养鸡的行家,她总是养着一大群的公鸡和母鸡,每当临近晌午时,外婆低低的木栅栏庭院里总是喧嚷着咯咯的一片鸡鸣。在初春时,外婆往往用三五只母鸡同时孵出三五窝毛茸茸的雏鸡来,那些雏鸡像一个个鹅黄的小线团,叽叽叽叽在外婆的院子里滚来滚去。偶尔的时候,有三两只雏鸡半闭着眼睛,勾着毛茸茸的小脑袋无精打采地待在一个角落里,不跑动也不叽叽地鸣叫,一副失魂落魄的萎靡样子。这时外婆就拿来一个小铁桶或者一个搪瓷盆,将雏鸡小心翼翼地扣住,手里拎一截小木棍,喊一声:“醒醒啊——”便用木棍乒乒乓乓敲一阵小铁桶或搪瓷盆,喊喊敲敲,敲敲喊喊。过一会儿揭开铁桶或盆子,那无精打采的雏鸡果然就抖擞了精神,像线团似的在院里叽叽叫着滚动了起来,外婆说:“到底把它的魂儿给叫醒了。”
也有时候,村庄里的一个小孩忽然有些迷怔了,不吃不喝,只是昏昏欲睡。这时,会在某个深夜,在人和牲畜都睡熟的时候,忽然从村庄外的田野里响起一串苍凉的应答,一个女人喊:“娃回来呀,”一个男人应答喊“回—来—啦!”这是在唤魂,他们从村庄外的田野,一步一声地召唤着回到村庄,回到曲曲折折的幽深村巷,回到庭院里,直到回到孩子正熟睡的床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召唤,才能把那一颗游荡在野地里昏昏欲睡的游魂给唤回来,给唤醒。他们和许多村庄的人一样,虔诚地相信魂魄有时会打盹,甚至会沉睡的。
是不是大地上有许多东西真的会在某个时刻沉沉睡去呢?是不是真的需要雷声把庄稼、青草、枯木以及许多的灵魂从沉睡中轻轻唤醒?是不是人和牲畜的灵魂也会打盹和沉睡,也需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去苍凉地唤醒呢?
我喜欢“惊蛰”这个节气的名字,我也相信许多事情是会打盹或沉睡的。假若我的灵魂有一天在田野的某个地方,或者是靠在稻场上的一个麦秸垛旁打盹或睡着了,谁会来唤醒我呢?是辗过村庄上空的轰隆隆雷声,还是村庄深夜那一声一声古老而苍凉悠长的召唤?
有许多东西和灵魂是需要用雷声或召唤去偶尔唤醒的,因为生命和灵魂,在漫漫时光的长路上,它们总有打盹或沉睡的时候。
总有一些东西在等着自己的时光
秋风渐紧的时候,许多东西都收敛了它们自己的勃勃气色。树叶在一夜秋风中忽然变得蜡黄了,然后又在一夜秋风中全部簌簌凋落了,只剩下那些缠挂着丝丝缕缕凉风的光秃秃枝干。村庄周围的田野在一夜秋风中苍凉了,玉米林灰苍苍的,秋风在哆嗦的灰白叶子上啾啾地作响,尤其是那些摇曳在浅山坡岭上的大豆叶子,一夜的工夫便被秋风吮尽了它们身上的全部墨绿汁液,叶子筋脉毕露又千疮百孔,仿佛早已枯了百年千年,枯得近似腐朽了。一夜秋风,一茬的庄稼便在这夜秋风中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途。
这时,一丛丛的野菊绽开了,在山冈上,在田野的地塍上,在通往村庄的小路旁,在村庄那一座一座房屋的院墙角落,甚至在一些人家青石条垒砌的台阶夹缝里。那些野菊一朵只有指甲般大小,蜡黄蜡黄的,像一片片来不及捡拾的碎碎阳光,静静地撒在山冈上、田野上和村庄里。这些野菊是在初春时吐芽的,它和许多青草和花朵们一起,在初春时吐芽,在阳春时伸展开它们墨绿墨绿的叶子,许多东西在春天和夏天时已经疯疯癫癫地开花了,但这些掬花一直没有绽开,它一直在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时光。它静默过阳光和煦的暖暖春天,静默过那燥热而冗长的夏天,在漫长漫长的等待之后,当南飞雁阵的啼鸣把天空撩得湛蓝辽远时,当那些绿叶和花朵凋零成苍灰的往事时,当含着霜色的秋风正在山冈和大地上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时,属于掬花们苦苦等待的时光终于蹒跚地来了。
于是,在它们期待的时光里,山冈和大地上的野菊,就像碎碎的一坨坨金黄阳光,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时光片段里绽开了。当然,等待时光的不仅是掬花,还有需要等待更久的腊梅,还有许多我们能够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东西,它们都在村庄的某个角落和静默无声的大地上沉沉地等候着。
那些被阳光催眠的庄稼种子们睡在村庄的土瓮和粮柜中,村庄暖烘烘的气息浸润着它们安详的睡眠。在它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的泥墙上,那些熟稔的犁、锄、镰刀、麦耧也都慵懒地似睡非睡,这些农具们目光黯淡,显得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它们和种子们一样在等待一个片段的时光,那时它们将一起涌出村庄,让种子们回到田野和泥土里,在属于它们自己的一段时光里从容而恣意地生长。还有许多的虫子和草籽,在一个时节里它们销声匿迹了,有的躲在雪层下和落叶下;有的躲在泥土里和石缝中,有的躲在墙根下或石阶里,有的甚至躲在猪栏牛栏里那些牲畜的粪便中,在它们的时光没有到来时,它们像一粒砂、一粒土一样只在等待和休眠,但属于它们的那段时光一来到,它们便会蓬蓬勃勃地绿起来,在田野里、山冈上、村庄里幽深的巷道旁,甚至在一些人家的墙头上和灰暗的屋顶上。
有一年春天,我到村庄西边的山洼里去砍柴,在一片空旷的林地上,意外发现了一大片蜡黄蜡黄的油菜花。那块油菜花有半亩地大,花开得密密匝匝的,就像在翠绿的林地中间铺上了一块漂亮的鹅黄铯锦毯,回到村庄里,我便四处打听那片油菜地是谁垦的,但一直弄了半个月才知道,那片林间坡地是庄南头的赵三爷开垦的,但他六年前只在那里种了一季的油菜籽,后来便没有再去照料过那片地了。那些油菜花是稆生的,七八年了,没人播种过它们,没有人收获和晾藏过它们。夏天时,它们的籽粒就成熟了,被风摇落在它们脚下的泥土里。在夏天丰沛湿润的雨水里,它们没有发芽,在秋季醇浓的风里和冬天的雪层下它们没有发芽,它们在泥土里默默地等了又等,终于,属于它们的春天时光来了,于是它们发芽了、开花了、结籽了。它们的生命在属于它们的时光里张张扬扬地写意着,淋淋漓漓地蓬勃着。
我还常常在村庄更偏远的草滩或野地上,偶尔看到三五棵孤独的高粱、玉米、大豆、蔬菜或其他什么的农作物,它们远离我们的田野和劳作,它们兀自生长着,没有人照料过它们,也没有人刻意地去收获过它们。我知道,它们不过是田鼠或者虫子们在去年或者更早的时候从我们村庄田野里偷走的一把、甚至是一粒种子,然后它们被田鼠和虫子们遗忘了,于是它们就睡在鼠去岤空的田鼠洞岤或虫子藏身的泥土中,固执地等待着那段属于它们的时光,一月、两月,半年或者是一年,终于守望到那段时光时,它们便萌芽了,生长了,开花了,结果了。
秋天的时候,当我一个人疲惫地坐在收刈一空的寂寥田野上,看着那些被村庄收刈一空的田野和那些被秋风收刈一空的野地和山冈时,我知道,在泥土或草丛里,在山冈和田野上,肯定还藏着许多我们收割不去的东西。一把玉米粒、几颗大豆,或者是一些菜种和草籽,它们在泥土或世界的深处默默守望和等待着,它们在时光和岁月中静静地守候和期待着,它们总在等着属于它们生命的那段遥远或并不遥远的时光,它们可能是草籽、种子,或者是一些微小的虫子。
而我们在等待哪一段时光呢?哪一段时光是为我们而来呢?我们的生命会显影在哪一段时光片段上呢?我说不清楚,也想不清楚。
但总有一些东西在等着它们自己的时光。
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失
夏榆
巧面馆在桃花村后街出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口腹有了改善的指望。
开张那天,巧面馆没有像大店阔铺一样燃放鞭炮宴请宾朋优待食客,巧面馆只是在门前清扫出一块净土,面馆老板,一个年轻女子舀清水泼街,路过的人到面馆门前会感觉到阴凉和清净。面馆是临街一户人家的青砖平房改建的,壁上镶了釉瓷,地上铺了地砖,门窗被油漆一新,但店里的陈设极简单,几张桌、几把凳而已。
吸引我的是巧面馆的招牌,粉笔写在黑板上的一份菜单和食谱:山西风味,精美面食。年轻女子举着那块黑板,挂在做厨房用的白色帆布门边。女子穿蓝色绣花中式衣衫,白袜布鞋,腰系蓝色围裙,她踮脚往铁钉上挂黑板的时候,翘起的衣服后襟露出纤润的腰肢。她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脸,一个山西女子,我的老乡。
对山西面食的怀念,经常让我不能满意我居住之地的饮食。我的肠胃被山西的米面喂养了近四十年,到北京以后我会经常想念母亲的手擀面,母亲挽着衣袖站在炕前在面案擀面、切面的情景一直长在我的心头上。细而长的切面在煮沸的锅里沉浮,我看着母亲把它们捞到瓷碗里,浇上葱花和肉丝卤,我埋头吃下去直吃得大汗津津,对我的肠胃和口腹而言,那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巧面馆的开张让我的口腹有了被善待的可能。那个山西女子的脸和手指让我有信任感,她的手指是纤细丰润的,很白;她的脸也是白皙的,眼睛黑亮,鼻子巧而精致,唇红齿白,忙碌的时候两条麻花辫在肩上来回甩动,这个女子作为巧面馆的主人,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这个年轻的俏女子会给山西人争光,她很可能也会把山西的面食发扬光大。
事实也是如此。后来的几天我看到女子过人的厨艺。去巧面馆吃饭的人渐多,女子问清客人的需要,回转身就揉面。之前,先用干净的抹布拭净面案,快速地揉,然后将面团置于手臂间,在灶前站定,灶火红红地映着她的脸,女子一手托面,一手挥动弯刀,弯刀贴着面团飞动,细长的面柳叶一般飘落沸腾的锅里。吃到第一碗浇了肉丝卤的面,我就感到肠胃和口腹久违的欢乐。我的住地是北京西郊靠近香山的一个村落。2000年我住到这个村落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了安身之地。这是一个隐在桃花之林的幽静之所,我刚到村里的时候,村里长满茂密的桃树,桃树掩映之下的是青砖瓦屋,我就住在一幢瓦屋里,我在里边阅读,写作,睡眠,独立而且自由。我经常走出瓦屋,穿过一条安静的长街去桃林散步,桃林有原野自然的空气,有泥土的芬芳香气,在钢筋丛林的城市中这是难得的。这个村庄的存在令我安详,我经常盘坐桃树之下的土埂上,随着晨间的日出和黄昏的日落独享自然之美。秋天,桃树结满硕大的果实,我看着那些桃子由小到大,由青变绿,由绿变黄,由黄变成金色;桃子的肉由硬变软,而桃子的核则由软变得坚硬。对我而言,桃子的生命历程具有启示意义。我喜欢走在结满果实的桃林里,那时候满眼茂密繁盛的桃花之林,满缀在树上熟透的金黄的桃子和这个村庄厚朴古道的民风一样让我快慰,让我内心充满美感。
可能我住到这个村庄,就是为了见证这个村庄的变迁。
两年之后,我目击了美感从这个村庄的消失。先是看见那些桃树被砍伐,伐木工带着钢锯和斧头乘着卡车来,他们围着那些成熟和不成熟的桃树,把钢锯切在树身上拉动,用斧头砍伐,倒在地上的桃树被胡乱堆在一起。伐木工人对待桃树的方式在我看来是粗暴的,听见钢锯被拉动锯齿噬咬树木的声音,我确实感受到心脏的疼痛。那些砍伐声很长时间成为我的噩梦。桃林消失以后,经过一年的改造,出现在这个曾经美丽的村庄的是一片豪华的楼盘。地产热正席卷这座在日新月异中变化的城市。到处是崛起的高耸的楼盘,包围着楼盘的一定是商厦、餐馆、歌厅和洗浴中心。桃花村也没有例外,桃花村的农民是聪明的,他们知道居住之地属于政府和房地产商共同征用开发之地,他们赶在拆迁之前,大规模翻盖扩建房屋,在屋宇之上叠加屋宇,在房间之侧扩建房屋,桃花村所有的空地都被占领,所有的空地都是简易房屋,包括道路、小学操场。
到2005年的春天,曾经美丽而幽静的桃花村成为外来人口的杂居之地。大批的商贩、民工蜂拥而来,包围着这个村庄的还有成群的流浪歌手和结队的歌厅或洗浴中心的小姐。
我注意到巧面馆的客人是如下几类人:民工,流浪歌手,小姐。
民工是褴褛的,他们直接从附近的工地过来,带着劳作之后的尘土和倦意。民工们坐满巧面馆的时候,面馆的气氛和空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屋里酒气冲天汗味弥漫,桌上杯盘狼藉,地上垃圾遍布。夏天的时候,他们干脆除去身上的衣服,祼露着上体,用外地口音大声喧哗,争吵,谩骂,有时候也会有低语款款的诉说。天气再热的时候,他们就索性搬到外边喝酒,喝罢了酒就倒在地上午睡,巧面馆旁边的几棵没被砍伐的老树成为他们遮阴纳凉的清静之地。
借居在桃花村里的文艺青年多半是音乐爱好者,因为每年五月在这里举办迷笛音乐节,这里就盘踞着很多音乐人。这是一群紧跟流行的时髦青年,他们的发型、服饰和举止做派给一个村庄增添了纷繁的色彩。女青年剃着光头,鼻孔钉着环饰,手臂间环佩丁当;男青年则是长发垂肩,黑衣黑裤,大头皮鞋,他们群居、滥交、吸食大麻。他们坐到巧面馆的时候狂呼高叫,推杯换盏,气焰嚣张。自然,也有例外。我在巧面馆附近看见过一个男孩子安静地盘腿坐在地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公共电话亭,男孩怀抱吉他对着一只悬垂下来的电话机弹吉他唱歌,我猜这是一个恋爱中的少年,电话那端一定是他的恋人。
小姐的出现会改写巧面馆的内质。小姐们多是在午后出现,那是她们从睡眠中苏醒的时刻。小姐们坐到巧面馆的时候,面馆就香气漫溢。小姐是慵懒的,她们通常是夜晚工作,白天睡觉。不在工作状态中的小姐就是普通的女子,她们穿着丝绸睡衣和绣花拖鞋,她们爱美,爱吃零食,爱说话,爱笑,用粗话骂人,她们在巧面馆的时候,巧面馆就充满情铯的气息。村庄里几乎被小姐包围的事实经常让村民们兴奋又不知所措。到午夜的时候,后街最为热闹,那时候从后窗可以听到小姐们下班的动静:送她们回家的出租车停车的声音,女子踩着尖细的高跟鞋穿过后街的声音,女子叫门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惹出来的狗吠的声音,一时之间难以平静。有人不堪深夜受到的马蚤扰,就给村治安中心打电话,在小姐们午夜下班的时候,就有治安人员拦住她们盘查身份证。有身份证就被放行,没有就被带走。次日清晨,当地妇女习惯扎在一起,议论那些做着小姐的女子的表现,她们的神色是轻蔑的,但是她们的内心也许会有隐隐的醋意,因为与小姐的自由和情铯比,当地女人的生活是寂寥和落寞的。
这些人成为巧面馆食客的时候,巧面馆就焕发出一种混合的多元的生活气息:有时候它是杂乱的,有时候是艺术的,有时候则是性感的。当然,有时候也是寥落的。
巧面馆的女主人叫丑,19岁。和她名字相反,丑是个美丽灵秀的女子。
和巧面馆的女主人熟悉了以后,我就和她聊天,我衷心赞美她做出来的面食,她听了很高兴,她的眼睛清澈,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发亮。她的笑声很美妙,清脆如玉器的鸣响,看她精致的五官我就想养育她的那些山水和土地一定是美的。在乡村,俏丽的女子通常会有一个俗贱的名字,大人们通常认为女孩子名字越贱越好拉扯。丑也是,丑的老家在山西南部的文水县,我知道那是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跟丑熟悉以后,她给我背家乡的歌谣:
刘胡兰,13岁,参加革命游击队,
15岁,死在敌人铡刀下;
她牺牲,为革命,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背诵完了丑就笑,她的身体在笑声中快乐地颤动。
和丑的美丽灵慧形成反差的是她男人,她叫她男人二板。二板是个清瘦、高挑、沉默寡言的后生,丑在灶前忙碌的时候,二板就在旁边打下手,他会看眼色行事,迅速地配合着丑需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丑和二板平时就住在面馆里,面馆打烊的时候,那里就是他们的居所。他们搭地铺睡觉。
巧面馆寥落的时候,丑就跟她的男人坐在餐桌前看电视。电视是十六吋黑白的,放在绿色的旧冰箱顶上,只能收两个台,屏幕上雪花纷飞,声音杂乱。但是他们还是盯着屏幕,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坚持把某部电视剧看完。我看见丑和她的男人感情很好,没人的时候他们互相取笑逗乐,依偎着用家乡话私语。丑在她男人怀中的时候娇柔无比,这是一对幸福的情侣。
她们没有欢笑的时候就是遇见了什么麻烦,最大的麻烦就是房东涨房租,村委会来收卫生费,税务所来收营业管理税,治安人员来收治安管理费。我看见三个男人,一个矮个满脸络腮胡的老年男人,一个面容菜色的后生和一个粗壮的汉子,他们三个人是村里的治安人员。他们经常穿着皱巴巴的绿制服,戴个红箍,骑着旧自行车在村里游走,拦截那些小商小贩,不在指定地方做买卖的就被罚款,粗壮汉子负责威吓被他们截住的人,络腮胡子负责撕票,菜色青年负责抢夺货物。
很多个早晨,桃花村的道路上停着警车,治安人员守在路口查验暂住证,我看见仓皇奔逃的民工和在后边追赶的治安人员,躲在工棚里的民工被治安人员像黄鼠狼捕鸡一样捕到警车里。治安人员也不是看见路人就查验暂住证,他们会看路人的相貌装扮举止,像当地人的就放行,是外来人口的就严加盘查。
我坚持在巧面馆用餐,就像我坚持在这个村庄里居住。我要生活在这些平凡的人与事中间,我要保持我对人世间最基本的感受力。
因为职业的特性,用餐的时间不规律,我经常会在午后或者午夜去巧面馆用餐,那时客人已少,我到了,丑就开灶忙碌。丑很灵巧地在屋里揉面,擀面,切面,或是包饺子,炒菜,只需要几分钟的工夫饭菜就做好。
丑是纯真的,也是淳朴的,她的发亮的眼睛,精巧而挺直的鼻子,漾着笑意的嘴唇,她的修长曲线分明的身体,都带着乡村女子未被开凿的原始之美,有时候我甚至担心她会受到小姐们的影响,我期望她不受影响。
黄昏的时候,是小姐们上班的时刻,她们在沐浴更衣乔装打扮之后纷纷出动。到歌厅和洗浴中心上班之前,她们会坐在巧面馆里吃丑做好的饭菜,那时候,巧面馆和门前的街道就弥漫着小姐们使用的香水的气息。
小姐们经常会在巧面馆请客吃饭,当然付账的是那些陪她们的男士。很多生意人成为小姐们的客人,他们可能在歌厅或者洗浴中心结识,然后就建立了固定的关系。小姐们用手机或短信联络那些她们看中的男人,用软硬兼施的口气逼男人就范。在小姐们租住的房屋前经常停着各种豪华轿车,那些男士们如约而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小姐的居所。有时桃花村里的歌厅和洗浴中心因为涉嫌S情交易被查封,老板被拘,但是用不了多久,歌厅和洗浴中心照常开张,老板拥有的资本和实力足以轻松摆平他所遇到的任何麻烦。
在桃花村歌厅和洗浴中心我看见过工作中的小姐,她们在迷蒙的红色的灯光下,像下等妓汝抽着烟,光着手臂腿脚祼露着胸|乳|慵懒地拥在大堂等待客人。有客人到来她们就被一批一批地领着供客人挑选,有幸被客人挑中的小姐或者进入包房,或者被开车带走。在桃花村豪华俱乐部的夜总会我看见工作中的小姐则是另一种姿态,她们云髻高绾,身穿纱裙,摇曳多姿,列队等候在铺着红地毯盘旋升起的金色楼梯间,那些光临的享有VIP会员待遇的富豪们会挑选他们看中的女子带走。当地警方会定期开展打击娱乐场所S情活动的行动,在警方的打击下,普通的歌舞厅、洗浴中心的小姐就成为惊弓之鸟,但豪华的酒店和俱乐部却安然无恙。
在桃花村洗浴中心的保健室里我遇见过一个喜欢舞蹈的女孩子。她的身材修长,留着黑亮的披肩直发,眉眼清秀,目光柔和而善良,她白皙的脸孔散发出青春的光泽。她被服务生从一群站在回廊下的年轻美丽的小姐中叫出来。这是个娇柔得令人一望就心疼的女孩子。
这个叫陈晶晶的19岁的女孩子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在十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妹妹和陈晶晶一样怀有舞蹈的梦想。她让我看她的手指,她说妹妹的手指和她的手指一样都很长,妹妹的身材和她的身材一样好。如果家境好的话,她们就可以读书,学舞蹈,谈恋爱。但是弟弟病了,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每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块钱。弟弟的病倾尽了全家的积蓄也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弟弟被送到上海大医院救治的时候,医生说,弟弟只能活两年。热爱舞蹈的陈晶晶放弃了考舞蹈学院的梦想,为了延长弟弟活着的时光,她就到城里洗浴中心做小姐,赚钱给家里。我遇见陈晶晶的时候,是她小姐生涯的第三年。她的弟弟已经死去,她的妹妹成了一个幼儿舞蹈教师。陈晶晶则终日关在阴暗的洗浴中心,全天候为客人服务,随叫随到。
她的理想是回老家开一个服装店。她说,服装店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有四五万块钱就可以开。我说那你的理想很快就会实现。她说早着呢,我赚到的钱几乎都给了家里还债务,我每月只留几百块钱给自己。她说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家境都不好,都是为了养家才出来的,谁遇到我这样的情况都会像我这样做。
丑似乎并没有被小姐们的生活所动。
她保持着自己纯真朴素的美感,保持着自己天然的性情,素衣简食,勤勉地经营着她的餐馆。她对前来光顾的客人没有分别心,殷勤地侍奉着上门的客人,同时坚韧地应付着落在头上的苛捐杂税。
但不知为什么我会产生宿命的感觉,我感觉丑纯美的天性将会成为她生存的障碍,她在城市中的生存将会因为她天然的性情更加艰难。
有一天晚上,下了雪,天很冷。我到巧面馆,我看见一女子在餐桌旁哭,她并没有大放悲声,只是低头对着饭碗垂泪。在那张桌前围着六七个男人,他们头冒汗珠,推杯换盏,酒热耳酣。有一年轻后生劝那女子:
嫂嫂你也别难过,大哥是受了伤,可你也看见了,他这就可以跟你回家了,我们这些人有家还不能回呢。
那个女人的丈夫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们要把他运回老家去,只等着结了工钱就走人,那些男人是那女子的乡亲。
我看见抱着双臂躲在角落里的丑。我看见丑的神情黯然。
第二天午间,我听到有人争吵,开始没在意,后来争吵声越来越大,有棍棒打砸的声音和人被打砸的哀号震响。我出去,看到巧面馆门前围了很多人,一些男人挥舞棍棒在追打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从巧面馆打出来的,我看见巧面馆翻倒的桌椅,摔碎的杯盘碗盏,巧面馆的房东老太太在跳着脚手指那群人开骂,有人倒在地上抽搐,头上流着血,有人在挥舞棍棒叫嚣骂阵,场面极为壮烈。
闻风赶来的治安人员平息了这场械斗。这是民工和包工头的火拼,因为拖欠工资,那个被砸断腿的民工的亲戚代他去跟包工头讨工钱,包工头开始是拖,躲着不见那些上门讨钱的人,拖不下去的时候就找理由克扣那个人的工钱。三扣两扣,能拿到手的工钱就很有限。讨钱的人压不住愤怒,就操着棍棒结伙找工头算账。他们先礼后兵,请工头到巧面馆吃饭,在饭局上要求工头支付工钱,工头找理由搪塞的时候,那些人就大打出手。
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也听得多,我对类似的事情已经不再惊诧。让我惊诧的是丑,她平静地收拾着巧面馆的残局,她的神情安静而隐忍,我觉得她是看见了生活的悲怆。
寒冷和狂风到来的时候,是居住在简易房的外省人最难过的时候。
我再去巧面馆的时候,就看见丑和她的男人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他们在面馆里生起了火炉,但是火炉里的火气息奄奄,炉筒也只是温热,无法抵御屋外的寒冷。天气转冷的时候,来吃饭的客人也稀少,经常是一天三餐见不到两个客人。丑为了节省蜂窝煤就把煤渣和着泥土一起烧,火炉始终是温凉的,无法取暖,但是很容易在屋里积聚起死烟。我走进巧面馆的时候,就能闻见令人窒息的死烟气。曾经的矿工生涯使我对这样的死烟气格外敏感,我在矿区就看到过人被死烟气闷死。但丑和她的男人竟然对死烟气毫无察觉,我提醒他们。丑说没办法,煤价一天一个样,煤也贵得快买不起了,得节省着用,还有一冬天呢。
在寒冷的时候,丑和她的男人还是睡在地铺,我就很惊讶。丑说:没办法,挣到的钱刚够交房租,交卫生费和管理费。还得接济家里的父母。手里落不下几个钱,只能克服困难了。
丑的劫难出现在一个大风的夜晚。隆冬的时刻,风力高达八级的狂风袭击京城。早晨起来,我开门,看见大街上被风劫掠过的惨状。然后我就听到房东说:有人在出租屋里睡觉被煤烟闷死了。我心紧了一下,去巧面馆看我的老乡丑和她的男人。我看见巧面馆围起来的人时心里发慌,到了跟前,我看到丑的男人躺在地上,他的身上盖着一个塑胶袋。
丑被送到了海淀区医院。她的房东早起叫门的时候,发现爬到屋外的丑,而她男人的身体已经僵了。
几天后丑独自回到了桃花村。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在收拾她的巧面馆。
我不开饭馆了,我交不起房租了,存的钱全花在了医院,房东不让我租房撵我走呢。
我问她能去哪里,她说还没想好。丑纯美的脸上展现出来的悲戚和迷惘让我感觉落寞。屋外是飘落的大雪,白雪覆盖着街道、房屋和过街天桥。
几天以后,我看见巧面馆被封起来的门窗,熄灭的炉火,收拾起来码在一起的桌椅。我熟悉的那个美丽的山西女子已经不在。这是冬天一个阳光充沛的早晨,积雪在冬阳的映照下正在消融,有被人宠爱的狗在路上懒散地游走。我看见的是一间熄灭了炉火窗棂结着冰凌的暗黑的房间。
荞花盛开
郭文斌
接到电话时,我没有丝毫紧张,我想我的娘一定等着我。如果她真的要走的话,她会给我打声招呼的。娘果然等着我。当我站在炕头时,她的眼角流下泪来。
娘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吃下去就吐。前不久,我回去时,她说她奇奇地想吃个化心梨,我却单单地没有拿。这次我特意为她买来了化心梨,她却吃不下去。我想这笔债定是欠下了。永远欠下了。
想不到娘最后的一站路竟是揪心裂肺的疼痛。这种疼痛,我只在妻生孩子时领略过,但娘要被动得多。牙关咬得喀吧吧响,眉头上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一而再地往起翻着,但身体已经叛变,死死地不肯配合,一切努力最终都变成大颗大颗虚弱的汗珠。连汗珠都显得那么虚弱,一层一层地,往出渗。最新的止疼药都不起丝毫作用,包括杜冷丁和鸦片。
娘开始绝食。可怜的娘只好以此和疼痛抗争。医生给娘输液,也难以完成。因为娘总是乘人不注意将针头拔掉。娘使劲咬住呻吟,不将痛苦表现出来。枕巾一夜间被撕成碎片,床单被抓出洞。后来,就连撕挖也变成了蠕动。再后来,只从不时紧皱的眉头和刚出壳小鸡似抓挖的双手中可见死神在一点一点地销蚀她。娘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抓住一片卫生纸一点一点将它撕碎。喃喃着,而又不知所云。将耳朵贴到最近也不知所云。我只好将想象连根拔出来,猜测娘的需求。试探着将手给她,她就一把抓住。内里觉得她在使尽全力抓着,我的心也好受些。但很快又放开,希望破灭的样子,如同一声叹息。揣摸着娘要喝水了,给她水喝,她就咬住壶嘴不放,一直将一壶水喝尽才肯松口,喉结一鼓一鼓的。揣摸着她的心里烧,给她用酒洗胸口,她就停止了喃喃,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屏息凝神地享受着冰凉的酒带给她的一会儿稍微的轻松。
拒绝了所有人的侍候,我霸占地守候在娘身边。总觉得别人无法摸透娘的心思,侍候不到地方上。其实是怕失去哪怕一次满足娘需要的机会。
我不知道娘当初送我出远门时是一种什么心情,但我这时却充满了矛盾。我既希望我的娘多在几天,不愿让娘的音容成为怀想和追忆。但又不忍心让她继续经受痛苦。每当娘痛得惨不忍睹时,我就祈祷着上苍的宽恕。可是细一想,这时的宽恕,竟是让娘早点上路。因为娘的后路已被封死。但我仍然力主给娘再挂一瓶液体,弄得大夫很不高兴。而挂液体的结果正如大夫所言,是娘痛苦的再生。针头Сhā进去不久,娘又疼得抽搐起来。想不到拯救成了痛苦的再次放大。但我还是坚持挂完这个瓶子。
“天黑了,亮亮还没回来。”
“萌萌不知乖着么。”
我忙叫来儿子,儿子喊了一声奶奶,喊得惊天动地。娘嘴皮动了一下,却流下泪来。惹得我们都抹泪。每次给娘买些东西,让娘存着想吃了吃,娘口头上答应着,但还没等我从房门里出去就喊孙子。娘的眼睛看不见,以为我走远了。我生气地说,娘你真是。娘就笑一下。
娘到如今还没有走出生活,还在为儿孙操心。我们又何曾时时想起娘。总在忙碌之中,总在奔波之中,一年四季在娘身边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谁都知道娘将她的眼睛交给弟弟带走了。弟弟死于痢疾。娘为了弟弟哭瞎了双眼,我们呢?竟连一点时间都挤不出来!总想等消闲些富裕些带娘到大医院好好地检查一下身体,等新房子成了接娘到城里敬一个儿子些微的孝心,总想着娘的走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岂料,她说走就走呢。
当我将妻子第一次领到娘身边时,娘摸着妻的脸说,我的娃给我找了这么乖的一个媳妇。我的眼泪就落下来。如果不要摸,娘连妻的高矮都不可能知道,更别说长相。将刚满月的儿子从县上领回家,大门里还没进去,娘就早早地喊:快让我看看。我将儿子交给娘,娘做出一副打量的样子,左看看,右看看。说,天下第一美男子,心疼死奶奶了。我的泪就又下来了。儿子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比他老子体面得多,但娘却只能凭借想象。后来打听到上海有一家医院能做复明手术,就恨不能立即带娘去,但是竟然一直没有成行。娘就到死也没有知道她的儿媳和孙子的本来面目。
且不说眼睛,如果早一点将娘带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娘的胃病也不至于癌变。哥说,娘躺倒的时候,我正在为调动奔波。娘不让他告诉我。娘的病给耽误了。
其实娘是被带走的。娘被押解着。娘并不愿离开。娘一步三回头。娘拼上所有的生命做着抵抗,但无济于事。
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娘被带走。两手空空地被带走。马达声惊心动魄地响着,车门已经关闭,娘的口已被封上。我只能在站台上将心一点一点变成泪水。尽管我知道泪水不是行李。妻子要带妹妹上县复习考试。走时给娘说,娘你歇着,我们走了。娘说,还回来吗?妻子说,你想让我回来吗?娘的眼里溢出了泪水。
从娘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又一次疼痛的浪峰袭来。一生咬着牙关度过的娘竟然主动向我们求援:你们得给我想点办法。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但是娘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这种持续不断的疼痛让乡亲们开始怀疑善恶因果的朴素天理。谁都知道娘是一个大善人,不想却是这么一个落点。
残酷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娘的性格,她是多么不甘心。她仍在搏斗,她在奋力往起翻身,但是所有的结果不是恶心,就是晕过去。我们说,你睡着歇着么,挣着干啥。娘说太阳红红的,我睡到啥时候。
一如一盏燃尽了油的灯,娘又转入沉沉昏睡。当一种动态的痛苦一旦转入静态其实更让人受不了。娘就那么一整天一整天地昏睡。面对儿子的呼唤,偶尔答应一声,也像小时候她正忙着我们叫她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一样。我不知道娘现在在忙什么。
娘是被她的性格打败的。大冬天也不穿棉裤。以前是没有,后来有了也舍不得穿。将儿媳的炕填得烫热,自己却常常睡冷炕。农业社里挣工分比男人还挣得多。中午累了就睡到地上。有病也不吃药,硬是往过抗。但她最终没有抗过命运。命运好像故意教训她似的让她领略病魔的厉害。
“太滑了。”
“全是冰。”
“天黑了就睡觉。”
守在娘身边的人都被娘的胡话怔住。我却无比地感动。人生果真如此,娘今天才悟透。
接着,娘就转入很深的沉默。居然以一个姿势睡上整整一天。只有游丝似的一些气息和脉跳说明娘还在着。有人说娘是看店去了。有人说娘是办户口去了。但是一个户口就办了这么长的时间?
夜深了。炕上炕下坐了许多人。这儿歪着一个,那儿趴着一个。卷烟弥漫了整个屋子。茶罐不倒。醒着的在说着一些闲话,和娘好的时候一样。娘的活人好。村里人的闲时光差不多都是在娘屋里度过的。特别是晚上,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直将话说得带了瞌睡,还是不愿走。娘也不急,总是那么宁静地坐着,如同守护着自己的儿女一样。我曾经埋怨娘,费水费烟不说,还让人睡不成觉。娘说,你别嚷,等我死了,人家就不来了。噎得我说不出话。娘病了时发生的事情让我为当年羞愧。这几天,全庄人几乎停了家事,自动给娘取药、帮哥磨面、收拾丧葬一应物什……如同亲儿孙一样,不辞劳苦。
娘居然是被一泡尿胀醒的。居然在努力地往起翻。居然清楚地说,我要尿。我们说,给你衬着卫生纸,你就尿吧。娘说,将床单尿湿了湿洼洼的。我说外面太阳很红,一会儿就干了。娘仍不尿,仍往起翻。头上的汗就一层一层的,直到晕过去。
娘到底还是尿到卫生纸上。给娘换纸时,我想起我小时的尿布。人真怪,一辈子原来是转了个圈儿,临末,又回来。
也许娘真已报了到,将疼痛上交了。才能这样安稳地大段大段时间长睡。
深夜,我一个人时,娘就大大地睁了眼睛,定定地瞅着我,法官似的审视着,似乎要将我看穿,让人毛骨悚然;要么就像打量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似的,目光中含着辨认、怀疑和回忆,让人觉得这不是娘的目光,而是谁冷地里打过来的一把刺目的手电,不容躲避地逼迫地照着你,而她却躲在某个生命角落的深处细细地察看着;一会儿,又觉得所有的娘都到了瞳仁里,要从中走掉似的;突然又眼珠子一个转动将我一下子扔开,看着屋子的某个角落,仿佛那里有两个孩子正在捣蛋,她要过去看看;一会儿,又像什么都没看,如同一个灭了的灯笼,有种近乎残酷的冷漠,好像在说,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让人伤心得想哭。我小心地叫了一声娘,但她没有丝毫反应,如同我叫了一声天,天没有反应一样。我突然觉得有一种陌生横亘在我和娘之间,不知是谁陌生了谁。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可怜。人睡着着,手却一直在动。撕自己的衣襟,抓床单,一双枯瘦的手在炕上摸过来摸过去。挣扎着往起翻,但只有往起翻的意向,却不能实现,就叹息一声,在身体里边,几乎听不见,似乎隔着一个世界,只有亲生儿子用心才能听得些。
“哎,我没有一钱力。”
“这样睡到啥时候。”
我静静地守候在娘头顶,生怕漏了娘的一个字。也许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金贵的了。尽管听到更让人心碎。
突然,娘问:“荞花该开了吧?”
我说:“开了,娘。”
娘说:“一辈子就开一次?”
我说:“一年一次。”
娘坚持说:“不对,是一辈子一次。”语气肯定、坚决而又超然,不容辩驳。让人觉得荞花真是一辈子才开一次。
那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和娘在荞地拔野燕麦。看着眼前灯海一样的荞花,我问娘,荞麦是粮食吗?娘说,是啊。我说,我怎么觉得它不是粮食。娘看着我笑笑说,那你说它是啥。我说,它是娘。娘怔了一下,蹲下来,放下手中的燕麦,捧住我的脸一个劲地看。我就在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荞地。
手似乎经历了千山万水,才到嘴边。事实证明她是多么渴。当我将水壶送到她嘴里时,她一下子咬住不放,刚从沙漠里出来的样子,好像要将整个水壶吞下去。但我又不敢让她喝得太多,她的肚子很胀很胀。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绝望,而绝望莫过于等死。现在,我们就等着娘死。天很热,我想将她的棉袄脱掉,正是夏天,穿什么棉袄。人们说,那不行,弄不好穿不上了。就这样,夏天的娘竟要提前进入冬季。莫非那个世界永远是冬天?走时带上不行吗?人们笑我不懂事。
我的目光在娘穿着绣花鞋的小脚上停下来。娘的脚除了大脚趾其余几个脚趾都被活活折断。娘的一生就在这双小脚上展开。当年,娘就是用这双小脚,往爬不住牛的山顶挑粪,种田,到沟里担水,背着我们去看戏,抱着我们去看病,给我们往学校送吃喝……娘啊,当年,你的一双小脚是如何欢快地踢踏着生活,给你的儿子教着站姿、走样。让我们知道了怎样走路才能不摔跤,如何过河才能不湿鞋。娘啊,这些,你的儿至今还没有真正学会,你却猝然将它扯走,你就不怕你的儿有个闪失?
当年你穿着绣花鞋来到这个家里,今天却要穿着绣花鞋离去,娘啊,你到底要到哪里去?
渐渐地娘就连些微的运动也停止了。手放在哪儿就永远放着,如同置于地上的一截枯枝。也看不出棉袄带给她的急躁,虽然头上一直在往出渗汗。才知道娘已离开了衣服。
这天,娘竟然能吃下去东西。我们乘机灌药,奇怪的是药却一吃下去就吐。老年人说,这是娘在吃她的最后几口禄粮。我忙跑到街上,将娘能吃的小吃全买到了。
不讲价钱,要多少给多少。也不等对方找钱,拿上东西就走。一个卖牛肉的摊贩听说我是给弥留之际的娘买肉时,又要回割给我的肉,换上另一块,说他刚才卖给我的是驴肉。我的眼里充满了感动的泪水。我不知道他是在尊重娘还是死亡。路上,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一盅蜂蜜,那是小时候不懂事的我大病中向娘提出的一个愿望。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愿望是多么奢侈。那时的娘哪里来的钱买蜂蜜啊。但是娘还是弄来了一盅儿。蜂蜜是姐给我的。我问娘呢,姐说娘出工了。娘好几天没有回来。后来才知娘去捅马蜂窝被马蜂蜇得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谁知娘对我买来的东西只那么轻描淡写地尝了一下。
最后娘要了荞面凉粉,我为娘终于能够向他的儿子开口感动不已。这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过的。娘一直在节制之中,只有被动没有主动,只有接受没有要求。娘一生没有为自己向她的儿女提出过一个要求。听见娘要吃凉粉,村里能来的媳妇子都来了。厨房里的空气一下子比战前还紧张,抢挖工事似的。大家都知道,娘的车已经开动,稍一迟延娘就顾不上吃。尽管人已多得站不下,有些工序只好在院里完成,但我还是见缝Сhā针,手术室里的护士似的留心配合一切细节,力争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质量。
想不到娘竟像好时吃了一碗,吃得无比庄严无比高贵无比悠闲,如同阳光舔着我心中久积的雪花。
然后,娘让我给他梳头、洗脸。完毕,又要过镜子,极认真地打量着自己,同样一种贵族作风。左看看,右看看,好像那双眼睛就根本没有失明。我想,娘出嫁的那天一定也是这样打量着自己。
娘要动身了。
我们就手忙脚乱地给娘穿衣服。娘眼睛巨大地睁着,打量着我们,似乎对我们的举动不可思议。有时配合一下,好像不忍心让我们累着。一如一个扯闲的人见你正忙着,就边扯闲边漫不经心地帮你一把。
我是在给娘系大襟上的一个纽扣时忍不住哭了的。我怕被哥看见,忙背过脸。我想起我小时候,娘给我穿衣服时的情景。我耍耍打打的,不时配合一下,但仍没有忘了耍。想不到今天我却给娘穿衣服。那时娘给我穿衣服时常说,快穿,穿好了下去耍去,院里太阳红红的。今天,院里太阳仍然红红的,但娘却再也无法走下炕。而且仅此一次,穿上就再不脱。娘啊,今后,您的衣服该由谁来穿呢?又是怎么个穿法呢?您的院里是否也有红红的太阳在照着?不知为何,这时,我觉得穿着红棉袄红鞋的娘与死无关,倒像一个待嫁的新娘。
早上还晴晴的,下午却下起雨来。这时的娘好像知道了她要走似的,神情中一副等待的样子,不时看看房门,好像在说,这雨还不停。
突然,娘说:“再让我吃一口凉粉嘎。”语气纯粹是一个向大人讨要的小孩。我忙喂了一口凉粉,娘安闲地吃着,脸上漾着淡淡的欢欣。
突然,娘暂停了咀嚼,说:“丑子来了。”我们都以为娘在说胡话,不料没过多久,丑子大姐真的从门外进来。
只一口。再喂时,娘就睡着了。
是,我听你的。娘一步比一步紧地走着,像生着气,又带着逃离的欢欣,我追不上,只听见她说,是,我听你的。路遇一神算,打卦,卦辞曰:禄粮尽。我一急,惊醒,揣娘的手时,已凉了。哥已将地上的桌子挪到院里去,在地上洒了水。我知道我的娘将要离开烟火了。
但娘又回过气来,庄里人不忍目睹娘停留在阴阳交界的样子。一个远重孙大声喊:太太,有啥说的你说,说了去!但娘固执地不走,什么话也不说,脉一阵有一阵无。
雨出奇的大了起来。我想象不出娘的一双小脚该怎么走。心里说,娘你要走就等到雨小了走吧。但娘并没有等到雨小,可见娘的路与雨水无关。
但娘最终暴露了她的留恋和牵挂。走了好几次都没有走起身。
接下来我就听见娘在一种杂沓的声音中。那种声音告诉我,娘在拼命地奔跑。身后是千万追兵。我的泪水又来了。沿着泪水,我看见二十年前的我绕着表姐家的院子拼命奔跑,身后是气得不成样子的娘,娘在叫我回去上学,我说学有什么上头啊,还不如和表姐玩有意思。但是我最终被娘带走。我抹着泪一步三回头地走着,娘说,等到过年我再带你来和姐姐玩。娘啊,现在,你又是被谁追赶呢?过年,我站在老家的大门口,是否能够等你回来?一如小时候,你站在大门口手搭在额头上望着我回来一样。
蓦地,娘体内风一样的声音像被什么砍断。我清晰地看见,娘愣了一下神。
妹妹就从门里走进来。
我就看见娘搭在额头的手放了下来。
雨是随着娘咽完最后一口气停的。娘被人们从炕上挪到地上,脸被白纸苫着。这时,我竟没有丝毫的悲痛。我在专心地给娘正相、凉尸、守丧。为的是让娘体体面面干干练练地上路。
一庄人自觉地忙乱着。木匠叮叮当当地做着寿木;厨子吵吵嚷嚷地煎着献饭;阴阳写着领魂幡;香佬杀着引路鸡……
不久就有人来吊丧。献馍馍摆了一桌子,却不见娘动一指头。纸钱烧了又烧,也不见娘动一指头。姐成天的哭丧,嗓子都哭哑了。人真怪,来时自己哭,走时别人哭,两头都是哭,中间呢?
夜深了,人们一一散去。我跪在娘的身边守着娘。不顾犯忌,不时取开苫脸纸看看娘。这时的娘是那么安详,大海一样睡着,在痛苦之外,在感情之外。
凉尸用的是井水。里面泡了砖。砖轮换着置于娘的两胁间。心口上用荞面圈了一个圈,里面倒着白酒。我和哥不停地添着酒,换着砖。小时候,发高烧时,娘也是这么给我降体温。等我从昏迷中醒来,娘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我的心里是多么甜啊。流着泪的娘是多么好看啊。娘啊,现在已经几个时辰过去,你怎么还不醒来,看看儿子脸上的泪水。
躺在地上的娘以无言面对世人,正是这种无言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尊敬。娘一下子享用了香火,不再用筷子吃饭,不再用勺子喝粥,变得神秘莫测起来,不再喝鸡喊狗,不再呻吟,不再看世界,不再为哭声所动。娘是真正的成熟了。
突然,我有种被什么欺骗了的感觉。
天黑了时,大伙让我去睡,我不肯。娘明天就要赶路,娘在这个屋里的时间仅有一个晚上,我不愿将这个晚上交给瞌睡。我小心地给娘打着苍蝇。提醒打盹的姐不要压了娘的腿,娘有严重的关节炎。将油灯挑得很亮,娘的眼睛看不见。后来,我让哥和姐都睡去,说不清这是不是一种自私,我想和娘单独坐坐,聊聊。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当偌大的上房里只剩下我和娘时,我觉得我一下子越过了生死关界,恍惚中看见娘在时间中穿梭如鸟。我关了房门,我想通过这个动作提醒娘留心一下她身边的儿子。
果然,娘突然翻起身来,说,一觉咋睡了这么长。娘拍打着身上的草屑,说,放着炕不睡,睡在地上做啥。娘一把推掉身上的砖,说,还没压够么……不由伸手摸摸娘的心口,心口是那么冰凉;看看苫脸纸,苫脸纸一动不动。才知道娘是再也回不来了,一切都是妄想。
悄悄地叫声娘,娘。但是娘却无动于衷。小时候,自己重疾气绝,娘抱着一直叫,叫了整整一个时辰,竟将一个被大夫判了死刑的儿子叫了回来。父亲说等我睁开眼睛,娘的嗓子已经哑了。娘啊,现在你的儿同样哭哑了嗓子,你怎么就不醒来?那时,累了一天的你不也睡着着么,但是你的儿子哪怕是说个梦话,你也会惊醒。现在你怎么就这么无动于衷呢?
娘啊,如果有缘,我们再做一次呣子。
就这么相守着。呣子二人。在草铺里。如同一对羁旅的游子。娘啊,我们这是在哪一站呢?到底走了多少路,你咋就这么累呢?
娘就躺在我面前,我却觉得无比遥远。仅仅一口气就将我们隔得这么遥远。娘是真的走了?那么眼前躺的又是谁呢?
天快亮时,哥来了。他让我去睡。我说,坐着吧。哥说,我听见娘在喊我起来套牛去。我说你是被娘叫惯了。灶上端来一碗饭,我吃不下去。我的娘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她就不饿吗?我让哥吃,哥也不吃,哥在一根一根地抽烟。
院子里渐渐热闹起来。有说有笑的。我才知一个人的死对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无足轻重。曾经给别人送过葬,也觉得不过是将一个人埋进土里去,并没如此的伤心和牵挂。这时才发现,儿子的脐带压根就没剪断,扯心啊。当初,儿从娘肚里走出来;现在,娘要从儿心里走出去。
按照风俗,每当亲戚来祭奠时,孝子都要哭的。第一批亲戚来时,姐就大放悲声。我却哭不出来。不料学姐叫了一声“娘啊”,泪就像早等着似的涌出来。伤心就如一个滚下山的碌碡,收也收不住。原来,娘就是伤心,就是泪啊。娘啊,小时候,什么时候脸上有泪水什么时候就有你的一双大手伸过来。现在,泪水就要将儿的心扯走,怎么就不见你的手伸过来?
按照习俗,最后的一次洗脸应该由长子完成。这让我觉得长子很幸福。人们一再催着,哥却洗得十分仔细,直到众人怒气冲冲,他也没发觉似的。这让我很感动。娘的包头已经松动,哥又仔细地绾好;娘的几根白发露在外面,哥又小心地把它归整到包头里。我知道哥当时的心情。我的泪水从未有过的多,以致最终掉到娘身上。
泪眼中的娘被一股仙气笼罩着,我十分挑剔地让人们将娘的脚再搬搬正,将娘的衣服再扯扯直。我想起我第一次出远门,要到城里去上学,娘就是这样给我扯着衣襟,正着衣领;我想起我相亲的那天,娘也是一边给我扯着衣角,一边让我将头理理,不要让人家嫌弃。现在,我的娘要出平生最远的一次门,我也要让她体体面面的上路,同样不要让人家嫌弃。
记不得是如何走回家的。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离别的味道。那是一段铅做的道路,一段拖不动的脚步。从前口口声声说离别离别,原来都是假的。
院墙下立满了沾着黄土的铁锨。就是它们刚刚把娘埋葬。我不知道应该感谢它们还是仇恨它们。大家噼噼啪啪地拍打着身上的黄土,动作里带着收工的欢畅和轻松。一院的人在说“入土为安”。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恓惶。好一个“入土为安”!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人吃黄土一辈子,黄土吃人一口。
太阳落山时,我和哥去给娘打灯笼。往坟地走时,我蓦然觉得那不是坟地,而是一个家,我仿佛能够看见娘就在那里忙着,叮叮当当地,等着我们回去。
原来,我们是有两个家的。
将灯笼挂在坟上。我给哥说,坐一会儿吧。哥说,坐一会儿吧。两人都未说话,任暮色一层层落下来。
一家家的炊烟次第升起来,却没有娘那一柱。一家家的灯火次第亮起来,却没有娘那一盏。我的泪又来了。
突然,哥说:“这块地是留下种荞的。”
白钢琴
张承志
一
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人的心情如走着一条别扭的石阶山路。先是愉悦地欣赏,再就有了怀疑和不满,最后居然会达到愤怒——这对自己真是始料不及。
其实就港口本身而言,也许阿卡普尔科是我到过的最好的一处海港:首先它是沿岸港,有石岸环绕的山和古老的港区,而不像胶南苏北的港口,直直的海滩加两道防波堤,或者干脆只是河流冲积的泥滩涂。在那种海港,市民压根就没有海滨。其次,阿卡普尔科古老的旧城紧抵海岸环湾而起,不仅历史滋味十足,而且拥有一条相当重要的航线——阿卡普尔科是连接太平洋航线的第一座美洲港口,自古迎来中国的“大帆船”(navo China)。兼之这座港口里印第安、殖民地、气候、物产、情调同熔一炉,散发着浓郁的魅力。
我仔细一一琢磨过:上海并不临海,天津如同内陆,东京、巴塞罗那并不能让市民直接享有海滨。更不用说一系列古代的名港,它们只是近岸航海的产物——广州、泉州、明州(宁波)都避开大海,坐落在一条入港河流的岸上。
老城区被戏称“穷人海滨”,它完全沿海岸布局而成,老城中心广场(santro)离海边只一步之遥。看着一群黝黑的墨西哥小孩在海浪里翻跟头踢足球,一种穷人的满足感染着人们。随着资本主义的蔓延,先是为富人营建的高楼在海湾另一侧拔地而起,是为“黄金区”;接着又绕过港口山,在更远的外港建起了“钻石区”。阿卡普尔科人半是嘲弄地说:这是一个每人都能享受大海的港口,只不过穷人在这儿,有钱人在那儿,更有钱的在那——儿!
在街上看见一个电影广告,是鲍勃·迪兰(Bob Dylan)。咦,他要打破沉默吗?若是在以前,恐怕我会兴奋地追根问底。这喧嚣于六十年代的歌手,这把一首反战歌唱遍了世界的传奇人物,今天怕已六十多岁了。顺着老城活泼的街道,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个书店,窗户上并排挂着格瓦拉、玛丽莲·梦露、约翰·列侬,还有萨帕塔和维拉·潘乔的画像。我不由得苦笑。前不久在哪里还看见了纪念约翰·列侬的集会广告,好像,六十年代的新潮艺术又一次暗中涌起,不知是作为商机,还是作为时髦。
明清之际,马尼拉—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洋航线开通,中国、日本、菲律宾,和大洋彼岸的墨西哥、秘鲁之间帆樯相碰。秘鲁的中国移民沿这条水路奔赴“锡山”,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其实是一位流落墨西哥的莫卧儿公主,日本的使节远去欧洲朝见罗马教皇,不知怎么却在太平洋西岸的此地驻留——太平洋海路勾起了人们对古老中国的向往,虽然在中国,关心这条海路的大概只有下南洋的广东移民。
不管怎样,我已置身于熏风滚烫的阿卡普尔科明媚阳光之中。
一本日本九二年版的《地球的走法》,对这里的介绍通篇都是旅馆、娱乐和佳肴。而我们是与那些东西缘分浅淡的局外人,那么何不也加入市民的人流,享受片刻这海滨的休息呢?想瞭望一番大洋的船影,看看当年中国“大帆船”的锚地。怀着这样的心绪,我从老城区的旅馆走出来,顺着海岸公路,向所谓的钻石海岸走去。
二
两个无所事事的穷孩子,对海港的“钻石区”兴致勃勃。弯弯环绕老城的灯塔山外面,另外还有一个花花世界吗?每个老城区海滩上长大的孩子都禁不住这样的念头。
他俩登上了环港的公共汽车。司机严厉地盯着:“每人十个比索!”一下掏空了两个腰包。
车子飞驰,左盘右旋,须臾之间他俩已经孤零零地站在山顶。
赤脚踩着灼烫的路面,耳际掠过呼啸的车流。几乎无法立足,甚至不能藏身。汽车一辆辆怪吼而来,紧贴着肩头脚背一闪而过。这条路原来就是泛美公路!钻石区的房子掩映在山腰的绿荫里,但是无法靠近。一条条私家公路拐下泛美公路消失在山间绿浓之中,但是不许通行。他俩想寻找一块平地,想坐下喝带来的一瓶水。逆着凶险的车流,他俩贴着路边踯躅,小心着路左的深渊,仿佛攀着一片峭壁。但是唯有的一个瞭望台正在施工,荷枪实弹的警卫拒绝他俩进入。
于是再蹭着不到一米宽的路边往下走,此刻小哥儿俩已经后悔上山了。汽车旋风般地吼叫着掠过,庞然巨无霸的大卡车、弯道强行超越的小轿车,把他俩挤得喘息不能。
这是两个浅黑肤色的梅斯提索混血孩子,上午他们还在老城区的海滩戏水。那时阳光尚不毒辣,他俩在潮头上模仿冲浪,母亲穿着裙子泡在水里,耐心地在沙里摸着小蟹。若不是那关于钻石海岸的传言,他们是不会困在汽车夹缝里的。此刻他们懊悔不迭,但要紧的是安全走过这条恐怖的路边,返回老城。诅咒着,挪动着,他们贴着窄窄的路边往回走。这种行走能感觉每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好心的司机会微微一转给他们宽些的路面,另一些司机(大都是豪华轿车)则寸分不让,恶意地紧贴少年的脚趾头,一碾而过。
遇到路左不是断崖而是草坡时,他俩赶紧跳下公路,在草坡上放松几步。此刻可以从容地眺望几眼。灯塔山外侧原来又是一个港湾,海水碧蓝,水天静谧,茂密的绿丛隐藏着建筑。原来钻石区的居民就住在这儿。光ρi股的美国妞儿就住在那里,只是无法靠近。沿着公路,结实的铁丝网,拦着绿陷阱般密密的丛林。两兄弟只能隔着铁丝网,默默眺望视野里的海、天、树、屋。草坡断了,再攀上路边继续走。不觉间他俩习惯了危险,时而还恶作剧地对着汽车甩衬衫——那时汽车会一怔,瞬间下意识地扳向路心,给他们闪出空间。
原来这儿藏着另一个阿卡普尔科,完全没有老城湾的喧嚣。隔着延伸的铁丝网,瞟着左侧的山谷,那些埋伏在绿丛中的别墅或白或红,与他们互在彼岸。
终于到了一处滨海的停车场!
我就是在这儿,见到了从山腰下来的两个赤脚少年。
《地球的走法》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写着:“在这里可以眺望鲍勃·迪兰的豪华别墅。”以前,一眼扫过时我没有留意,再以前更是完全没发现。只是此刻,仔细翻阅时,书上分明写的是:“有墨西哥的名演员、鲍勃·迪兰及杰克林等人的豪华别墅。”
这个停车场通过一条窄窄的柏油路通向深幽的绿荫。隧道般的柏油路上拦着装置复杂的铁栅栏。
“这条路去哪里?”我问一个看守的老年警卫。
“这里是私人住宅。”他庄严地说。
“可以走这条路吗?”
“不,这条路也是私人的。”
不知是一阵捣乱的冲动,或是练习外语的惯性使我编了一个句子:
“房子是私人的,路是私人的,海滩也是私人的——那么我们穷人有什么?”
老警卫连忙申明自己的阶级:“我也什么都没有!”两个小孩痴痴地望着我们,头上的汗珠在暴晒下闪着光。
三
这时有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两个小孩飞快地奔过去,我也赶快上车。车上很空,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坐着。我挑了一个靠海的椅子坐下,车载着我们几个向老城区驶去。
在车上,我翻弄着那本《地球的走法》,忽然想到了约翰·列侬的集会海报。在四五十年的时光冲刷之后,如露出沙滩的石头,他们显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
时代、世界和我们曾给了他们那么强大的支撑。而回顾起来,他们代替世界发出的抗议声音,其实并不那么响亮。“答案在风中,在风中吹。”至于约翰·列侬,当他刚刚写出Imagine(《想象》)的时候,大野洋子兴奋地说:“要用钢琴伴奏,要用一架白钢琴伴奏!”
爬上车的两个孩子在悄悄地数钱。后来他俩就挤着一根扶手柱子不敢坐座位,眼神里满是紧张。这时司机一声吆喝,朝他们摊开一张毛茸茸的手掌。他们羞愧难当,我忽然想到优雅的白钢琴。就在这时,一边坐着的中年妇女叹了口气,摸出钱包,一枚枚数着,然后把硬币递给了他们。
两个男孩羞得一声不吭。“谢谢您,女士!”我大声地替他们说。
港口已沉入了清晰的暮色。那墨西哥妇女的与人为善,感染着我的思路。耳际古怪地响着一些熟悉的旋律。人们不能因为看见了他们的豪华别墅,就盘算着收回六十年代付出的热爱。正义艺术的大潮一直在鼓动涌落,他们不过是脆弱的艺术家,如他们自己所说,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
我重新沉浸到外面的港口景色。当穷人被剥夺了海岸、道路和空气的时候,艺术家,你们的歌声在哪里?
一边这样想着,公共汽车已经驶进了阿卡普尔科的老城。当我下了车,看着两个墨西哥孩子拼命般径直地奔向海水时,耳际突然又响起了舒缓的、一步一顿的白色钢琴,沙哑的、含混不清的鲍勃·迪兰。他们依然是悦耳的,只是渐渐离我远了。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刘家科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书稿,是一个靠讨饭长大的村民,一个一光到底的老光棍,一个没上过任何学校的文盲,毕其一生写就的一部约二百万字的书稿。这部书名为《光棍传》。作者叫何二,是冀东南与鲁西北结合部的大河沿村人。何二是去年深秋那个傍晚去世的。临咽气的时候,何二将这部撰写、秘藏了一辈子的书稿托付于我。那时在镇医院的病房里,只有大河沿的老支书和我在场。当时我从他病床底下拽出那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堆由各种各样的纸缝制的小本子,每个本子的封面都黑黑的,上面分别写着一个歪歪斜斜的人名。我惊异之中,问何二,这是些什么?何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俺写的《光棍传》……俺想了八年,最后想明白,俺这书只有你能懂……俺把它托付给你,你不要推辞……”
惦着何二的临终托付,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通读了这部书稿,我敢断定,《光棍传》是一部奇书。其一,是特殊的语言文字。书中每一段话都是由最简单的汉字加自编的符号和自绘的画图组成,读此书如读天书,难读却又难以释手。其二,是特殊的人物群体。作者从光棍群里站出来,用平生的心血为光棍们作传,着实令人惊异和感叹。大河沿村自清朝末年以来连同作者在内共有八十七名光棍,而此书中除作者之外的八十六位光棍每人都有一篇内容翔实的传记。其三,是特殊的生活视角。此书为读者揭开一个司空见惯的表象下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传统习惯的视域里不可能看到的精神世界。
何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年的忘年之交怎么竟然变得如此陌生!是一种怎样恒久的动力使何二在其困顿孤寂的一生完成这样一部大书?是一种怎样异乎寻常的期冀使何二超越难以想象的困厄,终生保持不竭的创作G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使何二在糟乱变幻的生存环境中挣脱出来、长久冷静地审视这个光棍群体?一连串的问题反复撞击着我的脑海,而后,又使我沉入深深的思考与回忆……
记得是二十多年前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与一块儿下村蹲点的同事在集市上闲逛。突然看见一个下身穿着裤衩、上身披张麻片的乞丐蹿到一个炸油条的摊位上,他伸手抓起一大把晾在摊上的油条扭头就跑,随跑随往油条上擤鼻涕,在后边追赶的那位主人,见油条已被糟蹋,便停步返回。而乞丐却扭转身来,倒退着,脸朝着那位炸油条的人傻笑。乞丐有些忘形,不小心摔倒在一个铁匠摊子上,脑袋被一个破犁铧扎破,顿时鲜血喷了出来。赶集的人们围过去看热闹,却没有一人上前帮他。我想过去,又有点怕,正犹豫间,只见一个留白胡须的麻脸大汉,大声喊了一句:“要饭的也是个人啊!”就冲了过去。他蹲下身,用毛巾扎住乞丐的伤口,再用布腰带紧紧地缠好。然后把乞丐抱起来,大步向集市东头的卫生所奔去。这位庄稼老汉的举动让我惭愧和敬佩。后来我向老支书打听这个人,才知道他就是本村的光棍何二。据说何二那天还把那个乞丐接回家,为他养伤半个月。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何二是那种仗义、善良、威猛的庄稼汉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他与写书联系起来。
我对何二产生兴趣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村里有人告诉我,何二多年来对一本叫《史记》的旧书非常着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大河沿村劳动锻炼的那个叫董耜的大学生,两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天晚上都给何二讲《史记》。六十岁的何二仍有非凡的记忆力,凡讲过的篇章,他都能复述。据说,董耜临离开大河沿的那个晚上,何二向他提出了关于《史记》的十八个问题。何二家祖传的那本线装《史记》,是他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经常读的,后来爷爷过早去世,父亲没有机会念书,但这本《史记》却完好地保存下来。父亲将近四十岁才娶上媳妇,却在何二七岁时因病去世;何二跟母亲尽管多年外出讨饭,而这本家传的《史记》始终被珍藏。何二曾告诉董耜,父亲去世前在病床上给他讲过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史记》的故事。童年的何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很着迷,特别是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忍受巨大的屈辱和痛苦完成此书,对何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司马迁关于如能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行于世,即使被诛杀万次,也不后悔的话,也深深地印在何二的心上。
我喜欢《史记》是缘于大学毕业前选择了“《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那个学位论文题,此后一直对《史记》葆有难释的情愫。多年之后能在农民中遇到同好,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在那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我初次造访了何二。那一夜我们谈到天亮。何二向我提出的问题不止十八个,但所有问题的核心,都能归结到人格的“尊严”。比如他问我,英雄受辱与光棍受辱对于他们各自心灵的伤害有什么不同?他提出韩信胯下受辱、彭德怀“文革”受辱和大河沿村光棍受辱的诸般事例,让我分析评判。我说韩信与彭德怀的事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大河沿光棍受辱则不可能写进历史,能否相提并论,我不敢妄言。然而他给我讲的一个光棍受辱的事件,却让我陡然产生了沉重的历史感。“文革”中的1968年盛夏,红卫兵揪斗了村支书和大队长,夺了村子的领导权。就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发生了大河沿历史上的“茅房”事件。红卫兵头头断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设立举报箱,让村民举报在茅房偷窥侮辱女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三天之后,果然有人将一封举报信投进了举报箱。于是村里的壮年光棍二梁子被指定为“凶手”。平时二梁子嘴臭,爱说下贱话,但从没发现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在几次批斗会上二梁子都拒不认罪。红卫兵头头下令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侮辱二梁子,当众把从出事的那个茅坑里掏来的大便汤子灌进二梁子的嘴里。光棍可杀不可辱,当夜二梁子悬梁自尽。二梁子的死激起了大河沿光棍们的义愤,四十八个光棍组织起来,抬着二梁子的尸体围着村子转了三圈,然后集资,以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二梁子。红卫兵头头见“革命的气势”压不倒“光棍的义愤”,只好在群众会上公开道歉。
在残酷的政治风暴中,人格的尊严往往会受到不可抗拒的摧残,英雄和光棍都难以幸免。这不仅是受辱者个人心灵遭受伤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文明遭受践踏,文明进程发生逆转的问题。何二点点头,似乎是赞同我的说法。紧接着,他又从单个人的问题,延伸到某个群体和阶层。他把《史记》记载的某一朝代与现代的一个村庄类比,把村里人分作若干阶层和类别,且将不同政治背景下,村里不同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变化,都一条一缕地摆出来,请我解释其背后的动因。我突然醒悟,从书本到书本,从历史到历史的思考与准备,根本不能解答何二提出的问题。尽管我不具备为何二释疑解惑的能力,但还是耐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顺着他的思路陷入苦苦的思索。从何二的院子里出来,天已经大亮,雨也停了,我却觉得仍有无数的云团在缠绕着这个村庄……
大河沿是这一带有名的大穷村子。背靠潴龙河,面朝一片大碱洼,正是那种“涝了收蛤蟆,旱了收盐巴,不旱不涝收蚂蚱”的地方。外村人取笑这里“不长庄稼长光棍”。光棍多了就在村子里形成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财主、小康之家、穷苦家庭之下,属最底层,是最没地位、最受鄙视的。但是光棍们并非都是无脓无血之人,其中不少光棍骨子里有一种自尊自立的意识,且都有自己的一套活法。《光棍传》的作者把每个光棍与众不同的活法真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情节和故事,能吸引读者走进光棍的心灵世界,能真切地听到光棍们心的跳动,看到他们斑斓特异的精神。
光棍的人格尊严受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能否获得X爱的权利。而其他的挑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光棍与爱情无缘,甚至认为光棍的感情生活都是一片荒漠或空白。《光棍传》打破了这种观念。让我震惊的是,八十六个光棍都有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甚至有的光棍其X爱的权利不是被剥夺的,而是主动放弃的;他们不做X爱的奴隶,宁肯缺失,也不屈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段情史(包括暗恋和单相思),而作者何二的情史是最凄绝的。老支书是个重情重义的庄稼汉子,又是捕捉人物心灵动机的高手,在那个不能下地劳动的雨天的中午,几杯烧酒下肚,他把话题切入到何二那段情史。何二在二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死时欠下的债务逐年累高,而母亲的丧事又须再度举债。母丧刚毕,他又在一次撞车事故中轧断左腿。极度痛苦灰心之时,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个晴朗的月夜,何二拖着伤腿,爬到村边的古井旁,他想了却此生。然而当他将头伸向井口,却看到月光映照下的井水中,有一张姑娘的笑脸在对着他。他犹豫了。这个姑娘叫雪晴,是何二暗恋多年的人。雪晴家境贫寒,人长得漂亮,娴静内向,深明大义。自己的哥哥杀了人,藏在后院的地窖里,她力劝父母带哥哥去自首;父亲被本村一个参加皇协军的人介绍到鬼子据点里当厨师,她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追了回来。何二不仅恋雪晴的美貌,更爱她的深明大义。此刻,面对古井中的笑脸,何二作出了新的选择:在雪晴未嫁人之前,自己绝不离开这个世界。
其时,雪晴也在暗恋着何二。二十八岁的何二早已进入光棍行列,一贫如洗,债务缠身,且有满脸麻子。雪晴为什么爱这样一个男人?原来何二曾强烈地震撼过她少女的心。一,作为村里人公认的大孝子的何二,曾经剜自身之肉为母亲补皮。二,作为光棍首领的何二,曾带领八名光棍端掉潴龙河南岸上的鬼子炮楼。三,在关键时刻爱出奇招的何二,曾经为村子解除了一次人为的灾祸。潴龙河水浅滩阔,自然生长着上百顷的优种苇子。每年收割季节,大河沿村与河对岸的小河沿村就为抢收苇子发生械斗。这一年两村的族长都痛下决心要夺得苇子的所有权。在那个秋风萧瑟的上午,两村人在潴龙河桥面上摆开阵势,双方各摆一副铡刀,各有一名壮汉双手握着铡把。两位族长大声呼吁:有血性的汉子把脑袋放到铡刀下,铡一个活人让对方看看。哪边熊了,就放弃苇子的所有权。话声刚落,大河沿村就有七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个毫不犹豫地大步跨过去,趴到张开的铡刀下边。小河沿那边也不示弱,也有五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人也毅然趴到铡刀下边。此刻,双方都点燃送神的礼炮,三声炮后,立即铡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何二领着一个江南蛮子站到双方阵营中间。这位南蛮子说:我每年花五百块大洋买下这片苇子,三十年的大洋一次付清。你们谁也别争了,我把银子平均分给两个村子。于是江南蛮子和两位族长并排站在桥中央,当场宰一只公鸡,歃血为誓,立下字据。从此两村停止械斗,逐渐和睦。(事后人们恍然明白,那天两个村站到铡刀旁的全是光棍。)
雪晴是一个不爱男人皮相而爱男人骨气和智慧的姑娘,但是姑娘家怎好启齿自己的暗恋?况且那个男人又是既穷且丑的光棍。但雪晴已下决心,非何二不嫁。
何二三十岁那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动员他入伍。他临走,雪晴得知这个消息,偷跑到潴龙河南岸的大道边送行。她第一次向何二道出自己的心曲。何二激动万分,不忍离去,而雪晴鼓励他勇敢地到前线打鬼子,为国立功。一对深明大义的恋人,就此分手。何二走后半年,有一个八路军战士捎回何二的几件遗物,说何二已经战死疆场。雪晴得知此事,当夜自缢。一封遗书公开了她与何二的恋情,村里人无不为之扼腕痛惜。雪晴与何二的遗物共葬,坟墓选在雪晴给何二送行的大道旁边。
此后半月的一个早晨,雪晴父亲早起到大道上拾粪,发现雪晴的坟堆上躺着一个人。到跟前细看,却是何二。此时何二已经昏迷。不知何二什么时候到的坟上,只见坟堆周围踩出了一个明亮的环,大概是何二绕着这个坟不停地苦转了一夜。原来何二没有战死,只是战后掉队被敌人俘虏。他借一次解手的机会逃了出来,在找部队时路过大河沿村,听人说雪晴为他殉情,他就疯狂地奔跑到雪晴的坟上。
何二再没有去找部队,他在那两间破草房里又过起了光棍日子。他请人帮忙把家门口被鬼子掀翻的那盘老碾修好,为村里轧碾子的人提供各种方便。后来他还挑头组织了大河沿村的“光棍会”,农闲时在自家草房里搞一些打牌、品茶、饮酒、说笑话的活动。据邻居回忆,打从那时起,何二家窗口的油灯常常亮到天明……
《光棍传》里没有何二自己的事情,我在序言里补一些关于光棍何二的故事,使这个《传》更完整。有人说何二是光棍中的另类,我说何二是光棍中的“这一个”。他见证了大河沿村一个世纪的历史,他以独特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之烛燃烧了九十四个年头。其他八十六个光棍也各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鲜明个性。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丰富的光棍世界。《光棍传》的作者和它的主人公们让我懂得,任何生命都是不可随意忽略的,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所创造的生活尽管是有限的一滴水,却能够折射一片云天甚或一个世界……
光棍是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他们自身大都有某些人性弱点,但光棍不是无赖或懒汉,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光棍传》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作几个类型,有孝子型的,一生别无他求,只是用生命孝敬自己的老人;有公益型的,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为村里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有专业型的,专门钻研农具的革新、庄稼的种植、家畜的喂养,且有很多革新的成果,推动了大河沿一带农事活动的进步;有抑郁型的,一生苦闷,恍恍惚惚地挨日月;也有焦渴型的,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得到异性,就以畸形的方式去追求异性,闹出一堆堆的笑料(都是非常苦涩的笑料)。但是,如果真的把传中的人物类型化,也就没有意思了。有意思的是,同类型的人物也绝不雷同。甚至他们各自的痛苦与无奈、颓废与失意、卑微与猥琐,也是个性化的,作者让每一个生命都凭自己的个性展开。从这一点看,何二确有艺术天分,他把能反映人物独特个性的大事小事都记下来,而那些类同的事件和过程都恰到好处地省略了。
《光棍传》的语言,是地道的冀东南与鲁西北结合部的方言。简约,明了,实在,一语中的,白描功夫,的确让我吃惊。这似乎与他一生酷爱《史记》有关,也与他对人生特殊深刻的体验有关。
可可西里小木屋
王宗仁
汽车驶出昆仑山,穿越四百多公里连绵蜿蜒的广袤山野,就开始攀登唐古拉山了。两山之间夹的不是沟,而是面积约为8.3万平方公里的丘陵。这里最大的石头在最深的泥沙中半露半掩,这里最顽强的小草在山坡上很孤独地随风摇摆,这个地方叫可可西里。如果用一句很形象的话形容它的地形地貌,应该是:犹如大海在暴风里皱起的波涛,有坡有谷。变形的坡,扭曲的谷。坡上多为草,谷底时有湖。
可可西里系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山梁”。
缓慢的车轮粘着雪水河的泥浆,停在了胳膊肘弯里的一排兵屋前,我又来到了可可西里。我接近了美,也接近了极度的荒凉,这是2004年7月。
可可西里的颜色极为单调。春没有鲜亮,夏没有繁华,秋没有灿烂,只有冬的苍茫。何为苍茫?雪峰,冰川,冷湖,酷寒。其实,这些都不要紧,因为比这更重要的还有藏羚羊。那些在远处地平线上像流星一样急窜的藏羚羊,它们确实是可可西里的特别,是名副其实的可可西里的主人。这样说绝对不是夸张,假如失去了被人称为“动物中的美人”藏羚羊,以及为了保护藏羚羊而慷慨献身的那位县委书记索南达杰,可可西里就很难有今天在国人的心目中这么高的知名度。
那些给世界增添色彩的生命,比岩石更坚强,比花朵更脆弱,我是说藏羚羊。
这个夏天,我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在可可西里最艰苦的五道梁兵屋里住了三天。应该说友人们为我担心并不多余,因为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把五道梁叫作无人区。可是兵们却经年累月在那里生活。兵屋外面瘠薄沙砾中那些不穿衣裳的枯草,总算没有把我的眼睛染苦。这三天中我用不甘寂寞的心经历的那些事情,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后却回味无穷,我很知足。
那天中午,兵站站长陈二位安排我在一间小木屋住下后,带着我当时怎么猜想也难以琢磨透的口吻说,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觉得你住在这里很合适。你大可不必考虑安全问题,晚上完全可以放心地把心装在肚里睡觉,外面有流动哨,而且重点是为你流动。白天就不需要有人保护了,你能尽多尽情地在这里观赏到可可西里的风光。
二位讲这番话时,我隔窗望见远处有一群不知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很快便消失在山坡那边。他说那是藏羚羊,还说以后我有的是机会看到。我没大在意他的话,只顾好奇地打量着将要陪伴我生活三天的小木屋。
陈二位为啥安排我住小木屋,还提到了我的安全问题?这就要从小木屋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初建小木屋的初衷说起。
这间小木屋孤零零地建在一座缓缓的小坡顶端,它游离于兵站那一排房子之外大约五百米。离青藏公路就远了,少说也有5公里。远远看去小木屋很像缀在兵站后面的一只卵子,遇着五道梁见怪不怪的暴风刮起,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它好像东摇西晃地在风里飘动着。小木屋是清一色的木料结构,木墙木顶木地板。春夏秋冬不论何时进屋都会有一股松杉的清香扑鼻迎你。小木屋的面积也就10平方米多点,一床一桌各就各位地摆放着。区别于一般屋子的是它前后的两扇窗子,很大,几乎占去了墙面的二分之一。因为是双层玻璃,窗子显得很牢固,也没有比例失调的感觉。打开木门,屋里豁亮,阳光随之流进。木门一关,温暖在里面,风雨在外面。草滩上的小路远了,远处的雪峰更远了。
不甚远的地方,有一个湖。湖并不大,水清清的,湖面如镜。湖中泡着蓝天,泡着雪山,泡着犹如花朵般的彩石。二位来到五道梁五年了,一直不知道这湖的名字,大家都叫它无名湖。
这时,当我把目光收回来后,意外地发现窗前不远处的坎上有一盆花,掬花?牡丹?不得而知。它蓬勃着花瓣,不甘示弱地站在石头一样的冰上,喷射着严肃的姿色。我问,怎么不把它搬进屋里?二位笑,说你当真了!那是点缀生活的假花。远瞧却像真的,近看就露馅了。他站在很高的地方,以哲学的深度诉说这假花。我真佩服。我再看那花时,它就失去了对我的诱惑。
我们的话题继续着小木屋。
这是个哨所吧?我问。
二位仍是笑,说是也不是。稍停,他又说,如果你住三天还觉得不过瘾,就再延长几天。反正这屋里最近没人来住。我没回答,不好回答。直到现在,我还没大弄明白住在这个地方会给我的创作带来什么方便。此次来五道梁我是为了写一部藏羚羊的书,你陈二位是知道的。
他把话岔开了,说晚上你好好伸展腿睡一觉,解解乏,明天一早我就来陪你看风景,早晨的风景最好看。
他说的风景就是藏羚羊。他说清晨藏羚羊就开始往无名湖畔集中,很有看头。
这晚,可可西里的月色很亮。沾满月色的时间,像透明的白银,在似睡非睡的梦里闪烁,恍惚不定,走得很慢,熬人的慢。我等待那个时辰,怎么能睡得踏实!二位嘱咐我好好睡觉的话,实在不如不说。那样也许我会安然入睡,现在反倒被兴奋折腾得没了睡意。人大概就是这么贱,起码如我这一类人如此,心里一旦揣上了企盼,就魂不附体了,一心一意地盼着等待的那个时刻。黑夜盼天亮,泥泞想坦路,深山思平川,哪能得个安宁!
后来,也就是二位讲的次日清晨,我如愿以偿地站在小木屋的窗前,看到了生龙活虎的藏羚羊为我演绎的那一幕壮阔的美景。真的,我心悦诚服地认为这是少有的美景。
太阳还没出山,但它的光芒已经很不吝惜地抛洒到了东边的天庭上,且循序渐进地漫延到了可可西里。某些背离阳光的冷酷,已经羞于见人似的萎缩在阴暗的角落。洁白的雪山渐明渐近,草滩上的枯草也穿上了彩裙绸衫。那些山丘,那些小河,那些小草,只是在一瞬间忽然从什么地方明晰地冒了出来,光芒四射地出现在我眼前。我知道太阳在化妆可可西里,这一切都是太阳给予的,我就很想摸摸太阳的胡子,可是够不着,只是触到了它的光芒。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什么在响,什么东西擦亮了金属一样的天空。随后,透明的薄脆的夜幕,也许是晨雾,便迅速地由远而近地朝着小木屋退缩。退缩到窗前时,时间和空间突然变缓,我也变得异常平静了。这当儿,一声短促却清亮的鸟鸣,敲开了小木屋的前后窗,包括我的心灵之窗。
这是个细节。我第一眼看到窗前一二百米的坡上,闪耀着先是一行后是一片的白点,日光?幻象?我难以判断。那白点越来越亮,更亮。一堆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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