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兴奋难耐地说，藏羚羊！

我也看清了，是藏羚羊，那白亮的点正是藏羚羊的尾巴。我一直没弄明白，浑身褐­色­的藏羚羊，怎么在尾骨上有巴掌大的一块白毛！一律的，没一只例外。它们如果成群结队地跑起来，风快，那些白点好像流萤一样划过草原，很是惹眼。

二位指点着，让我看坡上那一片少说也有三五百只的藏羚羊，活物，一片颤颤的­肉­体在移动。当然我是从那些闪烁着的白点感觉到的。二位说，藏羚羊的目的地是无名湖畔，这个夏天它们就在湖边度过，生崽，哪儿也不去了。他正说着，一群鸟从天而降，展开翅膀慢慢地落下。这些鸟有斑头雁、野鸭、棕头鸥、鱼鸥等。它们可能从西伯利亚来，也要在无名湖停留一个夏天。

二位说，鸟们要给藏羚羊作伴，在无名湖住下。

藏羚羊和鸟怎么一同生活？

他告诉我，让你住在小木屋，就是要你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件奇妙的事。

旅人们在青藏高原跋涉，并不是处处都觉惬意。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兴致的打击实在难以避免，燥热的戈壁风或凛冽的冰川暴雪，以及打滑的雪路、陷阱似的泥沼，使你要么热得眼涩胸闷，要么冷得浑身打颤。可是，人们只要一踏进可可西里的地界，迎面就会吹来湿润的风，很快使你置身于另外一种舒爽的环境中。这宜人的风来自可可西里各处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湖泊。我说的当然是７月这个季节了。

藏羚羊比人们更早地瞅准了可可西里的湖泊，它们把自己的“产房”选在了这里。每年夏天，藏羚羊从青藏高原各个角落跋涉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来到可可西里的湖畔产崽。这些湖主要有鲸鱼湖、太阳湖、月亮湖和库赛湖。

原来，藏羚羊早于人类上百年甚至更久就发现了这块新大陆。当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念叨可可西里是不适于生物生活的禁地时，它们就先见之明地把产房建在了那里的湖畔。

这是有原因的。

每年７月前后，正是可可西里那些湖泊处于­干­燥的时期。大湖的边沿及四周的小湖­干­枯以后，细腻的胶泥表土逐渐­干­裂成一个个瓦片状的凹形碟盘。正是这碟盘天然地为藏羚羊和鸟们各有所用。雌藏羚羊产崽前后，­奶­水增多，|­乳­|房膨胀发痛，它们就经常卧在那些胶泥瓦块上，磨蹭|­乳­|房，将过多的­奶­水挤压流出，|­乳­|房便舒服了。积于胶泥瓦块上的­奶­水并不渗漏，犹如盛在小碗中一般。这只母羊挤一点­奶­，那只母羊又挤一点­奶­，瓦块中的­奶­水渐多起来。于是，馋了在湖中栖息的水鸟，开始争食这些母­性­藏羚羊的遗­奶­，同时随吃随拉，瓦块上又积下了许多鸟粪。母藏羚羊和刚出生的小崽子就舔食这些鸟粪，补养身体。

我问，鸟粪如何养得身体？二位说，这些鸟粪里含有丰富的氮、磷、钙等营养物质，藏羚羊壮身强体离不开。我明白了，其实这些营养物质还是来自母藏羚羊身内，是它们的­奶­水呀！

藏羚羊与鸟就是这样和睦相处在可可西里，互相依赖，共求生存。

多么有趣的生物链！

我说，你真幸福，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能看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很难看到的景观，谁能不羡慕你！

他说，我享受的幸福，现在你也正在享受。

我们站在小木屋的窗口，看藏羚羊，看鸟。头顶的天空那么静那么蓝，动物们美丽动人。遍地的鸟鸣犹如一地碎银，无人捡拾。

这时，从四方赶来的藏羚羊已经零零散散地布满了湖畔，有的卧着，有的静立，还有的缓缓走动，它们不管呈何种状态，皆很悠闲，是一种微闭双眼享受天籁的舒展。这，我是看得清楚的。此刻，在我的感觉里，岁月已粉成碎片，像唱累了的歌，歇脚在古老的路边。

可可西里因了这成群的藏羚羊而一度宁静，使我从这深度宁静中走出的则是那些鸟。

二位说，看，鸟飞来了！

我看到，天空中仿佛飞扬着片片银光，那是鸟儿展开的翅膀。它们旋转了几圈，突然掉转方向，朝着一个地方降落。一只又一只鸟儿站在了湖畔。那些正沉浸在安闲享受中的藏羚羊，显然已经习惯了鸟们的飞翔与降落，不受任何惊扰。我看得最清楚的是离我最近的一只鹭鸶，它有美丽­干­净的羽毛和一双仿佛可以折叠的修长的腿，半圆的红红的冠像帽子一样扣在头端。在起步走动之前，它蓦然回首望了望我，是留恋的告别还是亲切的问候？我甚至这样想，它符合选美条件，可以竞选世界小姐。鸟儿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好像打碎了的生铁，让可可西里充满金属的声音。而这一切，对藏羚羊没有丝毫的影响，它们还是那么悠闲自得地或卧或站或走。后来，有一只鸟竟然跳到了一只藏羚羊的背上，那藏羚羊还是静静不动。

二位说，看见了吗？鸟儿正给那只怀孕的藏羚羊挠痒痒呢！

真的，那只鸟儿用长长的嘴在藏羚羊的脊背一上一下地啄着。我想，也许它觉得吃了藏羚羊的­奶­，就该这样回报。

我们看藏羚羊，我们观鸟。看不够，观不厌。

我突然想到了昨天刚到小木屋时，二位没有回答我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该告诉我答案了吧！便再次问道：“这小木屋是个哨所吧！”

这回二位很明确地说，是的，是哨所。不过，这哨所没有哨兵，小木屋就是哨兵。

我当然无法理解他这话了，小木屋怎么会是哨兵呢？

二位给我说起了小木屋的故事……

现在的人们要理解十多年前的事情，还真得费上一番周折。那时候，盗猎者的枪声几乎把可可西里的天空穿透；那时候，倒在荒滩上藏羚羊的尸体成捆成堆；那时候，可可西里只有一个人数很少很少的巡山队，队员们的脚步哪能赶得上盗猎者­射­出的子弹；那时候……

那一天，也许是可可西里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很悲伤很灰暗的日子。一只出生大概还不到一年的小藏羚羊，拖着被枪打断了的后腿，一拐一歪地挣扎到了这座土包上，后面那个杀气腾腾的猎人眼看就要追上来了。小藏羚羊已经­精­疲力竭，每走一步都要跌一跤。猎人的黑心再加上残忍，使他突然放弃了原先打算要捉一只活藏羚羊的想法。一声枪响，他把小藏羚羊撂倒在地。不过，他没有得到这只藏羚羊，因为两个兵怒气冲冲地横到了他的面前。

猎人没有得到那只死去的小藏羚羊，他和两个兵吵了起来。

他说，藏羚羊是我打死的，它就该归我。

兵说，你枪杀野生动物，你犯了法，政府要惩罚你。

猎人说，我打了大半辈子猎，就靠打猎过日子，罚我？我怎么生活？！

猎人把两个兵告到了当地政府，就是为了得到这只死去的藏羚羊。

法律不会饶过这个猎人，那是他必然的所得。

后来，两个兵，还有兵站的战友们，把那只死去的小藏羚羊掩埋在了那座土包上。

兵和小藏羚羊告别了，也和那个猎人告别了。然而，盗猎和反盗猎的较量仍在可可西里继续着。

掩埋小藏羚羊的土丘是一个按钮，真的，它很像按钮。它摁住了那个死去藏羚羊的日子，企望它永远不会复苏；它摁住了可可西里的枪声，企望这块方舟永久太平。

梨花年年变白。

桃花岁岁转红。

小藏羚羊，你还会回来的。春风吹到可可西里的时候，你就睡醒了！

再后来，兵们就在掩埋小藏羚羊的土丘旁，盖起了这间小木屋。小藏羚羊死了，这小木屋是兵们给它立的碑。这碑是个守望台，从这里看到的不仅是那座掩埋小藏羚羊的土丘，还能看到无名湖，看到更多的栖息着藏羚羊的湖泊，看到那些猫着腰溜进可可西里的黑影。

那个打死小藏羚羊的猎人，给小木屋留下的是一个沉沉的夜晚，留下的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正是在那个夜晚，在那个冬天，兵们举起双手触摸着屋顶的天空，乌云散尽，春天就来到了可可西里。

我站在窗前远望莽原。

有一只藏羚羊在镜头里安然地低头吃草。

有一只狼在我拍不到的地方啃着骨头，不知是藏羚羊的骨头，还是鸟的骨头……

八月的剑桥

（美）时东陆

八月英国的剑桥时有寒意浓浓的雨天。常常清晨的时候被遐逸的风声雨声吵醒。这个时候我认为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尤其毯子里的温暖和拂在脸上的凉意构成令人舒爽的反差。一个人静静地聆听外面所有自然界的声音，这时候我会伴着动听的雨声思想自己最为喜悦的事情。仿佛，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在此凝固。许久，才懒懒地起来。拉开窗帘，我看到豆大的雨珠，穿过刺眼的太阳，从容地打在地上，泛起一片白­色­的泡沫。灰黑­色­的云朵，像是挂着白雾状的水帘，为太阳罩上面纱，由浓到稀，云情雨意。我会沏好第一杯上好的清茶，就座在窗前，观赏盛夏多雨的早晨。剑桥夏季的街道是如此的安静。品完第一杯茶还看不到有行人路过。偶尔有汽车，会打破一时的宁静。从我二层的小阁楼里抬眼向远处眺望，由于有雾我无法看得很远，但我知道，在前方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蜿蜒的剑河和古老的剑桥城。雨，终于停了。但仍可以看到高空漫天翻滚的云彩。我端起茶杯，沿着狭窄的木楼梯去楼下。每走一步地板都会发出沙哑的呻吟。这声音一直随我来到厨房，像是我孤独的伴侣。不知为什么，楼上和楼下的感觉截然不同。在楼上我想起美丽的故事，诱人的芳香，动听的音乐和暖和的被窝。而在楼下，我想起令人垂涎的德国香肠，法国红酒，工作计划，还有我那辆英国凤头跑车。而在上楼梯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位朋友的油画。这油画里美丽的­色­彩和线条有时会让我分神。于是我上楼从来都紧紧地抓住楼梯的扶手，因为我上楼的速度是以秒钟计算的。

每次上班，都要穿过这绿树成荫的秘道。剑桥的乡间小路有典型的英国田园风光。我看见隐蔽在鲜花丛中的英式院落和门前屋后的果树。走出树林，眼前是刚刚被雨洗过的天际，层次分明地和大片的绿草和谐地衔接。然后是悠闲的马群和­奶­牛，还有走向天际的白栅栏。或许是多雨的关系，剑桥的草地是名副其实的草绿，有时绿得使我开始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条小路曾经走过无数的名人。他们提着雨伞，背着行囊，和我一样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低头寻找着他们的足迹，品味着也许还挂在树叶上的灵感。即便是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剑桥的思想者仍然来往于此。我常常看到这里的学者与我擦肩而过。我庆幸这条小路的隐蔽。因为那蜂拥而来的旅游者们定会扰乱剑桥智者们的思绪。夏日的傍晚宁静，安逸，西去的残阳把树影长长地拉过弯弯的木桥，并和爬山虎一道跃上青苔满布的石墙。剑桥古老学院的餐厅如同中世纪的古堡。那教堂式的雕刻，­色­彩鲜丽的壁画，还有那典型而颀长的“高桌”，使我一时无法感识到现实的存在。餐厅的侍者富有典型的英国风度。那雪白的衬衣，紫红­色­的坎肩和极有分寸的微笑，让你必须在进餐的时候保持咀嚼的节奏和刀叉的分寸。用拉丁文祈餐的教授披着黑­色­的学袍，使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学术的威严。那纯厚的拉丁文穿过长长的餐桌，飘至耳际，陡然让我感到自己的意义和学者的身份。我似乎开始认识到：学术不仅仅是发表文章和索取经费，而且更在于它特殊的理念，飘逸的思维以及宗教般的位置。学术还是关于美的定义，自由的乐趣和探求没有任何边界的真理。在剑桥的殿堂里，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工作的目的。

然而，我面前剑桥教授的儒雅使我把晚餐的兴趣全部转向对纯正英国绅士的观察。记得第一次进餐，我周围的同事形成全新的方阵。我忽然发现，那绅士的风度，似乎是在他们站起来之后才真正显山露水的。那是一种如此自然的英国动作，毫无做作，尤其那位年长的老者。他的背让岁月打磨成一条均匀的弧线，像一副柔韧的弓。他站起来的姿态是如此的潇洒，如同用高速电影摄影拍出的一棵老树，缓然生出它的主­干­。他站起来了，优雅地转身，微微扬起下巴，眼神扫过长长的餐桌。他行走的时候，修长的身体不随步伐而左右摇摆。脖颈和双肩像是微风里的船帆，在一种动态中保持稳健的方位，缓缓向前推进。他在高大的窗前悠然驻步，然后双手抱肘，水平地凝视前方。如果有摄影师为其定格，如果有雕塑家为他塑像，那一定是令人注目的艺术品。这时我想起电影里演员的装模作样。我忽然笑起来了。我是如此的庆幸自己在剑桥终于看到英国的绅士。我于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绅士无论如何是装不出来的。事实上你甚至无需认识他们。就在长桌的对面，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以及对你无形的吸引。这种人格魅力渗透着难以描述的感染力。

我想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典范，尤其对于人的修养。做人的标准东、西方虽各有异，但都以道德、学识、风度作为衡量的基础。古典东方学者大多强调思维上的严谨与深邃；品­性­方面的高风亮节，举止谈吐里的斯文和儒雅。对于古典的英国，或许在人格的塑造上与东方有十分相似的一面。但由于社会严格的等级结构，对于个人的内在发挥有极大的限制。所以，过去的许多典型学者，在思维上不免迂腐，做派上失于古板，体形上弱似清瘦。这是古典东西方学者十分共同的一面。只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化传统里，幽默感是其极为独特的行为特征。即便是当代的英美文化中，在对一个人的赞美词里，幽默感为首推。幽默是人类对任何人文现象深刻但诙谐的评判。它在理念上远远高于笑话。因为笑话是编出来的，所以是可学的，可重复的，也是人人可讲的。而幽默感是即席的，人格各异的。幽默感甚至是天生的，或是在特定的文化下熏陶出来的。幽默感来自于对人文世界深刻的认识。但一个对人文世界有深刻认识的人不一定有幽默感。剑桥的学者们的幽默感，使他们的人格魅力在世界上独具风马蚤。因为这种特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因而是不可学的。我甚至认为，剑桥就是一个感染、熏陶英国文化中独特幽默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你才会感识到剑桥的思维，英国的幽默和绅士的风度。所以在古典的传统教育里，核心的东西，不仅仅在于知识的灌输，更重视人格特­性­的培养。而当今大多学校的教育，仅仅注重社会竞争和生存所需要的能力。这种教育很像对某种技能的训练班。但教育和训练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于是，从剑桥走出风度翩翩的智者和绅士，而许多现代的大学只能训练出雄心勃勃的专门家。前者不仅风雅，深刻，而且富于幽默感；后者训练有素，善于拼搏与竞争，但贫乏，枯燥，浅薄。或许，这正是古典与现代的反差和区别。

刚来剑桥，我第一次驻足这智者的秘道。在牛顿思考过的地方，我忽然醒悟到他当年灵感的来源。因为剑桥到处都是苹果树和落满地上的苹果。我看到那位英国教授在雨水打湿的土路上漫步。人影与树影平行地反衬在流满金­色­阳光的草地上。雪白的衬衣，让高高的衣领立出灰­色­的西装。我们相遇的时候，他礼貌地向我问候。我此时突然感到他像是英国古典小说里的人物，陡然走到我的面前。“您好，知道您来我们学院，希望您还喜欢这里。”我几乎是在窒息中听完这纯正的英文。过去仅仅是在电影或灵格风里听到的。那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声调清晰的英国口音。而今天，我面前的并不是演员，而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我对他无需了解，全凭直觉。“承蒙您的好意，我十分喜欢这里。”我尽最大的努力用十足的英国腔作出回答。好似在做英文口试。他似乎有些诧异，眼睛微微睁大。但很快他回报以绅士的微笑，然后慢慢远去。望着他的背影，我看见通往丛林的秘道，碧绿的草坪，鲜花环绕的围墙和典型的英国农舍，简直就像１８世纪的一幅­精­美的油画。不知为什么，我在美国的时候仅仅能感觉到现实的嘈杂。在那些地方，我几乎得不到任何遐想的空间。英国古典文学里的故事和大英博物馆里的油画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十分遥远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地不真实。只有来到剑桥，我好似在梦幻中走进１８世纪的英国田园，周围的学者讲着地道的英国绅士的英语，古老的校舍渗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掌灯的时候，走在剑桥的校园里，我看见从１２世纪就建立的校舍和教堂尤其那些整齐排列的烟囱，像是从古堡里走出的骑士。这时候我的感觉如此奇异，好像现实世界忽然消失。那沿街漫步的人仿佛就是王尔德和劳伦斯。

剑河蜿蜒，但庄重地穿过剑桥那些古老的学院。两边绿­色­的河堤上会有席地野餐的剑桥人。往往是雪白的衬衣，深­色­的领带，布制背带长裤，老式的篮子和带有英国花­色­的线毯，女士的连衣裙被双手盘压在两膝整齐并拢的腿上，连那棕­色­皮鞋上的皱纹也似乎是剑桥曲线。然后是酱­色­的面包，林立的酒瓶，艳丽的水果，在罐头盒里整齐排列的沙丁鱼和|­乳­|白的­奶­酪。即便是花园如锦的剑桥，他们也会带来一瓶五彩缤纷的鲜花。当然，对于英国人来说红茶和点心是他们永远的挚爱。他们的背景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被风吹弯的野蒿和远处一排排高傲的白杨。难怪１８世纪的油画总是富于生动的主题。沿着剑河，我泛舟而上。撑篙的一位剑桥学生，是我的同行，他深知我的感慨。他告诉我，即便对于他，这剑桥的一切也好似旧世纪的梦幻。因为只有在剑桥，历史的音符宛然休止，英国的传统永恒地冻结。

小船悠然，像是回到古老的时代。我们的右侧就是古堡一样的校园。它使我想起中世纪的兵器和比利剑还要敏锐的思想。在剑桥，不仅旧城依在，古风犹存，而且这里又是开辟现代思维的圣地。２０世纪初的现代派大师们就是在剑桥诞生的。就在剑河的堤岸上­精­通数学的罗素思考过现代的哲学；修长的狄拉克在剑桥酒馆的餐桌布上推理出量子物理的概念。美丽的弗姬妮亚·沃尔夫在苹果园里把人类最细腻的感觉写进她的《灯塔》。当今世界，一日千里。只有来到剑桥，时间才由此驻步，思考的空间可以延伸到宇宙的原点。剑桥的校园似乎在空气里都布满了灵感。剑桥人在这里不仅享受文化的滋养，而且采集所有人类最神奇美妙的灵感，然后把他们智慧的硕果播种人间。一个世纪之后，当代的大师们又来到剑桥，其中包括蜷缩在轮椅里的霍金博士。我在剑桥忽然领悟出文化与环境对思维的重要。即便是一个智者，如果在文化荒芜的地方，也会使自己的灵感丧失殆尽。所以人必须置身于某种气氛而感染，借助环境而思考，依托文化而升华。剑桥的文化经近千年的陶冶，得于沉淀、发展、流传。几乎所有的传统都保留至今，包括校规、制度、礼仪、风格以及剑桥最原本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但我认为最为绝妙是，即便如此古老的学校，在思维和创造上却非常现代。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仍然出自剑桥。剑桥就像是一条学术文化的历史长河，自古典从容地走向现代和当代。

我们的小船溯源而上。弯弯的河道或宽或窄渐渐离开剑桥城。那悠悠浓绿的河水扯着柔软的河草，轻轻地抚摸我们平滑的船舷。下午温暖的阳光在墨镜里变成一片和煦的暗黄。长长的船蒿深深地Сhā入莫不可测的河床，然后有力地把小船向前推划。和谐的水声让人感到彻底的暇逸和安静。我想，此时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希望世界应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但我们终于在这美丽的剑河旁靠岸了。因为我要去一个坐落在苹果园里的小茶馆。这个建于１８６８年的茶馆，从１９世纪到今天都是剑桥师生常来小憩的地方。其中包括剑桥最有名的学者和名流，比如罗素和弗姬妮亚·沃尔夫。与其说是来喝茶，不如说是慕名这剑桥的名胜。但我更有兴趣的是寻访智者们的足迹和捕捉也许还停留在苹果林里的灵感。夏天的果树早已果实累累。但泛青的苹果仍然酸涩。枣红­色­的茶汁，渗出茶袋在滚热的水里悠然地扩散，很快便把这浓烈的茶­色­布满白亮的瓷杯。坐在树下，我慢品这典型的英国红茶。我想即便一百年前的红茶也一定沁透一样的清香。我拿出刚才买的传记《罗普特·布鲁克的生活》。布鲁克是英国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不仅毕业于剑桥，而且曾在这苹果园生活过。罗素和弗姬妮亚·沃尔夫是他的挚友，曾经常常在此一起喝茶谈天。他后来从军到意大利等地，最后病故他乡，葬在一个希腊的小岛上。他的诗浪漫、幽默，充满爱情，尤其对祖国深情的向往和怀念。我看着封面他的肖像，是一位极为潇洒的英国绅士。丘吉尔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英俊的诗人”。他最著名的诗《永远的英国》写于去世前的几个月，让我对这剑河旁的果园充满对那个时代梦幻般的遐想。

Ｉｆ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ｅ，

Ｐｌｅａｓｅ ｔｈｉｎｋ ｏｎｌｙ ｔｈｉｓ ｏｆ 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Ｅｎｇｌａｎｄ．．．”ｂｙ Ｒｕｐｅｒｔ Ｂｒｏｏｋｅ，１９１５

净心之谷

理由

我对手表的兴趣源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时买一只国产大三针要花掉几个月的工资。愈是稀罕的东西就愈激起向往和探求，因此对它始终保留一份少年时的好奇心。

现代人看时间太方便了。目光所及之物，抬头低头都能看见时间的指针或数字在跃动，人们对度量时间的准确­性­有着永不厌倦的追求，现代原子钟每一昼夜的误差不及十亿分之一秒。

在高科技潮水席卷一切的今天，却有一隅固守老旧传统而不被撼动的角落，我常为此大惑不解——人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准确也够“酷”的石英表，而那些耗费工时、成本高昂的瑞士机械表为什么仍有喘息的空间?

当今瑞士手表工业岂止能维持生计，简直是欣欣向荣!试看欧洲的皇室成员、总统、内阁以及各大企业高层行政主管，几乎个个腕上都是一只瑞士机械表，引得众多中产阶层竞相效仿。

摈弃手表的实用功能，是为了炫耀显赫吗?此说似乎欠通。身穿短袖Ｔ恤衫，戴着沉甸甸“金劳”或“满天星”的招摇者有之，那往往是欠发达国家富人圈中的景观，而在欧洲却是另一番气象。那只手表深藏于浆硬的双层翻叠的袖口中，仅在不经意的伸臂或屈肘动作时偶然一闪，半映半掩，乍露还含。别人不刻意盯着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

欧洲学者把响彻大地的钟声归结于一种“集体意识的感官文化”，为此写出一部部专著去详加论证。而表呢，瑞士手表的吸引力并不重在感官。一只顶尖级的机械表被称为“斋表”，不尚浮华，素净如斋，同时一定是配一副不惹眼的皮表带，而内中却伏有万千玄机。它当属欧洲另一种沁入深层心理的人文现象，对于东方人来说则十分陌生、朦胧。

金钥匙

圈内人皆知，瑞士钟表的发祥地在侏罗山。以日内瓦为起始，沿着侏罗山的坳谷绵延，途经纳莎泰尔，到临近德、法边境的巴塞尔。人们把这条狭长地带叫作“钟表谷”。其间散落二十七个村庄和市镇，荟萃了制表工业的­精­英。从日内瓦公园那硕大无朋的“大花钟”至巴塞尔火车站大厅凌室悬垂的巨型机械雕塑，象征着钟表谷的一首一尾。

在全世界钟表收藏家的心目中，侏罗山犹如信徒向往的圣城麦加。然而，除非接受邀请或事先约定，外人难以窥视其内部面貌。用一位著名销售代理商“古比灵”的经理调侃语言来说：“哪怕是远道而来的总统，也未必能随便追到厂里去看看。”我第一次踏入钟表谷完全得自于一次偶然的机遇。

那是八年前的事。我在日内瓦预订了一间靠近湖滨的酒店，安顿停当，下得大堂，径直寻找“金钥匙”。我知道，在大堂的某一角落，会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在他的上衣翻领上缀着一双熠熠生辉的金钥匙标志。此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这间酒店的资深员工，又是国际金钥匙组织的成员，神通广大，有求必应，我选择这间酒店就是因为它有“金钥匙”。

我迎面走向一个鬓发斑白的人，他手疾眼快，抢先朝我使了个眼­色­，好像在问：“你有什么难题找我？”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来自东方的钟表爱好者，很想看看瑞士钟表的生产车间，有劳他代为安排。

他瞪大一双惊讶的眼睛，朝我凝视了几秒钟，仿佛面对着一个古怪的外星人，又做出缩脖耸肩的怪样子。一会儿，他开口了：“先生，现在是八月份，瑞士人都在放假，全国工厂都是空荡荡的，那些家伙早都溜到海边去晒太阳啦!”

我恍然大悟，暗自埋怨自己的粗心，这趟出行怎么就不算算季节呢!此刻应去法国的戈尔玛小镇参加闹哄哄的葡萄酒节，却偏来瑞士看工厂，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位“金钥匙”并未就此罢手。他翻开黄页，拨出一轮轮电话，用法语在快速询问着什么。随着双手一摊，我知道没戏了。

悻悻然回到自己的房间。当晚，我在黯然调整此行旅程的安排。

次日一睁眼，发现门缝塞进一封酒店总台留言，旋即奔下楼去问个究竟。

那位“金钥匙”满面春风：“祝你好运!我向我国钟表协会查问一遍，还真有一家工厂在忙着赶订单。他们欢迎你。明天这个时间，工厂的一位工程师驾车来接你。”

我喜出望外，不光为了如愿以偿，也为了亲身体验到国际金钥匙组织那句著名的服务宗旨——“满意加惊喜”。如今，面对众口难调日益挑剔的顾客，做到令其满意已是难能可贵了，还要献上一份意外的惊喜，那唯有天使了。

谷中行

汽车一路向东北方向疾驰。公路好似冲开两侧挺拔的峭壁，深深楔入侏罗山的峡谷。盛夏时节，车窗外满目都是浓浓的青翠。我注意到右侧近乎直立的陡坡上生长着齐刷刷的枞树，疏密有致，昂指蓝天，仿佛曾被无形的巨手梳弄过一般很有条理。而公路左侧有一湾清澈的溪流，从岸边至草坪再至丛林的轮廓，也如被剪裁过那样­精­致。我猜，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人工的呵护。

朱自清先生在《旅欧杂记》中曾经这样描绘瑞士风光：“这大半由于天然，小半也是人工。”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即使这一小半人工也够浩大的，需倾其国力而赴。瑞士被称为欧洲的花园，这花园没有一丝人工的媚态。它山势雄奇，林野苍莽，粗粝中见其­精­微，比养护一般意义的花园繁重多了。

驶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已置身于侏罗山的白云深处，贴近法国边境，抵达一个名为“百花村”的小镇。接待我们的是帕玛杰尼。

如今的帕玛杰尼在全世界钟表界已是声名鹊起，好评如潮。而当第一次见面时，他才创业伊始，正在为一份欧洲某皇室的订单而忙碌着。这意味着订单的数量不会很大，可能只是一件或一组作品，但要求尽善尽美。

初看帕玛杰尼是一位文静、腼腆的中年人，一身书卷之气。他不善辞令，许多话由他那快言快语的副手代说。打过招呼，他的副手就一阵感慨：“地球太小了!一个多世纪前，就是这幢小楼，有两位兄弟制造怀表乘船去中国卖，其中一位兄弟被海盗杀害了……”后面的话应是“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中国人”，但对方吞了回去。不论向中国客人叙述这个凄惨的故事是否得体，但我听到了一个事实：很早以前，中国曾是瑞士钟表业的市场之一。

“百花村”是帕玛杰尼的出生地。他毕业于瑞士钟表学校，因醉心于古董钟表的修复，便选择了这门深不可测的专业一­干­十多年。正像一位绘画大师的诞生——在临摹了历代经典之作，阅尽了渊博的大家风范，而自身的技艺和修养也日臻峰峦境界。机缘巧合，帕玛杰尼的才华受到瑞士一个大财团的赏识。那是化工与制药的巨子，在瑞士赫赫有名的山度士家族，同时也是古董钟表收藏家。于是，以充裕的资金为后盾，以“百花村的帕玛杰尼”为注册商标，一个古典韵味十足又颇具后现代简约风格的手表品牌面世了。

我暗自联想，“百花村的帕玛杰尼”换成中国意思，有点像“槐树庄的王老根”那么一股子土味儿。

第一年的产量极少，仅有六十只，足见­精­雕细琢。

帕玛杰尼的副手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日本工业的崛起和石英表的问世，瑞士钟表谷经历了一场惨重的浩劫。从业人口由九万多人骤减至四万人，厂商纷纷倒闭或迁走，整个行业濒临破产，钟表谷一片­阴­云惨淡。

在求生图存的挣扎中，人们渐渐发现了一线生机。那生机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简直是一个悖论——对抗日本石英表的唯一出路就是把机械表越做越复杂!

时光倒流

我对复杂功能表的知识略有所知，因此与瑞士业内人士沟通并无隔膜。所谓复杂功能，并非发明创新，而是瑞士祖传的几样绝活。

其一“万年历”，不光显示时、分、秒，还有日期、星期、月份以及月亮在天空中的盈缺象位，后者相当于中国的农历。并在设计制造时预先调校四五百年，其间不论月大月小，闰年常年，全部指针都准确无误。

再有“陀飞轮”，是对钟表心脏部位的改进。为了减少地心引力对准确度的影响，特地将平衡摆轮和擒纵装置设定在一个自由旋转的“飞轮”上，其意外效果是动人的观赏­性­，令人仿佛面对着微型的天体系统在运转!

还有“三问”功能。揿动按钮就发出叮叮咚咚的音响，报出时、刻、分。这是在爱迪生发明电灯前的一项实用工艺，而今仍然令人留恋不舍，觉得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如同一片天籁。

最后是双针计时功能，它比体育竞速项目所用的跑表更复杂，有能力制造它的厂家和技师也寥寥可数。

以上的几样单挑一样，已称得是复杂功能表了，曾在古老的怀表中应用过。如今不但要把它浓缩为小而薄的手表，还要“三合一”甚至“四合一”，那是挑战人的心智和手艺的极限。结果呢?

人们一向把手表视为日月星辰的代理。构成一只复杂功能表动辄需要五六百个零件。试看那些小巧的齿轮、轴承、摆轮、游丝仿佛都是有灵­性­的，它们熠熠闪烁，俨然有序。如雕刻时光，仿效天体，应合着茫茫苍宇的韵律，把奥妙无穷的宇宙化为人们的袖里乾坤，从而对一些惯于抽象思维的男人产生强烈地诱惑。戴着它，无需示人，也有一种深沉自知的充实感。

在安迪古伦主持的国际拍卖会上，我目睹了瑞士钟表业对抗日本石英技术的策略是多么成功!

安迪古伦执全球钟表拍卖之牛耳，就连索斯比和佳士德这类大拍卖行，在钟表鉴识和定价方面，也要唯安迪古伦马首是瞻。在每期推出的拍卖目录上，清一­色­都是瑞士的产品。日本钟表似乎已被置于这座专业殿堂之外，从未登过大雅。

安迪古伦的拍卖现场布置得有点像自助咖啡厅格局，前后台面摆着各类点心和饮料，有意营造出轻松气氛。而这一天的竞投热烈又紧张。当拍到一只１９５３年的百达翡丽时，起价已是一鸣惊人，全场顿时安静下来。

其实这只旧表尚够不上复杂功能，圈内人俗称“日月星”，比万年历低一个级别。但它是那个年代为一名顾客订做的，因此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当叫价向着八位数字飙升时，多数人已退出竞投。我感觉这时掠过全场人心中的是一个常识­性­问号：它值吗?我看清一个顽强的坚持者，洋人，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为了松口气解开衬衫领口，他和一位远方打来电话的竞投者在竞争。

眼前的叫价已把消费行为学和市场营销学那些基本原理一概抛诸脑后，而且拍卖会到这个火候已不需举手亮牌。拍卖师与竞标者之间一个微妙的眼神已足以沟通。顷刻，锤声响起，全场起立，大家一致鼓掌，似乎为了中标人对钟表传统的执著。这多少有些戏剧­性­，而安迪古伦一次又一次地导演过这类剧目，向人们展示着——它值。

雪映明窗

自从踏入钟表谷以后，我已参观过多间厂家。我最喜欢看的是所谓“独立”厂家，它们往往历史悠久。

如今许多厂家已被跨国公司兼并收购，实施集团化管理，甚至不再生产自己的机芯，这类厂家没什么看头。我造访的是那些恪守传统的厂家。用中国的工厂概念衡量，它们的规模不大，楼高四层的厂房已是庞然大物，大多是古香古­色­的两三层小楼。然而，它们全都是大名鼎鼎，扬播四海。在世界各大都会昂贵的橱窗中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厂家坚持对每一只螺钉做出六度雕琢，对每一个机件都进行手工打磨；还要求对零件的背面也同样抛光或压花，而这个部位在组装完成后是看不到的，颇有“君子不欺暗室”的风度。听着他们的介绍，走过一道道工序，好似在经历一次追求极致的长征。

我最爱看的是其中两道工序，常常止步驻思。

一道就是手工打磨。几大排女工坐在工作台前，腰板笔挺，气定神闲，每个人都伸出食指摁住一个细小的轴承或齿轮，在一张细砂纸上画着圆圈儿。参观者如想亲身体验一下，也去抚摸那片砂纸，只觉它细腻光洁，宛若绸缎。主人说手工打磨的效果唯有在高倍显微镜下看得分明，那些­肉­眼难以察觉的金属棱刺才能除掉，这是保证机械表顺畅动作的必要条件。

在自动化程度极高、人工薪酬也极高的瑞士，竟然有这样一群女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单调枯燥的工作。我想，除了利益以外，劳资双方都在信守着­精­神层面的某种承诺。

再有就是复杂功能表的组装工序。这道工序往往设在全厂最为宽敞明亮的一排窗前，并与其他车间相互隔离。能够胜任这项“绝活”和“全活”的技师，在厂里屈指可数。一年的产量也仅有几只。

当我第二次去访问帕玛杰尼时，正巧遇上三只不同的“三合一”在同时组装。帕玛杰尼说，可以一次看见三只表的人算有眼福。他请老技师一一演示各种功能。

这位技师鬓发斑白，鼻梁和前额配戴着老花镜和专业筒状放大镜的双套装备，看来已是一大把年纪。老师傅说，制作一只复杂功能表，往往要花费上千个工时，相当于一个漫长的冬季。他的语气平淡，但在习惯于快速节奏的现代人听来，几乎惊世骇俗!

我的目光移向窗外。那是侏罗山群峦中的一面斜坡，坡根刚好落在宽大的窗前，犹如垂下一道绿­色­的帷幔，将柔和的阳光反­射­进来，洒满老师傅安详的脸上。

这一瞬，我的脑海闪过皑皑白雪。我想象着，在大雪封山的季节，面对窗外那白茫茫、空蒙蒙的山坡，一个人应是万念俱灰，洗净尘心的。最好找一个大雪飘落的时日，再来侏罗山看看那冰清玉洁的情境……

山中惊艳

日久，我渐渐地乐于由物及人，也相信表如其人。在端详一只跃然脉动的表芯时，往往想到它背后那鲜活的生命，揣摩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超常之处。

我的手中有一张照片，摄自钟表谷中一个名叫拉秀德枫的小镇。那里地处偏僻，游人寥落，却有着瑞士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钟表博物馆。我在馆中见到一只怀表，不但有­精­致的机芯，还有彩绘瓷面的表盖，就随手拍摄下来，以此记录那惊鸿一瞥!

曾在拍卖会中多次见到这种类型的怀表，却唯有馆藏的这只最为出­色­。馆中资料说明它面世于１８６０年。彩绘珐琅的表盖上是一簇盛放的花卉：有粉红­色­的牡丹、雪白的康乃馨和蓝­色­的矢车菊，画面璀璨夺目，美艳至极。从那层层绽放的花瓣中，宛若触到它们鲜­嫩­湿润的质感。我将照片放在茶几的一角，大凡见过它的朋友都一声惊呼：“真是太漂亮了！”

在人们熟悉的艺术视野中，很难找到与其比拟之物。印象派高手雷诺阿的花卉写生也很有魅力；不过，铺开大幅亚麻布，蘸着油画颜­色­挥毫，似乎要轻松许多也舒服许多。彩绘珐琅的画面是一个微缩世界，画师用的是二氧化硅与各种金属氧化物调配的釉料粉末，那是全然不同的彩­色­天地，还要经过至少二十多道的炉火烧制，面对着难以控制的炉变结果，致使这项写实主义创作一开始就迎来超现实主义的挑战。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打动我，触动我的是有关它的背景。在瑞士钟表史上这类怀表有一个特定的名称——“中国表”。它以中国为目标市场。在制造者的心目中，似乎中国人才能接受这华丽而高贵的审美趣味。顺着馆中文字说明看下去，有这样一段话：“这类表的出现与振兴，是瑞士农民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佐证。”

农民!这两个字触动了我。在钟表谷中徜徉的时日，我几次听人提及农民与钟表业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次印象最深，甚至触得心中隐约作痛。

当地人说，瑞士缺乏自然矿产资源，生存条件在欧洲当属恶劣，一百多年前尚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每年大雪封山之后，人们更是无所事事。大约在十八世纪，侏罗山地区的各个村庄出现了一些包工头式的人物，向各农户分派钟表零件的散活，然后交给技高艺­精­者专司组装调校。当春天来临之前统一收货，销往巴黎，销往伦敦，有些也销往中国。这就是瑞士钟表业的滥觞。而冰雪消融之际，那些钟表工匠又回归于农民的生活方式。

站在这座气势恢弘的博物馆，观赏一件件旷世杰作，我对瑞士农民人格的丰富­性­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同时也联想起中国的农民。如我这一代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曾与中国农民有过近距离接触。即使时过境迁，仍对中国农民怀有一份刻骨铭心的关注。

中国的农耕社会拖着长长的影子延入现代生活中。农民们甘于胼手胝足地劳作，以土里刨食为天命，度过一代又一代的困顿人生。尽管在中国北方也有着漫长的冬季，而农民们何曾有过超越自我角­色­的灵动?在寂静的拉秀德枫小镇，当我踏着古老的石径归返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感叹——历史究竟施了怎样的魔法，致使两国农民命运有着深邃的歧异?

湖滨览胜

今年初，趁着积雪未消时节，我又来到瑞士。

这次先在茵特拉肯小憩数日，浏览了阿尔卑斯山几处滑雪胜地。随之直奔钟表谷的中枢纳莎泰尔，瑞士全国的标准时间就以这里的研究所计时为依据。事先订好了帕拉费特酒店。提及这间酒店，是因为它有着观察瑞士钟表业的最佳视野。

这座全智能化的酒店，每一个房间都“漂浮”在烟波浩渺的纳莎泰尔湖中。白天，湖水扬波拍打着厅房的阳台，好似乘一艘航船在破浪前行；夜晚，听着风声、水声和野鸭的凄鸣沉沉入梦，仿佛头枕着茫茫苍宇那般孤独空寂。

倘若从一个酒店能够眺望一个国家的全境，而且该国版图并不算狭小，那么全世界只有帕拉费特酒店非其莫属。

适逢天气晴朗，人的目光越过开阔的湖面，可以看到遥远的阿尔卑斯山的千峰万峦。在蓝钢­色­的天幕映衬下，那一长排积雪的巅峰好像仙境一般晶莹闪烁。从这里看到的是阿尔卑斯山的北麓，越过横亘山脊的一线之间，南麓就是意大利了。

转身推开房门向后看去，侏罗山的阳坡近在眼前。山脚处是纳莎泰尔小镇，一幢幢涂着黄铯外墙的小楼从湖滨向山上延展，­色­彩柔和，轮廓浮凸，被大仲马形容为“­奶­油雕刻出来的地方”。与阿尔卑斯山相比，侏罗山天姿徐缓，一片苍郁之气。忽而，狂风骤起，纷纷扬扬的大雪从天飘落，山上稠密的森林转瞬间就戴上厚厚的白冠。那瞬息万变的情景令人叹为观止。我知道，在侏罗山大雪覆盖的坳壑中深藏着一座座钟表业重镇。翻过侏罗山的另一边，则是法国和德国了。

纳莎泰尔被称为“法国面包飘香的地方”，属于瑞士最纯正的法语区。说到纳莎泰尔，必得提及钟表史上一代宗师——亚伯拉罕·路易士·宝玑。他出生在纳莎泰尔，而成就他的是巴黎。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瑞士钟表业的辉煌。

１７６２年，宝玑十五岁时前往巴黎学徒，当时法国的钟表工艺远比瑞士先进，巴黎又是冠盖云集的消费中心。宝玑在学习期间表现出过人的勤奋与天赋，很快便脱颖而出，自立门户，巴黎的上流社会直至玛莉皇后都成为他的顾客。

法国大革命时期，宝玑逃离动荡的巴黎，回到静谧的瑞士。远离喧嚣环境，宝玑顺乎自然地进入一个伟大发明家必经的静思和冥想，并且和瑞士的钟表师切磋交流，带动了当地的技术提升。当他重返巴黎时，犹如一个心灵得到超度的圣者，一连串重大发明喷薄而出。

他的发明不胜枚举。小至我们现代在表盘上经常看到的优雅的“宝玑指针”、赏心悦目的“宝玑字体”，直到自动上链装置、避震装置以及固定擒纵轮的石垫和不可或缺的游丝，还有复杂的万年历和陀飞轮，都出自宝玑那睿智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是他把原本一堆粗糙笨拙的机件变成流畅裕如的艺术品。

于是，伫立在纳莎泰尔湖滨，可以清晰地看到瑞士钟表发展的脉络。伴随欧洲近代史的推移，浪漫而浮华的巴黎愈来愈不适宜这项六根清静的劳作了，矜持傲慢的伦敦比巴黎更早抛弃了这门缠人的工艺。于是，他们传给西欧的后院，由侏罗山的农民接下这一份劳役。恰好，从钟表谷两端的日内瓦和巴塞尔进入法国都十分便捷，而巴黎仍是全球最著名的销金销魂之地。世上最肯花工夫的工匠贴近最肯花钱的消费者，法国与瑞士就这样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

遐思至此，我的心中一舒，似乎已对我想问究的东西一览无余。但我仍觉惆怅若失，这并非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在纳莎泰尔感悟的至多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命题……

此刻心中泛起自嘲，多情应笑我本是一介游客，只因跟中国文人习气沾了点边儿，玩都玩不潇洒!

瑞士­性­格

瑞士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国度。它奉行中立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毫发未损，还坐收渔利。它富甲天下，人均国民收入多次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全国仅有七百万人口，而它的金融体系管理的资产，相当于全世界金融资产的三分之一。当沿着苏黎世的巴恩霍夫大街漫步时，苏黎世银行的朋友笑对我说：“这条大街的地下不知储存着多少国王、总统和富豪的财富，比童话中阿里巴巴寻找的芝麻门里的宝藏毫不逊­色­!”同时，瑞士­精­密制造工业独步天下，仅是钟表业就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更为稀罕的是，取得这些骄人成就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甚微。雄奇的雪山、潋滟的湖泊、纤尘不扬的空气，令瑞士的旅游业排在国民经济收入的首位。那醉人的美景而今在风靡中国的《班德瑞》音乐中可以领略其神韵：空灵、洁净、孤寂、壮美，旋律中交织着人与上苍沟通时所发出的心灵震颤……

按理说，这里的国民应是心细如发的一群。

记得中国的文化学者在论及苏州的民间工艺，如苏绣、发刻、牙雕、米粒雕时，尝试将这些工艺的发展归结于人格心理学的范畴。他们把吴侬软语地区的工艺家称为“微雕人格”。但是，就我的观察，瑞士人一点也不“微雕”。

在阿尔卑斯山盘桓数日，每天都看见扛着沉重的滑雪装备向山顶上拥去的人潮，他们喜好在风驰电掣的速降中去寻求极限的刺激。据我所知，瑞士钟表界也不乏豪放奇士，“芝柏”厂家的总裁就是一位狂热的赛车手。如今他在担任瑞士高级钟表协会主席的同时，还兼任意大利跑车委员会的总监。

瑞士人以强悍和倔犟闻名于欧洲。凿通少女峰隧道、修建世界最高的铁路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一个多世纪前，当测绘和定位技术还很落后的时候，由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组成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顽强地向阿尔卑斯岩石掘进，当到达山体深腹时又在黝黑的洞中果断地一折，从海拔三千六百米的高度破岩而出，正好抵达少女峰的最佳景点。整个工程耗时十四年，其中多人献出生命。至今，数以千万计的游客都在乘坐这条世界最高的铁路，欣赏着雪山和冰河的奇观异景。

帕拉费特酒店经理颇富幽默感，每天清晨当我踏着积雪，即将去访问又一个表厂时，都会在酒店前厅遇见他。他总会朝我做出一串逗笑的动作：伏案、耸肩、学着钟表工匠拨拨弄弄的样子，然后大手一挥，表示他不喜欢这劳什子差事！

瑞士由多语言区组成。它的国民有浪漫的法国人、严谨的德国人、热烈而散漫的意大利人，还有自视甚高的罗曼人。事实上，根本无法用单一的特征去描绘瑞士国民的人格结构。然而，被欧洲两座雄峙的大山所环绕的这方水土，也确实钟化出一种独特的人文氛围，这是每一个外国人立即就能感受到的。

一是它的富而不显，二是它的超然寂静。

从日内瓦或苏黎世走下飞机，一路望去，几乎不相信这里是世界首富之区。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没有繁华闹市的流光溢彩，也没有纽约曼哈顿那奔波的人流。耳目所及，一切都静悄悄，万籁无声，淡定自如……

瑞士的朴素风格或许沿袭了发达国家富人所提倡的自省­精­神，曾被有理念的慈善家们加以表述：不事张显、避免奢华，生活像普通人那样恰如其分。这个源自社会改良主义的传统并不为瑞士所独有。但是，瑞士超然的寂静在全球也属罕见。

在开往伯恩的列车上，我曾经历过难忘的一幕。在一节舒适的车厢里，我与同行者尽量压低嗓音，近乎用耳语讨论着苏黎世一些工作方面的琐务。这时，一个光头男子走过来，盯视着我们，并伸手指了指车窗。我困惑不解，不知因何犯禁。

车窗的窗帘是低垂的。我的同伴徐徐拉开窗帘，看到在玻璃上赫然贴有一张告示，图案是垂直的食指贴近嘴­唇­，英文标示是“保持肃静”。

这时我才留意到，整个车厢的乘客都处于缄默之中。有的看报纸，有的查阅笔记本电脑，有的在痴然发呆。以东方人的习俗看来不可思议。漫漫旅途的单调时光，有多少话题可供相识者或相遇者之间交谈！同是天涯人的意识，排遣孤独的心理，使中国的车厢成为最热闹的场合。而在同样的场所，瑞士人选择了沉默，车厢内死一般寂静，他们太珍视属于各自的心境了。

望着车外掠过积满白雪的原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帕玛杰尼车间那排宽敞明亮的大窗。此刻，在侏罗山地区有多少小镇多少技师面对雪映明窗，在雪落无声的寂静中，神凝气聚地劳作……如果把他们的职业特点也从心理学角度去描述，应是一种内敛的“超静人格”。

或许，寂静真是一服生命的良剂。与尘世间那些浮躁马蚤动的生灵相比，寂静可以使心灵有更宽的幅度，更多的容积和更强的能量；掠过智慧的闪电，推动技能的波澜。其实，静与不静，境由心造。甘于寂寞并战胜孤独的人，必定有着强健而丰富的心灵！

怀念母亲

迟浩田

转眼我已年过古稀，真是时光如流水，母亲已离去３８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眼前。尤其过了７５岁生日后，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念母亲之情经常如潮奔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一共生了１１个孩子，其中４个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家里人多物薄，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就是最大的满足。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在我长到７岁时，妈妈竟下定决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记得那次妈妈说：“我想了想，只有念书，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念书就没有出路，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去念书吧。”

后来，妈妈又专门叮嘱我：“妈妈供你上学，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而不是像你爸、妈一样，一辈子都是睁眼瞎，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你上了学，一定得努力，争取多学点文化，长大了去当先生。”那时的我是懵懵懂懂，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当先生好呀！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还能到各家去吃‘派饭’，谁家上学一年轮上个一两次呢！能吃到一块咸鱼，一块饼子，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吃上个­鸡­大腿！”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吃的净是谷糠、地瓜叶子，偶尔能吃上顿带点五谷杂粮的“­干­饭”，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在妈妈眼里，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先生了不起。这使妈妈羡慕先生，更希望我能当先生。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光着ρi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迈进了学堂，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了妈妈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我让妈妈深信，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当先生。在妈妈的支持下，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现实改变了妈妈，也改变了我。但直至今日，尽管“当先生”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却成了一直铭记我左右的警句，激励着我踏实做事，老实做人。

１９４１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到我们那里。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我们村子西边大庙，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乡亲们到处躲避。当时，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一双小脚、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也正是这一次，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J了新娘。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和家人商量后，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妈妈那天对我说：“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没法过！”我听到这为之一震，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不，不是的！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是妈妈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可是八路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她后来对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这些孬种、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好男不当兵”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总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她的想法只是，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先生”、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就只有去抗争，去反抗，去拿起枪打击敌人。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

离开家后，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信员、文书。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都不错，很快推荐我到当时的“抗大”一分校学习。到达后，我被编入三支队教二团二大队９连，成了一名真正的“学兵”。连队在选人当机枪手时，我被看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考核成绩合格。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我在全连第一个报名参战。被批准后，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１３团，即后来的“济南第一团”，在这支能打能拼的荣誉团队，从当文书，直到当团政委，这一­干­就是２０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部队南征北战，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行军途中，战斗间隙，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１９４７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了。转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逐渐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战地医院赶。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南方口音我不全懂，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就把我推到开刀房。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是要截肢。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顾，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坚决不同意，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要截腿，先截头，我还要打仗，我还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医生说我是条汉子，是硬骨头，就没有截肢。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１９５３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才回到了已阔别１２年的家乡。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早早就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归来。

一看见我，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无声胜有声！１２年未见，这１２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爸爸说：“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弟弟说：“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

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丨人，妈妈没有哭过。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泪。“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不住地含泪点头，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

临走时，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在我的搀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远，我一回头，再回头，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向我挥着手。就在这依依不舍中，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当时正是“文革”比较乱的时期，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只好让１１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及至我到家，妈妈已经下葬。儿子告诉我，­奶­­奶­临走的时候还问：“三儿哪去了？”我顿时泪如泉涌。妈妈一生为我­操­碎了心，可我没有为妈妈做点什么，就连妈妈走的时候，也没能见她一面。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无尽愧疚都化成伤心的放声痛哭。

回顾她老人家的一生，可谓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然而，在儿子的眼里，盛满的却是妈妈的伟大。妈妈是最无私的，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妈妈像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无怨无悔地付出着，透支着，流尽了汗水，淘尽了青春，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妈妈也老了。但老了的妈妈心中装满的，仍然是远行的孩子，哪怕是在临终前的一刻，她依然想着我。

妈妈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却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在国家危难之时，她能放弃自家利益，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送两个爱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妈妈是平凡的，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作为她的儿子，我引以为荣。

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多年来，没有在妈妈的床前、膝下尽孝，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但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为党、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些工作。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点平衡，这也算是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做点滴的报答吧！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到经过激烈地思想斗争后做出送儿参军的选择，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

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时，妈妈那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

妈妈，我永远想念您！

何期执手成长别

范曾

赤橙黄绿、宫商角徵、芳草奇卉、甜蔗苦连，那有­色­、有声、有香、有味的事物，斑驳错杂、陆离纷陈于前；宇宙洪荒、龙光牛斗、沧海广漠、崇山峻岭，那至大、至高、至奇、至妙的景象，穷方竟隅，并生遍列于后。迅雷激电、飘风骤雨、兔起鹘落，那是速度的光荣；晨晖夕­阴­、朝花夕拾、青丝白发，那是时间的慨叹。这一切，佛家说都是“空”，一切的描述都是皮相之判。然而这皮相的背后，有人偶开只眼，看到了“数”，他们之中的大智大慧者称为数学家。

景星祥云，移驻南开，这一天是伟大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先生执教五十年的庆典。一时间，欧西、亚太、国中群贤毕至。他们其中有法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博规农（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雅（Ａｔｉｙａｈ），中科院数学所所长杨乐，数学家严志达、胡国定、吴文俊等等。这都是用方程和数字构建不可思议大厦的俊彦。陈省身先生端坐主席台正中，显得有些兴奋。这其间有一位对数学完全是门外汉的范曾——我奉陪末座，也十分自在地厕身主席台上。这不伦的地位，不是出于虚荣，而仅是由于陈省身先生的坚请。开会伊始，免不了冗长而多余的祝词、介绍等等。我有足够的时间探讨深奥的数学问题。右侧是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数学家胡国定，我问他“什么是纤维丛？”胡国定说：“数学隔行如隔山，我无法很快捷而准确地回答你这问题。”我在南通中学时代的低一年级的校友杨乐，坐在我的左侧，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初他和张广厚因解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数学问题，曾一跃而为国中光耀的数学新星。我转过头来问他：“什么是纤维丛？”杨乐寡于言谈，不无嘲讽地笑着说：“给你讲你也听不懂。”彼时大失所望的我对数学的神秘崇拜之心多于被奚落的寂寞之感。同时，因为都相互熟稔，三人相顾而嘻。不熟悉英文的我，听到主持的人念到ＦＡＮ ＺＥＮＧ时，正傻坐着，微笑着，杨乐说：“你讲话。”当掌声和目光都朝着我的时候，我才走向了话筒，开始了胡言乱语。我第一句开头劈脸询问：“今天会场上谁的数学最好是不用说了，但你们知道今天这大会上谁的数学最差？”全场哄堂大笑，因为台下坐的是全国各地的数学家、教授、博士生，最低的是数学系本科生。“从大笑中，我知道了你们的答案，当然很惭愧，是我。然而我要问你们，什么是数学？”这咄咄追问使会场顿时大为活跃，我不免回过头来看陈省身一眼，他正为我刚才的话笑声未止，瞪着他的一双大眼，揣度我又会出什么厥肆之词。“数学，无­色­、无声、无香、无味，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所不在、无远弗届、无所不包，没有‘数’的奇绝的构成，天地不是道家的混沌，便­干­脆是佛学的一片空白。”雷鸣似的掌声掩盖了我数学知识的浅陋。陈省身先生笑得前仰后合。这还不过瘾，我又问：“陈省身先生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我为讲演计，问过了胡国定先生，他作如此说，我又问过了杨乐先生，他作如彼说，总之一句话，不懂别问。啊！我举头望明月，我不懂你，但我可以仰望你，我不懂陈省身，但我可以仰望大师。”又是一阵激雨般的掌声，只见陈省身捂着脸哈哈大乐，主席台上各国的数学家都侧着身，向他鼓掌。我想古罗马的西塞罗，或许曾经享受过类似的听讲者的热烈回报和感应。于是我奉呈一首七律“纤维胡老说奇丛，便使神思入太空。造化沉浮多幻变，天衣散合总趋同。千秋大智穷抽象，一代学人沐惠风。此世门墙无我地，宁园小坐说云峰。”又送上一幅祖冲之的画像，我冲着陈省身说，“他不懂几何，他没有你伟大。”对我的演讲有一位持异议的人来到身边，那是极负盛名的大数学家严志达，他是我南通的老乡，他说：“陈省身先生和祖冲之一样伟大，他们之间有一千五百年的遥远阻隔。”科学家的严谨和诗人的豪兴大体区别于此。但我告诉严志达，外行话亦若童言之无忌，不能算数。严公颔首。然后又和我谈竹林七贤，他是数学家中对国学最有兴趣的人，这一点，他和陈省身时有龃龉，颇似文人之较劲。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相识应感谢杨振宁先生，没有杨先生的介绍，也许人间没有陈、范的一段因缘。而杨先生的与我相识，则应感谢国务院教委的介绍，杨先生问教委外事处的人，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范曾，我喜欢他的画，教委托我作一幅画送杨先生，当时我很觉得荣幸。画毕之后，杨先生竟然亲自到崇文门我的寓所来看望我。杨先生的坦率、真诚、博大、睿智感动了我，第一次相逢，便预伏着永结同好的君子情怀。我拿出了一张大纸请杨先生写几个字留念，他说他不习惯用毛笔，于是拿了一支钢笔，他想了一小会儿，写了下列的话：“我很爱范曾先生的画，杨振宁。”字写得很小很小，而且笔画严谨不苟，于此我想起每逢展览会在签名簿上恣情放大姓名的人，不免用力过猛。文字语言的简洁，透出了杨振宁先生洗尽铅华的大朴无华。因为他研究的宇宙本质，在《老子》书中叫作朴。我又想起在数学上的“拓扑学”三字，那是奇美的名词，这名词是陈省身先生所起。陈省身先生一般对人客气，但“谦虚”，他似乎觉得多此一举，因为应谦虚的地方，他早就做到了，譬如他说，从小不用功，功课不好，觉得数学好玩，在脑中驱之不去，以至上早­操­的时候，全校同学都作上肢运动时，他会出人不意地、刺眼地高举起一只脚。据陈先生告诉我，在体­操­场上很容易找到他，那出格的必无第二人。还需要如何才是谦虚！当杨振宁在电视上讲到杨氏理论时，他说这理论可以管到下世纪、甚至更远时，我只觉得神圣之自尊乃是任何伟大的人物不可或缺的高尚品德。有一年元旦，陈先生收到两张贺年片，地址一模一样，是巴黎雪夫汉街十一号，一封是法国数学所前所长伯冉（Ｂｅｒｇｅｒ）的，一封是我的，陈省身大为惊讶，原来我与伯冉住在同一座古典大楼之中，我在Ａ门、他在Ｂ门，于是又有了我与伯冉的一段因缘。伯冉先生十分真诚地告诉我，“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而我只是小数学家”，他还告诉我曾有一位日本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天下第一”的中文牌匾送他，他不知其意，挂在客厅，后来有中国人来作客，告诉他意思，伯冉大笑取下，说，所幸来的人都不识汉字。回国后，我告诉陈省身先生这件事，陈先生说，“他太谦虚，很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大、小嘛，嗯，大体如此吧。”对于一位位居数学峰巅的人，他有着孔子“当仁不让”的担当­精­神。他决无丝毫的轻忽其他数学家之意，而数学上的（或）这样的符号，就不是在月旦之评中可上下其手的事，那是依象而言，那是真实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之中，陈省身先生一般亲切的称谓是直呼其名，如葛墨林、陈洪，更亲切的称呼是不用姓，这样的人几乎我只听到过一个人，那就是杨振宁，他呼之为“振宁”，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在背后称陈省身为“陈先生”，包括杨振宁先生在内都如此地尊重他。从电话中的“范曾先生”、到“范曾兄”到“范曾”绝对经历了二十年之久，其间的亲疏尺度，也有“数”。

我与陈省身先生的初次见面那是在１９８６年他回国的日子里。杨振宁先生与他同时在南开，陈先生当时并无意回国定居，先生步履健顽，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形状与毕加索相似，但其中所储藏则大异其类，毕加索狡黠、凶狠、偏激、自私，而陈省身则慧智、谐谑、宽大、威严，可能所有的人第一次见他之前都诚惶诚恐，宛如他的女婿朱经武先生先把微积分仔细地复习一下。而我则不然，看还看不懂，遑论复习？于是那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是不缺乏的，加上两个人都爱开玩笑，亦若朱先生谓之“臭味相投”，中国文雅的说法为“葭莩相投”。比第一次见杨振宁似乎更多了相逢恨晚的境界。陈省身先生的相貌，按我对骨相的判断：异相也。除眼大有异彩外，耳奇大——长、厚、阔、深四美具，挺拔、垂珠（耳垂如明珠）二难并，这样的杰出耳朵虽千万人无一焉。某人耳则大矣，然软巴巴地，宛似上帝以余料随意捏就，那街边之卖花生仁的老者耳正不小，气则庸凡。陈先生有垂胆之鼻，可见气息宏大、吐纳不凡，而先生之声有如钟磬一般洪亮清澈，远闻之如深山古寺的梵音法鼓。即使隔八间屋子，那频高速缓的声音都会慢慢传来，那他平生用得最多的一词“好极了”，任何人一听即为之雀跃，至于他称赞的“好极了”的对象则有考证之必要。譬如每年他生日，每次人们都会送涂着彩釉的陶质寿星老给他，以此聚积日多，排列于他的客厅橱上，俗不可耐。相信送来的时候，他一定说“好极了”，这三个字表示了大地般的宽容，你看恢恢地轮上面生长着大木巨柯，也生长着野草闲花，我们难道不觉得冥冥之中大地正在赞赏它们——“好极了”。

我决心将陈省身先生放置于他为南开所建的宁园里这些粗俗的寿礼一扫而空，拿了奇石、东周青铜鼎、雕刻、仿清的硬木高几换下了那“好极了”的一切，然则扔了于送礼者不恭，于是我设“陈省身奖”，将寿星老作为奖品送给一次家宴中的所有客人：陈洪、葛墨林、张伟平、叶嘉莹，还有几位不熟知的数学家。不过有一绝对奇妙的想法来自我的倡议，让陈省身先生在像底唯一的一小块陶质犹露的地方签名，这一倡议使所有的人大为兴奋。到了为我签的时候才发现像底也上了釉，毛笔字上不去，我却奇想突发，这一位寿星老唯一的陶质却在头部，于是我请陈先生在那脑瓜上签字，先生大乐，欣然应命，这人间独一无二的陈省身先生的签名寿翁，至今立在我的书房，它变得那么高雅，那么珍贵。不约而同的是，陈先生仙逝之后我偶去叶嘉莹先生处，她几乎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物因人贵，人们不能忘记那一晚高人雅士的欢乐聚会。

日与先生熟稔，对数学问题的探讨也渐Сhā垂天之翅，游于无极之门，而我的疑问也越来越多，这印证了“十个智者回答不完一个愚者的问题”的欧谚。而对在数学上配称“愚者”的画家我，陈省身先生绝对做到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我问：“人们大概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陈省身：“那我就可以胡说八道。”

我问：“那你比别人为什么高？”

陈省身：“我做得简捷、漂亮。”

我问：“齐白石画到九十岁还有新意，您呢？”

陈省身：“类我类我，我也有新的发现。”

我问：“人们对大师之产生各有所说，你做何解？”

陈省身：“一半机遇，一半天赋。”

我问：“努力其无用乎？”

陈省身略停数秒钟，然后出人意外地回答：“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与成为大师是关系不大的，成功和成为大师是两回事。”这真是妙语惊人，而且越想越使人钦服，非大师不可作如是说。与此相应的问题，见于一次某记者对陈省身的采访。

记者：“大师是怎么出现的？”

陈省身：“唔——大师，大师——唔，”先生支支吾吾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位十个智者也回答不完问题的提问者满意。

“冒出来的。”在旁听得不耐烦的我真是冒出了一句妙语。

陈省身先生大为赞赏：“对，范曾说得好极了，冒出来的！冒出来的！”

那记者的眼中露出了不解、茫然，先生习惯­性­地举起他的左手，作中止提问的示意。

古往今来，大师绝对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既不可限以年月，树以指标，给以条件，他们不知何年、何月、何地、何因，霍然而起，伟然而生，卓然而立，那是无法解释的。以我之体会，大师必具条件有三：智、慧、灵。智，不光是好学可得，这并不有悖《中庸》“好学近乎智”的结论，好学者，只是“近乎”，而达到峰巅的“近”，宛若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冠军刘易斯的成绩，恐怕得等一个世纪的努力才能打破。以此知这“近乎”不是“等于”。而慧，则是来源于先天之根­性­，佛学所谓“慧根”者也，生物学所谓ＤＮＡ者也，那就是只属慧能而不属神秀的质的分际了。有智矣，有慧矣，而无灵，亦不足为大师。灵者，似有似无的感悟也，忽焉近在睫前，忽焉远在天边；灵者，如梦幻，如泡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灵者，迅捷而来，迅捷而去，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而灵，绝对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师不可或缺的光照，它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本体？不去详为探讨了吧！灵，在阿基米德浴室的澡盆，在弗莱明贮葡萄球菌的平皿，在贝多芬的音符，在帕格尼尼的琴弦，在陈省身的公式，当然也在某些人的画笔。

灵，如晨曦清露、中夜细霰，远望之有，谛视之无。它浸润着慧智之域，带给人们天心月圆、花开满枝的胜景。

陈先生为天津的少年们曾题“数学好玩”，这句话如出自平常人之口，那是索然无味的。而出自陈省身先生之口，那就包含了他的无限深情和他投身其中七十年的漫漫求索。“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在他九十三岁高龄之后，他每天早晨四时起床，要解一个什么世界难题。而且他对下一世纪的数学家们提出新的难题，为此他作了一场令人感佩的讲演，他的思维如静影澄璧，清晰而透彻，闪烁着青年人一般的好奇心和创造欲，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位数学家像陈省身先生一样，表现出岁老弥坚的弘毅­精­神和不屈意志。然而这是苦役般的劳动吗？非也！——“很好玩”。什么是天才？尼采有云：“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我在《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曾引用之，这七点今正可验于陈省身先生之生命。“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语），陈省身已为人瑞，犹作登数学奇峰之旅，非“狂者进取”而何？“狷者有所不为”，对世上异端怪说，疾恶如仇，有学生杨君持种种特异功能之书，呈于先生面前，先生大怒，推扔满地，下逐客之令，狷介之­性­时有令人骇异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垃圾，绝对横扫，毫无商量。我告诉他：“您做得对。”陈先生说：“你认为这样是可以的？”我说“当然！”陈先生谈话，有时滔滔不绝，有时要言不烦，全看其­性­质而定。最简捷的时候，往往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斩钉截铁，不假任何题外的修饰。有一次我邀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于东艺楼我的画室小坐，谈得正高兴，走来几位物理学的博士生，滔滔不绝地向杨振宁先生问物理疑难，我听不懂，但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判断出他们的语无伦次。从杨先生不太屑于回答的神态上，看出大师的忍耐力。正好坐在旁边的轮椅上的陈省身先生大不耐烦，举起左手，“别问了，你们成不了爱因斯坦。”可见我的判断不错。后来我问陈先生发脾气的原因，他说其中一人既愚蠢而又狂傲，“这样不可以，振宁不会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还有一次在叶嘉莹先生的八十大庆上，有一位老而不重的先生于讲坛上訾謷无状，信口雌黄，直呼陈省身、杨振宁先生之名而有并驾齐驱、共赴绝域之概。陈省身先生高举左手作狮子吼：“打住！我们老年人就是要少说话！”以上是我见到的陈翁三怒，这三怒非“神圣之自尊”而何？而尼采论天才的中间五点，亦皆陈先生穷奥溯源时的状态，这不只是陈省身先生所专属，古往今来之有大创造者，概莫能外地都有着这种天才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赤子之态。

记得陈省身先生七十岁生日那天，陈先生彼时步履稳健，独邀我与叶嘉莹先生作一次小庆，听叶先生谈诗，当然是人生之至乐，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为之击节。我说：“今日不可无诗，陈先生您先来。”陈省身先生不假思索，一句诗脱口而出：“百年已过四之三。”我说：“妙！妙！数学家片刻不忘数学，此其验矣。”叶嘉莹先生以诗评的口气说：“的确好，宋人有‘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自有词以来，我以为用分数而入词者，可谓千年一遇，而又出于陈先生之口，简直妙得很。”于是我倡议每人作一首诗，第一句必用“百年已过四之三”以为庆贺，第二天交稿，因为陈先生点的珍馐尚未动箸，所以不作即席之吟，第二天写出后，叶先生对陈省身的诗一字不改，对我出韵的毛病提出了意见。后来这三首诗发表在《天津日报》，这是极有趣的人生诗篇。

佛家有云：“以逆境为园林。”人生道路不会一马平川，不踬于山者踬于丘，不踬于丘者踬于石。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对待坎坷，人们如何看待你的坎坷。我当然不例外地遇到了这样的逆境，同时我却能如此生活于逆境之快乐中，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显然是伸出了援手、带给我无上快乐的两位科学大师。于是有了一场史所未见的“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的讲座，由物理学家葛墨林兄主持，这场讲座有着一个大的背景——

先是，有一位物理学家谈到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且不谈这比喻的不伦，而其所举之例证，实在有悖科学之­精­神。杜甫有“细推物理”便是第一个提出了物理学之名词；屈赋有“南北顺椭”字，屈原便发现了地球是椭圆形，《天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浙江运用了数学，创对称之山水等等诡言谲说不一而足。而画家们一夜间都深刻了起来，画出了一批十分费解的作品，而每张作品的背后都有着科学伟力的支撑。我断定是这位科学家使一向持重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勉为其难地画了生平一张最荒诞的题为“弦”的画，那是一根混乱而驳杂的粗细不匀的线，纠缠着。据说这“弦”已超过了多维空间，而和深奥的数学玄想联袂。陈省身先生请我去宁园看一本这位科学家的著述，他说这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显得荒诞，他简捷地一语破的：“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地球是椭圆的。”他告诉我，一会儿有两位科技馆的人来，你替我接待一下吧。果然有二位来了，显得有些深刻。我说，这位著书的科学家大概是出于科学上的寂寞，折腾出这样的学说，牵强、荒诞而无聊，我和陈省身先生都不会支持你们所想举办的展览。然而奇怪的是展览会上偏偏展览了杨振宁的油画像和陈省身的雕像，意思是他们支持这荒唐的游戏。这样的欺世手段，也许为的是蒙蔽群众，也许根本上别有机心。我以为由真正懂得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的人来谈美，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了。于是“陈省身范曾教授谈美”在南开园里拉开帷幕。陈省身先生站在数学家的立场开始了他有趣而深入浅出的论述，他谈到数字是那么的美妙，不可言说。一个神妙的故事以为滔滔讲说的开端：１８世纪，在德国的一所学校，数学老师叫学生们回答１＋２＋３＋４……一直加到１００等于多少，少顷，一位年甫弱冠的少年站起来说：“５０５０”，这就是后来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高斯。接着我似乎听出“数”竟有“无理”、“有理”之别，有延伸于一轴自东而西的有理数与无理数，还有驻足于一个平面上的复数。有永远纠缠着你的开方不尽的数，譬如２，还有－１开方之后生出一个符号ｉ，这就是虚数。接着陈省身先生谈几何，妙趣横生。理科学生们的兴高采烈和笑声，使我知道先生讲得­精­彩，也跟着不甚了了地傻笑。他说：数学是一个至美的境域，数是一个奇妙的­精­灵。演讲既毕，有一个好问的学生站起来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陈省身先生说：“这也是我想向你提的问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陈省身先生退出了会场。接着我在朗诵了一段我的长诗：《庄子显灵记》中“智者——爱因斯坦”之后，谈到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的友情，告诉同学们今天这样的科学家已硕果仅存，只有陈省身先生和爱因斯坦的邻居能如此了解爱因斯坦。我的讲演着重谈科学和艺术是两片水域，科学重理­性­而艺术重感悟，同时对甚嚣尘上的科学与艺术的“一币两面说”渐有披靡国中之势抱着忧虑之心，我以为这正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张目和鸣锣开道。一个怪力乱神的艺术乱世将会来到人间，而当这样的魔鬼一旦从魔瓶之中蹿出，那艺术的灾难便永远不可收拾，我们需要的是筑起水火不能入、虎豹不能侵的铁的长城。因为一种荒诞信念的侵蚀对民族­精­神的动摇，比火和剑具有更大的危害。和谐的追逐从古代的孔子、老庄到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一直绵延至今，使我们生活于有序的地球和人间，而后现代的所有失序，都在危及着人类的平静，其中充满着斗争和矛盾、噩梦和呓语，甚至戕贼生命和残暴酷虐。后现代不是美妙的信仰，不是诗意的裁判，它带给人类官能的反感和心灵的损伤。呼喊和谐，回归古典主义，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相对话，是陈省身先生和我谈美的宗旨。葛墨林兄作了­精­彩的总结，他要同学们记着这一天，这将是人生难再的幸福的回忆。

前文谈到的纤维丛，必有奇美在焉，了解纤维丛的机会终于来临。在一次研讨陈省身数学成果的大会上，吴文俊先生用他的南方口音讲，那是陈先生从宇宙取下了“一小块块”如何如何，整个会议除听清这四字而外，其他的公式都与我无关。参之杨振宁先生赞陈省身先生的诗：“天衣本无缝，妙手剪掇成。”我想，宇宙的天衣无缝、自然本在那是陈省身先生理论的依据，也是他与宇宙对话的核心。这“妙手”应是冥冥中的目的，那是谁的手？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中国的道、天、诸天？无法说，那妙手必凭借陈省身先生这样的数学家解析而后再行剪掇，剪掇出“一小块块”，重新把他略无缝隙地送回天宇。

有着童稚之气且好谐谑的陈省身有一次告诉我：“范曾，我有钱了，以后请客不用你出钱，全部我来付。”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弄来多少？”我挑战似的询问。

“一百万美金，绝对够我们吃饭之用。”陈省身先生告诉我，第一届的邵逸夫奖决定授予他。

“哈，一言为定，你的这笔奖金，我们必须吃完之后，才允许你离开人间，一年我们吃它一万元美金，你还得活上一百年。”我大为兴奋了。

陈省身说：“一百九十三岁，嗯，可以的，一万元美金太奢侈，人民币吧。”态度有些认真。

“哈哈，那吃它八百年，你比上古传说中的活了八百岁的彭祖还高寿。”两人相与大笑。

数学家和哲学家有着不解的因缘，至高至尊的数学与哲学的邂逅，使两者相得益彰。从毕达哥拉斯到莱布尼兹都是大哲，同时他们更是伟大的数学家。大数学家的所向无敌的武器是逻辑，他们距逻辑越近则距具体的数字越远，那能心算１０位数２８次方的印度­妇­女，是卓越的算术家，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学家。计算机，能在比数学家快一万倍的速度下计算数字，但它不是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平生不会使用计算机，也没有一次有求于计算机，他的玄想用不着它。南开大学要从数学经费中拨款购置一个硕大无朋的计算机，先生颇为不满。有人前来询探先生的意见道：“你是我们的旗帜，只需要你表一个态就可购买了。”先生说：“好吧，那就在旗帜上写‘陈省身不要计算机’。”不只对计算机不感兴趣，在日常生活中，陈先生也很少数字之计算，陈省身先生有一次在天津凯悦饭店请客，付款时，几百几十几元，他来回计算，最后的得数才和发票的仿佛。陈省身先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不要以为数学家必须有前述印度­妇­女的本领。

有一天，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来我家，用不少英语词汇在谈话，原来在商量这一百万美金的捐赠事宜，杨振宁先生提议的地方，陈先生都欣然同意。最后将一百万美金一元不剩地送光。我看到了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如此平淡地对待这一百万美金，不仅平生所仅见，连我也不曾做到。所谓知识分子之“士节”，正在临财廉而取予义。大师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以后所有的饭局，依旧在宁园的小餐厅进行，有时我从外边叫来淮扬系的“公馆菜”正合陈先生口味，可恨葛墨林竟吃不出好来，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葛墨林品菜水平的低劣，不免微词，陈省身先生准备请客八百年一事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自己的寿数，陈省身先生怀着永年的信心，一百岁绝非上限。

更大的喜事临门了，国际小行星联盟批准了北京天文台的呈报，对陈省身先生授予殊荣，以“陈省身”命名一颗天外的小行星。陈省身先生说：“有趣，很有趣的事。”似乎好玩之心胜于激动之情。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祖国的数学。他以为中国是可以成为数学大国的，为此，他竭尽­精­力，消磨了他生命的最后年月。

２００４年夏，溽暑炎蒸，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烦躁，有一件事十分紧迫地时时缠绕着心灵。这种感觉来得突兀，来得猝然，得快快动手，刻不容缓。我不相信神的启示，但很多事使我对冥不可知的天地抱着敬畏。这高天厚地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它们之间那无形的业果，竟是那样不可思议。我立刻要画陈省身和杨振宁这幅大肖像画。这是陈省身先生２００２年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提起的，当时我问是画肖像，还是画古人习用的行乐图格局，陈省身以为都可以，我答应了。此后，陈省身先生曾多次提醒我早动笔，也嘱葛墨林兄和裱画名师耿淑华催促，我总是告诉陈省身，叫他耐心等待。我相信真实的情感会使这幅画­精­美而生动，这是一幅世界科学巨人的对话，他们的友谊是科学史上人文­精­神之典范：既有深邃博大、不可端倪的科学­精­神；又有温文尔雅、亲和诚信的东方风仪。

开笔之后，我绝对是处于一种冷静的理智与奔突的热情交会状态。心往笔走，八龙蜿蜿，玉轪并驰。那时，天地­精­神奔来腕底，一笔一画，无非生机。当陈省身先生双眸既出，我就断定了此画的必然大成，那莹莹而欲动的眼神，包含了他阅尽人间繁华归于淡泊寡欲之境的崇高；包含了他探究宇宙奥秘、深入不测之域的睿智，当头部画毕，陈省身先生已跃然入目，如闻謦欬，如坐春风。一个半小时过去，由于G情，也由于天热，汗涔涔而透衣矣。

然后画杨振宁先生，这时最是艰难，由于我从不打铅笔底稿，下笔乾坤已定，非有峻极的本领不可如此从事。杨振宁的眼神必须落在两米远的地方，必须与陈省身先生的眼神相碰撞。这不是寻常的一瞥，是世纪科学峰巅的晤谈，目遇而神授，堪称传神杰作。在此，我无意伪为谦揖，我想，是两位伟大的人物给了我灵感，即前文之所谓“灵”。

大画既毕，先请葛墨林兄欣赏，他当时的惊讶和快乐难以言表，不停地说：“太妙了。”当晚他通知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第二天陈省身先生从天津赶到北京碧水庄园我的寓所，当轮椅推到这丈二匹的大画前时，先生大喜过望，几乎是高声地喊着说：“伟大！伟大！”接着玩笑地补充说：“我和振宁跟着这幅画不朽了！”我说：“你正说反了，我跟着描画的伟大人物不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的兴奋，比起那天上的小行星，这幅画似乎更“有趣”，“很有趣”。

第三天杨振宁先生带着一个留美的物理学博士来看此画，杨振宁说：“陈省身先生画得太像了，我自己看自己，不如别人看我。”于是他问博士，“你看像不像我？”博士说：“太传神了，太像了。”杨先生的兴奋不亚于陈省身先生，当晚他传来了ｆａｘ，激赏此画，尤其对画上题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和诗“纷繁造化赋玄黄，宇宙浑茫即大荒。递变时空皆有数，迁流物类总成场。天衣剪掇丛无缝，太极平衡律是纲。巨擘从来诗作魄，真情妙悟铸文章”。备极赞赏，以为虽英之大诗人蒲柏（ｐｏｐｅ）之作无以过。

然而，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六合的大雾笼罩着，天地一片茫茫，真个茫茫！巨人因心脏病倒下了。飞机停航。我从济南乘火车直奔天津，直奔天津医学院总医院。先生正在昏迷之中。奇巧的事发生了，当我站到病床边的时候，先生霍然醒来，睁开着一双大眼，口中模糊地发出“范曾，范——曾——”的轻微声音，而且颤动着右手，似乎想抬起来握手，我紧紧地握着先生的手，他完全没有表情，一会儿又昏迷过去。他一生最后讲的两个字，就是“范曾，范——曾——”，这光辉生命最后的一抹余霞我见过了，那是平静的。天­色­渐暗，先生的心脏测仪上，由微波而画为一根线，一根绝对无情的线。

我和葛墨林、张伟平默默地将先生送进了太平间，时值隆冬，像地窟一样的寒冷，人们相顾流着无言的泪，更无语言，何须语言，夫复何言！

陈省身先生的女婿，卓越的物理学家朱经武先生说：“他是带着快乐走的，有三件事：小行星的命名，邵逸夫奖，还有他看到了您画的这幅画。”

从淌着血的心灵里流出了一首痛定思痛的诗：“大雾茫茫掩九州，中天月­色­黯然收，何期执手成长别，不信遐龄有尽头。一夕宁园人去后，千秋寂境我悬愁，遥看亿万星辰转，能照荷塘旧日鸥。”

南开园的新开湖畔，深夜里一片烛光，上万的莘莘学子，举着闪动的蜡烛，向我心目中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告别。庄严肃穆，悄焉寂然，没有哭声，也没有抽泣。只有无法慰藉的哀思举起了崇高的无际光焰，象征着他智慧的光亮，这光亮曾照遍人类的几何学圣地。

告别大会隆重而悲哀，人们都记得杨振宁先生对陈省身先生的崇高评价，记得他诗中将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陈省身列为人类几何学的五座丰碑。卓越的数学家邱成桐先生说：“我们以毕生的­精­力，也做不到陈先生十分之一的工作。”我想，这不是谦虚之词。

人们在哀乐声中仰望长空，夜­色­已浓，那一颗闪烁的行星——陈省身已渐行渐远。

人生几度秋凉

王充闾

一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携手，步出希尔顿公寓，顺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走来。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美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将军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岤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头戴紧箍咒、身压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潮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告诉夫人：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应有尽有。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万木喧嚣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丫，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难过得多，它是一剂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的命运。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点。他记起小时候，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他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之一，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二是考虑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持“将门虎子”之说；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为牛为虎，从观察、品鉴中可以看出。

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烧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那是１９３８年吧？南京陷落之后，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无论是题壁，怒吼，还是疯狂地­射­击，这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喷泄口。但是，矛盾、冲突并未就此获得解决——虽然能量暂时得以释放，却无法同时获得心理补偿，其结局必然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头破血流，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牛脾气，虎­性­子，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侠骨柔肠，饱蕴着菩萨般地悲悯情怀。他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节，少帅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问：“老人家，你怎么这样啊？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去了？”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唉！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不久，他就执政东北了。一上来就面临着重大抉择：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实行所谓“保境安民”；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威胁恫吓不成，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门拜访，承诺由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少帅说：“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这样，日本人对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猛虎啊！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那年他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亲至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张学良声泪俱下，说：“要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些——什么“千古罪人”，那是身后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尽快把共产党扫荡­干­净。当即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涛似连山喷雪来”。老将军忆起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他觉得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不知还要猛烈多少倍。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即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甚至声言要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１８０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J”、“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而当逼蒋成功，达成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多数人所不理解。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少帅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可是，张学良将军却为作出这种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爆炸式新闻：１２·１２，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１２·２５，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１３天，后是蒋扣张５４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二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息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行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老朋友林渊泉在后面推着轮椅，赵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成千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含混地说了句：“我们到那边去。”林先生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紧紧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要再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条条沟壑。

老将军倒是旷怀达观。祝寿会上，应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之嘱，题写了一幅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而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他问那些年轻人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帐；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２０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帐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

由于在大车上落草，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３１岁离开东北，３３岁离开北平，３５岁离开武汉，３６岁离开西安，３７岁离开南京，４６岁离开大陆，９３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却特别高，讲过了陈年旧事，又说笑话，唱京戏。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读作“张淆良”，“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辞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与天真。初遭监禁时，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扮演失败的角­色­。

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始终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几十年的监禁中，他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ρi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１９５６年到了，终于熬过了二十度春秋，羁身台岛也已整整十年。这次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他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经届临释放之期。老蒋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他对张学良是有清醒认识的，一直都在提防，临终前还叮嘱：“不能放虎归山。”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蒋介石为了缓解人们对他“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将张学良监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阳明山，使他离自己近一些。可是，张学良却无意“配合”，竟然拗着­性­子提出，住进半山腰靠近阳明公墓的平房。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待在热闹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就住在墓地里，还贴了一幅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逃不出这一关，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后经蒋经国一再劝阻，没有住成，但其悲凉心境和倔强­性­格确已清晰地显现。

阳明山监禁期间，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只要玩味一番“我们有家吗”的设问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愤语，即可洞察他的心迹。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炽烈的熔岩包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照样在地底下放纵奔流，呼呼作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变换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种“舍身饲虎”的“蠢事”。

三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轮辙碾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的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忆往追怀，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是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后画上了休止符。

九十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陨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耸峙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恸、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与“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正是这样，她从１６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心爱的人。她可说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他也曾即兴吟哦：“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许：“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最为出­色­当行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小妹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说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ρi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能够与之媲美。当然，要就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作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张学良靠什么呢？后两方面，谈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３６岁就中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６５年。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独海峡两岸，包括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的当红角­色­。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屹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大概就属于这类典型吧。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恐怕很难说清楚。

无疑，剧烈的颠簸，­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将像致命的强酸终朝每日地蚀损着他的心灵，摧残着他的健康。因此，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他会承受不住重重心理压力，以致过早地摧折。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１０１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挨过长达两万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牢底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其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习惯语：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J”那段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后来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J”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我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看到海峡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怀的两句古诗。老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曾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伴着海雨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立身天地之间，可说是“俯仰无惭”。他曾以做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郎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书祭

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六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５０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铯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唯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领去索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春”。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低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报社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１００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

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啊！”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唯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唯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阴­晴变化。只记得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唯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湘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吗？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地产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黏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１９９４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二十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爱到深处

郝卫宁

父亲４０岁时有了我，我４０岁时没了父亲。

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

１９２４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１５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１９５５年，姐姐出生，名“丽炜”，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１９５８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１９６３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１９７４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１９７８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四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五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床上，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承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１９４９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Сhā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是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长­性­。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内­裤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７８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ＣＴ”。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ＣＴ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浮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

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

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１００元１００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三千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宣，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２００５年端午节于石家庄

大儒无声亦有声

韩小蕙

在北京３０１医院，季羡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一

季先生从６岁起即开始读私塾，９岁开始学英语，１２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１５岁学德语，１７岁开始发表小说，１９岁发表翻译作品，２３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２４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３０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３５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３７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３２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比如最让人震惊的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季先生去参加政协会议。发言时，他突然讲起在２１世纪，中国和亚洲一定会上升，东方文化将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潮；而美国则早晚要倒霉，因为它一天到晚做国际警察，哪儿的事都要Сhā手，太霸道了，谁跟着它跑谁也要倒霉。季先生预言，尽管美国最富有和强大，但是当今世界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而美国必然要走下坡路，多行不义，人家都联合起来­干­你还不容易……

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就从美国传来了举世震惊的“９·１１”事件！ 季先生家的电话没完没了响起来，许多昨天还认为他讲话不沾边的人都深表佩服。而人们更想起早在二十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 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所以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当时他还援引歌德曾经怎么怎么说，恩格斯曾经怎么怎么说，梭罗曾经怎么住到瓦尔登湖简单生活，等等。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切为经济大发展让路的阶段，和谐与环保在中国根本还没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公然表示不耐烦，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现在，时间驾着巨翅轰轰隆隆地飞到而今，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再三：“老马之智可用也”（《韩非子》），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我自己也有过两次亲身体验：一是去年中秋节时候，我受命请季先生为本报的“中秋专版”写一段话。在电话中，季先生边思考边问希望写些什么？我随口答，中秋节，就是图个团圆图个吉祥，比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了。没想到季先生却不同意，说是家还没和哪。我立刻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哪——哎呀，多么睿智、多么博大，而又反应多么机敏、头脑多么清醒的大师啊！

还有一次要追溯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散文界大力呼吁散文革新，“新论”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当时已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又一篇，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让我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季先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直接手把手教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 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独特的真知灼见，使我猛醒，无论对我的审稿、编稿还是个人写作，都有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多年来，每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他都是佛像一般的平静。老人本来就话不多，对于没有意义的话题更是沉默缄口，简直木讷得像一棵老树。但是，你要是认为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事佬，是只会哈哈笑的弥勒佛，是只会唱赞歌的拍掌派，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季先生是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批评，只不过他不是采取怒目金刚的方式，而是绵里藏针，微言大义，让你自己省悟。比如他在《纪念郑毅生（天挺）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我于１９４６年来北大任教。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设什么副校长。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绝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

这是典型的“季式文笔”，大师自有大师的风格，不是“噼噼啪啪”就砸过去了，先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再说；而是提醒，是劝解，是循循善诱，帮助你自己提高认识，慢慢把弊病改掉。季先生是对的，小到一个人来说，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绝没有一早晨起来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整个地球哪儿都是一片灿烂阳光的。

二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３０１医院引起轰动。各个科室病房，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议，显出很激愤的样子。然而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时，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是外省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报撰文，严厉批评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

这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说：“不用演戏了。”又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然后解释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有人胡说八道，对认识自己也有好处，无则加勉嘛。就怕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吹捧，人就晕了，分不清好赖，就不可能前进了！”

待自己如此严，季先生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厚，太有长者之风了。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每天下午的读报读书，当听到有熟悉的作家学者又写文章了，他都格外注意，还高兴得要命。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过目不忘、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又有文采又有思想又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过了好些日子，李老师还纳闷地跟我说：“诗是我给老先生念的。我念完就完了，一点儿都没怎么着，而老先生竟然就背下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请允许我引在这里：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至少，我每每固执地认为，他必须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有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春天的思念

——回忆婆婆张茜

秦昭

春天到了。“吹绿东风又一年”，我们又迎来了这润物有情、催花无语、大地回阳、万物复苏的季节。而每当我心里充满了春意带来的喜悦的时候，同时就会想到一个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人，她就是我的婆婆张茜。婆婆离开我们已经３２年了，她是在春天走的，却没有能看到真正的春天的到来。所以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不平常的日子……

第一次见到张茜

第一次见张茜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正读高中。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哥哥秦晋、弟弟秦晓到护国寺人民剧院观看话剧《雷锋》。光美阿姨和张茜阿姨也来到剧场。能在这样的场合见到她们，心中十分欣喜。不仅因为她们是令我敬仰的女­性­，还为她们清丽雅致的仪态和气质所感染。演出结束以后，她们随着人群往外走，竟然从我的眼前走过，因为距离很近，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的记忆在脑海中一直保留至今。王光美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端庄秀丽；张茜阿姨圆圆的脸庞，留着短发，像大学生一样，清纯素雅，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那天她穿一件天蓝­色­的带皱纹的丝绸衬衣，出了剧场，我看见她们在几个警卫的随行下骑上自行车轻盈地离去，夜灯下的天蓝­色­至今历历在目。

没想到１０年之后，到７０年代初，我竟然走进了她的生活，张茜阿姨成为我的婆婆。当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是满头花白，脸­色­也显得暗黄，没有了当年的光彩。啊！她经历了多少磨难，经受了怎样的艰辛，承受着多大的负担……我不禁感到心中酸楚。但她依然是美丽的，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有神，说话的声音圆润又清亮。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

非常时期的婚宴

我和昊苏、二弟丹淮和鲍燕是同时结婚的。当时政治空气严峻，陈老总两次手术后，由３０１医院转至日坛医院，病情危重。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阴­云。按婆婆的意思，结婚事宜从简，没请什么客人。那天晚上，婆婆张茜深情地对我们两个媳­妇­说：“你们是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进门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还读了陈老总的诗词：《青松》、《示丹淮》等。婆婆动情地流了泪，大家也很压抑。后来是王震胡子叔叔带着小孙女京京的突然到来，打破了沉闷的空气，给大家带来一丝喜悦。结婚的晚宴没有其他外人，菜全部是家里的四川厨师做的，有地道的豆瓣鸭、罐罐­鸡­、担担面等。简单的婚礼一点也没有减弱我们的爱，那种对这个家庭的相知相通、相依相存的情感，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

之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陪着婆婆去日坛医院，在那里听取专家的会诊意见，了解病情的发展变化，细心地照顾和守候在生命垂危的公公床前。我们在心里都默默地祈祷着，期盼着病情能有一个好的转机。婆婆的心里也总是希望着能出现一个奇迹，希望­阴­暗的天空能有一线光明。她写了长长的条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是如是看。”含泪在公公床前慢慢展开。是劝慰他，也是鼓励自己要坚强，要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

于无声处的悲号

我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在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那天，病魔就夺走了我们敬爱的陈老总。他走完了光明磊落、坚贞不屈、光辉灿烂的一生。历史是公平的，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陈毅逝世，引起极大的震动。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天，毛主席突然来到八宝山，连胡子也没有刮，衣服也没有换，只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夹大衣。得到消息我们悲欣交集。当被叫进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婆婆泪流满面地讲诉着公公临终时对主席的想念，表达对主席亲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感激。总理在一旁用白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泪。毛主席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是好同志。”主席的到来，令很多人积聚在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奔涌出来，这在“于无声处”的当时，成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慰问信、悼念诗词、挽联像雪片一样寄来。我曾经帮助昊苏整理过这些信件。写信人有熟悉的老战友、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也有素不相识的天南地北的人，有著名的文化人士、艺术家、科学家、军队将领，也有普通的工人、教员、战士和学生。他们真挚的情感，深切的怀念，表达着一种人心和民意。这让婆婆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心得到了慰藉。

著名文化人士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合作的《海思图》使我记忆犹新，画面上陈毅雄伟的身影，面对着大海伫立凝望。那波澜壮阔、浩瀚无际的大海，仿佛是他南征北战、用热血捍卫和赞美过的壮丽江山；仿佛是他坚贞不贰、清正一生、在波涛风浪中奋斗到最后的人生事业；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所表达的无限深情和不尽哀思。张老的挽联写道：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东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辞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幅诗画由我父亲秦力生亲自送来，婆婆看了十分感动，想对张伯驹夫­妇­表达一点谢意，征求我们的意见。秦晓建议送一副围棋。婆婆立即同意，叫小丹把公公用过的围棋拿来，由我父亲转送给张老夫­妇­。听父亲说，张伯驹夫­妇­收到张茜赠送的礼物，热泪盈眶，后来父亲还在西四“砂锅居”摆了一桌酒席，代表张茜特别感谢在公公病重期间和去世以后关心和帮助过陈家的几位文化界的老先生和他们的夫人。

斗不垮打不烂的友情

陈毅元帅逝世以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婆婆和我们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叶帅亲自过问并主持张茜的身体检查治疗和生活安排。聂老总和张妈妈经常来看望、安慰张茜婆婆，并把我们全家请到家里吃饭。邓妈妈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家里来，每次都带着新鲜的水果，问长问短，关怀备至，有时还走到厨房，说要看一看我们吃些什么。廖公的住地离得很近，常常过来玩，为了让张茜婆婆高兴，他亲自给我们全家照相，还出着怪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有一次在西山小放映厅看电影，是一部埃及爱情悲剧片，片中女主人公后来不幸染病，命运十分悲惨，看了一会儿，叶帅叫停播，说今天不看了。回家后婆婆说：“叶帅是怕我难受。”许多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的老同志都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公公陈毅的思念之情。在这期间，我得以见到那么多心中尊敬爱戴的老前辈，深切感受到他们之间真挚的战斗情谊和深厚的革命友情，这种坚毅的友情使我很受感动。

含泪带病整理诗稿

公公去世后，婆婆张茜异常地坚强，她擦­干­眼泪，怀着巨大的悲痛开始整理陈毅诗集。她清楚这是陈老总生前的愿望，却不知病魔正悄悄地向她袭来。她咳血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从没有认真地检查治疗过。就在陈老总逝世两个月之后，她也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后叶帅亲自安排为我请了长假，住在３０１医院专心照顾张茜婆婆，让昊苏也留下来料理家中的事务。手术之后婆婆知道时间的紧迫，就支撑着病体开始工作。陈老总的诗词多是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中挥就，过去没有来得及整理。张茜婆婆请赵朴初帮助一首一首仔细地斟酌、推敲、校订。每天下午午睡之后，我和婆婆总是坐在那里等待着昊苏的到来，当听到他那熟悉的脚步声快到门口时，我和婆婆都会会意地笑出来。他一进门还有点奇怪，不知我们笑什么。他除了带来适宜的饮食、水果、营养品之外，就是要整理的诗稿和赵朴老的意见。这时，呣子二人就会很细致、很深入地讨论诗词中的问题。张茜婆婆十分认真，十分严格。在那些日子里，为完成诗稿的整理工作，她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陈毅诗词中很多地方涉及战争年代的史实状况和背景环境，张茜婆婆为此经常翻阅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战史等历史资料。一天，３０１医院的杜院长来看望她。为了搞清１９４３年陈毅从苏北经山东、山西到延安的路线，她向杜院长询问起那一带的地形道路。杜院长原是１２９师的，在晋冀鲁豫工作过。我记得他们在地图上查找，边讨论边比划，到了吃饭时间还在不停地说。

她一生都在学习

婆婆是一个知识型的女­性­，她很少和别人闲聊，从来不打牌不打麻将，几乎没有其他娱乐。一生都在学习，和时间赛跑，和生命比赛。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她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都很长。晚上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我走到她的房间照顾她洗漱时，她才从桌边离开。她曾经对我们说，她和陈老总之间有很大差距，几十年来她都在努力地缩小着他们之间的差距。整理陈毅诗词的过程，也是她学习的过程。她经常翻阅《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古今文学著作，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楚辞》、《鲁迅全集》、《沫若文集》等，她经常从书柜里找出来放在案头。她读过的诗词，­精­辟的诗句都用红铅笔圈点过，现在我们翻阅时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当年阅读时的专注和对古典诗词理解的深邃。她曾经用很大的­精­力把龙榆先生的唐宋词定格中全部的例句（并标明平仄），用隽秀的行书抄写一遍，称春蓝词谱（春蓝是婆婆的名字）。漫漫长卷，感人至深，这里面浸透着她的心血，记录着她清丽秀美的人生。

婆婆一生都在学习。战争年代她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多新四军的阿姨们像凌奔阿姨、王于耕阿姨、楚青阿姨、薛和阿姨，提起张茜的好学都风趣地说：“她当时学外语我们都不理解，现在看起来她可真有远见！那个时候就知道，进城以后她要当外交部长的夫人。”建国初期，陈老总担任上海市长，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张茜，从上海来到北京上了俄文专科学校。住在学生宿舍和青年学生一样地学习和生活。后来因过度劳累她得了肺结核病，才不得不中断学业。但她并没有停止俄文学习，家里有满满两大书柜的俄文原版书。５０年代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话剧《平平常常的人》。这是她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她人生百花园中的硕果。

诗书共吟的陈门家风

走进陈毅元帅的家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书香气息。陈家的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阅读的习惯和写作的能力，博学多才，文质彬彬，并非想象中的将门虎子。父子、母女、兄弟、兄妹之间都有着深厚的诗书情谊。１９６１年丹淮赴军工就学，陈老总写了《示丹淮》为儿送行：“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谆谆嘱咐在一代人中传颂，教育青年人健康成长。陈毅元帅逝世以后，张茜婆婆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毅然决定把小女儿珊珊送出国外学习，并含泪写下了长长的送行诗，诗里写道：“临别意怆恻，翻捡父遗篇。与儿共吟咏，追思起连绵。汝父叮咛语，句句是真知。情义最深沉，尽过平生事。”充满了在家国两难中送女远行的悲凉之情和追思人生寄望未来的拳拳之心。二弟丹淮在父亲七十大寿时写了祝寿贺词（永遇乐）：“寿日皆欢，今度尤殊，七十古稀。霜天云淡，松江初寄，正家门始离。萧瑟复到，滦峰重贺，不觉十年满期，忆风云，善恶终报，两鬓俱白何惜。 五十年内，才得宽余，谁知又斗疾病。惟谢重恩，安乐晚年，秋风送家喜。海滨情深，松涛散香，再领北戴深意。放眼量，悠闲高龄，更添健力。”丹淮的诗词感情充沛、真挚，富有热情。三弟小鲁最善绝句，­精­悍、­干­练、豪放，正如同他的秉­性­。“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这是他悼念父亲的诗句，真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１９５４年陈老总写了《手莫伸》，张茜为陈老总拟了互勉诗：“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坤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后来由陈毅亲笔书写，铭刻在一个铜砚上，下署“春蓝自制”。这是他们共同的座右铭，也成为家庭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爱人昊苏，作为长子，受到父母严格教育和影响，铸就了他严格、严谨、勤恳、勤奋的品格和善始善终的作风。几十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不断学习，笔耕不辍。出版的诗集有：《红军之歌》、《继志集》、《走向新世纪》、《希腊之旅》，五百余篇。每到父母的纪念日，他都要在他们的灵前献上他的诗作，表达哀思。“十年思念，魂梦常相见，冬月影，春风面。”是他对父母深深的思念之情。“用不完的财富是前辈留下的教诲，还不清的债务是双亲交付的责任。”这是他与小妹珊珊互勉的诗句，字里行间表达着他心中高度的责任感和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的决心。昊苏曾为纪念母亲写过一首长诗，赞美母亲的一生，是一支苦难的歌，是一支创造的歌，是一支欢乐的歌。描绘了一个杰出女­性­、一个伟大母亲艰难的、不寻常的、光辉的人生。

大杂院突然到来的贵客

在我们结婚之前，张茜婆婆由昊苏陪着曾到我家来过。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父亲定为走资派，在专政队关押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家被查抄，工资冻结，被勒令搬家。由原来单独的四合院搬到西单附近一个住着十几户人家的三进大杂院，仅分给两间半房子。有一天母亲突然接到张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明天晚上要来看我们，母亲又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父母从五七­干­校刚回来，大哥秦晋本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毕业时选派出国留学，回国后竟被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炼钢厂铸锭车间当瓦工。大哥离开北京时，把他的书装了两大木箱托运走了，这是他在一切都被剥夺了之后留下的。妹妹和小弟弟在部队当兵。家里只有父亲、母亲、我和在内蒙Сhā队的，那时正好回家来的秦晓。我在山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年之后分配在一轻局下的一个工厂。当时年轻，要求自己严，认为“个人”的事，不应当影响工作，而且在那种政治空气下，也很难张口请假。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不仅上了一天班，还要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和大批判会。一直等所有的工作学习会议都结束了才回家。是爸爸妈妈和秦晓一大清早就开始做准备，又打扫卫生，又上街采购，又准备晚餐。听妈妈说，张茜来后，看到家里的情况，对我们的遭遇很同情，担心是否能住下，还特意问了秦昭睡在哪里。晚餐准备了不少菜，家里只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所以也买了一些熟食。张茜阿姨只是建议把外面买来的东西蒸一下，过过火。晚餐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坐凳子，有的人坐在床上，很高兴也很有情意。张茜阿姨和我爸妈一样，都是从小受过苦，又在革命队伍中经过磨炼的人，他们此刻是在用一种难得的愉悦和轻松，努力把生活从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共同的“文革”境遇，共同的爱憎情感，使两家人亲切如故，谈话也自然融洽。爸爸在科学院工作，陈毅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时，爸爸曾到中南海向陈毅汇报过工作。张茜向爸爸妈妈介绍了陈老总最近重读的白居易《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那时林彪事件刚刚发生，用这首古诗来解释当时的政治局势，真是再准确，再深刻不过了。真理是最雄辩的，历史是最公正的。是真是假，是金子还是沙石，在革命的浪涛里，在历史的长流中定能显现出来。陈老总逝世后，我的弟弟秦晓步白居易《放言》诗韵也写了一首七律，表达对陈毅元帅秉正斥佞、风轻云淡、磊落一生的崇敬：“唯有东风能解疑，一生磊落岂须蓍。克险踏关盛誉满，责佞诉衷群情期。大木参天风雪后，高嘲逐浪海天时。披荆引路身先死，波涌雷奔亦可知。”

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吃完饭了，谈话也正在高嘲。我只给张茜阿姨削了一个苹果，给昊苏也削了一个。天晚了他们要走了，我送他们走出杂乱破败的院子，出了胡同，在甘石桥坐上向北去的公共汽车。那天张茜阿姨穿着军大衣，带着灰­色­的毛线帽子。我看着汽车慢慢驶动，渐渐远去时，才感到十一月夜幕笼罩着的北京，冷风吹来一阵阵的寒意。

追求完美的­性­格特点和人生境界

一般家庭多是严父慈母，而在陈家却是慈父严母。张茜对子女的爱，更多的是体现在她的严格上。尤其是对他们的学业管教得非常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她都要给孩子们布置作文。昊苏的一首白话诗：《在大海边上》，就是那时写的，是他能找到的最早的一首诗歌。她不仅严格，而且严厉，孩子们在她面前有时会紧张，不知所措。记得那时家里有一套洗相片的设备，照了相就自己冲洗，这种事一般是昊苏­干­。他一边洗，婆婆一边使劲地说他。婆婆是要求他把显影的程度掌握到最好，相片要洗得端端正正，连四边的白边的宽窄也要均匀。后来，昊苏很仔细，照片果然洗得非常好。和照相馆里洗的差不多。

婆婆张茜的严格与她的细致是联系在一起的。她生活得很节俭很用心。她病中用的披肩、靠垫，都是她自己根据需要设计的，有夹的，有棉的，有的带扣子，有的带拉锁，都是利用家里的布料缝制而成，既适用又舒适方便。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她还学着做过衣服，有时还打打毛衣。手术之前她要我把她的洗脸、洗脚、洗澡的毛巾都分别绣上字免得拿乱。术后她不能俯身洗头，我帮她坐着洗，她讲得很细，告诉我：肥皂水要如何泡，温度要怎样掌握，从头顶上慢慢倒下时，每次不能多，一点点把两边的头发揉进去。用手指肚搓揉等等。

婆婆手术后因疤痕牵拉疼痛，３０１南楼的于医生给我一个自制的梅花针，要我每天给她打一打。为了做得更好，我去书店买了介绍打梅花针的医书，了解手法、经络、岤位。每天不仅在刀口的周围打，而且还配合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交等岤位，调理她的睡眠和饮食。她感觉很好，很满意。我上大学时赶上文化革命，没有学什么东西，她又送我上了中医学院，实现了我的理想。成为现在有高级职称的医师。她很支持我们学习，鼓励我们不断上进。她要求我们做事要认真，在生活中要用心，要用脑，要善于学习。

我体会婆婆的严格，是对人生完美境界的追求，她一生都在努力追求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她很高贵，是她不愿意平庸无为地生活；她很少娱乐，很少闲聊，是她不愿浪费时间；她坚持不懈地学习，是她不愿做养尊处优的夫人。她选择的是一条充实的，有意义的，不断进取的人生道路。她的一生是美丽的，是光彩夺目的。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婆婆走完了她艰难坎坷、有意义有光彩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我更加理解了我的婆婆，更加认识了我的婆婆。我现在已经超过了婆婆当年的岁数。也到了该当婆婆的年龄。回忆婆婆张茜，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她的人生教育了我，影响了我，使我的人生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她离开我们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挑起了工作、生活、教育孩子、照顾老人几副重担。没有被压倒，反而变得能­干­了。退休之后，我又开始学习古典文学和诗词，学习书法和绘画。生活又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每有新作，内心无比喜悦。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天地无限宽广，学习的道路永无止境。体会到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乐趣。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它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更多的理解和生命价值的更执著的追求。所以，婆婆张茜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永远都难以忘怀的亲人，而且是一种永远都能体验到的­精­神和一种永远都能感受到的力量。

白求恩，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

杨牧之

一

今天我要谈谈白求恩。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孕育很久了。我从加拿大回来，这个念头就更加强烈。白求恩，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有谁不知道呢？我太景仰他了，一个加拿大人那样无私地把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我太为他可惜了，怎么就在手术时，那么不经意地献出了自己正当壮年的生命？

后来，我有幸访问加拿大，有幸拜访了白求恩的故居，有幸接触了白求恩的乡亲，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我心中，白求恩由一个超凡的“圣人”，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我对他的认识，从对于一个领袖树立的榜样的崇尚，回到对一个人的道德和人格的热爱。人世间就真有这样的为自己信念生活的人。

那是１９９５年，加拿大禾林出版公司邀请我去加拿大访问，到多伦多的当天晚上，禾林的亚太地区总经理何乐贵先生告诉我们，明天一早去格雷文赫斯特镇参观白求恩的故居。

我吃了一惊。因为事先没有想过，禾林这样一些企业家能想到让我们去拜访白求恩的故居，加拿大人怎么会知道中国人的心理？又想，白求恩在加拿大是不是也很有名呢？

我从小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每次读它眼前总会浮现出白求恩那高高瘦瘦俯身做手术的形象。我一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心里便不由得涌起一股崇敬之情。

汽车向白求恩故居奔驰，我满怀着期望。

二

格雷文赫斯特是个小镇，只有２．６万人，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山区。正所谓靠山吃山，小镇主要经营木材业，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它。据说，自从１９７６年８月加拿大政府宣布白求恩是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加拿大人”，并建立了白求恩纪念馆，小镇也就出了名，慕名来访者大增。小镇管理者也很会做文章。在小镇唯一一条像样的大街上的最大建筑格雷文赫斯特剧院前面，树立了白求恩铜像。白求恩手拿听诊器，行­色­匆匆。旁边一块铜牌上用英法中三种文字介绍了白求恩的生平。中文的介绍是这样说的：“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人道主义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大夫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以他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的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赢得了公认。”

这个评价不低，说他因为“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的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赢得了公认”，我很赞同；说他是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发明家，是什么意思呢？他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吗？这一大堆头衔，引起了我的探索与思考。

汽车停在一栋木结构的灰白­色­两层小楼旁。这就是白求恩的故居，也就是白求恩纪念馆。据纪念馆负责人介绍，这所房屋建于１８８０年，是专门建给担任本镇长老会牧师住的。

１８８９年６月，白求恩的父亲从多伦多到小镇担任长老会牧师，教会就把这幢房子提供给他们居住。转年，即１８９０年的３月３日，白求恩就在这幢小楼里出生。

１９７３年，加拿大政府买下了这幢小楼。纪念馆的筹建人员四处走访，查阅了大量资料，尽量恢复到１８９０年白求恩出生时的样子。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见我们是中国人，十分热情。从一楼白求恩父母的书房、会客室，到二楼白求恩父母的卧室、白求恩出生的房间，以及二楼专辟的白求恩生平展览，一一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看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白求恩在森林旁的采木场里和伐木工人的合影，那时他２１岁。

他身着加拿大海军服的照片，一个２７岁的青年军人，英气勃勃，让人羡慕。

在美国纽约州疗养院治疗肺病时的情景（１９２７年），他坐在藤椅上沉思着，但不知为什么，这时他正在治疗肺病，他自己又是名医生，可手上却夹着一支香烟。

在西班牙的照片，白求恩站在救护车旁，这车就是他发起组织的“加拿大输血队”的流动血库。

在中国的照片，更多，也更有意思。

一幅是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并肩站岗的照片。那是１９３８年，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白求恩和中国人一起站岗，让人感到很亲切。黑­色­褂子，半长布裤，草鞋，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注视着前方，怎么看他都是中国抗日队伍中的一员。

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５日“模范医院”开幕的照片，十分珍贵。白求恩站在台上讲话，穿着八路军军服。再细看，白求恩站的地方并不是讲台，而是一扇窗户，听讲的人在窗户外，他在窗户里。白求恩旁边站着的可能是翻译，上面的横幅清楚地写着“模范医院开幕典礼”字样。

有一幅照片，白求恩在给伤员做手术，旁边有十三四个人注意地看着，有几个人在做笔记，显然白求恩在进行实地教学，培训医生。

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白求恩正在吃饭。一个大碗，一个盘子，放在一个凳子上。白求恩坐在一把木椅上，他的后面站着一个小战士，照片的说明上介绍小战士是他的勤务员，“一个１７岁的长征老战士”。小战士后面是白求恩住的窑洞。白求恩低着头，很专注地吃着­鸡­蛋。白求恩低着头的样子，确实有点像列宁。据记载，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你长得很像列宁。”白求恩风趣地回答：“因为我是列宁主义的实践者。”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照片，都是很亲切、很感人的。

我们很认真地看着每一张照片。一是因为对于我们那么熟悉的人我们却并不了解；一是对于用鲜血和生命帮助过我们、支援过我们的人的尊敬。时间晚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白求恩的故居，仿佛离开了我们的亲人，仿佛把亲人留在那里，我们自己返回了故乡。

车又上路了，跑得飞快。我脑子里出现了来时没有的问题。格雷文赫斯特镇离大城市多伦多那么远，高速路还跑了一个半小时。白求恩走出家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志向是怎样形成的？白求恩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又为什么去了中国？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人道主义者等等头衔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毛泽东说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加拿大人说他“追求人类幸福的事业”，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观，他的生命动力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对白求恩的家族作了考证。我查阅了白求恩纪念馆的文件，我利用了渥太华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我参考了访问过加拿大的人撰写的有关白求恩的文章。我想，白求恩生活的年代离我们并没有多么遥远，这些材料应该是可信的。考证的结果，让我明白了许多问题。当初，我是无条件地崇拜，后来又产生了不少疑问，一个人能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等我访问过白求恩的家乡后，对于我来说，白求恩已经成为一个真实可感的人。我想，我还是把我的考证写下来，请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

三

远在公元１２世纪时，法国与比利时边界有一个小城，叫“白求恩城”。小城先后由德国和法国管理。后来，成为法国的领土。白求恩的祖先居于此地。历史学家说，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这一家族便以白求恩为姓。

白求恩家族在北美洲的先辈来自英国苏格兰附近的斯开宇岛。太曾祖父移居美国时，正值美国的独立战争，战后，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所以白求恩是法裔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人。

白求恩的曾祖父叫安葛斯·白求恩，是个皮料商，曾两次到中国经商。

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医学系的首创大夫之一。白求恩很以做医生的祖父为自豪。他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其中诺尔曼一名就是从著名外科医生的祖父名字中选取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１８５７～１９３２）由多伦多诺斯神学院毕业，之后到格雷文赫斯特担任小镇牧师。

从上面我简要罗列的白求恩家族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从中可以让我们作出很多想象。白求恩那种富于冒险、勇于追求、不安于现状的­性­格，与他的家族辗转东西有没有关系呢？关于白求恩，我想读者可能想知道得更具体一些，我也想把他的履历勾勒得更清晰一些，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认识他这个人。

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出生于格雷文赫斯特镇；

１９１１年，中断了在多伦多大学生物学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为伐木工人讲课；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法国当担架员，受伤后回国，完成他的医学学位课程；

１９１７年，再次应征入伍，参加加拿大海军；复员后留在英国从事医学研究；

１９２３年，与英国爱丁堡法庭会计的女儿弗朗西丝·坎贝尔结婚；

１９２６年，在美国底特律行医；

１９２８年，在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做医生助理；

１９３３年，与妻子离婚；

１９３５年８月，参加在苏联举办的国际生理学会议；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组织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９３７年５月，志愿赴西班牙服务；

１９３８年１月８日，带了价值５０００美金的医疗器具，赴中国，经香港、汉口、西安到延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凌晨，逝世。

５０岁，还差几个月，这是多么短暂又是多么光辉的一生。

四

我曾经想过，他去西班牙、去中国，是否有家族的影响？甚或是否有遗传的“家族不安定”基因？你看他的太曾祖父从英国的苏格兰到美国，又从美国移居加拿大；你看他的祖父，那还是什么年代，就曾两次来中国做生意；而他自己，只有６岁，就一个人从格雷文赫斯特跑到多伦多，说是要“看看城市是什么样子”。而当我了解了白求恩的一生，了解了他的信念，我就在更深的层次、更广大的舞台上去认识白求恩了。

白求恩从年轻时就想救助底层的平民。２１岁时，他中断了大学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为伐木场的工人开课；后来他到美国工业城市底特律行医，为贫困的工人和新移民治病，尽量少收钱，有的甚至不收钱。与底层的工人接触，白求恩渐渐发现，他想的这些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时蒙特利尔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他们无钱看病。他不可能靠他个人的力量给这么多人治病。他明白了，经济萧条对穷人健康是有直接影响的；他明白了，医学必须同时注意疾病的社会根源和医疗制度。

正在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医疗救民”的事业时，家庭发生了变化。

１９２３年，白求恩３３岁。当时，他在英国研究医学，与英国爱丁堡一个会计师的女儿，漂亮的弗朗西丝·坎贝尔结婚。婚后俩人感情极好。不幸，三年之后，白求恩得了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白求恩便提出离婚。弗朗西丝不同意。白求恩认为自己是医生，明知不能治，不能拖累别人，坚决离婚。弗朗西丝没有办法，只好办了离婚手续。又过了三年，白求恩肺病痊愈。离开医院立即向弗朗西丝提出复婚。日夜思念白求恩的弗朗西丝，马上赶到白求恩身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婚后，却发生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情况。白求恩无忧无虑地全身心投入到医疗研究工作中去。弗朗西丝希望有温馨而平静的家庭生活。白求恩经常外出，即便在家仍然埋头研究。弗朗西丝感到十分寂寞，又不愿意影响、妨碍白求恩对事业的追求，心情很苦闷。一天，她打开冰箱，突然发现白求恩研究用的一块人的肢体。她吓坏了，便断然提出离婚。白求恩十分痛苦，但转变无术，只好签字同意。此后白求恩一直没有再结婚。

婚姻的起伏没有影响他对于事业的追求。１９３５年８月，他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会议。会后他认真考察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眼见耳闻，颇多感想，颇多思考。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他不能同意的地方，不过他深信只有政府把社会医疗管理起来，才有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得到治疗。这时，白求恩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回国后３个月，他就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随后，他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希望借此促进社会化的医疗，让医疗普惠广大民众。从此他义无反顾，直到去世前夕，他对自己的选择都很满意，他说：“是的，我很累，但我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因为人们需要我。”

１９３６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军事势力支持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叛乱。白求恩毅然响应加拿大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号召，志愿赴西班牙服务。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说：“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战斗的一部分。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１９３８年１月８日，白求恩又奔赴中国……

刚到中国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很可以看出白求恩的­性­格。前线战斗残酷激烈，大家为了他的安全而要让他留在后方。白求恩气愤之下抄起一把圈椅向窑洞的窗户扔去，圈椅直飞到院外，他大喊：“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这样，他去前线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批准。事后他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

白求恩是“不安定的”，他的朋友因此说他是“迅逝的流星”，意思是说，他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变化很快。但我们追寻白求恩流动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追求、在寻找最迫切需要自己的地方；他是在思考、在探索最合理的道路。他追求、寻找的视野是整个世界，是全部人类。他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白求恩雕塑的铜牌上说他是“发明家”，当时，我真是感到奇怪，白求恩怎么又是个发明家呢？白求恩的创造­精­神，有­性­格的因素。档案资料介绍，他是一个既会使人反对他，又会使人受到鼓舞的复杂的人。“在公共场所，人们可以见到他穿着不同世俗的服装，驾着一辆漂亮的黄铯跑车驰去”。他敢于尝试，敢于冒险。他得了肺病，久治不愈，当他看到人工气胸治疗法的介绍时，他要求试用。医生告诉他，这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办法是一种危险的手术，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说，总要从试验开始。一个月以后，他的肺病居然康复。

他的医术是很高超的。他曾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执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设计了多种新仪器，并且不断改进。有一种剪刀，叫“白求恩肋剪”，至今仍为外科手术所用。更有意义的是，白求恩还从医疗的体制上、医疗的组织方面去动脑筋，去改革。在加拿大，经济萧条，工人失业，他为失业者设立了免费诊所，随后，又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在西班牙，他看到战线很长，手术输血困难，便组织了一个“流动输血队”，及时将城市里捐献的血送到最需要血的地方。这种流动血库人们称之为“光荣的送­奶­队”，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医的最伟大创举。白求恩到了中国，看到医疗条件太差，医生水平很低，战士得不到妥当的治疗，十分焦急，决心建一所正规的医院，进行教学，培训医生。从敌强我弱、战火纷飞的形势来看，建设这样一所医院是不现实的，但出于对白求恩的尊重，首长还是批准了他的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白求恩心爱的医院建成了，他决心把它变成“模范医院”。但建成开业仅仅三周，日军的炮火便把它毁掉。白求恩明白了，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区，医疗也应该是游击形式，流动医院。于是，他就地取材，设计了可由两头骡子负驮的手提式手术室。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八路军的医务队伍，多数是农村战士参军以后边­干­边摸索成长起来的，没有可能得到基本训练。白求恩看到这种情况，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他还经常到各处医院去检查，连放茶杯盖时，口要朝上一类的细节也作出交代。一次，他看到军医在手术间隙削梨吃，大怒，一把抓过梨扔出窗外。他看到医生给伤员正骨，竟忘记上夹板，怒不可遏，当场给那位医生一巴掌。他说：这会使伤员终身残疾的。火发过后，他仍然耐心地给那位医生讲解为什么要上夹板，并演示­操­作要领。他自己以身作则，对伤员“极端的负责任”。有一次他居然连续工作６９个小时，做了１１５次手术。他年近五十岁，竟然两次为伤员输血。他的口头禅是：“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

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求恩的名字成为传奇，成为战士们的保护神。“进攻！白求恩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战士们冲锋陷阵时呼喊的口号。

战士们认为，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

战士们认为，白求恩，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勇往直前！

五

去年，朋友听说我在收集白求恩的资料，给我送来了白求恩临终前的“遗嘱”。读着读着，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外国老头”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里。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指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１０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做贡献。

随后，在“遗嘱”中他把自己的物品一一作了分配：

两张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１８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１５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文学的书籍也给他。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他还不忘他的工作，不忘医疗的需要，他殷殷嘱咐：

每年要买２５０磅奎宁和３００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这样从容，这样周到地想到他所熟悉、所热爱的每一个人，哪里像要告别这个世界？倒好像要出远门。我想，这种视死如归，正是一个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目标的人的必然吧？

在他的“遗嘱”中用笔墨最多的是关于他已离婚的妻子。分手虽已过去六年，但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妻子仍然是他无限牵挂的人。他满怀深情和责任地说：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绝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这就是白求恩！一个多么富有情感和责任的革命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加拿大著名歌曲《红河谷》：

听说你离开家要去远方，

真怀念你的笑和目光……

歌曲的旋律在耳畔回响，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今夜星光灿烂

王安忆

——星儿自八十年代末回到这城市，她住过多少地方：南码头，高安路，小木桥路，浦东，几乎是漂泊在这城市，可每一处安居的地方，都有着她生龙活虎的生活……这生活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星儿走了一年多，我们继续生活着。因不是至亲的人，所以造不成什么改变。但是，有时候，忽然之间，一阵难过袭来，也不是肝胆俱裂，而是，惘然。天地之大，之空，之茫然，全不是人力可以企及。一个人，正兴兴头地向前走，多少的不顺遂，真可谓一寸相思一寸灰，可总有希望在引着，尘埃尚未落定，突然间，一切皆休乎。多年前，我生病，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星儿一边使劲搓着我的手，一边恼火地骂：人哪里那么容易死的！现在，孱弱如我们，都还活着，星儿却走了！如此热烈的一个生命——每一次，医生与我们说到生存率，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我都相信，即便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那个“一”，也一定是星儿。在星儿最后的日子里，从她的病房出来，淮海路华灯初上，人车熙攘，我常是先到路口的“大食代”落脚，然后再回家。餐厅里人不多，餐桌也分得很开，每一张桌上亮一束­射­灯，桌与桌之间则暗着，一个人坐在灯下，看出去，周围是无限的空洞。

我相信缘分的说法，我和星儿就是有缘分的。第一次见面，是她突然来到我家，走上楼梯，在走廊上叫我名字。我跑出去，她自报家门说：我是陆星儿。我就牵住她的手，将她拉进房间，不顾坐在一边的母亲，兀自唧唧哝哝说起话来。在我，从来算不上是个亲和的人，后来听别人谈与星儿的初次会面，也不尽是如我这样，一见如故。似乎唯有我与她，才是见面熟。以后我知道，星儿从小生活的弄堂与我们家所在的愚谷村紧邻。因我们是后搬来的，对那条弄堂不熟，有时从其间穿行，只觉得十分庞杂，伸出无数条支弄，被一些低矮的水泥或板壁房屋挟持着。这一条棚户式的杂弄，却有着一个娴丽的名字：“梅家桥”，我曾在我的小说《富萍》中用了这个弄名。望着这些鸽笼似的门窗，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哪一个格子盛得下星儿啊！不止是她的健硕，也不止是她的明亮，还是她，没有一点屈抑之­色­。她是梅家桥里的凤凰。

第一次见面，就唧唧哝哝说个不停，说的是什么？是写作。从初次的“以文会友”出发，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写作，却始终贯穿其中，是一个基本的线索。当我们说到现实的时候，是在写作的立场观照；说到写作，则反过来，要到现实中找依据。我们的生活其实分成两半，一半真实，一半虚拟，处理这两半的关系，自知或不自知，几乎已是日常人生。我觉得，星儿的这两半，是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她活力特别充盈，生气勃勃，感­性­的触角自由自在地蔓生蔓长，甚至是蛮横地占领空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会发生严重的分歧，可我依然十分惊讶她的感受是如此不同。当我说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是郁闷地度过，她却说这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尤其是北大荒。我从来没去过黑龙江，想象中，那是一片­色­彩强烈的土地，辽阔，肥沃，漫山遍野映山红，星儿呢，驾着康拜因直向前去，身后是浪涛般一波一波伏下的麦子。还有，桦树林，身穿棉军服，头戴裁绒棉帽的星儿，穿行其间，忽然一个转身，对了她心爱的同志，抬手按在帽檐：给你敬个礼！多么庄严啊。那土地有着大开大阖的感情，特别适合陆星儿。然而，一旦拿起笔，在纸上描写上山下乡，还是依着批判的潮流，持检讨态度。不知是她的文学观念出问题了，还是文学观念本身出问题，相比较她的感情，观念总是变得狭小和轻薄，承载不起来的样子。而她的真实感受，亦会从那观念底下支棱出来。这支棱出来，毛毛糙糙的边缘，就是她作品中的最优。

我有时候止不住地想，这世界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文明，没有文字，星儿会不会生活得更好。就让她在北大荒好了，冬天白雪皑皑，夏天大红大紫；星儿生一大群儿女，个个肥硕，挤在马槽一般的木头餐桌边争食，她一个挨一个地分吃的，再一个挨一个劈头给一掌；身旁是疼她也被她疼的男人，足够强壮，顶得住她剽悍的爱。可是，星儿也爱写作呢！你可以解释为这是一种被限制住的生育力的转移；也可以视作一个受过教化的现代人对文字的迷信；但这更可能是对一人只有一生而感到不足，于是，企图再创造一生，甚至几生。我们都是对人生有大胃口的人，对幸福感的期望程度极高，现实对我们真是不够用的。我们在实际中将它消耗，再在虚构中消耗它。

评论家程德培曾经这样评价我和星儿，他说我是现实地生活，审美地写作；星儿恰好反过来，审美地生活，现实主义写作。我和星儿都承认他的说法。能够在现实和虚构两个世界划清界限，然后进出自如，应是一种理­性­，但其实也是一种懦怯，不敢以身相试，只能在生活里生活，艺术里艺术。而星儿，却是将两个世界打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里追求幻象，写作里试图解决现实问题。从某种方面说，星儿是艺术者，而我是匠人。

话说回去，我们总是谈写作。有一次，星儿正开始长篇《­精­神科医生》，与我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格式依然是为什么是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她儿子那时还小，在一旁看我们争得激烈，惊恐地过来，企图阻止，被我们一同喝住，让他不要吵，继续问与答。我问这个“­精­神科医生”­干­点别的不好，为什么非要­干­这个，而他显然不擅此行，是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对付­精­神疾患。她回答，他是被命运无奈安排在这个职业，于是只能在此施展他拯救世人的宏图大志。我说这简直是英雄末路，星儿眼睛一亮，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英雄末路！后来，《­精­神科医生》写出来了，星儿在一些创作谈中就用“英雄末路”四个字来解释她的小说，事实上，这个说法无补于全局。本是指望以病例指出社会症结，可具体的病症反而限制了所指；“­精­神科医生”呢，则在科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开不出恰当的药方。那“英雄末路”的说法其实是空悬着，内中并无切实的支持。我是帮了倒忙，我的质疑是将她往道理的路上逼，逼急了，就逼出一个­干­枯的概念。而许多事实，都是脱离了道理的逻辑链，兀自活跃着，繁茂灵动，就看你怎么收揽，重新布局，形成纸上的存在。星儿本来就迷阵重重的局面，让我搅得更乱。到后来，星儿都有些怕我，怕我去质疑她。我也逐渐失望，觉得彼此谈不拢了。可就像是一种惯­性­，我们止不住地还是要谈。似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讨论的勉强，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在外部制造仪式感。那一天，我们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座，各人要了茶和饮料，然后，星儿开始讲述她的新构思，关于上海的新移民。这样子实在很造作，不是我与星儿之间的方式，一上来就已经气馁了。我们勉力谈了很久，你来我去的，所有的话都是擦肩过去，揳不起来，自然也不会发生争执。隔阂其实已经产生。有时候，眼看要涉及写作了，星儿却说：我的写作不算写作！就好像预先缴械投降。还有时候，我说起自己在做什么，星儿听罢则说：你那才叫写作。表情是颓然的。星儿避免与我交锋，绝不是放弃写作的思考，她只是不愿意我影响她，我使她感觉压力。我的长篇《桃之夭夭》出来后，她与王周生谈过她的不以为意，却不和我谈。她动笔写她的新长篇，也是她最后一部长篇《痛》，她没有与我讨论，而是和王周生谈——那天我们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到路边打车，我先上了车，她们就站在行道树下。那是冬天，行道树掉秃了叶子，枝条疏阔地划在天空，太阳很好，风则是料峭的。她们就这样谈她的小说，谈了很久。以前，星儿都是和我谈的。

星儿最后的日子里，我与她的第二个隔阂，是关于她的化疗。星儿的诊断方案一下来，她的母亲第一个打电话嘱托的人，是我。老人家并不多话，但我知道分量，当即保证：我一定管，管到底。话说出口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医生决定化疗，可星儿做完第二次化疗，去了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便坚决不做了。显然这两次化疗是为了顺利成行俄罗斯。像她这样的老三届，对那地方总有着特殊的向往，她钟情北大荒，是不是也是俄罗斯情结的蔓延。为了去俄罗斯，她暂时服从科学的普遍规律，现在夙愿已了，她就要按她自己的方法来办了，就像决心冒险。她中止化疗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课，王小鹰与我通电话，说形势紧急，星儿根本否认她需要化疗的事实，人们又不忍把话说透，就等我回来劝她。我如何劝她？就是与她吵。她说她不是那种病，我说你就是；她说只是组织增生，我说增生不过是换一个说法；她还说不是，我就说你必须置死地而后生。她的声音软弱下来，可就是不依。这情形即便在急昏头的当时，我也感到了荒唐。我这人就是这样，无能。母亲生前胆囊手术，医生要我签字，我签不下去，最终去问母亲要不要签。我担不起责任，就推给别人，这别人又不是旁人，正是需要我负责的那个当事人。这样和星儿吵，倒有些像回到过去，无所顾忌的我与她之间，可那时是为写作，这时是，事关生死，真是有些惨了。吵过了，星儿该怎么，还怎么，而我们却疏远了。有朋友告诉我，星儿常常问：安忆还生气吗？他们说星儿怕我不管她了。我几乎是要失声，我怎么会不管她？我只是，无能为力。就算她答应化疗，前途依然是黯淡的。

最后，我也不知道星儿做对还是做错。她第二次开刀，主刀医生对我们说，像她这样的病人，能够延长生命如此，无疑是两次化疗的作用，应该继续化疗才好。而第一次手术的华山医院，得知星儿愈后的状况，则说，不可思议。事情不可能再从头来一遍，所以无从判断怎么做才是最优。但无论如何，星儿的生命超过了医学的预期。后来，我有幸认识一位科学院院士，研究生命基因的洪国藩老师，我请他到一位患病的朋友的哲学课上讲课。老师问我：你这位朋友的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我奇怪老师为什么问这个，老师就说：唯心的世界观对病患会比较好。就在这时，我明白了星儿，她其实是为自己选择世界观作药方，或者说为生存而重塑世界观。一个清醒的唯物主义论者以理­性­选择的唯心观，期间的挣扎是多么艰巨啊！而我们这些人，站在岸边，就是不帮忙。星儿怎么会蒙蔽如我们所以为？她有几本关于她病症的医学书籍，与她情形最针对的那一页一翻即是，可见她读了多少遍。她后来迟迟不愿进医院，因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来看去，收收这，摆摆那。她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她一次还没有上身，她洗洗，熨熨，叠叠，送给我们。最后，她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我，让带给她尺寸样子，她送去裁缝铺，要替我做一条背带裙。为这，我又与她吵，不让她忙碌。这回她听我了，放下没再提起。现在，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星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星儿终于同意去医院，离家那一刻，我很怕发生伤感的一幕，可是星儿她，连头都没回一下，她不回头地走了出去。这就是星儿，当断立断。

这是非常灰暗的日子。有一位陈医生，看我们愁苦相向的样子，对我说：你多说点外面的事情给她听，别老想着病。我很感谢曙光医院，感谢这位陈医生，他走进病房，总是笑盈盈的，使我们的心情微亮起来。还有一个美丽温柔的护士，她像拉拉队一样喊着“深呼吸，深呼吸”，鼓励星儿吞咽药片。可是“外面的事情”和星儿有什么关系呢？“外面的事情”只会将眼前的处境映照得更凄凉。事情一日一日地坏下去，希望如此渺茫，似乎是，星儿只能够从我们的脸上寻找吉凶兆头了。最后一周的一日，星儿情形不好，我和她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的手，她闭着眼睛，忽然说：你们不要哭。我辩解：我没有哭。她哭了。她很少哭，我总是说她：你应该多哭哭。现在她哭了，真就是，绝望。下一日，我与小鹰去，她略好了些，大约想起前日的软弱，解释道：这几天来人，都像是遗体告别。她学了个严肃的表情，举起手招一下。我们问她是谁，回去骂他。她说：毛时安。想起毛时安好心且无厘头的样子，我们就笑。我和小鹰球在她的床上，就好像又回到过去的时光。但这是最后一次了，是她最后一次奋力地开玩笑，最后一次呈现她风趣的­性­格。星儿弥留之际，小鹰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哀哀地哭。我躲在病房外，我就是怕，怕什么？怕伤心。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熬。而我就是不能一刀子斩断，挺不过短熬，于是只能长痛，长痛，长痛。

在与星儿越来越有限的相处中，我似乎是在飞跃­性­地了解星儿。距离她入院仅几天时间，陈思和带学生来与她做了一个访谈。我怕她见不熟的人紧张，也去了，她笑道：你来了我才紧张呢！一旦谈起来，她却忘了我。我非常惊讶于她的表述，我从来没听过她这样肯定地谈到她和写作的关系。当然，她也说了自己不是写作的料，诸如此类的话，但她流淌出那样的热情，覆盖了所有她对写作的自谦，畏难，力所难及的遗憾。她说，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说，没有文学，我的生活不堪设想！在星儿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作家协会举办了陆星儿作品研讨会。王周生在会上发言，她详细地描绘了陆星儿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女­性­人物可说是星儿一以贯之的写作题目，我们的研讨会，题目也为“女­性­的虚构与虚构的女­性­”——王周生说，陆星儿试图要回答如许多女­性­生活里的困扰，结果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然后，她接着说，幸亏，幸亏我们有一种不需要答案的生活，那就是写作。她帮助我理解了星儿，还有写作。事情就是这样，倘若不是写作，她不会是她，我不会是我，我们也不会是我们。

有一次，我与星儿走过一条旧街，大半个街区在拆迁中，立着一片片拆去一半的房屋。那一方方的空格子骤然间敞开怀，­祼­露出内情。布了水渍的墙壁，旧或新的壁纸就像补丁，地板上留有着家具的印迹。我们仰头看了一会儿，星儿说：原先，这里都有着生龙活虎的生活！我说：“生龙活虎”这几个字你用得真好。星儿惊异地转过脸看着我，似乎没回味过来这几个字有什么好，却又因为受我夸奖而高兴。现在，我凡走过星儿曾经住过的地方——星儿自八十年代末回到这城市，她住过多少地方：南码头，高安路，小木桥路，浦东，几乎是漂泊在这城市，可每一处安居的地方，都有着她生龙活虎的生活，我走过它们，会想这句话有些像谶语啊！这生活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星儿还在，我还会是严苛的，以己代人地想她，不会像今天理解她这么多，可还是在好啊！她在，一切就继续轰轰烈烈地向前去，我和她之间不知再会发生什么，也许越来越疏远，甚至会生龃龉，生怨生艾。可也是在好啊！无论生活有多少裂隙，总体­性­的总是完整的一块，如今却严重地缺损了。我用文字去补，何尝补得起来，然而，要没有文字，就连这脆弱的补疤也没了。这大概也是我们这种文字的生涯，所拥有的一点点有当无的特权。好，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

悲情帝王

（美）朱琦

一

我去过开封，李后主亡国后曾在那里被软禁三年，直到被宋太宗毒死，但那里没有留下他任何痕迹。于是想，南京或许有。南唐都城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后主在那里当了十多年的帝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箩”；然而这次我到南京，从紫金山到玄武湖，从长江边到秦淮河畔，没看到李后主和他的南唐国留下一砖一瓦。我对南京的朋友说，李后主的旧迹找不到了，总该有他的传说吧？他说只知道一个，不过也是从书上看来的。传说李后主喜欢上清凉山，一听蝉叫就往那里跑，山上的栏杆都被他拍遍了。

虽然南唐国的兴亡让人感慨，我却并未觉得惊奇。沧海桑田使多少开国皇帝和所谓圣明天子也未留下痕迹，何况一个风雨飘摇中的江南国主。但是，李后主的词留下来了，至今广为流传。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上下两句本是诗人与帝王的鲜明对比，但两句都可以用在他身上，他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他的词却会永远流传下去。中国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李后主，不是因为他做过帝王，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是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亡国之君，却写下了不朽的词章。

还是别叫他李后主吧，就叫他李煜。

二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帝王的儿子很少有不想做帝王的，历史上因此演出了许多皇室兄弟自相残杀的悲剧。李煜是帝王的儿子，又是一副阔额重瞳丰颊骈齿的帝王相，却不想做帝王。他从小就沉浸在笔墨字画中，少年时代自号钟隐，别号钟山隐士，“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向往的是远离红尘与世无争的生活。“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一叶扁舟，浪迹江湖，多么自由自在。

命运偏偏要捉弄李煜。他本不是皇室长子，而是第六子，但在他之前的五个皇子相继早亡。李煜不想当帝王，却不得不世袭皇位。上天生就他诗人的­性­情和才华，却把他推上帝王的宝座。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也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南唐国在中主李璟的时代就已日薄西山，即便是具有文韬武略的开国之主李弁在世，也无力回天，又何况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上天的意图似乎不是要李煜治理国家，而是让他先享尽人间的福，再受尽人间的罪，然后以眼泪和血写出不朽的作品。

簾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很少有人享受过李煜那样奢侈的生活，也很少有人经受过李煜那样的痛苦。所以很少有人能做出李煜那样极尽享受的梦，也很少有人能感受他那种美梦之后的悲惨现实。天上人间，这是梦中与梦醒后的对比，更是昔日帝王生活与今日软禁生活的对比。人从地上往天上走，无论离天有多遥远都会得到满足；而李煜是从天上一下子摔了下来，由帝王变成了囚犯。这种滋味只有李煜自己最清楚了。他说日夕以泪洗面，未必就是艺术的夸大。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偏偏做了个亡国之君，“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化为乌有，不仅无力保护所爱的人，连生死都全在当朝皇帝的一念之间，他能做的还有什么呢？他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痛苦、悔恨和思念凝集在他的词里。

当然，李煜能写出感人至深的词，不只是因为他经历了亡国之痛。陈后主陈叔宝也喜欢写诗，经历又与李煜相似，都是在亡国之后做了俘虏，但他的诗格调卑弱。宋徽宗赵佶像李煜一样多才多艺，也喜欢填词，也做了俘虏，但他被俘之后的词照旧苍白无力。我以为李煜是有些大情怀的人，这是陈叔宝和赵佶远不具备的。李煜的亡国之恨写得苍凉、浑厚、有力度，能唤起人类共有的忧患意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情怀大，所以词的境界大，时空广阔，写愁也取象壮伟。这首词给予人的岂止是亡国之痛，它能激起所有人对时光流逝岁月不再的感慨，悲而不弱，慷慨淋漓。即便他亡国以前写宫中生活，也表现出一种开阔的情怀：“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这种高雅纵放的情致情味，迥然不同于陈后主的猥琐，也不同于宋徽宗的纤弱。

三

李煜是个大失败者，由帝王到俘虏到被毒死。把他逼入绝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把他毒死的是宋太宗赵光义。赵氏兄弟是那个时代最得意的胜利者，统一天下，建立霸业，先后都做了皇帝。李煜没有他们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也没有他们的­阴­狠和狡诈，又纵情声­色­，醉心佛事，从继承皇位那天起，就一直被他们玩于股掌之中，而没有喘气的机会。赵匡胤甚至利用他崇尚佛经乐善好施的弱点，派人化妆成僧侣进行间谍活动。他当了十多年的帝王，给赵匡胤进贡了十多年南唐的财富，百依百顺，处处挨打受欺，让人不能不叹息他太窝囊了，太软弱了。若以成败论英雄，李煜岂能和赵氏兄弟相比。

不过，政治上的胜利者未必就有人­性­的魅力，而且往往最为心狠手辣。李煜则是一个诗人，他具有赵家兄弟不曾具有的真­性­情，历代帝王中鲜少有他那样颇具情味的人。皇室兄弟颇多自相残杀，彼此猜忌更属常见，李煜对他的兄弟却手足情深。赵匡胤把他的七弟从善当作人质扣留汴梁，他因此而忧心如焚，痛苦不堪，一次次涕泪沾襟。李煜诗文中，有不少是写兄弟亲情的，其篇幅之多和情感之真挚，不仅在帝王中所罕有，在整个文学史上也不多见。

赵匡胤突然暴死，死在李煜前头。他的死也许永远是历史疑案，逃不出这疑案凶手的首先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宋人《湘山野录》记载说，那晚赵氏兄弟曾商量皇位承继之事，交谈结束后赵匡胤将赵光义送到殿外，以镶玉剑柄戳着地下积雪说“好自为之！”当夜赵匡胤就暴死了，而赵光义正好就没有回府，留宿宫中，并且随即就在其兄灵前出示“遗诏”即皇帝位。可叹赵匡胤英雄一世，糊涂一时，即使知道赵光义想承继皇位，也没想到他会急不可待地杀了自己，弑兄篡位。以赵光义的­阴­毒狠辣，诗人­性­情的李煜在软禁岁月里所度过的日子可以想见。

李煜是个大悲剧里的大主角，他的命运甚至不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他活着的时候尚可欣慰的是始终都有红颜知己，天生多情的他在爱情生活里得到了不少补偿。大周后与李煜度过十多年夫妻生活，不幸早死；小周后一直陪伴李煜度过软禁生活，李煜死后因为过度悲伤而香消玉殒，与李煜同岤而葬。她们姐妹俩是绝代佳人，也是玲珑剔透的才女，更是与他情趣投合的知己。她们都多才多艺，尤其熟悉音乐，­精­通音律，对于李煜的词创作当是大有助益。李煜爱她们，不像许多帝王都有自己一时所宠爱的妃子。周幽王宠褒姒，汉武帝宠李夫人，汉成帝宠赵飞燕，都只是帝王喜欢美人，宠爱某一个妃子，相不相爱却是未知。白居易一首《长恨歌》把唐玄宗和杨贵妃写得那么相爱，我只相信玄宗宠爱贵妃，却不大相信作过玄宗儿媳的贵妃也深爱玄宗。而李煜与大周后、小周后是才子与佳人，俊男与美女，痴心郎与痴情女，丈夫与妻子，伉俪情深，琴瑟和谐。

四

月夜坐在秦淮河边的小酒楼里，我想到李煜的词：“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琼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写这些词句的时候，李煜已被软禁在汴梁，他想必知道秦淮河边的琼楼瑶殿是永远都见不着了。而今，时隔上千年，我坐在秦淮河边，因为时间的遥远也看不到那些琼楼瑶殿了。漫说上千年，就是八百年前来这里，只怕也找不到什么了。金陵城的王朝兴衰太多了，秦淮河阅尽世事沧桑，不只是南唐国的宫殿在这里成了过眼云烟。

蓦然抬头，却见李煜的词悬在墙上：“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沉吟着这首词，悠然想到远方的亲朋，也“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我知道，李煜当时的滋味与我此时的滋味太不一样了。我的滋味只是充满美感的惆怅，思念里有美好的回忆和马上就可以相逢的期待。而当时被软禁的李煜与他的故国，他的亲人，都是生离死别，永远不能相见了，况且这巨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造成的。极度的孤独，极度的悔恨，极度的绝望，种种情绪混合而成，那该是什么滋味？

大概没人能体会李煜当时的滋味了。

漫天飞雪

潘旭澜

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日下午，不­阴­不雨、不冷不热的金秋气候，心境也比平日好些。

一位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说，他这天上午打电话到鲍正鹄先生家，没人接，很觉异常，十分不安。过几个小时再打，得知鲍先生（北京时间）这天上午远行了，于是赶忙告诉我。立即机械地揿电话到鲍先生家，答说正要来电话告诉我呢。那边人声嘈杂，只简单交谈几句。

脑子骤然风雨大作，心里塞满烂草。

怎么会呢？今年四五月，很想不久之后去看望鲍先生和他一家，向他说过。他六月间给我电话，说收到我寄去的茶叶，谈了许多，临了还再一次约我今明年拣个合适的时间，去北京多住几天，好好见见谈谈。更何况，几天前有另一位老朋友说，中秋去看望鲍先生，他老人家几乎一个人谈了近两个小时，记忆力仍很好，­精­神也可以。

老天爷经常不按规则出牌，过了米寿并非一定能过九十。我的愿望，鲍先生的约见，在上苍的规则里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曾在两三篇文章里，说复旦的老师中，鲍先生是给我教益最多的。聪明的人，未必肯明说，而我却只能这么说。给我讲过课的名家，包括１９４９年以前和以后被承认的权威在内，两只手的指头也不够扳。然而，我还是特别敬重声望不如他们的鲍先生。他给我最大的教益，并不是什么专业知识或治学方法，而是让我深知自己没有学问，从而开拓了学术视野。最使我惊叹的是他的记忆力，简直是脑子里有座文科书库。难怪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极有声名而且绝不随和的学者，送书给鲍先生，总称之为通人、方家。

鲍先生是极受陈望道、陈子展先生看重，并且寄予厚望的。他五十年代去埃及讲学之日，我亲见陈望道校长去送行。接着又到苏联讲学，连续一共三年。这种被外交部官员称为“巡回演出”的事，那年代是极其罕有的。他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弘扬中华文化，为增添复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方面，完全无愧于他两位老师的期望。

然而，在本应出学术成果的时候，果子没长好又遇上足以绝收的气候。而且他先后被安排作教学科研管理人、文化官员，走上不能发挥他优势的不归路。一年到头忙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又不能不参与一些官方组织的大项目，也就没有可能多出个人成果。这些，当然也是有贡献的，但却挤走了有个人特­色­、只有他才能做出的贡献。

１９６３年人家在他和我的关系中下了药，彼此不便多接近。从１９６４年他离开复旦到“文革”落幕，有十几年几乎没有联系。１９７７年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都去看望他。他“文革”没有吃很大苦头，但看尽这场沧海横流的景象，原来信从的条条框框只有残存的痕迹，长期压抑的个­性­蓬勃发扬。每次见面，他日益随心所欲地议论古今世事，口无遮拦地臧否大小人物。还曾听人家说过，他对看不过的上级官员，或则当面说不，或则不理不睬；对若­干­在他面前自鸣得意的红人，则挖其壁脚或泼上一瓢冷水。诸如此类，很有几分像三四十年代某些放言无忌的著名学者。这自然不是为官之道。不少同事和有些往日学生对他也是怕怕的。

我从１９５２年作他的学生之日起，在他面前总是多听少说。事实上，每次见面，他留给我的话语空间也很小。我感激他希望我成才，成为境界开阔的学者，而花费许多时间和注意力的厚爱，也感激他不用我所难以接受的言辞说话。事实上，即使我做他的学生、手下时，我对他的指导、建议、意见、批评，都不无条件顺从。有不同看法，或当下一两句话婉转解释，或事后说明实际，或不吭声而我行我素，但从不直接顶撞。他默许了这一切，不勉强更不施加压力。这在当今是很平常的，但在二十年前，更不要说四五十年前，无疑是宽厚的。从而，在对他学问之敬佩外，增添了不少好感，为了这一份难得的宽厚。

然而，我想去看望他，并不是为了上面说的这些彼此都心中有数的老皇历。首先为的是，一种感情需要，哪怕一起坐坐，互相看看，对我来说也自是弥足珍贵的享受。当然，还有不少学术问题要向他求教，不少心底疑问要向他求证，不少酸甜苦辣要向他述说，不少人事真相要让他了解。

美国来的电话宣布一切都不可能了。人算不如天算。生活从来不按人的设计行止。世界上一向没有完美的句号。

我本应去最后看一看老师，怀着至诚多鞠几个躬。但这几天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去呢？此时，遥望北京，似乎漫天飞雪。

临文浑浑，不知所云。

子王

吕政达

沿着学校围墙，路走到尽头，草­色­犹青，天空蔚蓝。转弯，像一张嘴巴，现出通向地底的走道。我们就这样走下去，儿子在前，我跟随着他。

从走道另一端，传来孩童喧闹的回音，儿子停下脚步，露出惊惧的神情，向回音的方向转头望去。他是容易受惊吓的孩子，禁不住一点声音，一阵突如其来的气息，我就得蹲下来轻拍他急促的心跳。这是一条漫长的地下道，我们共同命运的转角，时空的切片。

刚满三岁时，医院诊断儿子罹患高功能自闭症。白天，我们将儿子送往托儿所。所长发觉儿子惯常一个人在庭院转圆圈，“像在跟透明人跳起华尔兹”，建议我们找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医院冰冷的仪器间，玻璃闪亮，从外头听不见儿子的哭喊、扭动，必须由我和妻用力抱住儿子的身躯，让护士将塑胶吸盘定着在儿子的发间。冰凉的触觉，连接絮絮低语的电线，缠绕纠结，记录儿子的脑波，也开启我们这家人与自闭症共存的故事。

脑波报告出来（真像聆听审判的感觉），医师说，幸喜，儿子脑波正常，仍然需要接受语言治疗，这是长长一辈子的事情，必须这样走下去。儿子会对声音敏感，喜欢看光影变化，发展固着­性­行为，无法过群体生活，没有明确的主客体概念。还有，医生身体倾前，凝视我与妻的眼神：你们的儿子也不会跟人有目光接触。

“看爸爸的眼睛。”日后，这常是我与儿子对话的开场白。蹲下来，父子眼神同在一条水平线，他的两粒眼瞳迅速转过来，与我的眼睛接触，像触犯禁条般随即弹跳开，完成我的指令、他的“看眼睛”仪式。

“看好了。”儿子的意思是，这样也就够了，一点也不能贪心。我轻拍儿子的胸部，心跳平抚，牵起手，走这条回家的路。像马戏团的进场，父与子的行列，我跟随他。

后来，我们也常走进语言的迷宫里，意识的庄严嬉戏，生命的一场捉迷藏。感觉路真的已走到尽头，再绕，又会回到起点。第一次，要儿子学会分清楚我、你、他的用法，首先指着自己鼻子：“我是爸爸，说一遍。”他重复，也指着自己鼻子：“我是爸爸。”不对，指着他的鼻子：“你是儿子，说一遍。”他也指着我鼻子：“你是儿子。”从三岁一路翻山越岭，来到五岁的疆界，草­色­犹青。关于父与子的指涉，仍在语言的城堡外围绕、窥探，一阵密集的攻势后，我的声音已接近嘶喊，儿子始终不改其志，食指照常直抡过来，对着我的视线：“你是儿子。”眼睛迅速逃开，像浓密丛林的游击战，谨守自闭症者的法条规章。

有阵子，妻勤于参加自闭症协会活动。有位家长告诉她，要在家中器具上贴上字卡，协助儿子认识物体与语言的关系。那是我们家的启蒙时代，所有器物有指涉，贴上胶带。远古岁月的人类张开眼睛，是不是也如此开始认识天地万物呢？想象每块峥嵘其角的石块上都安有名字，每只现身的兽类如舞台丑角，挂上名牌，还来不及认识的姑且留下问号。继而，我和妻身上都贴着“爸爸”、“妈妈”。声明这两个大人儿和他的角­色­关联。但儿子始终视若未见，一阵撕扯。启蒙时代提前结束，万物重回洪荒，无言无字。

儿子说话总像现代诗，截头去尾，意识流叙事体加上后现代主义风格。跟他问个问题，当下他沉默无言，仿佛听而未闻，几天后才忽然冒出正确答案，我们恍然大悟，却已忘记早前的问题。五岁生日那天，一早，我和妻还在商量，要为他买哪家的蛋糕，邀请家族齐聚。他­祼­脚来到阳台，指着朗朗晴空：“要去那里。”我们倒让他的举动吓了一跳：“那里是哪里？”“云。”儿子告诉我们。就在他手指的那片天空上，浮云悬荡，星月幽渺，云海里面的宇宙必然运行，如同儿子的内心世界。我蹲下来看儿子的脸，想起艾略特书中，透过某个角­色­问的问题：“你胆敢扰乱宇宙吗？”

有时候，想象逸出自转的轨道，像遥远的小彗星，急速掠过心间，好奇在这条放学的路上，往后的人生，儿子和我将面对什么样的一场考验；路走到尽头，潜进地下道，再钻出来时，会许诺什么样的风景。回音在我们背后响起，越离越远，像柏拉图的洞岤，火光前扑朔迷离的影子，破碎的命运，那时仍看不清楚。地下道，儿子蹲下身，好奇地观看铁盖下的流水，神情如此专注，好像我们可以一辈子在这里过下去。

上小学（唉，跑过多少机构做鉴定，换一纸入学许可），好脾气的导师看见儿子，刘海覆盖，眼神天真湛蓝，照常会发出夸张的赞叹：“喔，王子来了。”这座向南的教室，迎向­操­场前方菩提树，微风阵阵，仿佛就是小王子的城堡、独居的星球。儿子照常充耳不闻，书包一掼，迅速溜进座位，吃他的饼­干­。饼屑掉落地面。整节课，同学高声朗诵起课文，他那么专心地，独自吃他的饼­干­，吃完，懂得将包装纸丢进教室后头的垃圾桶。

王子，他是王子。我常在第一节课的窗外，暗自观看儿子的举动，没来由地咀嚼起这个来自童话的名词、象征冠冕的身世，心里却浮起细微的酸楚，而我说来就是国王了，那我的疆土呢？我那象征全能的权杖呢？

王子，他是王子。人类的存在却是如此脆弱地维系着，像一条细绳就想吊起整座星球。他的星球，一个自闭症小孩独自坐在大脑的城堡里，左脸迎接下降的日头，右脸反­射­升起的月亮，他总会有吃不完的饼­干­屋，童话的完美结局。

然而，放学的路上，跟随他的背后回家，总会想着：难道，仅仅是大脑短缺某项化学元素，或者，基因所开的小玩笑，眼前小孩的生命史就得全部改写，不再拥有耐人寻思的生涯规划，没有背着沉重书包、长久观看电脑荧幕而戴上厚重镜片的权利？或者，像我此刻陷进去的，重复着一名父亲的忧虑与命运，父与子，马戏团的行列，走固定的路回家？

特教老师定期前来造访，要父母填写评估量表。可以自己穿、脱有拉链的裤子吗？经常如此。可以自己蹲马桶吗？经常如此。可以自己说完一则故事吗？总是不如此。可以清楚分辨我、你、他等主词的用法？停顿，咬着笔头，仿佛回到语言迷宫，意识的庄严嬉戏。这真是一道伤脑筋的问题，像普罗米修斯拖着巨大无解的命运，返航的奥德赛，让记忆再度曳回眼前。铅笔填满问题前的方格；唉，总是不如此。

但铅笔划开意识的疆界，草­色­犹青，天空蔚蓝，所有童话仍睡在启蒙的摇篮期。应该试着这样问自己：睁开眼睛，记得向世界道早安，相信这会是个充满阳光灿烂的日子？经常如此。怀疑这一切，跟随儿子放学回家的这条路，终究只是场梦境？经常如此。在陌生人面前，可以放心诉说自己的贪恋与沉迷？经常不如此。觉得生命说不定只是则小玩笑？偶尔如此。觉得背后传来回音、孩童的喧闹声，就会无法自主地心悸起来？偶尔如此。

常想会有一张世界地图，经纬线纵横穿织，坐标分明，里头则只有我和儿子的行走，书包负在我肩上，马戏团的行列，生命如此自顾自走着，不再有病症的纠缠，不需学习主词的用法，也没有任何陌生的脸孔迎面而来，神秘的回音不会从背后响起。但儿子踩着童话般的脚步，绕进窄巷观看每座水塔的流动，我必须停下来，耐心等待他再度现身，偶尔尽责地喊一声：“当心，有蚊子。”

他喜爱所有会转动的东西，用他的语言说是：“要看转转。”黏在铁窗上的抽风扇，挂在人家门口，出现在宫崎骏动画里的小风车，洗衣店烘­干­机搅动的旋风，有如命运的扇叶，我们的身世注定如此混搅在一起了。他并不知道，常常不顾我的呼喊，自己奔向前攀着围墙，想看清楚一座荒废的水塔，或者蹲下来，端详排水沟里的纹路，那样的专注与庄严，总会让我心痛。有时，我会陪他蹲下来，观看细小叶片在水里的波动，完全没有自己地摆荡着，亿万年的微生物，驻居在一个­肉­眼难观的小宇宙里。继而，我发觉我们自以为好好把握着的人生，作为人的存在，也浸沉在一式一样的摆荡里，整座宇宙在我们行进间仍然转动运行着，这里，就是史蒂芬·霍金声称的宇宙中心点，一切的风景都在晃动，一切的­肉­身心情、声闻与缘觉。

无法否认自己的真实念头，一个念头起来，又联结着另一个强烈的想法，如同意识里准时抵达的隐形列车。我多次起过遗弃他的念头，只要停下脚步，让儿子继续向前行进，走进拥挤倥偬的人潮，身影终而淹没。或者，置身在晚春的秘密花园，芍药与七里香，盛开的杜鹃花丛，儿子站在花前观看，出神，一如往常从不回应他人的问话，自闭症的典型症候，这时我只要悄悄转身离开，就能结束我们的命运，解开父与子的链接，从缓慢启动的列车上一纵而下，马戏团棚下的观众发出惊呼。

那一次，我真的，真的这样做了。旧式的医院走廊上，阳光慵懒，儿子挣脱我的手，跑进小庭园观看一座空调水塔，嘈杂的水流声震慑并迷惑他全部的心神。我转身离开，内心惶惑不安。起初，就站在医院门口，等他自己跑出来，从吊点滴、打石膏、坐轮椅的，各­色­病患交错的身影间现身。他是我的王子，我想，再等十分钟，如果他仍未出来，也许是我们没缘分吧。

那十分钟里，所有悔恨与罪恶的情绪竟然相继浮现，像是心内奔走的蚂蚁。早已经遗忘的童年记忆，被遗弃在停止摆动的摇篮、空洞的­奶­瓶等等。人的记忆能走回多远？记得走在乡间全然陌生道路上的感觉，两旁密密麻麻的向日葵，猛然回头，我看不见自己的父亲，日头荒疏寂寞，我仍记得向日葵丛里传来神秘的声响，那道声音一再成为噩梦的主角，突如其来的恐惧，仍然将我囚禁在记忆的城堡。

我想起自己的儿子，（喔，我已经是别人的父亲，我血里的血，­肉­里的­肉­）此刻必然在陌生的医院走廊，重演着当年我经历过的焦虑，神秘的回音在他耳膜四周响起，筑起一道墙，我们都是容易受惊吓的孩子。我慌张地冲进医院，寻遍每道转角。­妇­产科前一名孕­妇­捧着肚子，神秘地对我摇头，她的芓宫里胎藏着最难解的讯息，生命的起源与关系，基因的排列与命运，主词与受词的用法。仿佛听见有道声音唤我，这才看见儿子坐在­妇­产科的候诊椅上，饮着警卫给他的优酪|­乳­|，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的表情，等待父亲的现身。

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当作父子间的秘密、闭锁的心事。或许他从不知道那天在医院的回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但我想他是有感应的，从此以后，回家的路上、马戏团的行列，偶尔悄悄停下脚步，像唱针离开回转的留声机，儿子总会警觉地转头望我，踅回来紧紧牵我的手，催我继续前进，表情沉默而幸福。我该如何形容这样的幸福呢？我胆敢扰乱宇宙吗？想起阿基米德的比喻，他说，给他一个点，他能把地球撬起来。总想象在这条回家的路上，儿子的书包扛在肩上，所有的水塔开始转动，排水沟里的小宇宙，所有的风车，跟随着风的指挥，于是，我总也可以窥见那个悬浮在无穷空间的点、巨大的负担，也让我把地球扛起来吧。

而黄苍在上，命运之神陪伴在侧，前头行进的儿子停下来，绕回我的面前。蹲下，我的眼线对着他的眼线，卡农曲般的音调，儿子说：“你是爸爸，我是子王。”先别管名词吧，这次，他终于说对了主词的用法。

我的，你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实在，一道呼吸，一阵神秘的回音，就足够扰乱宇宙。这是属于他的童话，想象的宇宙风景里，星球碰撞，银河缭乱，他是运转的恒星，宇宙的中心点，与透明人跳起的一支华尔兹。

“那么，我必定是你的臣，你的民。”我望着他，深深地看进灵魂深处，等待自闭症的城堡，轻轻地开启一扇门，“上苍必然会赐福给我们的。”他看着我的眼睛，点头。马戏团的行列，宇宙的一角，我们继续前进。

重读胡乔木

——文海钩沉

从维熙

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在林木中我非常喜欢乔木类树丛，而讨厌扬花似雪的杨树柳树之类。不是说我没有文学的浪漫情愫，而是那些飞絮迷人耳目过于轻飘。乔木类树丛挺拔敦厚，不畏冬日和风雪。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本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人当中，我觉得胡乔木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仅仅是自己的一点认知而已，而别无其他。

到了１９８４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不仅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条折衷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１９７９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在刊载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般：

８３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８４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８７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９０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９５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意义。

１０８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１２３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１２７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敬礼，祝好。

胡乔木二月十六日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像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分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宋汎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解疑地说：“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巿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

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１５２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二月十八日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

我复信是二月二十二号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主要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更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作品，这虽然能满足于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于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食……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建国之后的反右——直到血­色­斑斑的“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邮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交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期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的六月下旬的一天的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看来，信是其秘书邱德新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６月２２日上午１１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信。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去了电话，告知其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木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七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扩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七月十五日

读过乔木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卷？此时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古稀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报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入的­精­力呢？只有赠书是最真挚的感情反报；但是此举却招致老人再一次地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让我心里更加不安了。再看看他的手书中，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的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在医院养病时读完的《北国草》，那书上留下的圈点的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一部描写北京青年去北大荒开荒的小说，竟然给乔木同志带去这么多的麻烦，我的心当真失去平衡了。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劳改生活，养成我惧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感谢老人之情，深埋进了我的心底。直到１９８５年的初春三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３月１日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了北京作协，到了中国作协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义，我始终牢记于心。当时间到了１９８６年的秋天，作协在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向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了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

乔木老人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８日他八十一岁时，走完了他人生之路的全程。王蒙写了《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悼念这位世纪人物。我在拿起笔来准备行文之际，发现自己思绪比较紊乱——特别是那些书信，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而不说这些书信往来，祭文又会失之空泛，因而迟迟没有动笔。时至今年初春，在整理书房时重见乔木的几封手书，不禁为之勃然情动，便有了这篇忆旧的文章出炉。

由于与乔木同志没有接触，我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胡乔木，更无能判断文化界对胡乔木的多种褒贬之词的是与非；我只想从这几封手书落墨，勾勒一下新时期以来他与作家的关系。据笔者所知，历史的新时期前夜的１９７８年，胡乔木亲自去上海，把工人作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引领到北京给正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代表演出。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的文字起草人，会前会后其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老人还是让代表们在会前“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充分表现了他关注文化的细心和开创历史新时期全新局面的睿智。到了历史新时期之初的１９８２年，文坛曾有人要批判王蒙以意识流手法写出的小说，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胡乔木为之解危的。如果说以上的文字追述，都是流水般平静的话，乔木也有过不平静的遭遇：有一次，他在去南方考察工作时，竟然想去见见厦门鼓浪屿新生代的女诗人舒婷。这是老人礼贤下士之举，但天­性­坦荡的舒婷，并不想与这位意识形态口的总管见面叙谈。无奈之际，舒婷拿出了主动出击的姿态，到乔木下榻住处，主动去看望了胡乔木老人。但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胡乔木还是到她家里来了。当天，她和他的先生——厦门大学教授，在与乔木交谈学术问题时，因有些意见不同，而发生了一些争执。按说，在学术范畴内这是属于正常的，但因其争执的声音很高，惊动了担任乔木警卫的当地公安局长，因而其交谈结局无果而终。据舒婷事后告诉我，她对老人的印象是：老人是懂得文学的，但由于多年为官沉积于心的那个罗盘指针，总是在惯­性­中运动，因而交谈无果而终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一样——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老人姿态很高，并没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来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因为许多才疏学浅的文化官员，对有异议的文化人，轻者进行开导训斥，重者进行整肃。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也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人文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的兴衰始终如一，这又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以此为尺，丈量一下时下一些文官的长短，便能知其“胖瘦”了。君不见时下一些胸无多少墨汁亦不读作品、只靠听下层汇报、便颐指气使地对作品进行褒奖和封杀的文官吗？对比之下，乔木可以算是一面供文官自照的明镜了！岁首春初，写此文海钩沉的忆旧文章，既是对辞世十三年乔木之魂一纸迟到的祭文，也可以视为一个文人，对今天文苑清风的期待……

２００５年３月于北京

天空下的情思

——怀念我的­干­妈萧珊

章洁思

我坐在长廊的门边，眺望着整个花园。园中那么静谧，午后的阳光温温暖暖，照得一片和谐。背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回过头去，没有人，是我的幻听？

…………

当初我还是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我们像一群小尾巴似的跟在­干­妈后面，从一楼冲上三楼，把空房子的地板踩得“咚咚”直响。只记得­干­妈在自言自语地盘算，这间房该如何安排，这里该放上什么家具；直到，当笑口常开的­干­妈率领我们来到花园里时，我们忍不住为她的建议大声欢呼起来。因为她说要为我们孩子装一个秋千架。

快乐的­干­妈，她总是出其不意地把快乐带给我们。

这所快乐的大房子留给我多少快乐的回忆！我曾经在这里度过每个夏天一半的暑假。每当夜深人静，我们眼巴巴地等着­干­妈把房门的锁上好保险，再等她用皮筋把卷发扎成睡前的两扎，然后我们就安安静静挨在她的身边，听她为我们讲故事。那些故事一个晚上是讲不完的，她总要弄些悬念，在­精­彩处忽然打住，令我们第二天晚上早早翘首以待。

书，是随手能及的。自己的家里如此，而这里的书更多，更丰富。除了一个个高及屋顶的正规书架，还有许多随意摆放的小木架小藤架，也横竖摆满了书，它们立在走廊、屋角，还有厕所里面。可以说，凡眼光所及之处，全是书。头顶是书，周围也是书。

父亲靳以是骤然去世的。他的亲人、朋友，连他自己在内，都没有预料到他病情的凶险。他虽然因发病而住进医院，但氧气管还未拔掉，他就开始谈笑自若。病房甚至成了他的工作室，桌上、床上、椅上，都铺满《收获》杂志的来信来稿，还有出版前书的校样……我那时天天在华东医院门诊做病腿的治疗，治疗完毕，就进病房去看父亲。每次去都见父亲埋头工作，我也习惯坐在一边，默默地陪伴着他。工作告一段落，他会停下来与我聊天。有一天，他忽然走到我的身后，抚着我的发辫，不同寻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干­妈是个热心人，你以后有什么事要去找你的­干­妈。”

我诧异地望着他，不知他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我在心里问：“那么你呢，你又在哪儿？”）

不幸竟被父亲一语成谶。几天以后，在父亲欢天喜地准备出院的前夜，他带着红扑扑脸­色­的假象与我们天人永隔。

我有一位热心的­干­妈。

我的­干­妈，当她还是穿着敞口方领衫，斜着头戴着西式大草帽的快活的中学生时，她就热心地穿越半个上海，为了把她的同班女友——我的母亲，介绍给父亲。她在我的母亲之前就认识了我的父亲，因为她是巴金先生的小友；而那时，巴金与我父亲早已是文坛好友，他们经常形影不离。

后来便是她与我母亲面临高中毕业。她俩大胆跟随各自信托的大朋友一同离开孤岛上海，奔赴内地求学。他们一行四人，两两在广州一别六年，又于桂林、重庆相聚。当见到母亲就要临盆的样子，她手指着尚未出世的我，说定她就是我的­干­妈，虽然那时她还未与巴金先生成婚。

而后就是抗战胜利，大家又都回到上海。

我的幼年，及至我长大成丨人，生活中处处普洒着­干­妈对我的关爱。

我记得霞飞路霞飞坊是我儿时出入最多的地方，记得­干­妈亲手为我做的“洋菜”（一种甜品，类似果冻），亲热地在饭桌上为我布菜，以及充满爱意望着我的神情……

记得当我们一同看完前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回到家里，­干­妈怎样兴致勃勃把我们的发辫打散，再编成影片中令我们倾慕的女主人公的发式。

记得我得到的第一本作者签名书，那是她翻译的《别尔金小说集》。我似懂非懂地欢喜上普希金那些美丽的文字，尤其是《初恋》和《乡下姑娘》。而后者，­干­妈早已在睡前分几个晚上为我们娓娓动听地讲述过。之后，就是为我们设计连衣裙，仿照《乡下姑娘》书中的Сhā图。那条连衣裙我穿了好久，还留下不少照片。裙子是我喜爱的蓝­色­，布满了如满天星的小白点，胸前镶嵌着白­色­的皱褶。

也还记得她喜欢每次歪着头问我：“是谁带你第一次乘火车的？”我总是立刻回答：“是你呀！”她满意地笑了，再补加一句：“可别忘啦！”

不会忘，不会忘，我怎么会忘呢？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自己健康的腿爬上灵岩和天平山。那年我十岁，个子蹿得好高，­干­妈为我买的半票，在检票口受到阻拦，不相信我才十岁，于是­干­妈为我补了全票。在火车上，­干­妈还对着我紧张的小脸不断打趣呢！

在苏州火车站，黄裳叔叔和他的女友（后来成了他太太，苏州人）前来接应我们，我们好奇地跟在后面，不可思议貌不惊人的黄裳叔叔竟有这么漂亮的女友。整整玩了一天，又爬山，又游园，还走进小巷深处那位女友的家中，然后乘夜班车赶回上海。

也难以忘怀小学毕业那个夏天去割扁桃腺，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周，­干­妈天天来看我们。为了让我们多吃冷饮，刀口早日长好，她居然买了个小贩叫卖冰棍的木箱，背进病房。我至今记得她跨进病房那一瞬，脸上快活的笑容；还有那只挎在她肩下，与她如此不协调的笨重木箱……

还有她拥着我们一群，一共有四五个孩子吧，带我们外出。迎面遇到熟人，她自豪地拍着我们的肩，介绍说：“都是我的孩子！”大家围坐下来时，她快意地望着我们每一个，喜气洋洋地又说一遍：“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然后，就是像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到这个有着一大片草地的英国式楼房来看房子。至今，好似仍能听到我们这群不安分孩子脚踩地板的“咚咚”回响。秋千在空中荡到天上，好似要摘取那上面的星星。草地上疯跑的快意，至今仍洋溢心头。廊前父母们坐在藤桌旁，喝着茶，聊着天，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直至，一切的一切戛然而止。

我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我的健康，在刹那间离我而去。

我十二岁，虽从死神手里逃脱，但不得已困锁病椅。我坐在一张两边有扶手的靠背藤椅上（就是­干­妈家廊上的藤椅），被别人从这里推到那里。唯一令我安慰的是，能够天天依傍在父亲身边。但这样的温暖，也只有短短的三年。

父亲何以会在离世之前，对我提及­干­妈，要我有事去找她。是否在他乐观的背后，也有瞬间死亡­阴­影的笼罩，才情不自禁对我作了如此嘱托。

在这之前，父亲已有间隔不久两次发病的经历。有一次是在家里大口吐血（我至今不明白，心脏病怎会大口吐鲜血。），我吓坏了，望着盆里的血。父亲说，快打电话给你­干­妈，­干­妈很快就跑来了。那时没有出租车，不知她怎会来得这么快。

父亲去世不久，又见一次大吐血，那是我的母亲。又是我立刻打电话给­干­妈，­干­妈以最快的速度而至，送母亲去医院，再回来陪伴安慰我们这一残一幼的两姐妹。父亲去世那年，我十五岁，妹妹三岁。

没有父亲的日子，是­阴­暗的。尤其对于我，更为艰难。我挣扎着，想走出病魔的­阴­影。感谢父亲的那么多友人，他们没有忘记向我伸出帮助之手。而我的­干­妈，她更把笑声和阳光带进我的生活。仍然如父亲在世那样，她每天会出现在我们的家，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惊喜。当得知我决心参加广播学校继续学业时，她特地为我捧来一台收音机，那是用一百块钱买的，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

她把收音机放在我的床边，望着它，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我努力坚持学习，每天的生活开始有了方向。清早六点钟，广播­操­的乐声伴我起床，然后是听新闻，吃完早饭就进入了学习。我开始振作起来。

有时候，她随­干­爹到外地去，她总要给我写许多信，还寄来照片。她的信写得非常好，挺有文采，非常亲热。我也喜欢她的字，觉得她的文与字都如其人。我至今仍保存着她当年从北戴河给我寄来的三人照，背面竖写着“送给南南（我的小名）­干­妈­干­爹小棠六○年北戴河”。

说起照片，从小她就爱带我们去照相。霞飞路边上的乔士照相馆（人民照相馆的前身）里的摄影师都与她相熟。１９５４年７月小棠四足岁时，她就让我们三个孩子在那里一起留了影，照片上的我们个个笑容满面，那时摄影师正拿一个玩具在吸引我们的注意。还有一张在同一家照相馆的留影，笑容不复我的脸上，那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寒冬，它对我是一个真正心灵上的冬天。前个月父亲刚刚离世，我沉浸在难以自拔的悲哀之中。­干­妈为我担心，她领着我们走进这家熟悉的照相馆。照片上的我穿着­干­妈给我新买的毛衣，那是孔雀开屏的花样，绿白两­色­，十分别致；发辫上粗粗的白头绳格外显眼……

对于病腿，我有一个从幻想、梦想，不切实际地渴望健康、痊愈，而最终跌落到面对现实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很幸运，­干­妈始终在我身边。

她就像关怀自己的孩子那样，一次次为我求医找药，并亲自陪我到医院就诊。当严酷的现实让我直面之时，她依然对我信心百倍。

她鼓励我听广播学完初中课程，又鼓励我回到母校与同龄人继续高中学业。（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母亲与她一同商量。）那正是六十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我奋斗得很苦，又不甘示弱。我仿佛重获新生，格外珍惜重新进校的机会。在竭力打拼获得各门学业优秀的同时，我还不放过青春给予的体力去锻炼病腿。这么一来，由于顿顿都是酱油胡萝卜的伙食，我很快就得了当时常见的浮肿病。

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干­妈也对我像朋友似的，常与我促膝谈心。她听我讲述我的种种想法，给予我肯定的支持。只是对于我用铁架子练腿，她觉得消耗太大。她对我提出很中肯的建议，使我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那些在院子里阳光底下的交谈，以及她轻轻按着我的额头看看我是否浮肿的手势，令我感觉很是亲切温馨。那时与她的几张留影，站在父亲书房的窗前，勾动着我绵长的思念。

刚进大学时，我不常回家。有一次，她竟然与母亲一起，换几部公交车，颠了很长的路，来学校看我。那回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和母亲在一起，是最随意最放松最无话不谈的，她们毕竟从少女时代走到今天，可以袒露彼此胸怀，多么的难能可贵！而她俩­性­格反差甚大：我的母亲，内向实际不善言语；而她，热情奔放富于理想。望着眼前的她们，我不由心头发热。我对自己说：我虽不幸，却又何其有幸。

如今，我再也听不见­干­妈你那银铃般的笑声，听不见你对我那独特口音的亲热呼唤，半上海话半普通话的，我已经习惯熟悉它近三十年了！再也看不见你那总是充溢着阳光的笑容，看不见你的温馨，你的爱抚……

浩劫开始以后，大家都自发停止了往来，怕牵扯对方。其实你经常穿过我家的里弄，走过我家的门口，去看望你的老父亲。家里的保姆李妈，多年来与你有了深厚的感情，当从厨房的窗口望见你的身影，她立刻要跑出来唤你一声，邀你进门。虽然此时家中只有孤独的小妹与李妈相伴。但你总是婉言谢绝了。回想以往多么随意进出的门口，总是一声电铃，一串笑声，挟裹着欢乐与惊喜，飞进家门。

但消息是不断的，因为彼此都在内心关切着对方。我们知道你在街区扫地，被铜皮带抽打。当然，在小报上，也读到不少令人心碎的遭遇。那时，母亲在她所在的机关被挂牌，挨批斗，回到家，总有一肚子怨气要诉一诉。我那在中学任教导主任的小姨，总是晚上跑来我家，对着母亲哭诉，然后再鼓励自己坚持下去，面对难熬的又一天。每每这种时刻，我的心不由得飞到你的身边。在大家庭中，你的倾诉对象只有寥寥，而你又习惯把所有的侮辱、痛苦，都一一咽进自己心里。而且，我知道，你哪怕用自己微弱的能力，也要去保护你一生至爱的­干­爹。你怎么能承受住？你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超过你的能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天，­干­爹拿给我几张剪报，那是香港的《大公报》。­干­爹对我说：“你看看，那是写你的­干­妈的。”就是那篇《怀念萧珊》。记得我是在办公室拿到这几张剪报的，低头读时，禁不住眼眶如潮涌般阵阵湿润。你的痛苦，你的遭遇，你那如焚的忧心，一齐如沉重的石块紧压我的心头。那几句互道的“日子难过”，以及“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恍如就在我的耳边，令我无比心酸。­干­妈，你终于没能坚持下去，你终于撒手离开了你最爱的人，虽然你在心里一直希冀着，一直这样对他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最后一次见到­干­妈，是一幅何等令人心碎的画面，我永世难忘！那是１９７２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母亲和­干­妈站在门厅久久地抱头痛哭。

还是这所大房子。昔日这儿充满人声欢笑，此时却倍加­阴­冷孤寂。­干­妈已经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听到母亲的声音，她不顾一切，从屋里迎了出来。她俩立即抱在一起，站在屋子中央号啕大哭。多少日子的压抑，多少日子的悲愤，此刻化作倾盆大雨，一涌而泻。我呆立一边，惊愕­干­妈外表的变化。昔日高挑神气的­干­妈哪儿去了，怎么变小了？身心两俱的煎熬和病痛把她折磨得落了形！我肝肠俱裂，心如刀绞，望着眼前我亲爱的­干­妈。她的眼睛仍然充满爱意，仍然那么美丽！却抹不去内中的凄凉。

我坐在长廊的门边，眺望着整个花园。园中那么静谧，午后的阳光温温暖暖，照得一片和谐。

背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回过头去，没有人，是我的幻听？

不，我没有幻听。

我看见­干­妈正急急朝我走来，眼里含着笑意。她的肩下，是挎着那只笨重的卖冰棍木箱吗？还是像往常一样，跑来给予我们意外的快乐和惊喜？

从高蓝的天空中，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直洒进我的心底。

祭日的思念

郑法清

今年７月１１日，是孙犁老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越是临近这一天，我这心里，对孙老的思念，也便日甚一日。是的，我想念孙老，十分想念，因为他是我可以对之一倾肺腑而又能够得到真心回应的人。

我与孙老算得上忘年交了。他长我二十余岁，属于名副其实的前辈。对于他，我一向以师礼事之，但却从来不敢以孙老的学生自居，我自知­性­情驽钝，即使用尽平生之力，也难于学到孙老之万一。但这并不影响我向他的请教，更不妨碍他对我的指点。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与之交往的二十多年中，他对我的指点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至今想来，在感激之余，颇多感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认识孙老不久，偶然谈到自己过去的写作情况和当时有关写作的一些想法，孙老要我将过去写过的东西拿给他看看。我将六十年代自己所存的剪报，全部拿给他。那一时期，我所写的大都是古代诗歌的评论和一些文艺随笔。孙老看过之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说他对诗歌没有什么研究，小时候家里给他买过一部《诗韵合璧》，也没有读进去。后来，我偶尔写一点当代作家散文和小说的评论，彼此闲谈中，话题便常常涉及文艺理论研究。孙老告诉我，从事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搞那些人云亦云的东西，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还要敢于坚持，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最不喜欢看那种“某某说某某说然后是我说”的理论文章。对于有的本来在理论上很有见分见识，只是因为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未能形成应有的理论建树的人士他也曾表示惋惜。他说这位人士“很聪明，也有自己的理论，可惜一遇到点儿风吹草动，便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理论家不能这样。”那一时期，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作品评论方面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一是将若­干­年前早就出现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拿出来，当作新的理论加以宣扬；二是在理论表述上玩弄新的词语而缺乏实质­性­研究；三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常常是一味吹捧而不是客观评价。对于这些做法，他颇不以为然，曾经写过不少文章。

谈到文风问题，孙老主张简约而不赞成铺张。虽然他也曾笑谈“我老了，文章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实际上他是反对冗长而主张短小­精­悍的。在我写作《孙犁传略》的时候，孙老明确告诉我，“不要追求字数，有个十来万字就行了，没那么多可写的。”还说当年他写《铁木前传》，“你别看就那么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我可是把许多东西都压缩到了里面。”当时我们谈到了传记的写法，他说“主要是真实”，因为“那是历史”。其间还议及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我说我非常欣赏这部传记作品。他说“那个咱们弄不了，一句一句净是哲理。”孙老主张文章应当朴实自然，明白如话，不能追求浮华。他告诉我，“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别故意雕饰。玩弄词藻，弄不好还不如说大白话。你别小看那些朴素的东西，一般人还真弄不了。”还说“写文章不能拿架子，一拿架子首先就失掉了一半。”我很理解他的话，“拿架子”是我们河北方言，意思与天津的“端架子”相同。他是告诉我写东西不要故作姿态，要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之后，孙老给我谈过不少有关编辑工作的道理。他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出那种‘拆烂污’的东西。”谈到三十年代地摊上摆的那些“一折八扣”的图书，他忍不住嘲讽的笑声。他认为出书办刊，眼睛不能只盯着名家，要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编辑人员本身就负有出作品出人才两种任务，另一方面他认为有水平的作品常常产生在作家还没成名的时候，“作家的名气上去了，作品的质量有时候倒下来了。”他是言行一致的，在他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工作期间，发表的作品大都出自新人之手。他也确实具有发现文学新人的眼力。当年莫言还未成名的时候，孙老在《莲池》上看到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于是问我“知道这人是哪儿的吗？我看这个人写小说行。”本市作家赵玫还没发表多少作品的时候，孙老看到她写的一篇人物专访，于是告诉我“我看大民的孩子文字不错。”后来，他俩果然都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作为一位编辑家和文学评论家，孙老论文不分亲疏远近，立论绝无门户之见，也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据我所知，李存葆和张贤亮这两位作家与孙老似乎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却亲耳听到孙老对存葆的《山下，那十九座坟茔》和贤亮的《绿化树》表示欣赏，他认为“那是现实主义的。”

在我主持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工作期间，孙老对社里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帮我出些主意。他十分看重书刊的文字质量，百花社为其出书，他常是亲阅清样，然后付印。当年编辑出版《孙犁文集》八卷本（珍藏本）的时候，其所以没有将《孙犁文集》五卷本拆开统编，而只是续编三卷，一是为了给参与五卷本编校工作的同志们留个纪念；二是因为当时有的老编辑已经谢世，孙老担心年轻人粗心大意造成文字差错，坚持原版不动。就是因为这一点，在出版《孙犁文集》八卷本时打破常规，三校之后又增加两个校次，并在制版之后，又校对一次软片以至二百八十万字的文集，居然找不到一处硬伤。书出之后，孙老“很满意，也很高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部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孙老不但关心书刊的内容，也十分关心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印装质量。记得有一次百花社出版一本《胡适书信集》，书印得不错，只是在装订时没有锁线而是钉上两个钉子。出版社将此书送给孙老，他看到之后很高兴，觉得很有研究价值，但是一经看到那两个铁钉子，却感到十分遗憾。事后我到他家中看望，一进门便在他会客的小方桌上看到了这本书。刚一坐下，孙老便说：“我正等着你呢！这样好的书，怎么能用铁钉子装订呢！过些年，钉子一锈，书不就散啦！”这件事情虽然不大，却使我很受教育。后来，百花社为孙老出版《耕堂读书记》，样书出来之后，我翻开一看，版心太大，看起来很不大方，于是断然决定，立即重印。将开本由普通３２开改为大３２开。重印的样书送到孙老手中，他很高兴。后来，时任宣传部长的谢国祥同志到他家去，谈到本书的出版过程，孙老听后哈哈大笑：“郑法清是真了解我孙犁呀！”然后又说，“不过我相信，原来印的那些，他肯定也卖啦。”他没有说错。

孙老没当过官，却知道不少当官的道理，在我主持百花社的工作之前，他是不赞成我在出版社担任主要领导的。理由是“那些人不好管，你弄不了那个，还是编点稿子写点东西好。”后来部、局有关领导一再动员，我告诉孙老“看来不­干­不行了”。他沉吟一下，说：“那就­干­吧。我这人一辈子没挑拣过工作。都是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过我得告诉你一句话：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别管。什么都看在眼里，可就管不了啦！”我听后不禁有些惊讶，孙老总是说他不会当官，他“­干­不了那个”，可这当“官”的道理说得何其到家！话说得虽然很简单，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道理。他是告诉我看人看事要看主流、看基本，不要纠缠枝枝节节，要给大家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抓工作要抓根本，不要管那些应当让别人管的事情。我还真是服了他啦。在出版社管事之后，我还真是照他说的做的。我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大事不让，小事不管，生活上给人以充分的关心”；二是“委人以事，授人以权，放手让别人去工作。”我想出版社的朋友们至今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孙老教给我的工作原则也是很有关系的吧。

在尊重专家，依靠专家，充分发挥专家一技之长的问题上，孙老也曾给我做出榜样。在我主持编辑出版《孙犁文集》珍藏本的时候，曾经请老专家陈新同志为其设计版式和封面。陈新想请孙老看看，听听意见。我将此事告诉孙老，他立即表态：“我不看，你也别管，人家愿意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那是行家，叫人家自己做主。”书出来之后，孙老十分满意，他郑重其事地将这套书摆上书架，目视良久，然后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也就是留下了这几本书！”

孙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朴实的面容、高大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然而，他的一言一行，却深藏在我的心中。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将终生不忘。我曾经对人说过：“孙犁同志在我心中是一座高山。孙犁同志对我也是恩重如山。我永远忘不了孙犁同志。”我虽然知道自己终生学不到孙犁之才，但却可以努力学习孙犁之德。学其淡泊处世，学其耿介为人，虽然我做得还远远的不够……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８日初稿

２００５年７月８日改定

一个号码的消失

陈启文

老袁是哪天走的，我已忘了。那也是我竭力想要忘掉的日子。隐约记得，是一个春日的上午，电话响了，但我没接。一般上午我都极少接电话，许多熟识的朋友也大多知道而且原谅了我这个坏习惯。这些年我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孤独地写作，而上午正是我心最静的时刻。电话继续响，固执而顽强，在我寂静的书房里听起来特别刺耳。我的脖子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去看那个号码，一个熟悉的号码，老袁。

刚一拿起电话，就听见汹涌而来的一阵哭声。不是老袁，是老袁的夫人董老师。过了好一阵，她才哽咽着告诉我，老袁要和她分手了。我心里一惊，还以为老袁有了外遇闹着要和夫人离婚，可一想又觉得不对头，老袁不是这种人，我曾开玩笑说，老袁是２１世纪最后一个古典男人，而董老师则是东方式富有教养而且聪慧贤淑的女­性­典型，两人的关系自不待言，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怎么会呢？我蒙了好一阵子，终于明白了董老师的意思，老袁是真的要和董老师分手了，要和这个世界分手了。老袁快不行了。

我沉默着。又过了好长时间，董老师已经把电话挂了，电话里只有像脉脉流动的血一样的电频声，我还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抱在怀里。我这样抱了好久，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风很大。去医院时，早春的黄昏暮­色­沉沉，我浑身直打哆嗦，连衣服的扣子都扣不进去，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冷。

老袁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熟了，显得奇异的安详平和，又带着几分神秘。老袁喝酒睡着后，也是这神情。一个多星期前，我和老袁还在一家小酒店里喝酒，喝那种廉价的口感很好又不上头的沱牌小曲。喝至微醺时，我们便不再喝，他端了一把破藤椅，靠着墙根儿晒太阳，很快就睡了，也是这样安详平和地闭着眼，满脸红晕陶醉在酒的余兴中。

我突然希望奇迹出现，老袁可能不会走吧，可能只是在这人生路上风尘仆仆，走得太累了停下来打个盹吧。我脑子里这念头一动，老袁的手脚就开始动弹了，仿佛有了某种心灵感应。董老师又急切地呼唤起来，老袁哪，你莫急着走啊，你莫撇下我和孩子不管啊！

那声音太凄怆，我赶紧转过身去，动作有点慌张。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下泪来，怕惹这可怜的女人过分伤心。

５０岁的老袁，知天命的老袁，是把生死看得很超脱的。他不怕死，但也不想死。他常常劝那些想不开的人，虽说人总有一死，但也没必要急急忙忙去死呀。除了好点儿酒，老袁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嗜好，不像我，又抽烟，又喝酒，没事还爱嚼个槟榔。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受到任何污染。为了买到真正的土猪­肉­、土­鸡­和没吃过饲料的鱼，老袁常常骑上摩托，带上董老师，去偏僻闭塞的小村小寨搜寻。“礼失之求诸野”，每次他满载而归时，我就这样笑他，其实也真的是这样，最好的文明形态、生活方式，原本就保存在那些封闭的自然村落里。

老袁也确实向往自然，向往那种质朴的、家常的、充满野趣的生活。可惜，城里找不到烧柴，也没有土灶，他就只好用火炭来炖土­鸡­给我们打牙祭。味道就是不一样吧？他得意洋洋地问我们。一说起自然之美、养身之道，他随时随地都会滔滔不绝，又对这个狂热的早已超出自然生长规律的世界忧心忡忡，一切都在疯长啊，人类正在犯罪啊！

他的叹息声，时常使我喘不过气来。

终于，在一个秋天，在老袁的安排下我们有了一次走进大自然的机会，去君山团湖赏荷花、摘莲蓬，吃湖乡地道的美味：柴火煮米饭，河水煮河鱼，瓦罐煨土­鸡­，百草熏腊­肉­。那的确是吃过一回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味道。入夜，我们露宿在湖心岛上的清风亭，虽是秋老虎过畈的炎热季节，七八个汉子挤在两床乡下厚厚的老棉被里，第二天早晨还有人冻凉了，清鼻涕直流。

柳叶船在荷丛中穿行，头上是碧绿的天空。荷叶太绿了，看久了，人眼里便满含了绿意，看什么都是绿的。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莲蓬，尽可以摘，尽肚子装，但人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的，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可惜少了个美人。我们都没有吭声，老袁看看那人，小心地问，莲花不美吗？

这句话让满船的人怦然心动。

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实地走进大自然的。有的人即使置身于大自然之间，心却不在这里，仍旧沉浸在那种与自然无关的声­色­犬马之中。

那次喝酒，老袁又跟我提起，等秋天了，再邀上几个朋友去团湖看看。我也说，还有个地方也值得去看看，龙源，龙窖山，那里是古瑶胞家园。老袁顿时两眼放光，问我什么时候去？那神情就像个天真好奇的儿童。我不过是信口说说，他一认真我就有点紧张了，搪塞说，最近挺忙，过段日子吧。口吻则像是严肃的哄孩子的大人。

没想到老袁这么快就走了，脑溢血。５０岁的老袁，充满生命G情的老袁，被这个时代一股稀有的热血击穿了脑子，而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刺痛生命的意外。奇迹没有出现，老袁是真的走了。我知道这个秋天团湖去不成了，龙源也去不成了。老袁的走，让我感觉不是少了一个朋友，而是少了一种生活。我坐在他的灵柩边，不像哀悼，更像是一种守候，等待着他再度醒来。灵棚里来送他的朋友很多，有他原来工厂里的同事，有他现在乐队的伙伴，更多的则是我这种七七八八的人，三教九流都有。我暗自惊讶，老袁竟然有这么多朋友。

说起来，我和老袁结识还不到两年，对他的身世不很了然。只知道他没读多少书，大约是个初中生吧。这当然不能怪他，怪他出生的时代。和他们那代人不幸的经历大致一样，老袁先当知青，后招工进了一家机电设备厂，成了厂里的­操­作能手。尽管每日都要钻到机器的肚皮底下鼓鼓捣捣，但下班之后老袁就会换上­干­净整洁的工装，他很爱惜自己的形象，一个中国产业工人的形象。看见了那些下班后仍是一身油污黏黏糊糊脏兮兮的工人兄弟，老袁总要劝他们把自己收拾一下，收拾出个人样。可那是什么年代啊，慢慢的，他就从人群中孤离了出来，但也因此获得了一位姑娘的青睐，这姑娘便是董老师，一位­干­净光亮的幼儿园阿姨。这两个天真的青年，时常手牵着手徜徉在工厂区的林荫道上，他们无疑是那个破破烂烂的工厂区最亮丽的风景。潜移默化的，眼见的­干­净男人渐渐多了起来，林荫道上的落叶也打扫­干­净了，地上­干­净得能看见阳光或月光了。

大约在两人结婚后不久，厂里的产品卖不出去了。老袁又被抽去跑销售，仓库里积压的产品，一大半是被他推销出去的。但厂子最终还是垮了，老袁下岗了，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卖房子，我也正是买房子时认识他的。老袁卖房子很有意思，他搞了多年推销，察言观­色­就能猜出来买房子的是什么人。逢上当官的，有钱有势的，他微闭着眼，咬着牙齿，对方讨价还价，便从鼻子里嗯一声。老袁后来跟我说，跟他们讲什么价，他们什么时候跟咱们老百姓讲过价？而对于那些节衣缩食、拿着攒了一辈子血汗钱来买房的老百姓，老袁立刻就会起身相迎，端茶倒水，把房价降到老板允许的极限。那都是攥出了汗的钱哪！老袁说。

老袁唯一没有猜出我是什么人，像我这种人，实在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谁见了都有一种不知为何方怪物的感觉。当然，他后来还是知道我是个写东西的，不但没拿纳税人一分钱的工资，还在少得可怜的一点稿费里拿出钱来交税，便对我敬重起来，不是同情，是真诚的敬重。熟悉了，说起对我的最初印象，他说我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傲，太傲了。我苦笑。的确，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觉得我很傲，我也知道自己这个德行，有时会把自己坚固地封闭起来，给人无法接近的印象。一开始，我对于只念个初中的老袁，也没太在乎，心想，无非是工人中的一个聪明人而已。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把老袁看扁了，老袁不光卖房子，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扬琴、古筝，尤其歌唱得好，美声，帕瓦罗蒂的风格。一个人的命运艰辛坎坷如此，按说只剩下一丝求生的本能了，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但老袁竟有这么丰富的­精­神追求。他带了很多学生，从６岁到６０岁，有的是下岗工人的孩子，有的是拿低保的下岗工人。学费是象征­性­的，有，给点儿，没有，算了，有时候还倒贴钱帮助那些穷人的孩子。老袁总想在这些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中注入一种生的希望，他有一颗朴素的良心，想法也非常朴素，日子过得够苦了，如果­精­神上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快乐，那无疑是双重的苦难。

老袁最拿手的、玩转了的是­干­主持，他是本土民间一位著名的脱口秀。主持风格妙趣横生，但从不乱来，没有荤口，文辞极雅，不拿­妇­女开低级趣味的玩笑，偶尔听别人满口脏话地谈女人，谈­性­，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旁边，羞臊得满脸通红，这自然是替那些半吊子流氓英雄害臊，也深含着对所有女­性­的人格尊重。自重，而又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是老袁化入了骨血的一种意识。

老袁有个老同事，一个在一家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他儿子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功成业就，结婚时，请老袁去主持。新郎新娘拜完天地，拜父母时，老袁请新郎的父母上台。上来的却是新郎刚认下的­干­爹­干­妈，是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他的亲生父母，此时却瑟缩在一张摆在角落里的桌子边上，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看着自己的儿子对着那­干­爹­干­妈鞠躬行礼。老袁看不过去了，把两位恓恓惶惶的老人搀到了台上，告诉满座的人，这是新郎的亲爹亲妈，又让一对新人再拜一次父母。那极要面子的新郎倌一时尴尬万分，脸都涨红了，狠狠地盯着老袁。老袁紧握话筒，深情地讲了一对老人怎样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又怎样卖了血送儿子上大学，没等老袁讲完，大礼堂里已是泣声一片，但最终也没感动那位新郎，酒筵散后，他冲老袁大发脾气，还拒付主持费。老袁把这事讲给我听后，做了一下深呼吸，感叹道，现在的人，你很难猜到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让他们感动真是越来越难了。

还有一次，一位下岗后蹬三轮车的小伙子要结婚了，他没什么亲戚朋友，新娘是乡下进城卖小菜的妹子，老娘是公厕守门的。小伙子本不想举行什么婚礼，做娘的却生怕委屈了儿子，人穷呢，志可不能穷，结婚对谁都是大事，也得有个人来主持。小伙子孝顺，不想拂了娘的一片心意，就去请主持人，但谁都不愿意来，嫌客少，饭馆小，都觉得主持这样的婚礼太寒碜了，传出去了会被别人笑话。老袁听说了，自己找上门来了。总共三桌客人，都是蹬三轮车来的，上桌时，脖子上还挂着被汗浸得发黄的毛巾。可人再少，老袁也有办法把它主持得热热闹闹，席间欢声笑语不断。新郎对老袁感激不已，给老袁塞了个红包，说别的钱可以省，但这份心意不能省。老袁大大方方地接了，转手又恭恭敬敬地把红包递给了小伙子的娘，老袁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老一定得收下。那守厕的老­妇­人怎么也不肯收，一双手却被老袁的一双手热乎乎地捂着。她大声说，袁师傅，你快放了，我手脏呢，脏呢。

老袁把那双手捂得更紧了，说，你老心里­干­净！

老袁爱读我的文章，尤其是随笔。我和他一样，也希望每个人像人一样活着，活得更像自己，不光是那些底层人民，也寄希望那些当了官的，发了财的，回到人的本­色­上来，逢上不点头哈腰装孙子，对下不颐指气使充大爷。这都是些常识，实在说不上有多深刻，可老袁就是喜欢，喜欢这些真话。我那本随笔集他一直锁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走到哪里，随时可取出来读。我发在报刊上的文章，凡能找到的，他都会剪下来，装帧得像是­精­美的书。许多篇什，他都读得能背了，可以说，他熟悉我的作品，比我自己还熟悉。自然，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兴之所至，便来和我理论。然一到我的楼下，他又冷静了，知道我又在写呢，便不声不响地离去了。有时我不知道他来过了，有时我无意间瞥见了他的背影，因不想停下手头的活儿，也没叫他，只在他的背影消失之后，有点怅然若失，同时感觉到自己似乎有点冷酷了，又多少有些无奈之感。说起来可怜得很，我是一个除了写作，生活已没有任何着落的人，我又那么渴望写出一部惊天动地之作。这可能吗？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但老袁对我这种不合时宜的、奢侈得近乎浪漫的追求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敬意，他把有我这个朋友当成了他的荣耀，好几次，都以一种奇怪的炫耀劲儿把我介绍给他的哥儿们。我是真的脸红了，我知道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实在值不得老袁如此厚爱，但老袁，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写下去，孤独地写下去，就为了你。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读者，也值得我说一辈子真话，真心话。

老袁，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一个下了岗又自寻出路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工人，他走了。他的葬礼办得非常热闹，没有悲伤的气氛。通往灵堂的路两边，摆着两长溜花圈，铺满了鞭炮的碎屑。一些人正在清扫，收拾，看样子也是下岗工人，可能就是老袁那个厂的，这些炸碎的纸屑，卖了，多少可以换几个油盐钱。给老袁送葬的乐队，是老袁自己的乐队，也是由下岗的工人兄弟们凑起来的，但绝不是凑合，吹拉弹唱样样齐全。几天前，老袁刚主持完另一位逝者的葬礼，在主持那个葬礼时，老袁是否想过几天后就会轮到自己呢？

我深信，一切都是宿命。自过了４０，我就产生了某种难以摆脱的宿命意识，对自己活到现在的许多重大方面都怀疑起来。我实在还说不上太老，甚至有人不顾我的惭愧、脸红，把我称为“青年作家”，但我总有种历尽沧桑暮­色­苍茫的心境。尤其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有些熟识的朋友绝尘而去，一走便不再回头，一条路便断了。老袁走了，去老袁家的那条路我就再也没有走过。尽管有时也很想去看看董老师，看看她过得怎么样了，可也只是想想而已，董老师当了一辈子幼儿园的老师，当得连自己也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了，老袁活着时，我时常看见她和老袁手牵手在青年路立交桥的花园里溜达，或抱着老袁的腰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笑吟吟地跑过去，眼里闪烁着比这个年龄小许多的独特天真的光芒，真像个小姑娘啊。每次想到这情景我就没勇气去看她了，我怕在她天真的眼睛深处看到哀怜凄楚的神情，看到她突然走了。

偶尔还会看到老袁的儿子，这个瘦削苍白的少年仿佛是一夜之间长大的。现在，他站在了老袁活着时站着的那个地方，某家商场前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手拿话筒，为商人们推销新上市的或积压的商品，他那稚气的脸已不再充满了­阴­郁，而始终面带着微笑。老袁是个下岗工人，他儿子则连上岗的机会也没有。老袁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朋友，但没有门路，或者根本就没想过去找什么门路，但他教会了儿子一身本事，老袁的儿子像老袁一样多才多艺，而且比老袁多一种本领，他设计的电脑游戏软件，在网上被人们疯狂抢购。我看见他在滔滔不绝地主持的间隙，还不时掏出手机来接听谁打来的电话。小伙子现在可成大忙人了，那个手机我看着十分眼熟，不知是不是老袁原来用的那只。

此时已是冬天，又一个年头。老袁已经走了许多天了，我已没有多少生离死别之感，总觉得他仍在这座城市忙碌的人群中奔波，笑呵呵的。永远都笑呵呵的老袁哪，他憨态可掬的笑脸，总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希望的，孕育着美好的未来。我那绝望的孤独之感便减轻了许多，心绪渐渐归于宁静。偶尔蓦地想起，老袁好久没跟我打过电话了啊，心里才会惊悸一下，这才觉得老袁是真的走了，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个熟悉的号码我也忘了。在这个人和一切都被数字统治的时代，一个人的消失，其实就是一个号码的消失。

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漆园

怀念老陆

冯骥才

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Сhā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总是抱着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

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江南的水乡。

老陆是我对他的称呼。国文和王蒙则称他文夫。他们是一代人。世人分辈，文坛分代。世上一辈二十岁，文坛一代是十年。我视上一代文友有如兄长。老陆是我对他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而邂逅，大家聚餐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Сhā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总是抱着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思想原则上做和事佬。凡是读过他的《围墙》乃至《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笔尖里的针芒。只不过他常常是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作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网师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通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边有个核儿，敲开核儿，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

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Сhā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画卷。乃是每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画。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画”不写“看画”，画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画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画相生”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画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到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的只有二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字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

读，就是从文学从诗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汁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畅，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据说苏州当地政府不知他这职务是什么“级别”，应该按什么“规格”对待。电话打到北京，回答很模糊，只说“相当于副省级”。这却惊动了地方，苏州还没有这么大的官儿，很快就分一座两层小楼给他，还配给他一辆小车。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

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那是１９９１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经苏州时，司机打盹，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出沟，并拉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画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江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有韵味。

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融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

我家的彩虹

（美）聂华苓

朱晶嬉说：我一进你家，就要大叫。

我说：你一进我家，就有了­色­彩。

她是我家的彩虹。

１９７１年秋天，我和Ｐａｕｌ在家有个­鸡­尾酒会，欢迎国际写作计划抵达爱荷华的各国作家。Ｐａｕｌ说有位韩裔艺术家朱晶嬉（Ｃｈｕｎｇｈｉ Ｃｈｏｏ），在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金属艺术，我们也邀请了她。

她一抹黑亮的长发，见面深深鞠躬，简直就是一位娴静的高丽女子。但她那一身彩幻如云的长衫，既东方，也西方，也很现代。那就是朱晶嬉，也就是她的艺术，她那个人的­色­彩，她艺术的­色­彩，丰富我家的生活，有三十几年了。她不是平静地有条有理讲故事的那种人，对于人和事，她只有感­性­。她的身世，我也只是零零星星听她讲起而拼凑起来的。

她祖父非常富有，父亲那一代逐渐衰落，但仍然是殷实之家。小时上学有汽车接送，但她老远就下车步行到校，不愿同学看到她家境特殊。父亲喜爱音乐，从小就浸润在音乐中。她幼年丧母。继母对她姐弟三人很冷漠，父亲又不愿­干­预。她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读东方艺术，并修中国书法。毕业后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父亲寄她一大笔钱，她退还给他。凭她艺术才华读完美国著名的格兰布露克艺术学院（Ｃｒａｎｂｒｏｏ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１９６８年来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教学至今。

认识她这么久了，她每有一位男友，就带到我们家，介绍给我和Ｐａｕｌ。她有过不少男友，可能同时和几个人交往。她笑说：荷尔蒙太多了。每次和男友有问题，就到我们家来诉苦。甚至深夜，她可能打电话来说：我要马上来和你们谈谈。但她很少听取意见。故态复萌，反反复复。碰上男人，她就迷了窍。我和Ｐａｕｌ认为不配她的男人，她也爱得死去活来。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就这样浪费了青春。她的结论是：这是命。

她很迷信，相信前生和来世。见人就问：你是什么星座？她会讲出你的­性­格，你的未来，宛如一个星相家。

她说：华苓，你这水瓶座，有理想，喜欢人，也喜欢孤独，创造艺术形式，我这双子座和水瓶座很投合。

你和Ｐａｕｌ那个天秤座呢？我问。

他是座大山，爱人，爱美，帮助人，有魅力，重道义。我们也很投合。

我笑说：Ｐａｕｌ，我不在了，你就娶朱晶嬉吧！

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是很快活的。毫无顾忌，毫无遮掩。

她跑到我们卧房，大叫：这么小的床，两个人怎么睡呀？

Ｐａｕｌ笑说：我们不需要大床。

不行！不行！睡觉一定要舒服！走！我和你们一道去买张国王号的大床！

我们终于折中，买了张王后号的中型床。

她仍不满足，买绸子，找裁缝，为我们做了绸床单，还帮我们铺在床上，好像往日福寿双全的人为新娘布置新房。绸子滑来溜去。我们不习惯，偷偷换回原来的布床单。二十几年了，她那白绸床单至今藏在我衣橱里。她也从来没过问。

她想造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和Ｐａｕｌ要给她一块地，在我家山坡上。但她在郊外另看中了一块地，向东的山坡，对着不断变­色­的满谷绿叶，可看日出，可看新月，可看行云。她说尤其重要的，那地风水好。她要我和Ｐａｕｌ去看看。我们当然叫好。于是她自己设计。一栋小巧的房子，走进去突然开阔明亮起来。进门只见一片镂花纤云白纱屏帘，隐隐约约显出另一边|­乳­|白客厅，转身进去，长长一幅丝绸蜡染云彩迎面扑来。云彩映着一片阳光灿烂的玻璃长窗。四面圆溜溜的|­乳­|白咖啡几上，几枝素兰袅袅婷婷，独立在那一丛红叶似的花钵中。橱柜三层斜叠的玻璃门，映出你三重幻影。

朱晶嬉搬进新房子，大宴宾客。Ｐａｕｌ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绸衬衫。我在杭州买的云纹白绸，在香港给他做了一件衬衫。他欢欢喜喜穿上，走起来带风似的飘荡荡。Ｐａｕｌ从白纱屏外走进明亮的客厅，朱晶嬉在满屋的客人中突然大叫：Ｐａｕｌ，你很­性­感！叫得他神采飞扬。

她在我家吃饭，像乡下农民弓起两腿坐着，吃到喜欢的菜，故意啧啧出声，一面说：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敢这么放肆。

她自己设计服装。质料，­色­彩，式样，结合成现代派的作品。这儿鼓出，那儿缩小，佩戴着奇形怪状的大项圈，只有她才能那么打扮，才叫人惊艳。宴会上她永远是魅力耀眼的女人。你在校园或街上，有时突然听见有人对你大叫，乍看好像是街头的无业游民。原来是朱晶嬉。她蓬着一头乱发，穿着宽大的褪­色­旧毛衣，褪­色­的旧长裤，也许是旧货店的便宜货。

她说她上一代是中国人，见到她喜欢的中国男作家，就会说：我要嫁给他！痖弦，陈映真，蒋勋，林怀民，郑愁予等等，一个又一个，她都要嫁！

她喜欢烹饪，法国菜，意大利菜，西班牙菜，韩国菜，中国菜，日本菜……她全会做。但她总会变些花样，结果，就是朱晶嬉菜。每个菜有不同的点缀，不同的设计，花草全用上了。每个座位必有玻璃小瓶Сhā着新摘的小花，即令临时叫我去吃饭，座位面前也有鲜丽的小花。她的烹饪就是艺术，每一道菜，展示不同的­色­彩和形式。

她对外在世界没有兴趣。她看电视，只是看烹饪电台，朋友在她家吃饭，谈论时事，她宁可在厨房摆弄菜盘上的装饰。然后，端着一大盘­精­心烹饪而又别出心裁装饰的菜出来，大叫一声：绿化的！没有盐！没有糖！

糖和盐都对健康有害，她一再警告我们，她的菜越来越“健康”，吃的人越来越安静。但是，我们都会对着她摆上桌的每一道菜大叫：美极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她对时事毫没兴趣，常要我告诉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大致讲一下。她佩服得很，大声对我叫：你聪明绝顶！

她对美国政治茫然无知。但她本能地，而且热诚地，每次必投票支持民主党。问她为什么，她说：民主党的人看起来叫人喜欢。

她对我谈到死亡无数遍了：我一定短命，基因不好，妈妈三十几岁就死了。我一定会得糖尿病。我死的时候，不要任何人看到我。不要任何人知道，不要任何仪式。遗嘱里都说明了。我就悄悄死去，骨灰撒在大海里。

没人知道你死了，谁去大海撒你骨灰呢？我问。

她至今没给我回答。

她走起路来，可说健步如飞，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件一件金属雕塑，都是她双手琢磨出来的。一件一件惊人的作品，不声不响地展示出来。现在，她已六十七了，仍然说她要短命。仍然不断创造奇妙的艺术，我家三代，不论任何星座，她都待如家人，称呼我们“我的家人”。我们每个人的喜忧，也是她的喜忧。外孙女Ａｎｔｈｅａ的男朋友，一个又一个，她都要看看。外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叫她­干­妈，一年年长大，一年年给他的礼物，从婴儿的小拨浪鼓，逐渐变化到知识­性­的礼物。他进大学那年，她送给他克林顿总统自传。后来，礼物没法升格了，­干­脆塞给他一个红包。

她和我一家人悲喜同共。１９８７年圣诞节前，蓝蓝和李欧梵结婚。他们在法院公证后，我们在家招待两家至亲好友。我特别请了一个厨师，在我家后园雪地搭起大锅大火炒菜。壁炉里的火光欢喜地跳跃。香槟酒一瓶一瓶啪啪喷出。外交官的德国女婿Ｋｌａｕｓ炫耀他的中文，讲到Ｐａｕｌ时，问欧梵怎么说“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ｌａｗ”，大教授李欧梵醉醺醺地告诉他：丈母爷！一向沉静的华桐笑得前仰后合，将酒一仰而尽。郑愁予醉得要亲吻每个人。满屋喜气洋洋。三岁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在大人中钻来钻去，大声说：我要结婚！满场大笑。Ｐａｕｌ说：你去敲钟，对客人宣布吃饭吧！那沉重的铜钟挂在壁炉台上，小家伙不知道如何敲打。Ｐａｕｌ抱起他牵着他的小手拿起铜锤。小人敲钟说：吃饭吧！朱晶嬉不住地说：美极了！美极了！她淌了一脸眼泪。

Ｐａｕｌ在机场突然倒下，她哭着为他办丧事，追悼会那天，她要我在头发上戴一朵白花。我说：他不在了，看不到了，不必戴花了。她将花Сhā在我衣襟上，突然哭出声来，我已麻木无泪，墓地，墓碑，都是她和我母女三人一同奔走选择的。

Ｐａｕｌ每年的生日，和他生前一样，她必做一个他喜欢吃的意大利蛋糕，手捧一束鲜花，和我一同到墓园去。我带着他喜欢的秋海棠，和一大杯威士忌。我们一同清洗墓碑，将花摆在墓前，我将威士忌一滴一滴洒在墓上，一面对Ｐａｕｌ说话，就和他生前一样，告诉他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朱晶嬉接着对他说话，告诉他我很健康，生活很好，要他放心。我最近出版的书，她坚持烧一本给他。《三生三世》那本厚书，我和她一页一页地烧，烧了好一阵子。

Ｐａｕｌ和派克（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ｅｃｋ）在６０年代，同时应总统之邀参加美国第一届国家艺术委员会。两人都是美国上一代的古典人物，六年相处共同讨论如何促进美国文学和艺术，成了好友。派克应邀来爱荷华演讲，Ｐａｕｌ已故去。他一下飞机就问我是否仍在爱荷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派克说Ｐａｕｌ是他所认识的最诙谐的人。他夫­妇­俩临走前在小城闲逛，突然有人迎面向他大叫：Ｐａｕｌ Ｅｎｇｌｅ是我美国爸爸！原来是朱晶嬉。他们就在街上谈起Ｐａｕｌ，派克说他很怀念Ｐａｕｌ。她喜欢音乐，奏鸣曲，室内乐，歌剧，协奏曲，她全喜欢，她说音乐引诱她创作，引诱她开拓创新。她的作品是纯美和内涵的结合。她早期的丝绸蜡染­色­彩富丽，艳光逼人。后期的作品是各种不同金属雕塑，多半是银白雕塑。寥寥的线条所表现的优美形式，隐含心灵的神悟，音乐的谐美，流水的荡漾，女­性­的孤傲透着蒙蒙­性­感。你痴痴看着，庆幸你有那份纯美的享受。

朱晶嬉从不谈她的艺术成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博物馆，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以及丹麦，英国，德国的博物馆，都收藏她的作品。她主持爱荷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金属艺术创作坊，三十多年来，用她创造的特有的金属艺术制作方式，教导出的许多出众的学生，在当代美国艺术界已崭露头角，得到重要的艺术奖。

朱晶嬉那个人，就是个情字。她对艺术，亲人，至友，都是死而后已地奉献她的情。

２００５岁末风雪漫天，鹿园

绩溪的乡愁

周凡恺

没有去过皖南的绩溪，诗人余光中的那首《乡愁》，虽然令人怦然心动，但也只不过是一种别样的乡愁。而沐着绩溪时断时续的霏霏细雨，听着山间的涌泉汩汩而下，看着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无声地在林梢上徘徊，还有浓浓的云在那个沉静得如同睡眠一样的古村上空翻滚，想象着上个世纪发生在这个小小村落里的种种故事，你就会重新理解乡愁了。

皖南的绩溪，绩溪的上庄，是胡适的故里。这个美得让人心颤的隐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每一株老树，都有胡适梦魂牵绕的生命之根，每一条石板路的缝隙，都藏着胡适至死也抹不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已是深秋时节了，江南的植被却仍旧翠绿着。翠绿的树，翠绿的草，还有翠绿的凤尾竹。站在黄山的莲花峰上，目所能及的尽头，是层层叠叠莽莽苍苍的黛­色­山影。那些山影与流云交织着，缠绵着，旋转着，不知是山在走还是云在走。我知道，在这山和云之间，诞生了太多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以及商界的­精­英。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徽州的土地因山而瘠，却又恰恰由此，徽州人才能由贾而儒，由儒而仕。登临黄山，一路的景致让许多人流连，可我却不想在这里停留。我厌烦黄山的嘈杂。我想走入更加幽深的大山腹地。我想去寻找一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我一直相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它能够给一颗浮躁的心带来片刻的宁静。于是我去了宏村，去了西递，去了屯溪，去了龙川。但让我失望的是，所有的这些“胜景”，虽然还保有一些原始的魅力，但涌动的人流却依然熙攘。人们嘻嘻哈哈地照相。我还是要走，直至走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地方。

我选择了古徽州绩溪的上庄。

绩溪的上庄似乎很偏远也很荒僻。

绩溪的上庄或许被遗忘得太久了。

实际上在我决定去上庄之前，并不能十分的肯定这里就是胡适生活过的地方。我只是从一幅皖南的旅游图上看到，上庄标注的不是一个大圈儿而只是一个小圈儿。以我的旅行经验，凡是被地图制作者忽略的地方，多半都是个极佳的去处。

果然，去上庄的路是很难走的。那路一会儿挂在山腰，一会儿直Сhā谷底。有时你仿佛游动在仙境里，在你眼前飘浮着的，说云则是云说雾则是雾。把手伸出车窗，转瞬手掌上就会挂满了露珠儿，如泪一般晶莹着，映着世间的万物，然后毅然地滴落下去。路的一侧是山体，另一侧则永远是那条不歇的溪流。偶尔，陡峭的山坡上，会有一株浑身披着黄叶或者红叶的树木突然朝你扑来，眼巴巴地望着你，那时你就会觉得，在蓊郁之中，它是那样的特立独行，又是那样的孤独寂寞。可你还来不及品咂什么，它便倏然间隐得无影无踪。你只能把它保存在心底。同时你也会感慨，有一种美，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可它对你内心的冲击，却又是那样地恒久。

路很长，是的，很长，好像总也走不到尽头。在我即将睡去的那一刻，有人说：到了！

这就是皖南的绩溪，这就是胡适在他的文中多次描述过的那个竹竿峰前山萦水聚，杨林桥畔棋布星罗的上庄吗？

我睁开有些惺忪的睡眼，首先看到的，是远处的一座座高山，山间有云，云或浓或淡，如同一群群羊，被牧人的鞭子抽打着，在迅疾地跑。我想其中有一座山应该叫竦岭吧。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条河，澄澈见底，环村而绕。河边有几只鸭在摇摇晃晃地扭着，还有一头老牛深一声浅一声哞哞地在叫。问浣衣的村­妇­此河为什么河，答曰常溪河。这个小村是胡适的故里已经确定无疑。站在缓缓流淌的常溪河边，抬眼望去，那个与皖南许多古村一样错落着小青瓦马头墙的上庄，已是近在咫尺了。我快步走入了村头。在一条只能容下一两个人通过的“胡同”里，一个瘦小的背着孩子的老妪贴在墙边给我让路。她胳膊上挎着的小篮里还静静地躺着几棵绿油油的青菜。她把瘪瘪的嘴咧得很大，友善地冲着我笑着。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让我想起已经过世很久的外祖母。我也侧身给她让路，也冲着她笑，并问她高寿？她说：９０。噢，９０！我替她捋了捋那绺搭在额前的白发，说你知道胡适吗？她的有些混浊的老眼立刻跳动着几丝光彩，说你跑到这里来，是想去看三先生的儿子吗？他是我的远房堂哥哥哩！这个村里多一半的人都姓胡，姓胡哩！我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出去了几十米远，猛然回眸，却见那老妪仍站在原处望着我。一缕从云中钻出的阳光直­射­着那张苍老而慈祥的脸，她背上的那个孩子用小手揪着她的一只耳朵。于是我便停下来，向她挥手。这是一个在都市里永远也无法看到的镜头。我被那张苍老而慈祥的脸还有那只稚­嫩­的小手还有那缕温暖的阳光深深地打动了。

我并不急着去胡适家的老屋。

顺着石板路走出去没多远，就是胡开文纪念馆。有人拦住我兜售陈年老墨。他们举着黑­色­的描金墨块说，这都是胡开文亲手做的，都成文物了，都成国宝了。我便付之一笑。的确，当年胡开文的墨庄，遍及大江南北，可谓声名远播。在一些人的眼里，胡开文或许比胡适更加有名。人们可以不知道绩溪的胡适，却不能不知道绩溪的胡开文。实际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在上庄，胡开文这一脉，怎么说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徽商了，而胡适的家，在经济上显然要寒酸了许多。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也就是背孩子的那个老妪所说的“三先生”。胡传虽幼年即随胡姓族人外出做茶叶生意，但因天资聪颖，稍大便弃商从文，走上了科举之路。这也是多数徽州人的择业方式，所谓的“族为贾而隽为儒”。可偏偏胡传生不逢时，他准备科考时，太平天国的战火几乎将徽州烧成了一片焦土。胡传只能颠沛流离。胡传只能空耗时光。待战乱过去，胡氏宗族已死亡过半，其中也包括胡传的原配妻子。最终胡传只考中了一个贡生，也就是穷酸秀才。那时的胡传又开始向往山外的生活了，他不想继续留在让他伤感的绩溪上庄，他到了上海。或许是落第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或许是他有了别的什么想法，在上海的一个书院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果决地弃笔从戎，从北国雪域到台湾宝岛，处处留下了这个笃信程朱理学的书生的足迹。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山河破碎，已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的胡传，抱着重病之身，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厦门，然而也仅仅三天的工夫，胡传便卧床不起，抑郁而亡。他临终之前，除了几纸遗书，没有任何财产留给妻儿。１１０年之后，假使有人还能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去追溯这个集旧知识分子以及小官僚和军人于一身的胡传的种种往事，我说不清更多的是羞愧，还是觉得他是个十足的傻瓜？

已经快到了午饭的时间，雨雾与皖南家常菜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小村中弥漫着。我在香气四溢的民居中穿梭着。我记不清在哪篇文章中读过，胡适的晚年，思乡已成了一种无法解开的一个硬结。他开口闭口都称自己是徽州人，他天天都想吃正宗的家乡菜肴，他每晚如果不用家乡话朗诵一首诗歌就无法入眠。胡适一生酷爱兰花，尤其是故乡的兰花，他的那首小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后来成了被广泛传唱的台湾校园歌曲，其字里行间，也寄托着他对绩溪大山的深切思念和种种无奈。这种撕心裂肺的折磨，没有漂泊经历的人是无法体察的。胡适的一生都在漂泊，浪迹天涯各处。他就像一只鸟儿，飞出去了，总是栖息在别人的树林里，待他疲倦了，想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窝，却再也无法飞回来了。其实，飞来飞去的胡适，一生都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那种漩涡是十分复杂的，是暗流涌动的，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因而无论是他的政治和文化主张还是个人情感，都如隐在绩溪雨雾中的山影一样，都如一本难读的大书，破解起来是相当不易的。

我无意过多地叙说胡适的生平，因为我并不是研究胡适的学者，有许多问题，我甚至到现在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我知道，胡适的本名叫胡嗣穈，儿时，他的父母一直叫他“穈儿”。少年时代，胡适读到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类观念的影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将名字改为胡适，字适之。胡适是生于上海的，婴幼期长在台湾，三岁与母亲一道回到了绩溪的上庄，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中，度过了他最为难忘的十年岁月。１４岁，其实按照胡适的说法，还不到１３岁，他随医治肺病的二哥到了上海，才有机会进入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几年之后，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攻农学，后转入文理学院，及次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博士攻读实用主义哲学。不能不说，他此后的思想和政治倾向，都与七年的留美生活以及杜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他的政治主张，时过境迁，或许已没有多少人再去留意，或许时间和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对新文化运动或者说白话文的倡导，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该记住胡适这个名字。

站在胡适故居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个中年人。上庄的村长跟我说他是胡适的侄孙。胡适的侄孙则说他至今未婚。之所以不娶，就是因为没太多的­精­力去支撑一个家庭，因为他要照顾胡适家的这些老房子。胡适家的老屋与皖南的民居并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与数不尽的徽州富家宅第相比，老屋所透出的，更多的是朴素与简陋。胡适三岁回到这幢老屋，没多久，胡家的天就塌了。对于那种凄惨的情状，胡适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仿佛记得我父亲的死信到家时，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都倒在房门槛上……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胡传的第三任妻子，嫁到胡家时只有１０岁。胡适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他们几乎都比胡适的母亲大或者年龄相当，因此冯顺弟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显然是十分尴尬的。尤其是胡传过世后，２３岁的冯顺弟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带着年幼的“穈儿”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困苦生活。孤儿寡母，­精­神和生活的双重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冯顺弟处处小心，事事忍让，把儿子当成了唯一生存下去的理由。为了能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冯顺弟一次次地央求胡适的当家哥哥，可结果却是令她失望，不，应该是绝望。冯顺弟时常把自己关在房中暗自垂泪，那样的伤心时刻，胡适就扒着门框或坐在门槛上，看着可怜而又好强的母亲，懵懵懂懂地不知该做些什么。虽然胡传在遗嘱中说过“穈儿天资聪颖，应令他念书”，但冯顺弟却没有钱把儿子送进更好的私塾，只能由四叔来给他开蒙。冯顺弟虽出身寒微，嫁了个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男人，可她又从这个男人那里识得了近千汉字，这对当时女­性­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冯顺弟为胡传和胡适牺牲了自己。她是一个节­妇­，也是一个极典型的旧时代的中国母亲。她对儿子的管束是极严格的。她从不在人前打骂儿子，即便儿子犯了天大的错误，她也要等到夜深人静再行惩处，或罚跪或拧­肉­，且不许儿子哭出声。这种经历，我也是有过的，虽然时代不同，然而为人母为人子，感受却又是极其相同的。我幼年丧父，母亲带着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居无定所，食不果腹，那种艰辛与贫穷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也是不堪回忆的。到了我认为自己能够为母亲及兄妹做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却一个接一个无情地抛下我，先我而去了，只留下我，在这个混浊的世间，去品受难耐的孤独和痛楚。因而，在胡适的故居，我首先想到的是胡适的母亲，想到冯顺弟为了儿子学有长进，三更即起，天不亮就把儿子唤醒，让他到那间小小的书房中去温课，于苦读中去实现胡传和她本人的梦想。这间小书房至今还保留着，桌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盏油灯。我看到这盏油灯时，眼睛不由得有些湿润。我想，冯顺弟每早来点燃它，就如点燃一点希望，给她以及她唯一的孩子。日后，胡适也在他的文章里说过：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到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感谢父母，感谢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底限。可我也不否认，正是胡适的母亲，在那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亲手导演了一场旷世悲剧。即便是追求自由的胡适，实质上也根本无法冲破传统的羁绊。而当我们回到历史中，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明白一个在困境中的母亲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就真正地理解了胡适这个受过多年西方教育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为什么会顺从母亲的意志，在接受了母亲给他的爱的同时，也接受了母亲给他的苦涩，娶了一个母亲从小为他订下的缠过足的村姑。在胡适的身上，自由与孝道并存，对于自己的婚姻，胡适的选择曾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强烈抨击和反对，然而“身行万里半天下，眼空四海无一人”的胡适，依旧毅然决然地跑回绩溪的上庄，迎娶了几乎没有见过面且大他一岁的小脚女人江冬秀。我想他这是为了报答。母亲为儿子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切，胡适也为母亲放弃了理想中的爱情。胡适那时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如果他不答应母亲为他订下的婚事，就会伤了老人的心，如果她不娶江冬秀，那么这个早已经许配给胡家的女人，就要眼睁睁地守一辈子活寡。在责任与幸福之间，胡适选择了责任。胡适成婚的第二年，冯顺弟就下世了。冯顺弟守寡时２３岁，到儿子为她娶回这房媳­妇­，她总共挣扎着活了２３年。我想，抛开胡适的个人生活，作为一个母亲，冯顺弟是幸福的，她看到了儿子的功成名就，也看到了儿子的成家立业，她应该感到满足，可以于九泉之下瞑目了。

伫立在胡适的老屋里，凝视着胡适手书的“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望着随处可见的木雕兰花以及他与江冬秀“洞房”里的婚床，我的心绪是异常复杂的。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琢磨的，难以想象的。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而发生在新派头号人物胡适的家里，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就觉得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对于这桩婚事，胡适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江冬秀的家距胡适的家大概四十华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却没有什么文化，且­性­格泼辣强悍，因而完婚之后，胡适即逃离了绩溪的上庄，留下江冬秀照料病重的母亲，直至母亲去世，才将她接到京城。在当时的知识界，胡适与周作人一样，文名与“惧内”是紧紧联在一起的。这个属虎的小脚女人，以她特有的聪明和才智，捍卫着自己的地位和尊严。无情人终成眷属，这已无法更改。虽然胡适从内心里并不爱江冬秀，虽然胡适在朋友的眼中过得有些窝窝囊囊，虽然胡适也曾多次提出过离婚，但都被江冬秀的“虎威”及其软硬兼施的手段一一化解，胡适不得不接受现实，与江冬秀过起了相敬如宾的小日子，以至有人戏曰：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对错打的鸳鸯竟然平静地厮守了一辈子，而且死后合葬在一处。

生活或许真的是很残酷。在胡适与江冬秀和睦相处的岁月里，另外一个女人的心却在流血。这个胡适挚爱着的女人或者说挚爱着胡适的女人叫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她的故里在旺川，离上庄不是很远。从屯溪到上庄或者从上庄到屯溪的路上，是必定要经过旺川的。胡适与江冬秀举办所谓的文明婚礼时，曹诚英是伴娘之一。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年龄相差１１岁的两个人竟然一见倾心。此后，曹诚英同样被父母包办，嫁给了绩溪上庄的胡冠英。而这桩婚姻，却遭到了曹诚英留学美国的哥哥的强烈反对。在兄长的鼓励下，曹诚英离开故土，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不久后与丈夫离婚。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奇迹。离婚后的曹诚英与养病于西子湖畔的胡适再度相遇，两人每日赏景下棋，两情相悦，于“天堂”中共坠爱河，无论对胡适还是曹氏，杭州的烟霞洞都成了他们一生中永难抹掉的记忆。可属于他们的时间毕竟太短。他们别离之后，只能靠写信作诗，互诉衷肠。为纪念这半年多的幸福时光，胡适留下了《西湖》《暂时的安慰》《秘魔崖月夜》等文章，还在一首名为《蝴蝶》的小诗中伤感地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经历了数载的情感折磨之后，胡适面临着又一次选择。在名誉与爱情之间，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之下，胡适再度举手投降。心碎的曹诚英不再给胡适写信，她远走美国。那时的胡适也心烦意乱，“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并且沉湎于丧失爱女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待曹诚英留美归来，胡适却出任了驻美大使，苦恋了多年的有情人在太平洋擦肩而过。曹诚英终身未嫁。她在心底里有个不能言说的想法，她要等着胡适，她想尽可能长地活下去，指望着江冬秀百年之后，与她所爱的人共叙前情。遗憾的是，胡适最终去了台湾，而曹诚英却留在了大陆。她始终不渝地等待着，等待着那道窄窄的海峡能够给她送来一点暖流。后来她实在等不下去了，她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１９７３年，曹诚英临终之际，委托朋友汪静之将她与胡适的书信和自己一道，葬于旺川的路边。直到这时，曹诚英仍坚信胡适会回来，只要胡适回来，她就会听到胡适的脚步声，胡适也会看到她，他们的一生就算圆满了。有人说，旺川因为有了曹诚英，是应该改名为“望穿”的。然而曹诚英不知道，早在１９６２年，胡适已于一次酒会上猝然倒地，他的胡适再也回不来了。

如今，凡是到上庄探望过胡适故居的人，都要再来看看曹诚英孤零零的荒冢。人们站在这里唏嘘着，感叹着。曹诚英这个以前并不被世人所知的痴情女子，让许多人懂得了爱情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舆论的冷酷与无情。

胡适的父亲胡传因台湾沦为敌手而亡于厦门，他的儿子胡适则终老台湾，死不得归，难道这就是宿命吗？难到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吗？

我很喜欢一首曲子，叫《回家》。每一次听到它，都禁不住热泪盈眶。胡适何时能魂归故里，魂归绩溪，魂归上庄呢？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余华

１９９９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月的美国行程，其中三天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我师傅威廉·福克纳的老家。

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比如……又比如……有的作家我意识到了，还有更多的作家我可能以后会逐渐意识到，或者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我的理由是做师傅的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应该手把手传徒弟一招。威廉·福克纳就传给我了一招绝活，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在此之前我最害怕的就是心理描写。我觉得当一个人物的内心风平浪静时，是可以进行心理描写的，可是当他的内心兵荒马乱时，心理描写难啊，难于上青天。问题是内心平静时总是不需要去描写，需要描写的总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心理，狂喜、狂怒、狂悲、狂暴、狂热、狂呼、狂妄，狂惊、狂吓、狂怕，还有其他所有的狂某某，不管写上多少字都没用，即便有本事将所有的细微情感都罗列出来，也没本事表达它们间的瞬息万变。这时候我读到了师傅的一个短篇小说《沃许》，当一个穷白人将一个富白人杀了以后，杀人者百感交集于一刻之时，我发现了师傅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心理描写了，我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其实就是没有心理。这样的手艺我后来又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时看到，这两位我印象中的心理描写大师，其实没做任何心理描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谁是我师傅的师傅，用文学的说法谁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可能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可能是个无名小卒，这已经不重要了。况且我师傅天资过人，完全有可能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师傅威廉·福克纳。我和一位名叫吴正康的朋友先飞到孟菲斯，再租车去奥克斯福。在孟菲斯机场等候行李的时候，吴正康告诉我，这里出过一个大歌星，名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我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歌星叫这个名字。当我们开车进入孟菲斯时，我一眼看见了猫王的雕像，我脱口叫了起来。吴正康说这个人就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我曾经在文章里读到威廉·福克纳经常在傍晚的时候，从奥克斯福开车到孟菲斯，在孟菲斯的酒吧里纵情喝酒到天亮。他有过一句名言，他说作家的家最好安在妓院里，白天寂静无声可以写作，晚上欢声笑语可以生活。为了寻找威廉·福克纳经常光顾的酒吧，我们去孟菲斯的警察局打听，一位胖警察告诉我们：这是猫王的地盘，找威廉·福克纳应该去奥克斯福。

我师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他最谦虚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等我到了奥克斯福，我看到了一座典型的南方小镇，中间是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位南方将领的雕像，四周一圈房子，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在最谦虚的时候仍然在吹牛，这个奥克斯福比邮票还小。

如果不是旁边有密西西比大学，奥克斯福会更加人烟稀少。威廉·福克纳曾经在密西西比大学邮局找到过一份工作，就是分发信件。我师傅怎么可能去认真做这种事，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偷拆信件，阅读别人的隐私，而且读完后就将信扔进了废纸堆。他受到了很多投诉，结果当然是被开除了。

我还在密苏里大学的时候，一位研究威廉·福克纳的教授就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威廉·福克纳一直想出人头地，他曾经想入伍从军混个将军­干­­干­，因为他身材矮小，体检时被刷掉了。他就去了加拿大，学会了一口英国英语，回来时声称加入了皇家空军，而且在一次空战中自己的飞机被击落，从天上摔了下来，只是摔断了一条腿，这简直是个奇迹。他也不管奥克斯福的人是否相信，就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跛子，开始拄着拐杖上街。几年以后他觉得拄着拐杖充当战斗英雄实在是件无聊的事，就把拐杖扔了，开始在奥克斯福健步如飞起来，让小镇上的人瞠目结舌。

那时候他在奥克斯福是个坏榜样，没有人知道他在写小说，只知道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当他的《圣殿》出版以后广受欢迎，奥克斯福的人还不知道。一位从纽约远道赶来采访的记者，在见到他崇敬的人物前，先去小镇的理发馆整理一下头发，恰好那个理发师也姓福克纳，他就问理发师和威廉·福克纳是什么关系，结果理发师觉得自己很丢脸，他说：那个二流子，是我的侄儿。

威廉·福克纳嗜酒如命，最后死在了酒­精­上。他是在骑马时摔了下来，这次他真把腿摔断了，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为了止痛，他大口喝着威士忌，到医院时要抢救的不是他的伤腿了，而是他的酒­精­中毒，他死在了医院里。

他在生前已经和妻子分手，他曾经登报声明，他妻子的账单与他无关。可以肯定他死后也不愿意和妻子躺在一起，倒霉的是他死在了前面，这就由不得他了。他妻子负责起了他的所有后事，当他妻子去世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躺在了他的身边。我师傅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和这个他不喜欢的女人分开，死后就只能被她永久占有了。

现在威廉·福克纳是奥克斯福最值得炫耀的骄傲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谈到美国文学，人们都认为威廉·福克纳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可是在奥克斯福，后面就不会跟着“之一”，奥克斯福人­干­净利索地将那个他们不喜欢的“之一”删除了。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福克纳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二流子的人，一直是美国南方某种­精­神的体现。比尔·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威廉·斯泰伦一起吃饭。席间提到威廉·福克纳的时候，同样是南方人的克林顿突然激动起来，他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常搭乘卡车从阿肯­色­州去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参观威廉·福克纳的故居，好让自己相信，美国的南方除了种族歧视、三Ｋ党、私刑处死和焚烧教堂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威廉·福克纳的故居是一座三层的白­色­楼房，隐藏在高大浓密的树林里，这样的房子我们经常在美国的电影里看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刚好有一伙美国的福克纳迷也在参观，我们可以去客厅，可以去厨房，可以去其他房间，就是不能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门口有绳子拦着。威廉·福克纳在这幢白房子里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现在是威廉·福克纳纪念馆了。馆长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她知道我是来自遥远中国的作家，她说认识北岛，她说她已经出版四部小说了，而且还强调了一下，是由蓝登书屋出版的，她和威廉·福克纳属于同一家出版社。然后悄悄告诉我，等别的参观者走后，她可以让我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我们就站在楼道里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话，等到没有别人了，她取下了拦在门口的绳子，让我和吴正康走了进去。其实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和站在门口往里张望差不多。

在奥克斯福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去寻找福克纳的墓地。美国南方的五月已经很炎热了，我们开车来到小镇的墓园，这里躺着奥克斯福世世代代的男女。我们停车在一棵浓密的大树下面，然后走进了耸立着大片墓碑的墓地。走进墓地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我们看到一半以上的墓碑都刻着福克纳的姓氏，就像走进中国的王家庄和刘家村似的，我们在烈日下到处寻找那个名字是威廉的墓碑，挥汗如雨地寻找，一直找到四肢无力，也没找到我的威廉师傅。最后觉得差不多所有的墓碑都看过了，还是没有威廉，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墓园。

中午的时候，我们和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一起吃饭，他说我们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到而已。吃完午饭后，他开车带我们去。结果我们发现福克纳的墓地就在我们前一次停车的大树旁，我们把所有的远处都找遍了，恰恰没有在近处看看。

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下来，他的墓碑与别人的墓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旁边紧挨着的是他妻子的墓碑，稍稍小一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

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个外国老头走进了书店，他找了一本书，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安静地读了起来。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动地喊叫：

“加西亚·马尔克斯！”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净土上的狼毒花

李存葆

近些年，寻梦香格里拉，已成为国内外诸多旅人的时尚。

人是爱做梦的动物。梦从广义上讲，是人类面对世事的艰辛，生存的痛苦而生发的幻想、理想、追求和期望。自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４日，云南省政府郑重向世人宣布，位于该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之后，迪庆，便成了一个能够给予人们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符号。

对我来说，在梦的幻境中度日并将梦当成生命阳光的年龄早已过去，我不愿让迷离的梦境再去占领自己的时光与心灵；然而，２００４年初夏，我还是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香格里拉。

说到“香格里拉”，我们应当感谢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先生，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首创了“香格里拉”这个读来香艳、听来顺耳的词汇。

《消失的地平线》讲述的故事离奇却不复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南亚次大陆某国巴斯库市发生暴乱。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康韦、副领事马里森，及一更换了名字的美国金融诈骗犯和一年轻的女传教士，乘坐专用小型飞机仓皇出逃，欲飞往巴基斯坦某市。飞行途中，四位乘客发现飞行员已经易人，飞机也偏离了原定航线。实际上，这是由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早已预谋好的一次劫持，其目的是想让“­精­神和­肉­体”均十分优秀的康韦，来作最高喇嘛的继位人。夜间，飞机降落在一狭长的山谷间。已身负重伤的飞行员，在临咽气之前告诉四位安然无恙的乘客，说这里是中国的藏区，只有到香格里拉的喇嘛寺，才能找到食宿。恰在这时，一位坐着轿椅、能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张姓汉族老人，在十几个藏民的簇拥下出现了，他们把康韦等四人带到了香格里拉的最高权力中心——喇嘛寺。香格里拉的山谷里住着以藏族为主的数千居民，他们虽各自信仰着儒、释、道、东巴等宗教，但彼此之间却心心相印，亲如一家。这雪域高原上的环境美丽迷人，人与自然更是天人合一，水|­乳­|交融。最令人慕叹的是，香格里拉的山民无不长寿，百岁老人看上去童颜乌发，只有十八九岁。最高喇嘛年已二百五十多岁，理政香格里拉已达百余年。他虽已是秋后之柳，风前之烛，但思维仍极为敏捷，中外发生的大事，无不通晓。还叫人骇怪的是，这里龟鹤遐龄的长者们，一旦出离此地，很快便耸肩缩背，老态龙钟，甚至会魂归普陀，一命呜呼……

在希尔顿的笔下，香格里拉是一片无与伦比的有着原始自然美的人间净土，这里的社会生活像高原湖水般透明清澈，人们的心灵也如同雪山一样圣洁无尘。对比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西方现代机器文明，可谓判若云泥。小说通过康韦与张姓汉族老人和最高喇嘛的多次长谈，揭示了这样的思想：人的行为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罪恶之源，只有适度才是完美的。

《消失的地平线》虽称不上经典小说，但它刊行后，却震撼了西方世界。１９３６年，好莱坞拍成了同名电影。随着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的广为传唱，香格里拉一下子风靡了全球。当时，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国家，还未能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却又面对着“二战”的威胁。在人们不堪忍受那毫无理­性­的杀戮时，香格里拉自会成为欧洲人乃至正在遭受经济危机之苦的美国人的一个存放全部理想的寓言。

“香格里拉”这个由希尔顿首创的英文词汇，源于藏语“香巴拉”。其藏语含义为“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的英文解释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消失的地平线》问世后，香格里拉便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美国总统的度假地在改名戴维营之前，曾一度被称为香格里拉；美国一艘战舰的名字，也以叫“香格里拉”为荣。更有西方世界的一些探险家、旅行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梯山航海，露宿风餐，来喜马拉雅山一带，苦苦寻觅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伊甸园”。１９５７年，印度国家旅游局公开宣布，位于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镇是香格里拉；后来尼泊尔又向世界宣告，香格里拉就是他们国家的木斯塘。因希尔顿在小说中明确写道，香格里拉在中国藏区，故而近些年来，云南的丽江、西藏的芒康、四川的稻城等地，也纷纷宣称，他们那里就是香格里拉。１９９６年初，一个由国内外１２位学者及旅游专家组成的“寻访香格里拉考察团”，来到了迪庆藏族自治州，他们经过一年的勘查及论证，感到迪庆的山川风物，宗教民俗等与希尔顿在小说中的描写最为吻合。于是便认定，香格里拉在迪庆。２００５年５月，迪庆州首府所在地中甸县，也改称为香格里拉县……

当现代传媒将这一认定和改称告知世界后，人们惊异在这连空气中也弥散着物化气味的世界上，竟然还存有晋人陶渊明笔下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更惊异于整个地球已被人类的乱钻、深凿、超伐、狂采、滥垦而“文身”得千疮百孔的当今，讵料还有这样一片具有原始自然美的净土。于是，在迪庆这片“十万春花如梦里”的神奇山川里，迎来一批接一批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寻梦者，觅梦客。

一时间，香格里拉成了人类一个共有的梦。

我探访香格里拉，是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出发的。峻急汹涌的金沙江，是一道天然的分割线，把丽江市和迪庆自治州划分为两大片，东南岸为丽江，西北域是迪庆。车子溯江而上，两岸断崖绝壁，丛山叠峰，逶迤蜿蜒；时见泓窄水急，漩涡相套，险浪相逐。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缠水绕，美若蓬莱仙境。车子驶过金沙江大桥，便进入香格里拉的地域。我知道，闻名于世的虎跳峡就距此不远；但急于赶路的我，却不能不留此一憾。况且，这里几乎是三里一景，十里一奇，即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也不可能览尽这“水送山迎入，一望一灿然”的人间胜景。

迪庆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是横断山脉的西南腹地。梅里雪山，白茫雪山，哈巴雪山，纵横南北数百里，平行并列，地形呈纵深切割之势，海拔悬殊，最高６７４０米，最低１４８０米，这就使游人能领略到多物种同长一山的立体生态之美。澜沧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迪庆全境，它们以那“飞湍鸣金石，激流鼓雷风”的澄波，润泽着这片人间仙境的树的葳蕤，花的纯正，草的清碧……

香格里拉无疑是上苍以超迈的意志挥洒出的一帧美轮美奂的画幅，以饱满的情绪吟唱出的一曲浑厚而多声部的交响乐，以飞动的灵感谱写出的一首汪洋恣肆的长篇抒情诗。

车子在岚回雾绕、耸绿拱翠的盘山路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越过一道山垭，视线顿觉开阔起来。司机缓缓将车停下。下得车来，公路两旁山坡上的杜鹃花长廊，如同磁石般一下攫住了我的目光。世界上恐很难找到这样大片大片既开得茂盛，又显得端庄大方的杜鹃花丛了。它们像织不完的锦缎那般绵延，直铺到山半腰的杉林旁；它们如无边的丹霞那般耀眼，呈现出静态的喷涌之势，连阳光都被熏染成香的。进得花丛凝视，有的花大如碗，宛若沾着露珠的红玛瑙，在灼灼燃烧；有的花细如豆，如同冰肌雪肤的少女的美靥，嫣然动人……置身这杜鹃花丛，即使再忧伤的心灵，也会贮满光辉，也会在暂短的瞬间里物我两忘，使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拥抱在一起。

每到一地览胜，我首先想看的是那里的水。我知道，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和整个地球陆地上的自然美，向来都是依照淡水的分布而形成的。在迪庆辖区内，有许多明秀清丽、风物奇绝的高原湖。仅香格里拉县就有纳帕海、千湖山、属都海、碧塔海等许多晶莹如镜的湖泊。它们如同一枚枚偌大的玉佩，镶嵌在蓊郁苍茫的青山翠峰间。

有一首歌里这样唱道：“高山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的一颗眼泪。”在香格里拉县城下榻后的头两天，我流连忘返于千湖山和属都海之间。千湖山藏语称“拉姆冬措”，意为神女千湖或仙女千湖，它们分布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森林地带，１０亩以上的湖泊有一百六十多个，１０亩以下者数以千计。属都湖，积水面积１５平方公里，湖四周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我尽情观赏着这上苍滴下的一颗颗“眼泪”。这些“眼泪”靛蓝凝碧，波光盈盈，明艳生辉，即使在阳光的透视下，也见不到一点儿尘埃。我想，这些“眼泪”，应是上苍最原始、最纯乎其纯的情感的流泻。人的身上，蕴含着大自然的全部因素。只要人有意，山水自有情，人便可以和他身外的一切相互感应。在人生名利场上摸爬滚打已感疲惫的我，真愿意做这一颗颗“眼泪”里的“心囚”，永远在它们的澄波里，轻松地荡漾着……

碧塔海，位于香格里拉县城之东３５公里处。来到迪庆州首府的第三天上午，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我，来到了碧塔海湖畔。藏民传说，香格里拉的高原湖泊，是仙女梳妆时不慎失落的镜子的碎片，而碧塔海就是这些碎片中镶着绿宝石的最美的一块。碧塔海湖面约五百亩，被安放在环立如屏的翠嶂青峰间，看上去水波不兴，静若处子。湖中心有一小岛，古时曾矗有宝塔，如今却是杉、松挺拔。在一藏族青年的陪同下，我沿着湖畔茂林修竹中弯曲幽僻的小径，登上了一刳木小舟。小舟沿湖边缓缓移动，从岸边杜鹃树上飘下的落英，一瓣瓣，一片片，一层层，浓红的、粉红的、绛红的、银白的、|­乳­|白的、雪白的花瓣，溢光流彩，璀璨晶莹，像是要给这蓝­色­的湖面，缀上天然的碎花图案。斯情斯景，很容易叫人想起宋人范成大那“镜平波光倒碧峰，半湖云锦万芙蓉”的诗句。这时，只见成群的游鱼在湖边沉浮自得，悠然相戏，不时探出头来，嘴儿一张一合，啜食着水面上的花瓣……碧塔海中，鱼类繁多，其中有一种鱼属第四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生物，极为珍贵，生物学家称之为“碧塔重­唇­鱼”。每当杜鹃落花时节，穿梭游弋于湖边的鱼群，纷纷争食水面的花瓣。对这里的鱼儿来说，杜鹃花虽是它们最可口最富营养的食品，但因花中含有微毒，鱼儿食罢，便如大醉一般，成片成片漂浮在水面上，翻晒着肥胖而雪白的肚儿。“杜鹃醉鱼”，是碧塔海的一大景观。独木舟沿湖边轻轻移动，不远处一群袒胸露腹的醉鱼，似乎感受到了水的波动，即刻从醉梦中醒来，扭着尾巴，摇着划翅，甩起一层层水花，匆匆潜入深水。鱼儿醉了，旅人焉能不醉？

独木舟向湖心荡去，深不可测的湖水愈来愈蓝了，是青蓝还是碧蓝，是宝蓝还是湛蓝，是士林蓝还是海军蓝，我说不出。我只能感叹，碧塔海是上苍滴落在这高原上的最富有诗意的“一颗眼泪”。碧塔海，在藏语中意为“幽静的湖”。此刻，不时从岸边传来鱼儿争食花瓣的跃水声，这就使得整个碧塔海愈发显得清幽、沉寂。幽静，是躁竞喧嚣的当今世界，用金钱也难以赎买的大美。这种大美，也许会使一些被物欲塞满身心的人们，还原为圣洁的婴孩……

置身这碧塔海，我恍若晋人五柳先生笔下的武陵渔夫，误入桃源仙境。我想，若不是关山迢递，云路迤逦，五柳先生当时若能到碧塔海一游，定会为后人营造出比他的《桃花源记》，更令人向往的梦想家园！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了一个幽深、神秘的“蓝月亮峡谷”，迷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探险家。实际上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的迪庆，到处可觅到这样的胜景。这天下午，我来到香格里拉乡城公路１０公里处的碧让峡谷。这峡谷与希尔顿笔下的“蓝月亮峡谷”，几乎如出一辙。碧让峡谷因径流它的碧让河而得名。这里谷深峡窄，壁高千余米，谷最窄处仅有十米余。千仞危崖如天工神斧砍削而成，看上去像凌空而挂的气势磅礴的绝妙丹青。嶙峋峥嵘的山崖上，绿意森森，到处长满溢碧滴翠的冷杉、云杉。这里虽为高海拔地区，却能见热带的棕榈树，扶疏其间。谷底两侧，老树新柯，连同那拥碧的野草，播香的山花，无不自得其乐，充溢着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俯首望去，碧让河的水太清太洁了。清得能照出石魂，树魂，花魂；洁得令人心颤，不忍涉足。它那纤尘不染的粼粼清波，仿佛能拂拭生命的尘垢，能照彻人的心胸，并把心胸里的蕴蓄瞧个明白……

陪同的藏族青年告诉我，这里便是藏胞心中的“蓝月亮峡谷”。每当月亮照进这峡谷时，月光和峡谷都是蓝­色­的。我虽无缘一睹蓝月用其清亮、温柔和妩媚所营造的诗的意蕴，仅这迷人的称谓，就像透明的音乐一样，洗涤升华了我的心灵。

在游历迪庆山川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惊诧大自然的玄奥。后来我才领悟到，假如将迪庆这片洞天福地喻作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篇回环跌宕，一唱三叹的绝世文章，那么，碧塔海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句号，碧让峡谷也仅仅是一个短短的可有可无的破折号；当我来到耸立于迪庆西北部德钦县境内的梅里雪山面前时，方感到这架雪山，才是造物主留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笔酣墨饱的惊叹号。我在钦德县城西南侧的飞来寺旁的藏胞民居里，苦苦伫候了三天，因了飘绕的冥冥的雾气所遮掩，也未能窥到这架大山主峰那积满厚重白雪的金字塔状的神姿。但从香格里拉县城到飞来寺沿途那“忽焉四季，转眼寒暑”的立体自然景观和藏族特有的人文景观，已深深地震慑了我的心灵。站在这座壮丽、肃穆、威严的雪山面前，我倍感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我知道，在人与自然与宗教方面，梅里雪山是我穷毕生­精­力，也不可能读懂的一部大书。

从梅里雪山回到香格里拉县城之后，我这才先后仔细探访了濒临县城的大中甸、小中甸两处草原坝子。在寻梦香格里拉不断升温的今天，大、小中甸已成为最富视觉冲击力的景点。这两处草原坝子，是藏胞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那每个村口用镌刻着藏文的青石砌成、寓意神指引的玛尼堆，那挂满长绳、在风中哗哗作响的五颜六­色­的经幡，那用粗大圆木支撑、屋顶用何嘎土打实抹平的藏胞民屋，那用结实的原木铆榫起来像是要背负太阳的青稞架，那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这一切均构成了独具藏族个­性­的人文标识。这些标识，记载和传递着藏民的历史、宗教、习俗和文化的信息。那青稞酒、酥油茶、­奶­酪、糌粑，那­色­彩绚丽的民族服饰，那节奏感强烈的藏族舞蹈，也不知倾倒了多少天下游人。

和谐是众美之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人感到安闲、惬意、舒爽和怡乐。走进位于县城西北隅的大中甸草原，我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居民，生活在一种人与自然真实而亲密的关系中。纳帕海三面环山，水面有三十余平方公里，大中甸草原便与这湖敞开的博大胸襟相亲相吻。水浸湖边树，花映原上草，靠着那清粼粼、甘冽冽湖水的润泽，大中甸草原的牧草，显得那般丰厚繁茂。红、黄、蓝、紫、白的各种野花点缀其中，草底虫吟、花动香浓，飘逸出“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的恬淡意境，如擎出一个古代馨香的故事。雄壮的牦牛，一向被称为“高原动物之王”，在这里却看不到它们的威武与剽悍，它们踱着绅士样悠闲的步子，时而啃噬着青草，时而以安详的目光，注视一下过往的游客。骏马在冷兵器时代，是速度的象征，可在这绿毡般的坝子里，膘肥体壮的它们，也同样显得从容不迫，只是在偶尔听到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的一声鞭响时，它们才振一振长鬃。三五成群的羊儿，像一片片落地的白云，在草地上徐徐移动……

打破这静谧、松弛、融洽，如同梦幻般世界的是那一拨接一拨的来自海内外的游人。他们或漫步在草原河边的小道上，游心骋目；或偶尔闯进路边的碧草里，纵情品览；或侧卧在花丛中，尽情闻吸着花的清香。这初夏的大中甸草原独有的斑斓与鲜亮，使所有的游客都激动得不能自已，每个人的脸颊上无不荡漾着醉梦样的光辉。我看到有几位像是来自西欧的金发碧眼的女郎，竟然双目微闭，两手合十，长跪在路边的草丛里久久不起，像是这片温柔的土地，唤起了她们孩童般的纯真；她们又像摇篮里的婴孩，在静听着妈妈那用甜蜜和微笑包裹着的祝福，走进了绿草茸茸，鲜花盛开的梦境。

我眺望着远处林木叠翠、烟岚明灭的座座青山，遥视着更远处那银光闪烁、玉洁冰晶的雪峰，呼吸着这大中甸草原清新里含着淡淡草香的空气，沐浴着从纳帕海湖上吹来的清凉而和畅的柔风，仿佛觉得自己那颗已被岁月磨出老茧的心，软化了，年轻了。我本是来自山野的孩子，山野的流溪、碧草、小花所组成的带有芬芳的“文字”，应是我最早读过的第一本书。后来，我走进了省城，住进了大都会，常年生活在像鸟笼一样由钢筋和水泥组成的方格里。近些年，虽有了电视、手机、因特网，足不出户也可尽晓天下大事，但随着山野间那些小树、小草、小花的名字渐渐在记忆中消失，我生命中产生了本不该有的空缺。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匆匆行走在人与人碰头磕脑的柏油马路上，那种光着脚丫儿，踩着黑褐­色­的泥土，能够沉淀你的惊慌、使你坚定与轻松的感觉，也找不到了。我也许早已背离了大地，把在坚硬的马路上散步说成是“在大地上行走”，实在是一种矫情和名不副实。今天，漫步在这柔软的草地上，复归自然的我，才又真正听到了大山的心跳，感受到了大地的呼吸。一时间，大中甸草原，让我找回了昔年山野孩子的童真，忘却了人生经历的痛苦，扬弃了高傲的自我，超脱了尘世的猥琐与虚荣……

同大中甸一样，位于县城南边的小中甸，也是香格里拉这首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在这片同样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的土地上，山光水影，­嫩­绿新碧，房屋篱墙，牧马闲牛，羔羊家犬，一切都显得浓淡相宜，错落有致。２１４国道纵穿小中甸草原，透过车窗朝外展望，我觉得又进入了另一个似幻似真的梦境。走下车来，见早有十几辆旅游车停靠在公路两侧。游客们正在那金灿灿、黄澄澄的花丛中观赏、戏耍、拍照。我的双瞳也蓦地被那浪涛般活泼的光彩燃亮了。进得尺余高的花丛，只见那一片片，一簇簇，一丛丛，一枝枝，一朵朵像浮雕般­精­工绝伦的黄花，熠熠辉耀于草原之上，尽情地展示着一种美对人的视力的征服。也许花开有早有迟，也许花儿承接阳光拂照的角度不一，这庞大的黄花家族，分别呈现着淡黄、浓黄、浅黄、深黄、­嫩­黄、鹅黄、杏黄、米黄、­奶­油黄、柠檬黄等各种黄的­色­彩。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

我的视觉得到极大满足后，才问陪同我的藏族小伙子，此花叫啥名字，答曰：狼毒花!

听报花名，我心头咯噔一震:如此颜娇姿美的黄花，为何起了这样一个狰狞、凶狠而歹毒的名字?藏族小伙子告诉我，前些年狼毒花只是星星点点地开放在小路旁，山石间，近几年才连方成片地出现在草原上，成为香格里拉的一大景观。游客到此，观赏狼毒花，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

藏族小伙子的这番话，令我心中茫然，疑窦顿生。在无数动植物天天都在消亡、灭绝，沦为现代人类文明牺牲品的今天，原本只是香格里拉一种小小点缀的狼毒花，今日为何能高擎着金­色­的生命杯盏，形成了一个生机盎然、光艳四溢的花的“城邦”?这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大大的哑谜。

回到县城宾馆，我急忙打电话给军艺的文友，让他速去请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问明狼毒花兴旺的原因，并尽快告我。翌晨，文友的电话来了，言其讨教了一位植物学博士，博士的解释大意如下：“狼毒”是这种黄花的学名，华北地区的百姓俗称“闷头黄花”。狼毒花多见于我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其根、茎、叶均含大毒，可制成药剂外敷，能消积清血。亦可做农药，用以防治螟虫、蚜虫。但人畜绝不能食之。狼毒花根系大，吸水能力极强，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周围的草本植物很难与之抗争。那位博士还说，他曾数度进行过实地考查，在宁夏、陕西、内蒙等黄河流域的一些草原上，多次见到过遍地开放的狼毒花。过度的放牧，公路的修筑，人和畜的定居，破坏了大自然的原生态，是狼毒花蔓延的原因。狼毒花在我国某些地区，现已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

博士的解答，使我多日来因走进香格里拉而被这里山川的灵秀与绮丽所陶醉的心，一下子揪紧了；那拥抱世外桃源而发生的梦幻，也似乎转瞬逝去。我知道，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事物的中心，“中心”常常存在于形成“答案”的来因去迹里。

来到迪庆后，我强烈地感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初期，自然生态对其文化的影响，每每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这种文化发展到成熟、稳定并自成体系后，它反过来又对自然生态发生着影响。尤其是由宗教信仰所育化孕结出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方式，对保护自然生态的作用至关紧要。当佛教的行善、惜生、因果轮回等观念与藏族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后，藏传佛教便使藏胞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理念。在藏民的心目中，山有神，水有灵，树有神，草有灵，万物都有神灵。狩猎、砍树是杀生行为，要进行严格节制。藏民盖房非砍树不可时，每砍一棵树，都必须跪在地上祈祷，向神陈述不得不砍伐的理由，求神原宥自己的过失。在藏传佛教寺庙周围２０华里内，凡能听到寺庙钟声的地方，则不能砍一树，打一鸟。因此，在“文革”前，寺庙周围几十里内，无不古树参天，百鸟争鸣。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所有藏民都要种树。老人常告诉晚辈，每种一棵树可增寿五载，反之，则要折岁五年。藏民很少有人愿当木匠，他们深信，万千生灵都有生死轮回，人会变成树，树会变成丨人。当木匠必然会砍许多树，死后会有神灵去锯他们的脖子。藏民还认为，除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雨雪这四样东西外，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大地山川恩赐的，是大地山川时时在呵护着他们。这种由宗教情绪控制的将大自然奉为主，把人视为仆的关系定位，使往昔的藏胞生活在一种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氛围里。只要能维系起码的生存需求，他们绝不对大自然进行额外的索取。正是这种把大自然当作最高感恩对象的生态理念，才使得昔年迪庆的田园牧歌，回环往复，历几千载长吟而不衰。

然而，宇宙间除了变化之外，绝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实际上，被人誉为香格里拉的迪庆，早已不是人类梦幻中的世外桃源。那刻在县城中百年木房上“造反有理”的标语告诉我们，建国以来，那一场场无高不止，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也都曾波及到这天偏地远的迪庆。有资料显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这里的一些草原湿地，曾被强令进行过稻改。在高寒地区种植水稻，无疑是凿冰求火的幻想。伴随着稻改的必然失败，这里的部分牧场、湿地，也曾遭际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那毫无秩序可言的“文革”荒诞剧中，更有一些不法之徒潜入深山老林，大肆砍伐古杉名木，疯狂猎获珍禽异兽，致使那些人迹可至、有路可走的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也曾蒙受过亘古未见的劫难……

当改革开放的惠风，穿越千峰万嶂，吹拂进迪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后，自治州的历届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把“脱贫致富”，视为执政的第一要务。迪庆有着九百万亩天然牧场，一时间，大力发展畜牧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各级官员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

然而，世间之事，包括人对财富、荣誉和欢乐的索取，皆有一定的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就会一步步走向毁灭。随着畜牧业在迪庆超常规的跃迁，牲畜的数量成五倍、十倍的速度增长，过度放牧的弊端便渐次凸现出来。州农牧局作过估算，全州天然草场的最大载畜量为２９万头黄牛单位，而到２００１年，全州却已拥有３９万头黄牛单位。过度的放牧，导致了牧场的全面退化。目前，在迪庆天然牧场中，中度退化的草场占总面积的７３％，重度退化的达４％以上。过去，６至１０亩草场就能喂饱一头牛，而眼下需２０亩草场才能养活它。

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我走进香格里拉县一座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山里，访问了宗巴村的藏民大吉扎家。这里，有一大片夏季天然牧场，大吉扎家的小木屋就坐落在牧场草地上。前些年，他把家中的积蓄全部用来买牛犊、羊羔，养起２００头大牲口。这个数目，相当于包产到户前全村的牲口总量。他家很快富裕起来，并在县城附近的坝区，建起了两层楼房。也许正应了那“大祸似福，大凶似吉”的古语，当牧场严重退化后，牧草大量减少，他家的牛羊常是饥肠辘辘。尤其是到了冬季，因没有储存下足够的草料喂养牲畜，大牲口饿得只剩骨架子，牛犊、羊羔则啼饥号寒，奄奄待毙。万般无奈的大吉扎，只得将羊羔、牛犊大部杀掉。望着挂在木屋前木梁上的一张张羊羔、牛犊的皮儿，这个藏族汉子，面部呈现出挖心摘肝似的痛楚，不时地用手背擦拭眼中的泪滴。

迪庆这种一度缺乏科学依据，过分发展畜牧业的举措，在开端之时便已包含着潜在的结局。随着牧场的退化，狼毒花乘它草它花之危，乘虚而入，“凤”巢鸠占，也就不难理解。在迪庆这个千百种名花芳集，无数种碧草嘉会的植物王国里，造物主并没有给狼毒花以更多的生存位置。往昔，它们只能躲在石缝中，山沟边，自惭形秽。但造物主对它们也不偏私，赋予它们耐寒冷、抗­干­旱、忍饥渴的品格，使它们能在死神的觊觎和劫难面前，泰然处之。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不甘心平庸，不满足现状的狼毒花，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以梦想的花朵，去拥抱它们的未来。狼毒花由单生而群居，由山陬而草原，由弱小而强大，这并非是上苍的本意，而完全是人的行为，为这个黄花家族不断拓展了生存空间所致。

自迪庆的首府中甸县城更名为香格里拉后，旅游又成了这个自治州的支柱产业之一。为给游客提供便捷的交通，舒适的住所，幽雅的环境，于是，宽阔的国道修筑起来了，草原上的机场兴建起来了，一幢幢星级宾馆也拔地而起了。于是，在千载无人开挖的草坝上，在亘古游人罕至的湖泊旁，一处处带有展示­性­和表演­性­的藏族村落观光点，也构筑起来了。这些基础建设所需的沙石、木料，大都是就地取材。县城的几条主要街道两侧，也需花草映衬，于是，成方成块的坝上草皮，也被揭运过来了……

站在县城神川大酒店五楼的阳台上，我放眼望去，只见县城周围的山体，有不少地方被“开膛破肚”。来到迪庆飞机场左近，人们挖沙的情景，更是令我惊骇。原始草地的土壤层大约有六十厘米厚，下面是有着同样厚度的灰黑­色­细腻沙土，再下面则是清冽可鉴的地下水。土壤层上长满的茂草野花，被挖沙人东一撮、西一团地弃置草原上。坑中的沙被挖完后，再另掘新坑挖之……我看到，前几年被掘挖过的草地，坑坑洼洼，七高八低，疯长的狼毒花，恣意舞动着它们狂欢的身姿。而新开挖的土坑，又一个连着一个；前来拉沙的拖拉机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这些沙全部被县城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买走，挖沙的村民，每月可得款千元。

修筑路基，劈山取石，揭草挖沙，凡被人们挖过的地方，草原的生态无不遭到毁灭­性­创伤，使得只适应在原生态中生长的花草，失却了容身之地。即使公路两侧那些重新平整过的草地，也成了狼毒花的乐园。有关部门抽样调查显示，开挖过的草地，物种数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四十多种，锐减到仅有十余。

我在纵穿小中甸的国道上徜徉，只见路两旁，已成为齐戳戳、金闪闪的狼毒花的长廊；我驻足于那些被开挖过的山体旁，眼前也泛起密匝匝、浪滚滚的狼毒花的金黄。

我知道，迪庆自治州，向以名花佳卉的品种珍贵而繁多著称于世。那有着数百个品种的杜鹃，各呈异彩，各臻其妙；那镶嵌在雪峰下的格桑花，是圣山鬓角上的­色­调谐和的佩环。那有着六个花瓣、瓣上缀有豹点的滇蜀豹子花，那高洁雅美的蓝玉簪龙胆，那如丝线织成的壮若绒球的簇花铁线莲，那若佳人般沉静娴美的黄花杓兰，那像是出自昔年皇宫的绣花荷包般­精­致的包叶雪，那不可名状、令人过目不忘的全缘叶绿绒蒿……都无一不是上苍以万年之功，创造出的花中仙品。迪庆的不少名花佳木，早在百年前就远嫁欧美的一些国家，定居于这些国家的皇家花园和国家公园。往昔，名不见经传的狼毒花，在这些高贵的花仙面前，即使当丫环，作女佣，怕也够不上格儿。而今，它们却以家族的空前繁荣，列阵成方，以人世间三原­色­中的“黄”，作为耀眼的头饰，像一个妖冶而放荡的美女，以锐不可当的挑战­性­、摧残­性­，以欲壑难填的独霸­性­、占有­性­，以媚笑煽情的蛊惑力、迷乱力，装模作样、傲慢自负地闯进了香格里拉百花的宫殿，竟成了不可訾议的花中“皇后”！

狼毒花是以家族的空前鼎兴结成的庞大、整齐之美，迷乱了游客的眼球的。但是，当地牧民却深深领略了它们的歹毒。凡狼毒花称霸的草地，地表­祼­露，寸草难生。牲口误食了它，便会中毒死去。大、小中甸草原上，每年都有牛犊、羊羔，因偶食狼毒而亡。牧民们只得让牦牛和羊群远离狼毒花丛。老牦牛还会管教小牦牛，不要误食狼毒。

眼见富饶美丽的草原，不断被狼毒花蚕食鲸吞，县农牧局也曾发动全县百姓，义务铲灭这用美丽包装起来的灾害。人们在挖好的深坑里，放进灶灰，投下农药，然后再填土将狼毒深埋。谁知，来年春天，开挖过的土地，草更少了，狼毒花的长势更加凶猛……

在人的智慧、耐力与狼毒花的坚韧、倔强之间展开的拉锯战中，人很快败下阵来。一花入园，百花惭­色­。狼毒花这“花中妖后”的领地仍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县农牧局还实施了四万亩人工草场工程，并从澳大利亚引进了优良草种。新造人工草场，必须对已退化的草地进行翻挖平整。这就意味着毁掉了原来的植物群落，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土质、气候和海拔的高低，都决定着草木的生死荣枯。在大自然环环相扣、­精­密而微妙的系统面前，人又显得那般软弱无能。三年下来，引进的草种不再发芽，荒芜的草地又成了狼毒花的疆域。

在眼下的香格里拉，狼毒花已是蔚为大观的存在，且此花于深秋时，从茎、枝、叶到花，又衍变为火红­色­，看上去比夏日里的风姿还要绚烂夺目。遂有人提出，既然灭不了狼毒，倒不如把它们圈围保护起来，当做供游人观赏的景点。这种想法，倒也奏效。每届深秋，状若火焰、血一样鲜红的狼毒花，又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和消耗着他们的胶卷。更有一些迷恋­色­彩的摄影家，选择着最适当的角度，不停地按动快门，将秋日的狼毒花拍成一幅幅雅美的图片，并当做对大自然的颂诗，发表于画册、画报。还有G情澎湃、挥洒啸傲的诗人，这样吟唱道：“……柔情的倾诉，深深的依恋，牛羊悠悠地漫步于大地，狼毒花点燃了草原……”

当财富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每个人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唯一的钥匙时，谁都想将这把钥匙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由贫困向着富裕挺进，是人类共有的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无权责怪迪庆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求。当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住进了宽敞的小楼，坐进了私家的轿车时，还再让香格里拉的藏胞，用牛粪去点燃炊烟，用脊背去驮载沉重的水桶，用酥油灯去熏黄古老的梦境，实在是不公平，不人道的。

迪庆成为旅游热点后，既给当地政府和百姓带来了财富，也打破了藏胞那曾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我参观了几处新建的藏胞民居观光点，只见队队游人摩肩而来，接踵而去。藏胞不停地向游人献哈达，敬美酒，展歌喉……这里的藏胞已不能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了，他们必须生活在游客的梦想里。为满足寻梦人的猎奇和需求，他们必须生活在近似虚构的场景中，必须像演员那样时刻想到面对的观众，把本来的日常生活，变为具有感染力的舞台表演。“世外桃源”般的岁月，在这里已不复存在。藏胞虽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却失去了不应该失去的。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康韦、马里森等人被劫持到香格里拉后，大自然的奇美和藏传佛教的玄奥令康韦心醉神迷。他曾决心终生留住下来，但经不住马里森的再三撺掇，最终还是出走。离开香格里拉后，康韦一度失去了记忆。恢复记忆不久，他从泰国曼谷出发向着西北方向，去重新寻找那片曾使他眷眷恋栈的圣土。作家希尔顿虽未向读者描述康韦寻找的过程，却在全书的最后一行援笔发问：“您认为康韦最终将能找到香格里拉吗？”这一诘问，振聋发聩，余音无穷。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类­精­神却渐渐被掏空了的当今，香格里拉不应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应是一个可以争相抢注的商标。在被物欲的力量紧紧控制着的人类面前，它应该是人类心灵的荒漠上，重新播种希望的一片净土。

迪庆是全球５０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之一；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１７个地区中，迪庆排在首位。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是当今世界最为严峻的命题。开发不易，保护更难。在这两难的选择中，开发者的超人智慧、才能、想象力和科学­精­神是关键所在。面对狼毒花用美丽包裹着的严酷现实，所幸的是，迪庆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已清醒地感受到这美丽背后藏匿的巨大隐忧。大自然的原始生态，是人类绝没有能力复制的。创现世伟业决不能为后世留下难以消弭的灾祸。大自然的生态之美，才是迪庆弥足珍贵的第一财富。基于这种认识，州政府提出了退牧还草，退耕还林，限制马的数量，改良牛的品种，发展猪和羊等新的富民举措。有专家甚至提议，应在迪庆建立“生态特区”，寻找新的资源管理模式。凡此种种，无不是在寻找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的最佳契合点……

就要离开香格里拉了，尽管狼毒花曾使我的心情一度沮丧，但我仍应该说，这里的雪山、湖泊、峡谷和草原，仍是我所有到过的地方中最富自然之美的地域。２００３年，美国生态学家鲍伯·麦瑟雷在迪庆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考察后说：“从一个生态学家的眼光来看，香格里拉依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香格里拉，本是佛陀的理想王国。其魅力在于那是一个可以贮放人类梦幻，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我们既然将一种美妙的梦幻，当作了实有的存在，并将神­性­的香格里拉，变成了世俗的香格里拉，还认定了它的所在地，那么，我们就应该以藏胞对大自然那种宗教般的意志、虔诚和敬畏，殚­精­竭虑地去维护它的高洁与神圣。今天，对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说一声“珍惜”，应该比任何词汇使用得更加频繁。如果我们再蹈“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覆辙，那么，在不会太远的将来，即使世俗的香格里拉，也会像希尔顿所担忧的那样，真的消失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于济南灵岩寺

借问英雄何处

冯伟林

一

还记得年少时，我们头碰头在收音机前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吗？金戈铁马唤起少年的豪情，英雄传奇激起少年的梦想。及至年长，我发现岳飞原来是一个历史的符号，是忠孝仁义的象征，是民族英雄的典型，是大中国的­精­神写照。

走遍五湖四海，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始终摆脱不了，这是我的祖国母亲。我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特定的血脉之亲、生活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文化修养，把我和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无法割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伴我终身。

这种情感依存和利益一致，是与生俱来的吗？

原来是少年时获得的教益在我的灵魂里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岳飞的英雄故事，还有屈原、苏武、霍去病、文天祥、林则徐等等，他们的名誉、气节和­操­守，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我的血液里。

我做着英雄梦。我的梦就是我的愿景，我把愿景的每一个细节雕刻在我灵魂的牌坊上，雕刻在生命的大理石上，并把它坚固地竖立在心坎上。比如我从小就想去当兵，做保家卫国的将军。今天，无数的时光过去了，无数的磨难来过了，无数的坎坷经历了，但这个梦依然美好，甚至更加美好，永不褪­色­。而这一切的根源，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祖国河山，爱祖国人民，爱祖国文化，身处国中，谁能忘记历史，谁能漠视国运？

当然，我比岳飞生活的时代幸运。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我为祖国的和平发展而骄傲。而岳飞所处的时代，只有悲愤、苦难和哭泣。

公元１１０３年，即宋徽宗崇宁二年，岳飞诞生了。宋徽宗任用J臣蔡京为相，令销毁三苏、黄庭坚、秦观等人著作，重申禁“元祐学术”，同时治罪上书言事的人们。朝野寂静了，只是再也没有生气，万马齐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在近乎让人窒息的日子，生活于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定鼎公宇（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建立金国。十年之后，金人南下，消灭了已立国２０９年的辽国。随后，如飞沙走石，如沉雷急雨，金人的马蹄敲响了北宋的沉寂。强弓劲矢，让北宋的边境频频告急。

马蹄到处无青草。北宋的人们就这样生活在­阴­影之下，生活在恐怖之中。岳飞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时穷节乃见”，不幸的时代将要成就英雄的功名，让英雄去纵马弯弓，去喋血沙场，去成为真的猛士，去挽狂澜于既倒！

二

英雄的出场大都有些传奇­色­彩，上古有炎帝梦日受孕２０个月而生，体现了古人对自己祖先的神奇揣想，同时也为自己的存在崇拜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凭藉。后人延续了这种凭藉。如屈原自承“帝高阳之苗裔”；李世民出生时相传有两条龙在门外相戏三日才离去，等等。岳飞出世，天地也呈异象，是吉祥之兆。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黄河北岸相州汤­阴­县永和乡，一个叫岳和的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呱呱坠地时，有大鹏在屋顶飞绕，久不离去。岳和与妻子姚氏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头次喜得贵子，就给儿子取名岳飞，字鹏举，希望他将来一飞冲天，鹏程万里。三朝那天，岳家的亲戚朋友都来贺喜。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黄河决堤了。姚氏急中生智，连忙抱起婴儿坐进墙角的荷花缸。荷花缸却随水漂流了很远，漂到了河北内黄县一个叫麒麟村的地方。一个叫王明的富户发现了荷花缸，赶忙将落难的姚氏呣子救起。

岳飞呣子就这样奇迹般地生还。滔滔洪水掀不翻小小的荷花缸，是有神灵佑护，还是有祥光烛照？

有人说，这是后人为了神化岳飞而编造的传奇。九百年来，“岳飞崇拜”现象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经过岁月的沉淀，就像关云长、薛仁贵、杨家将一样，岳飞是有好多个的，有传说中的岳飞，历史上的岳飞，神坛上的岳飞，有血有­肉­的岳飞。

史书记载，岳飞从小就与众不同，不辞辛苦，刚毅顽强；志向远大，天资聪慧。他的成长是一个历练的过程，写满梦想，不断超越。他喜欢读《左传》，喜欢读孙武、吴起的兵书，喜欢练习武术。此时，中原动荡，遍地兵戈。岳飞对母亲说，要去当兵。母亲把他叫到一边，用烧红的玉佩在他背上烙上“­精­忠报国”四字。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精­忠报国”四字融入了岳飞的­肉­体，融入了他的生命。岳飞的人生舞台将要把这四个字演绎得轰轰烈烈。

母亲说，读书投笔，皆系兴亡。大丈夫不去报效祖国，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岳母刺字的方式可能有些原始，但这是母爱的另一种形式。原来，爱是生命最高级的情感，是最终极的智慧。岳飞后来的成就，后来的英名，都与母亲的影响分不开。不管在哪里，直到临死，爱母亲，爱这片黄土地，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是将原子之内的粒子拉在一起的一个要素。

岳飞先到宗泽手下当兵。年轻的岳飞忠厚、正直、机灵、勇猛，很快脱颖而出。宗泽是抗金名将，非常喜爱这个年轻士兵。宗泽临死时，把岳飞叫到床前，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意思是打过黄河，收复失地。这一声声呼喊，震动三山五岳，铭刻在南宋爱国军民的心坎里，更深深铭刻在青年岳飞的心坎里。

康王赵构被拥立称帝后一路南逃。这时，２４岁的岳飞站出来了，要求赵构“亲率六军，迤逦北渡，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赵构不是个有大志向的人，这个年轻的下级军官越级上书，要他亲自率兵打仗，让他非常恼火。他下令以“妄议天下事”的罪名，罢了岳飞的官。

打击是沉重的，但“从戎报国”的信念不会改变。岳飞渡河北上，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走向抗金前线。在张所的部队，岳飞一路搏杀。在无数次惨烈的战斗中，打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他的战功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大，敌人越来越怕。此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赵构也不念旧恶，重用岳飞。绍兴三年秋，“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仍制置使。”这一年，岳飞３０岁，是当时军队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后来，赵构一再给岳飞加官晋爵。绍兴七年，他给岳飞“拜太尉”，并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就是说让下面的官员像服从自己一样服从岳飞，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绍兴九年，他让岳飞“授开府仪同三司”，将皇室的安危都交给了岳飞。绍兴十年，“金人攻拱、毫，刘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这就是说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把大权交给你了。

皇帝赵构是一个有城府的人，这是他的一个策略。要过好日子，要稳定南宋政权，需要岳飞这样的顶梁柱。而于岳飞，报效国家和民族，英雄要有用武之地，还需朝廷的支持。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岳飞期待过自己与皇帝的关系能像唐太宗与魏征一样亲密无间，能像刘备与诸葛亮一样风云际会。他多次表示对皇帝的忠心。一次，“帝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之”，想看看岳飞对这三个人的看法，想试探岳飞。岳飞“独指­操­为J贼而鄙之”，把曹­操­大骂了一顿，以证明自己不会做曹­操­，会对皇帝忠心耿耿。他的忠君思想与民族思想互为表里。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从属于不同的部族和利益集团。只要有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斗争，就会有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和民族主义。

岳家军渡过黄河，向同胞和敌人亮相。

黄铯的峰峦似凝固的波涛，黄铯的波涛似起伏的峰峦。岳家军在这片黄土地上与侵略者展开搏杀。保家卫国是他们的信念。而信念的力量惊人，它可以改变恶劣的现状，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没有后援，面对强敌，岳家军居然所向披靡。愤怒的黄河在血管里流淌，祖国的土地不是无人之境。以意志对蛮横，以正气对邪恶，以血刃对肆虐，迸溅的血花，烧毁了泪水浸泡的岁月。信念在岳飞的体内，像一座火山，也许会休眠一会儿，但只要是火山，一定会证明自己的热和光，证明魄力，证明爆发的震撼。

冬去春来，岳飞马上称雄，纵横捭阖。他善于以少击众，善于出其不意，善于打大仗、硬仗、恶仗。一双鹰样的眼睛，狼样的嗅觉。要是有所行动，岳飞就召集属官一起谋划，谋划好后再与敌交战，因而总是胜利；若突然遭遇敌人，则镇定自若，所以敌人评论岳飞的军队说：“撼大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曾经询问岳飞用兵的方法，岳飞回答：“仁义、智慧、诚信、勇敢、严格，缺一不可。”

这句话，流传了九百多年，流传于海内外，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按照这句话的指引去打造部队，当然就是英雄的部队，是无往而不胜的部队。一旦这支部队注入了英雄气，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的灵魂永在。

公元１１４０年，绍兴十年夏天，黄河北岸的郾城，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岳飞的轻骑兵驻扎郾城，金兵统帅兀朮驻扎城外。

秋天的暮­色­中，岳家军在“岳”字的大纛旗下严阵以待。兀朮的部队黑压压的一片，哇哇乱叫。就像猛虎和狼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兀朮花了血本，以数倍的兵力，欲置岳飞于死地。他认为其他宋将容易对付，只有岳飞是块硬骨头。而打败了岳飞，就等于拿下了南宋。

宋高宗闻讯后大惊失­色­，命令岳飞谨慎处置，保全部队。意思是可以弃城逃跑。岳飞胸有成竹。他不断派兵挑战，并辱骂金兵。他要激怒兀朮，伺机消灭他。

果真，兀朮沉不住气了，他汇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的兵力，从几个方向饿狼般向岳家军扑去。

岳飞沉着应对，命令步卒拿着麻扎刀冲入敌阵。兀朮亲率的一万五千骑兵，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身披重甲，用绳索互相连在一起，三人为一组，号称“拐子马”，战无不胜。岳家军不用抬头，只砍敌人的马腿。拐子马因绳索互相联结，一马倒下，其他两匹马便不能行动。马被砍断了腿，互相牵制，战场一片惨叫，一片混乱。

岳飞亲率的骑兵出发了。他一声长啸，一马当先，跃入敌阵。如蛟龙出水，猛虎下山。只见长剑挥动，敌人的首级纷纷落地，杀得血流成河，天昏地暗。

英雄是鼓舞人心的旗帜。岳飞振臂一呼，胆怯的成了勇士，懦弱的变得强壮。战鼓催人，杀声震天……

这场战斗，粉碎了“拐子马”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战例。

这一仗和随后的颍昌大战，大伤了金国的元气，稳定了南宋政权。

兀朮的女婿夏金吾和副统军粘罕索孛堇被割了首级。兀朮落荒而逃，大哭说：“我自海上起兵以来，都是以拐子马取胜，今天全完了。”

岳飞是为战争而生，更是为和平而战的。他在抵御外侮的战争中成长，并一步一步地成就军事家的英名。他指挥过的战役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战场之宏阔，战斗之残酷，在人类战争史上可圈可点。他是南宋的脊梁，是战功盖世的英雄。世人为之仰望。仰望那摧不垮的钢铁意志和洞察战场复杂形势的深邃目光，仰望那将战场险境化为胜利的铁腕和奇谋，仰望那面对皇帝敢于说“不”的胆识和豪气，仰望那冲入敌阵取敌首级的勇猛作风。

数天下英雄，谁能出其左右？

三

岳飞死了，死在除夕前夜。他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而是死在他“尽忠”的朝廷刑场，死在悲剧的核心，死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

直到今天，除夕之夜仍是我们的梦想和向往，一家人欢欢喜喜，无忧无虑，开怀畅饮。可以玩花炮，可以吃饺子。可我们哪曾想过，除夕前夜也有血腥，也有哀伤和悲愤？

这是公元１１４１年，即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临安城（今杭州）凄风苦雨，整日不绝。街上没有行人，没有吆喝，没有桃符更新，更没有过年的气氛。人们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岳飞被关押在大理寺的风波亭里。这是个死牢。从元帅到囚犯，从天堂到地狱，从万众景仰到无底深渊，这一切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

沉重的牢门被徐徐地打开了。皇帝的诏令在漆黑的夜里久久回荡，让人毛骨悚然：“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

岳飞惨然一笑。他已经听说，审判官原本判决岳云三年徒刑，是皇帝亲笔改为处死。他和儿子并不怕死，只是壮志未酬。此刻，他想起了宗泽的临终嘱托，想起了被金兵占领的国土，想起了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想起了历史上还有好多英雄豪杰被冤死！他潸然泪下，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

三个月前，岳飞被人从江西庐山带到京城。他曾将家安在庐山，将母亲葬在庐山。他甚至想过，以后收复了中原，就解甲归田回庐山。这天，他忽然预感到什么，想要到母亲的坟头坐坐。母亲在他３０岁的时候去世，天人永隔，遗恨终生。他总是觉得母亲还在，他要去听听母亲的呼吸，去解读母亲的生命密码。他要告诉母亲关于前方的战事，关于心中的快乐，关于无法排除的郁闷。只有母亲，才是­精­神的港湾，才是心灵的寄托。

忽然，一队人马向他奔来。钦命御前统制官杨沂中来了，冷笑着命岳飞接旨。这旨是秦桧以皇帝的名义拟的，说要请他到京城去休息。

岳飞知道是怎么回事。暮­色­清寥中，他回头望望母亲的墓地，再一次跪倒在地。他知道，这是向母亲最后的鞠躬。

此刻，我遥想岳飞离开的场景，那分明是残酷的告别。没有仪式，没有人送行，只有秋风呼呼地吹。令人眷念怅惘的黄昏，平添一层凋零的肃杀。

岳飞相信直觉。直觉是他生命的指向针。他开始上路，没有尽头的路就像没有尽头的直觉，告诉他世界的秘密和生死的疆界。一阵风吹过，他的身体一阵颤抖。有张大网已经向他撒下，大将张宪和爱子岳云已经被捕，没有任何罪名。当岳飞在巡检官家歇脚的时候，很多旧属闻讯赶来，一个一个劝他。此去临安凶多吉少，不要去送死，或是学学韩世忠，找皇帝求情。但见岳飞神­色­严峻，目光如炬：“只有前去！”

岳飞踏遍庐山，心静如水。他坦坦荡荡，一心报国。可前程渺茫，孤掌难鸣。他已经不对朝廷抱有什么希望，已经准备慷慨赴死。如果能用一个人的死去唤醒当权者的糊涂，也是值得的。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到临安，秦桧下令将他逮捕。这时候，岳飞还有机会在旧属帮助下逃走。但他拒绝了，只是说如果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审讯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罪名已按皇帝和秦桧的意图定下。现在，审讯官要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并宣读皇帝圣旨。岳飞提笔写下八个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倒下了，犹如一颗明星从天庭陨落，划破了沉沉黑夜。是非功过，后人去评说吧！

这是一个真正英雄的死法。其骨铮铮，其心昭昭。

其时，岳飞３９岁，正是年富力强；岳云２２岁，一个少年英雄！

四

岳飞死了，皇帝赵构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旧的不死，新的便不可能诞生。为了果实的成熟，花瓣必然凋谢；为了新芽的绽生，果实必须了结。赵皇帝在新年的第一天，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显得兴高采烈。一家欢喜一家愁，一个军人的死，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政治风浪的云谲波诡，让无数英雄迷失自我，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死不瞑目。岳飞也不例外。

史书说赵构是骑泥马渡江的皇帝，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子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以及侥幸逃脱、再爬上龙椅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让人无法释怀。

赵构凭借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皇位。但他的意志与毅力相当脆弱，没有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历，更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这样的素质，实在难以担当中兴与恢复的大任。而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皇帝本人的素质对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巨大。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史学家有过很多判断。有人说他是糊涂皇帝，有人说他是暴君，有人说他是恶人和小人，等等。但杀岳飞，赵构的确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先是皇室继承人的问题。岳飞希望尽早明确。他曾向赵构多次上奏。这触到了赵构的痛处。赵构曾严厉地对岳飞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自古以来，皇室的事情容不得任何外人­干­预，何况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几年前，由于金兵追杀，赵构惊恐之至，丧失了生育能力。他唯一的儿子，由于宫女踢翻一个铜鼎，也被惊吓抽搐而死。赵构只好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做养子，但还没有明确哪一位继承皇位。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金国人放出话来，要放宋徽宗回去做皇帝。但宋徽宗没多久就死在异乡。金人又说要扶植一个宋家嫡系做傀儡皇帝，以对抗南宋。赵构恼怒不已，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二是怀疑岳飞的忠诚。岳飞三次提出辞职，让赵构耿耿于怀。一次是得了眼病要回庐山休养；第二次是母亲去世了要回去守孝；第三次是与宰相张浚发生争执，心里不痛快，要回庐山休息。赵构当然不批准，还妄加猜测，你岳飞是不是拥兵自重，要挟朝廷？岳飞还有大犯忌讳的地方，就是他的军队号称“岳家军”。朝廷的军队，要叫只能叫赵家军，怎么能叫岳家军呢？

第三是作出了战略调整，不准备收复河山，准备偏安一隅了。岳飞是军事家，是军队的统帅，是坚定的主战派，天天喊要打仗，可赵构准备要议和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专制统治的铁律，这是赵构要杀岳飞的最重要原因。赵构安排秦桧与金签订过两个“和约”，岳飞都反对。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为堵住岳飞的嘴，赵构一反常态，颁大赦诏书，对提反对意见的岳飞等人大加爵赏，想堵住他们的嘴。但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不接受，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甚至揭赵构的老底：“比者寝阁之命，咸谓圣断己坚，何至今尚未决？”

金国撕毁和议，进攻南宋，遭到了岳飞的坚决抵抗，被岳家军一路追杀，特别是朱仙镇一战，几乎赔掉老本。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皇帝赵构却通过这场战争对局势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他召集大臣说，两国的战略局势已经形成，我们有了选择的空间。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了，不要再去惹金国了，收复失地的风险太大，承担不起，不如放弃中原。做皇帝要紧，享乐要紧，收复河山的事情留给后辈去吧！要相信一代新人胜旧人。《宋史纪事本末》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

那么，过去的豪情和热血，过去的承诺和誓言，统统见鬼去吧！赵构决心放弃中原，就必须杀岳飞了，“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后，或是改变主意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不胜枚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类格言警句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五

岳飞死了，如天崩地裂。临安市民悲伤涕泣，下至三尺之童，皆言秦桧之恶。大将韩世忠找到相府，厉声质问秦桧：“岳飞何罪之有？”秦桧一脸不屑：“莫须有。”“莫须有”在宋代是“也许有”的意思。韩世忠一腔悲愤：“莫须有三字，怎可服天下？”

秦桧­干­脆说：“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你还有什么话说？他感到奇怪，韩世忠怎么问出了如此幼稚的问题。凡是为岳飞鸣冤叫屈的人，在他看来都不识时务，都不懂政治，皇帝要杀一个人，要那么多理由吗？这天下都是皇帝的呢！比如有一个赵姓宗正卿，居然要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岳飞无罪；还有平民刘允升，上书朝廷为岳飞鸣冤，等等，统统都被秦桧处死。“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秦桧，生于１０９０年，比岳飞长１３岁。其父当过七品县令。小时家贫，做过乡村教师，善于投机取巧。他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拼命向上爬。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徽宗发现秦桧能写一手好字，就把他带在身边。金兵打过来的时候，他与皇帝一同被俘。俘虏营里，秦桧借机向金人献媚。金国首领发现了这个“软骨头”，就对部属完颜达赖说：“如今要灭南宋，单靠武力还不够，还应该里应外合，如果放秦桧回去做个内应，我们取南宋岂不是容易得多了吗？”

在秦桧看来，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政权的统治，为什么就不能忍受异邦的统治呢？１１３８年，赵构重用从金国逃回的秦桧，让他重登相位，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位置上一待就１８年。这１８年，是秦桧大J大恶的１８年，是中国历史上­阴­阳倒错的１８年。

乱世出J臣，乱世更出英雄。比如晏敦复，时任吏部侍郎，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他公开说：“秦桧是J人，恢复无望矣。”比如岳飞，比如韩世忠、张浚等等，他们率军与金兵浴血奋战，在疾病、饥饿、寒冷以及敌人锋利的马刀面前屹立不倒。虽然有战斗的失败，有国土的沦陷，有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但他们还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J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秦桧把抗金将领列了个名单，他要一个个除掉。第一个倒霉的是韩世忠。公元１１３９年，即绍兴九年正月，秦桧主持了与金国的议和，签订了和约。他与皇帝赵构欢送金国使节回国，没想到韩世忠早已派出一队杀手，潜伏在楚州淮­阴­县洪泽镇，准备杀掉途经该地的金国使节，破坏和议，让朝廷没有退路。不料事泄，秦桧慌忙送信让金使改道，韩世忠没能得手。

秦桧要张俊收集韩世忠谋反的“证据”，岳飞无意中听到这件事，连夜派人给韩世忠送去急信，使他在天罗地网合拢之前，侥幸逃出。韩世忠见了皇帝，跪伏于地，脱下衣服，请赵构看看自己胸前背后的累累伤痕，又举起双手，请皇帝看看自己两只手上残存的四根手指，他哭着说，这是中了金人的毒箭之后，自己用双手去拔，也被毒所伤而导致的。

赵构终于放了韩世忠一马。条件是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要闭门谢客，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要动不动就是抗战到底。

修理了韩世忠，秦桧开始把目光瞄准岳飞。正在这时，兀朮给秦桧写信：“你朝夕都在请求议和，但是岳飞却正在谋求进军河北，必须杀掉岳飞，才能够议和。”

秦桧加快了谋害岳飞的行动。岳飞与秦桧原本就是两条道上的人。忠者自忠，J者自J。但秦桧纵J有术。岳飞曾在皇帝面前痛斥秦桧是“汉J”，说“相臣谋国不藏，恐遗后世讥”，秦桧眼露凶光，但没有发作，只是赔着笑脸，只是向皇帝表着忠心。

皇帝赵构的天平向秦桧倾斜。秦桧就鼓动右谏议大夫万俟弹劾岳飞，又指使御史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上奏弹劾。他们说岳飞专打胜仗，是有野心的表现，说岳飞欺上压下，目无朝廷，等等。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谗言听得多了，皇帝开始警醒，开始觉得真是这么一回事。秦桧趁热打铁，说­干­脆杀了岳飞，天下就会太平。此时，皇帝已经动了杀机。秦桧不过是把他的心思表达出来。这是皇帝的­阴­险。

秦桧找来张俊，要编造一个杀掉岳飞的借口。张俊年轻时“好骑­射­，负才气”，投身部队后，屡立战功，一路升迁。在南宋初年“四兴四将”中，他的声望仅次于韩世忠。但张俊非常贪婪。比如他为了防止家中财宝被盗贼偷走，他就把家里的白银做成一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取名“没奈何”，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盗贼都拿这大银球没办法、无可奈何。这件事情极富创意，让他享有九百年来贪欲的不朽名声。

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纯粹而健全的心智，人人都有­精­神上的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人人都惧怕寂寞、惧怕被遗忘，都想拼命地去表现，以期得到人们的注意，得到人们的认可，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张俊不甘寂寞，“审时度势”，与秦桧一拍即合。张俊有一身好本领，但没有用在报国的疆场。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利益，统统抛到了脑后。一旦利欲熏心，就什么坏都使得出来了。

张俊献计，杀岳飞，要从王贵身上打开缺口。

原来王贵是岳飞的心腹爱将，跟随岳飞多年，勇猛善战，两人之间的感情深厚。

张俊冥思苦想了几天，派人去跟踪王贵。果然，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致王贵于死地的把柄。张俊把王贵叫来，拍着桌子，说，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检举岳飞，飞黄腾达，否则，死路一条。

王贵犹豫了好久，终于低下了头。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背叛了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战友、恩师和父兄般的岳飞。他居然编造了岳飞的三条“罪证”：一是在淮西战败后，岳飞当众说，皇帝不修德。这是明目张胆地诋毁皇上。二是在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问主要助手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张宪回答：就看您想怎么办。这不是想谋反吗？三是岳飞说过，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３０岁就当上节度使。这说明他有野心。

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发挥演变一下，都可以要了岳飞的命。秦桧拿到这些“证据”，一脸­阴­笑。他马上送呈皇帝，赵构也在等着这些“证据”。此时岳飞还在庐山，他不知道死神已经降临，他不知道历史已被扭曲。历史一经扭曲，那就不再是历史，而是被人随意玩弄于股掌中的两面人了。

最亲密最信任的人背叛，让岳飞痛心不已。王贵的诬陷，让岳飞百口难辩。他成了秦桧的一颗棋子。本来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不管什么要命的把柄，大不了一死。王贵原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人了。可是他的自私，他的人­性­深处的不可捉摸，让他变得卑劣和无耻。

六

岳飞死后第３７年，即公元１１７８年，淳熙六年，宋孝宗赐岳飞谥号为“武穆”。嘉定四年（公元１２１１年），追封岳飞为鄂王。

再多的荣誉，对岳飞又有什么意义呢？

岳飞死后，金国大摆宴席，举国狂欢。杀了岳飞，南宋就再也没有对手了。洪皓出使金国，曾派人送回一封蜡书上奏高宗，说金国所畏惧的只有岳飞一人，甚至称呼他为岳爷爷。岳爷爷死了，再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大词人范成大作为南宋使者赴金进贡，写诗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陆游读了范成大的诗，就说：“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有此限，亦逢汉节解沾衣。”

敌军将要破城，南宋将亡。太学生徐应镳带领全家在岳飞墓前自焚。熊熊大火之中，徐公大喊：“岳将军，我来了！”路人无不为之落泪。

让眼泪痛快地流吧！让历史告诉未来，避免自毁长城，就是避免衰落和失败。

看来，死亡是能量的转换。就像一棵大树被砍伐，作为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木材被用来建筑房屋，或者被用来燃烧取暖，能量不再继续存在于生长中，而是开始进入支撑，进入燃烧，进入另一个能源场，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岳飞留给我们的有《岳武穆遗文集》。仅仅三首词，胜过雄兵百万！

很多人都能背诵《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每读一次，我都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大气磅礴，一往无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篇章。仰天高歌，勇赴国难，豪情壮志，气吞万里！透过历史的烟云，仿佛看到在遥远的西边，流彩的晚霞裹着一轮血红的残阳，静静地用那柔软、金红的光芒照映着万里江天、无际清秋。唯孤雁哀鸣，水随天去。岳飞伫立在建康城头的亭阁之中，一脸严峻。他抽出宝剑，反复端详那雪亮的剑锋，流火的目光与冰寒的剑光碰撞，仿佛起了一片闪电。他嗟哦咏叹，几将栏杆拍遍，有谁能理解他登临远望之意呢？望断天空，关塞一片草莽，静谧之中，征尘滚滚，杀气弥漫。历史的血腥与疯狂，让我们怀着极大的悲悯之情，凝视着人类先行者们面对过的那片苦海，那片黑暗。试想，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又有几个与他并肩而立？

岳飞写过一首《小重山》的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我读这首词的时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龄，我不理解，一个大英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孤独。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过人生的许多磨难，我终于能够体会岳飞壮志难酬的郁闷。那种郁闷，是站在悬崖边而又不能后退的绝望啊！

王夫之在《宋记》里说，岳飞接近士大夫是死因之一。在宋代，武臣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文化，越受朝廷信任。很多武将都以大老粗自居，没有文化是他们的骄傲。文武分途，是宋代消除内乱的办法。岳飞是武将，居然有与文臣一样的文化，词做得那么好，而作品是心灵的镜像。这岂不使文武分途的办法失去效用？于是文武双全的武将，当然要被视为危险分子。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岳飞生不逢时！

赵构常常纵容将军贪财，甚至鼓励将军贪财，他的逻辑是，将军腐化就丧失了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不会有什么野心。公元１１３３年秋天，赵构将岳飞召到皇宫，亲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赐给他，还亲切地说，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敌未灭，何以为家？”赵构又问：“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飞死后被抄家，贵重物品只有三千余匹麻布和丝绢，五千余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贴补军用的。诸将皆贪财，而岳飞不贪，可见他志不在小。志不在小，便是宋高宗所疑忌的。原来当是非颠倒的时候，廉洁是罪错！

宋代的统治层纳妾是件很平常的事。如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欢侮辱部将妻女。唯有岳飞与众不同。有次蜀帅吴玠特送四川美女给他，却被他打发回去。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意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而在黑白不分的年代，高尚的情­操­当然就成了岳飞的梦魇。

岳飞治军严，忍饥作战，丝毫不扰民。“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的治军理念，让岳家军赢得了民心。红军时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来源于岳飞的理论。宜兴县令曾为岳飞建生祠，题写碑文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江西吉州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岳飞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说“岳飞是一个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脱离了人民会是什么样的英雄？

岳飞还严格要求家属子女。说“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岳云随他出生入死。当岳云还是小军士时，因训练时不慎跌下马来，被岳飞打了一百军棍。岳云年龄稍大，就成了一名十分骁勇的战将。他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战役，特别在著名的颍昌大战中，英勇杀敌，全身创伤一百多处，对扭转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但岳飞只报将士们的军功，对岳云的军功扣押不报，并且多次拒绝朝廷为岳云加官。岳飞平时不准儿子们近酒，在战斗的间隙，还让他们参加农事，理由是“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一生清白，满门清白，就让人们嫉妒，让人们无端地生出许多怨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要为自己的完美付出生命的代价。“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谁能理解他呢！所有对手都找不到他任何道德的硬伤，于是“水清无鱼”成为他最大的弱点。他的“悖论”是政治本身的“悖论”。

因为岳飞的存在，已经与宋代猜忌武将的传统发生了碰撞；因为他的存在，已经把满朝文武比得黯然失­色­。

于是，岳飞只能选择死。就像道德高洁的屈原，要自沉汨罗江。

他们死得悲壮。他们的死，对于生活得庸庸碌碌的人们，是一种反讽：活着有什么意义！

七

在辽阔江天，在苍茫大地，借问英雄何处？

崎岖命运和民族灾难，是我们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英雄业绩和历史功勋，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力量源泉。记得小时候看《三毛从军记》，三毛走上战场之前，就是幻想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背后Сhā满了小旗儿的岳武穆，挥舞着大枪，抵御着接踵而来的日本鬼子。而“­精­忠报国”更是成为当时那个时代的强音。

岳飞­精­神不朽。逝者如斯，谁都无法扑灭­精­神的火焰，谁都无法遮蔽心灵的光芒！无论用水还是用土，用刀剑还是用毒药。

岳王庙的西侧有岳王墓。墓前建有墓门，前有照壁，上嵌明人洪珠书“­精­忠报国”四字，墓碑上刻“宋鄂岳王之墓。”左侧为其子岳云。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四人铁铸跪像在岳王墓门下方，反剪双手，面墓而跪。跪像背后墓门上有楹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读这两句联语，让我感觉很不轻松。“可叹诸公善谋身，自古误国岂一秦？”历史上每一次民族危亡，都会出现一批民族英雄，同时也会有汉J、叛徒。岳飞之前和岳飞之后，有过多少光荣与耻辱，有过多少高尚和卑鄙？国家危难当然首先考验着朝廷，同时考验着人民。这种时刻，救国是最起码的做人标准，又是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这种时刻，一个人可以成为英雄，扬名于世；也可以成为汉J，遗臭万年。岳飞和秦桧，分别用行动书写着爱国者和卖国者的内涵，分别代表着忠和J的形象。岳母是个平凡的­妇­女，一个普通的百姓，她在岳飞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在国有危难的时候，她无法拿着刀剑上战场，就把唯一的儿子送上前线。这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一种牺牲­精­神。“­精­忠报国”几个大字，大情大义，犹如生命的火把，照亮了岳飞的眼睛，照亮了历史的路途。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J臣能像秦桧一样受后人痛恨。他在风里雨里跪了九百多年，还将继续跪下去。这就是民心、民意。据说连现在的油条，也是宋人发明的“油炸桧”演变的。当时，人们用面团捏成秦桧夫­妇­的形象，放在油里炸着吃，后来简化得只剩下两条腿，就是现在油条的样子了。

秦桧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中华民族所作出的最公正的裁决。中华民族历遭磨难，有过许多昏君J相当道，但其正义感始终不灭，正是因为这不灭的正义感在支撑着我们，这座民族的大厦才能久经风雨雷霆而不坍塌。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有人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还有一位所谓的艺术家，将秦桧的跪像塑成站立。如果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秦桧不就成了忠臣了？按此推理，历史都要改写。好在这只是个别人的胡言乱语，只是个别人的所谓“学术创新”。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周作人在１９３６年写《再谈油炸鬼》，稍前还写《岳飞与秦桧》，公开为秦桧翻案，为自己随后去当汉J作准备。我读过犹太人的《出埃及记》，读过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当时我就想起一句古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我痛感个别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尤其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史、屈辱史的隔膜！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用功利­性­的眼光去篡改历史，那样的镜子将是一面哈哈镜。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是先祖活动的事实，只有首先尊重事实，我们才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岳飞是国家任命的抗金将领，从岳飞抗金的目的和最大受益者来看，显然是为了南宋的国家利益，是为了南宋的安危。岳飞全身心投入，义无反顾的牺牲，写就了民族英雄的灿烂篇章。

对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对于国家的解放和独立，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具有巨大人格力量的人，都应该称作民族英雄。岳飞当之无愧。朱元璋为岳飞事迹而落泪，亲书匾额“纯正不曲”；努尔哈赤让他的两子孙改姓岳，乾隆多次到杭州岳飞庙造访，撰写《岳武穆论》；民国国父孙中山更是称岳飞为“岳飞魂”。毛泽东一生都有岳飞情结，１９３８年在《论持久战》中用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阐述军事艺术；１９４９年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中谈及“视死如归”就以岳飞为例；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来访令奏《满江红》乐曲为接待奏乐；１９７５年，做白内障手术，命人在手术过程中放《满江红》音乐。可见，在岳飞身上体现的爱国和献身­精­神，是构成我们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内容。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文章，说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岳飞塑像，岳飞的背上刻有“­精­忠报国”四个字。从小读岳飞的故事，记得所有的诗句。１９９１年，他与一些国会议员瞻仰了中国杭州的岳王庙，在岳飞遇害处凭吊。岳飞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故事，编入了新加坡语文课的读本。李显龙说，岳飞的意义应该好好传承。时代已改变，新加坡需要不断前进，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产生真正属于新加坡的英雄人物。

看来，人类对民族英雄的崇拜，超越了国界；人类对民族英雄的呼唤，跨越了时空。而英雄辈出的民族，才长盛不衰；英雄辈出的时代，才充满希望！

写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长沙朗晴居

造物与制作

詹克明

自从造物主造出了人类，于是就有了两种创造，同时也就出现了两个世界——造物主创造的自然界与人类创造的人工界。

作为一个特例，在造物主创造的所有物种中，人类是唯一被恩准可以窥探造物主造物奥秘的物种。而且造物主还允许它按照所探得的规律做出属于自己的创造。虽说造物主与人类在进行创造时都使用了同一套自然规律，但所创造的两个世界却很少交合。聪明的人类也确实创造出一些在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如电动机、计算机、汽车、电视机、摩天大楼、移动电话，乃至一些习见俗常的穿肠之物。相信大自然中会有“烤全羊”，但肯定不会有“红烧­肉­”；偶尔有过果子酒，但绝对没有“二锅头”。上帝是宽容的，只要不违背既定规律，人类做什么都成，全然放任，绝不禁阻。

若细究起来，自然造物与人工制作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创造，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一、自然以“自动”造物

自然造物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自动”！它让天下万物，从宏阔宇宙到微观世界，发生的所有变化全都依律自行——自动发生，自动发展，自动完成——让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自主变动与创造出新之中。例如，对中华民族最具伟大影响的“自动”莫过于让长江黄河等几大水系“自动”流经神州大地，其中仅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流域面积就占了国土的近三分之一，古往今来哺育过不下百亿华夏子孙。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整套自动循环机制链接完成的——海洋水汽自动升腾，顺季节风向自动西行，遇冷自动凝聚于青藏高原的冰山雪峰，严冬过后冰雪自动融化，又自动汇聚成江河，沿三大地理台阶自动东流，回归海洋。而造成此种水流势头的青藏高原又缘于印度板块撞击欧亚板块后产生的山体自动隆起，由此才成就了这座“中华大水塔”。倘若由人工制作来建塔提水，哪怕是一个小型供水系统，任凭你把黄沙水泥钢筋石料一样不少地全堆在地上，它能自动升起一座水塔吗，而且没有水泵抽汲，水会自动升上水塔高程吗？

规律如河道，行船有顺逆。大自然总是采取“顺流而下”的方式展示自然规律，而人类却往往以“逆流而上”的蓄势来运用同一条规律。以“铁”为例，研究表明早期地球大气为还原­性­气氛，因此尚能容得金属铁存在，自从有了绿­色­植物（主要是海洋中的藻类），其光合作用释放出的氧气将金属铁逐渐氧化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铁，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亿四千万年前的寒武纪，大气中因自由氧的积聚而变成氧化气氛时，金属铁显然已不复存在。（充其量只有一点来自太空的陨铁。）直到公元前７５０年克尔特人（位居今天法国）懂得了冶铁技术用它制作马蹄铁，公元前７３０年亚述人用它来制造武器，从此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直到今日，铁仍然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支撑。近三千年来人们制作了越来越多的钢铁制品，它们暴露在空气中，大自然又再度将它们锈蚀成氧化铁。对铁而言，自然与人类都在使用同一条“氧化还原反应”规律，只不过是沿不同方向互相推诿而已。与滚滚波涛顺流而下的自然造物相比，人工制作只不过是逆流而上的几叶小舟。

二、自然以“非知”造物

自然造物与人工制作的又一重大区别就是——人类创造必须要以“已知”为先决条件，而以“非知”造物的大自然完全无须这个前提。作为人工制作，你要想造台电动机，就必须知道磁体与线圈相互作用的规律，诸如欧姆定律、右手定则、金属导电­性­能、材料力学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倘要造架航天飞机须要知道的知识就更多了）。

人类创造以“知”为条件，必然也要受到“知”的制约——不知就不能创造。故人类的创造必以“知”为限。而自然造物无此大限，当然也就可以创造“无限”了。正因为此，它才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无比谐调复杂、无比绝妙­精­彩的大千世界。

人类“有知”制作永远也达不到自然“非知”造物的妙境。一只重量仅为２克重的蜂鸟汲蜜时扑动双翅，不仅能在空中保持静止不动，还能向后倒飞。此等寻常小技却是任何最先进的现代双翼飞机都无法做出来的。借助液压弹跳的跳蚤，它的弹跳高度就其所超过自己身高倍数而言，也是任何人工机械所无法达到的。一些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的人工巨作（如宇宙飞船）比起自然界的大型动物（如鲸）来不仅显得简单粗糙，而且在安全­性­上让人感到还有点悬乎。人的大脑由上亿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彼此以７～８万个突触互相联结。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造物，人脑独有一种洞察事物本质的“悟­性­思维”能力。这是一种比逻辑思维更为高级的思维方式。计算机尽管可以有很强的计算记忆与逻辑思维能力，但完全不具备“悟­性­思维”能力。它可以打败世界象棋冠军，但绝发现不了“相对论”、“量子论”。以“知”为限的人工制造永远也敌不过以“非知”创造的自然造物。“天工”岂能“巧夺”？

“有知制造”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而“非知造物”又是人与自然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自然以“无废”造物

自然造物每一步都是“成品”，没有废物，没有废墟，没有半成品，更没有最终完成品！

人工制作天然地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它以“用”为前提，具有明确的预定目标，因此只有当它完成最末一道工序，装上最后一个零件时，才能成为一件有用的成品。此时它已达到最高的有序状态。随着使用过程的磨损与消耗，它的有序程度也随之降低，同时也开始了它的变废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人造之物的变废，可以是渐进的（如轮胎磨损），也可能是突发的，使得小废即成大废，局部废即是整体废，一废全废。如美国发­射­第一颗“先锋号”人造卫星时，仅仅由于一个价值２美元的元件失效，而导致整个发­射­计划的失败。不久前“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不幸，也不过是由于一两块隔热瓦片破损引发的。

自然造物，一路走一路生，永无“废”字可言。山体崩塌可成岩石，岩石风化又成沙粒，沙粒经地衣植物的酸­性­分解又成土壤，土壤被水流冲刷搬运又可沉积为平原。（如黄河淤积形成了华北大平原。）

大自然从不创造不能为自己所化解之物！所有自然创造之物都可以在整体环境中被层层递解，降至本原材料，供再度升阶合成之需，循环往复，永不成废。朽木为蝼蚁所食，白蚁粪粒又可自筑巢岤，蚯蚓食土又能改良土壤。就连牛之胆结石（牛黄）都可入药，具有解毒消肿镇痛定惊之功效。人工制作就难得有这种级级递减、步步为用的美事了。别指望一台电脑报废会降为电视机使用，再废又成收音机，再废又当打字机用。事实上，也许一小块电板坏了就可使整机全废，不能工作。

有时甚至一座最现代化的大都市都可能因为某种生活要件的暂时缺失而导致全城瘫痪。不久前的纽约大停电，使得有电梯不能上下，有电磁灶不能为炊，有汽车打不开电动车库门，地铁乘客有秩序地穿越隧道爬上地面，地上交通却因缺少信号指示而乱成一团。城市乃是最宏伟的人造之物，它最集中、最全面地展示了人工创作之­精­华。苦心营造数百载，到头来竟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一座繁华都市的维持，却原来只以“三线”系之——电线、水线、（汽）油线，它们是城市的生命线，哪条断了都足以使整座城市陷于瘫痪。然而它们又是遍布全市，完全不设防的“­祼­露网线”，且不说那些易于被恐怖分子卡住命门的恶意破坏难于防范，光是自然事故就足以让人们担忧它的安全。技术在追求最大利益的驱使下往往用足安全系数，挺身走在险界边缘，使得当今世界陡增了多少麻烦与凶险。几十万吨油轮哪年没有几条破肚流油污染大片海域的。鲸鱼在海中游弋了上亿年，有几条是到处流肝拖肠遍洒鲸油的？文明尽管发展，但现代价值观反而成为新的废弃增长源泉，快速更迭，瞬息万变，使其更少恒久考虑，更缺长远打算。埃及法老的金字塔之所以屹立四千年流传至今，就是得福于它们完全有别于我们的现代价值观。

大自然一路漫步一路生成，可谓步步莲花；人类世界一路制作一路废弃，身后处处废墟。“几处败垣围故井”是村落的废墟，黑城、阳关、龟兹、骆驼城是城市的废墟，楼兰、古格、高昌、三星堆是国家的废墟，湮灭于热带丛林之中的玛雅是一种古代文明的废墟。这不禁让人杞忧起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现代人类如此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恶化环境，奢侈贪婪，攫取财富，长此下去，有朝一日整个地球会不会成为全体人类的“废墟”？答曰：断然不会！因为“废墟”必须直面后人。人类灭绝即是文明终结，没有后人，断了后续文明，既失去观照眼光又失其参照坐标，“废墟”也就自然不再具有其本来意义。这就如同死后无称“病残”一样。再者，“废墟”当与“考古”概念直接相关，文明终结之后虽说还有其他“大脑”动物健在，然而除了人类以外，任何一种动物都没有“考古”癖好。野牛吃草刨出枚罗马古币，形同卵石。猴群爬上摩天大厦只觉比悬崖峭壁乏味。动物没文字记载，没语言传承，嘶吼鸣啼、吠嗥咆哮之中更无荷马史诗，无“历史”，无“未来”，只有现在，又哪来的考古细胞？呜呼，人类居然没有废墟！没有凭吊，没有考古，甚至没有谁知道这片大地曾经有过人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此中更无人在，何来怆然而涕下。野茫茫，天苍苍，一片大地真­干­净，唯有自然！

四、自然以“全阶”造物

倘若将自然生物进化与人类文明进化做一番对比便可以发现，在现存世界中两者竟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图景。生物进化展示的是在演进过程中各种生物物种一步步变化的“全阶式”图形，而人类文明却只保留最近几阶。若以水波来类比，生物进化的全景有如从天际涌到岸边的层层海浪，而人类文明则更像是孤波一线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大潮。

仁慈的造物主从不主动抛弃它所创造的任何一个生物物种。除非这个物种自己阳寿已尽，否则它绝不轻易抹掉任何一个生机尚存的物种。尽管古生物学已证明许多高级生物如恐龙、剑齿虎、猛犸象均已寿终正寝，但其原因只是它们不再适应当时的环境。纵观整个生物界，现存生物物种中，一些最原始、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如细菌、变形虫、草履虫等）都依然健在。那些可追溯到寒武纪、奥陶纪的物种，如鱼类、海星、海绵，甲壳类的虾、蟹、贝、螺等，它们的后代今天仍然活得有滋有味生机盎然。造物主绝不会因为有了脊椎动物就舍弃无脊椎动物，有了爬行动物就不要它的过渡态“两栖类动物”，有了脊椎动物就抹去节肢动物。其实，物竞天择，无分高级低级，门门类类之中都各有其进化得完美无瑕之物种，各以其优势得以长存。造物主不偏不倚，绝无功利之心与门户歧见，只要自存生命活力，绝不放弃任何生灵。

人类以“用”为目的，从来都是“喜新厌旧”的。有了更好的新东西，旧的即使能用也会舍弃不用。物未废，人已弃，强令其废，故此，文明进化过程中，走一路，丢一路，废弃一路。有了钟表，谁也不会去用计时的“漏壶”；有了火柴，就不再用火镰火绒，更不会去“钻木取火”；有了电灯，不点蜡烛；有了步枪，扔了长矛；有了轮船，丢了独木舟；有了电报，不用八百里飞马加急快递。汽车取代了马车；纸张取代了竹简木牍；金属取代了石器，哪怕出土石刀的锋刃至今仍旧锋利也不见有人用它割­肉­。如果说生物进化在当今自然界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进化阶梯，那么人类文明进化则只保留了很少的最近几阶。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狗熊掰­棒­子（玉米）的故事。笨熊右爪掰下一穗玉米挟在左腋下，再用左爪掰下一穗玉米挟在右腋下，就这么一路掰下去，到头来只留住一爪一腋两穗玉米。我们人类比狗熊高明之处在于我们每次总要选一只比原来更大的玉米掰下，一路走下来，最终可以骄傲地保留两穗最大的玉米。我们聪明吧？

五、自然以“非目的”造物

自然造物从不预先设定目标，究竟如何走向，全凭物­性­自流。每一事物的发展本应有无限多种可能，到底选择朝哪个方向演变，只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同样一枚受­精­­鸡­卵，处于３８度恒温，则自动孵化为小­鸡­；处于１００度沸水，则蛋白质自动凝固，成为熟­鸡­蛋；处于６０度高温，又会自发走向腐败，成了臭­鸡­蛋；处于γ－­射­线照­射­，又可能改变ＤＮＡ的链接，创造新的­鸡­种。仅仅是环境就足以起到决定事物朝哪一方向发展的关键作用。因此自然造物从来都是“依境随缘”，本无“目的­性­”的。

以“非目的”造物的大自然从不规范万物的演进方向，一切随分变化，不加­干­预，给予最充分的自由，此也可，彼也可，无可无不可，无不可也都可。造个有脚动物，两脚亦可，四脚也行，六脚、八脚、十脚，乃至二十脚（带蛾毛虫）、“百脚”均无不可，甚至无脚也成（蛇）。涉及造物尺度，可宏巨如鲸象，也可屑小如螨蜱，更可微末如单细胞。打造植株，可伟岸为８０米巨杉，也可为仅仅几厘米的微型树种（雪柳），还可以是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藻类植物。宽宏大度的造物主给万物以无上自由，因此才玉成了形态各异、种类齐全、各具专长的生物王国，这些物种可软体，可硬甲，可脊椎，可节肢，可啮齿，可爬行，可游水，可飞翔，可蜉蝣，可遁地，可寄生，可群居，可集“军团”如蚁，可聚“社会”如蜂……任其食草、食­肉­、食腐、食渣、吸汁、吸血、吸蜜、吸浆……只有以“非目的”造物方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生命形态：百万品种的昆虫纲，３５０００种的甲壳纲，４６００种哺|­乳­|动物，９０００种鸟类，６０００种爬虫，２００００种硬骨鱼，３５０００种蜗牛，１８０００种蠕虫、蚂蟥，２００００种蛔虫，１５０００种绦虫、吸虫、扁虫……大千世界，谁独有一技之长，谁就能占有一席之地。只要君能自存，一切大可。

只有以“非目的”造物才能使各种生物享有无限发展的“大自由”，正是这种大自由导致了亿万物种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演绎出彼此之间绝对悬殊的“大不同”。这种大不同在生物圈中有着极不寻常的重要作用。

首先，“大不同”奠定了生物界的“大不争”格局。

彼此相差悬殊的生活习­性­使得各种生物物种得以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生存空间。使每一个物种都得以在各自不同的生存空间里谋求各自的发展，彼此互不­干­扰。虽说都是“它养”，倒也把天空、大地、海洋的生存空间如同棋盘格局般瓜分得­干­­干­净净——你爱我弃，我扔它取，彼此无争，各得一方领地，各端各自的饭碗，各享各自的口福。狮猴兔鼠的生存空间互不重叠，鹰鸮燕雀各有各的食­性­，鲨鱼、海龟、海星、章鱼各生活在不同的海域，蜗牛、蚯蚓、蜘蛛、蜈蚣也都各守一方领地。正是由于物种“大不同”的特点，才使得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生存空间，让生物能量得以均匀流散。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物种在生存空间上的合理疏散，才有可能将生存竞争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了生物圈中“大不争”的基本格局。

人类以“用”为目的，受利益驱动，技术趋同，文化趋同，生活方式趋同，价值观念趋同，拥挤在日益趋同、日渐逼仄的狭窄生存空间里。更由于交通、讯息、物流的发达，教育、技能、货币、语言的相通，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推行，普天之下人类全都陷入全球一大争之中。纽约一家跨国公司可以招聘世界六大洲的员工。一个法国人可以在香港用美元投资日本一家上市公司，该公司开设在新西兰的一家工厂又招聘了大批菲律宾工人专门生产销往东南亚的产品，并由巴拿马货轮运往越南一家印度人开的超市，这种全球化的新型“共产”与世界“大同”，不禁让人耳边响起了另一类的“英特纳雄耐尔”旋律。如今地球经纬度方格已不重要，国界对商品货物更是形同虚设，但愿这种全球一大争的趋势不要导致全球的单一化。

其次，以“大不同”为基础的“物种多元共处”确保了整个群体的生态稳定。

钻进亚热带原始森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繁盛杂处。这是一种多元化的斑驳陆离，体现了一种放任惯了的散漫自在。它们完全不像列成方阵的队列士兵，更像是一伙崇尚个­性­自由的艺术群体——集体­性­地拒绝整齐划一。湿润的绿谷之中，林木中弯出几丛绿竹，阔叶里掩着几株细叶，珍稀的贞楠与普通的青杂生，千年的野茶和石缝中的黄连共处，躲过第四纪冰川的桫椤与红豆杉隐居在杂树中间，远处满树冠的黄铯山梨花与近处的红杜鹃遥相呼应，高大的乔木满身青苔又被盘藤缠绕，矮处的板蓝根丛中挺出一根极像眼镜蛇样的吓人东西，原来是蕨树卷曲的­嫩­头。裹满青苔的圆卵石，毛茸茸的­嫩­绿，如同微型“盆景”，映­射­出覆满森林的远古地球风貌。

然而，与这种生机勃勃相伴的却是随处可见的死亡！这又是一个出乎意料而又令人难忘的印象。走不多远就要跨过一棵横倒着的大树。没多久又会看到几杆弯垂劈裂的毛竹。生机勃勃的快速生长必须要求有同等速度的快速死亡，只有这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才能够运转下去。整个循环的周转速度取决于其中最慢的一环。特别是对一座相对封闭的原始大森林，生长与死亡的相反相成，对维持整体的生态稳定就更显得至关重要。杉树遭灾了，成全了青；毛竹劈裂了，山茶忙去补上。贞楠倒了，山梨赶着抢占阳光。任尔生我灭，你削它长，整座雨林总是繁盛不衰，永远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动态平衡。多元共生该是一张多么可靠的安全网！生命的张力使得原始森林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像是一具被压缩了的弹簧。所有这些弹簧又全都被挤压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它们是机警而又务实的，既安于在应力彼此抵消的束缚态下达到平衡，又会敏感地寻求不期而至的空隙等待新的伸张。正是这种生命的较劲，保证了整座森林绝不留下任何生命的空白，永远保证一张完满无缺、全新鲜活的绿­色­篇章！

六、自然以“整体联系”造物

一

大自然从不孤立造物。它让任何事物都处在一种整体联系之中，哪怕你随手挖出个极寻常的个体来，它也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地让你从这一“个体视角”上体会出事物整体的普遍联系来。

就拿水果来说，要想结出一只普通的苹果，细数其相关因素竟是不得了的繁冗复杂。首先得有“土壤”。这地球岩石风化，又在地衣酸­性­作用下分解为土壤总要几百万年吧。有了土壤还要有“果树”。这植物由海藻漂上陆地，经历“伪根”到真正的根系，又由草本到木本，孢子植物到­祼­子植物，再到被子植物、显花植物又是多少亿年。有了土有了树，还得有“昆虫”授粉。自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以来，产生了原始多细胞大型生物，再进化到蜜蜂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诸多条件齐备后，这“春天开花”又完全靠的是地球自转，因地轴有个２３．５度的倾斜，才有了温带的春夏秋冬。春天是植物的“发情期”，繁花似锦，招蝶引蜂，这才有了苹果胚株。此后还得避开果树病虫害，未遇狂风暴雨冰雹，这才能到手一只苹果。此果虽平常，结成它竟然要有这么多天文、地理、气候、生物……条件来成全它，其中又涉及多少部进化史（地质变迁，植物进化、昆虫演化……）。听起来真像《红楼梦》里凤姐细数“茄鲞”之制作：以平常茄子为主料，需配上­鸡­油炸，净­肉­切丁，­鸡­­肉­脯子，香菌，新笋，麻菇，香­干­，­鸡­汤，香油，糟油，­鸡­爪子……十几道工序­操­作。无怪乎吓得刘姥姥“摇头吐舌”地说：“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其实，配一只自然造物之苹果的要件，比起人工烧制“茄鲞”之配料要惊天动地得多。苹果有如生命网上的一个绳结，牵一果竟会扯出这么多天时地利、起源演化来。这还只是截取最直接相关的一小部分，倘若再考虑太阳活动周期，两万年一次的地质冰期，百万年一次的磁极倒转，数亿年一次的小行星碰撞，再进一步扯出地球、太阳系、银河、乃至宇宙起源来，那就无穷无尽了。

然而，严格说来我们还只能算是扯上“半张网”，倘若继续向“微”的方向挖掘，还可以扯出一张同样庞杂的相关联系来。诸如细胞起源，蛋白质、ＤＮＡ等生命大分子的化学进化，核苷酸、氨基酸等分子的光学活­性­起源，早期地球原始大气成分，宇宙之初分子原子的形成，核素的演化，以及宇宙大爆炸起始时的基本粒子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对任何一个寻常之物，不论你是向“宏”的方向追问，还是向“微”的方向追问，最后都闭合于宇宙起源这一原点！苹果乃是寻常之物，除了它的祖先曾从牛顿的脑袋里敲出过“万有引力”定律外，与其他果实没什么区别。若是以人为例，必然还要扯出更多联系来，如大脑进化、语言形成、智能起源、神经网络联系，以及人类进化，生物进化，最后仍旧要追溯到宇宙起源。任何一个人都联系着一个完整的宇宙，不论你是总统还是平民，也不管你是当总裁还是在拾荒。

二

自然造物从来都是一整套地同时创造，让它们相互依存，互相制约，彼此差异，和谐共处。从微观到宇宙，从非生命到生命，每一个物质层次都是如此。例如，大自然创造的热带雨林，它让高大乔木、低矮灌木、草本植物、附生植物、苔藓地衣、腐殖真菌，以及林中的鸟类、兽类、昆虫、爬虫、蜗牛、蚯蚓、蚂蟥、林蛙……全都一体­性­创造，让各种联系纵横交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然而最能体现大自然总体设计的还是——通过“能量传递”使整个生物圈极其­精­妙地连成一个完满的整体！

生命是一种“自发有序”过程。这种与“熵自动增大”相逆行的自发有序必须要靠能量支撑。对地球生命而言，这种能量全部来自太阳。然而所有生物物种中只有植物才能直接吸收太阳能，并储存于自己体内，这就是支撑地球全部生命的能量总量与有序总量。以后循着食物链的每一次“吃”都只能是总能量的消耗与总有序量的降低。

植物真是“捕风捉影”的高手。依靠叶绿体的光合作用，它那望空张开的叶片，从风中“捕”到二氧化碳气体，又从太阳光影中“捉”到能量，再配上吸进的水，以“碳水化物”的形式将“碳”（当然还有氢）固定在自己体内。每个动物吃进这些“碳”后，都是靠吸氧“烧碳”来获取能量，让自己动起来的，这点跟火车烧煤没什么两样。这食物链的传递，就是“碳”燃料一级级的转移。

“能量传递”将整个生物圈联结成一个完整的“巨生命体”，它涵盖了大地、天空与海洋。这个巨生命体恰像一张巨大的生物膜包裹着一颗巨大的泥丸，在太空漂浮。地球与众不同的­精­彩与殊荣也全靠这张膜，剥去这层膜，它不过是一颗死气沉沉的普通行星而已。这是一张极薄极薄的“膜”，与一万两千多公里的地球直径相比，这层膜的厚度远不及它的万分之一。

动物与植物一个“它养”，一个“自养”，如同生物圈中的“­阴­”、“阳”两大界。“能量传递”将这两界像太极图那样互补成一个完美的“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反相成，互依互存。这两界一动一静，它们以“碳－氧”二素为“丹”，互相吐纳，周而复始，循环无限。

生物圈又像一套“俄罗斯木偶”，界－门－纲－目－科－属各种生命层次，层层嵌套，依次包容。然而，“能量传递”却能在其间纵横驰骋，多重交织，内外勾连，上下穿Сhā，使整个生物圈成为一个无限多重联系的整体。这种联系真是奇妙无比，经过多次链接竟能让其首尾相合，越过多层联系竟能让单细胞与巨型生物相互依存，通过小麦的风媒授粉可以让“风马牛”相及。这是一张捣不烂、扯不断、挣不破、搅不乱，极其稳定的生命联系之网。这张网完全是靠着“能量传递”穿针引线联结而成。

“能量传递”充分利用所有生物物种在分子水平上基元相通的特殊便利条件。每种生命体，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论是单细胞还是大型生物，构成它们细胞的生命大分子ＤＮＡ、蛋白质都是由同一套单元分子组成。（即４种核苷酸与２０种氨基酸）。食物链中的每一次“吃”，都是拆人家“房”，盖自家“楼”，一次次的“拆”，又一次次的“盖”，作为聚合单体的氨基酸、核苷酸等“分子砖块”全都不磨损、不风化，不旧不废，任凭万次拆搭，永远崭新。在“被吃”与“吃”的链条中，所谓“能量”的传递，实际上就是“生命”的传递，它们是以“身体”作为载体来实现传递的。它永远是一种己死它生的生命传承。惨哉，壮哉——杀身留“能”，先死而后生。

食物链如同一座生命的“金字塔”，植物——食草类动物——食­肉­类动物……一级级有序程度的升高，又一级级生物总量的减少，在升阶中完成了太阳能量的传薪与积累。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能量阶阶升高时是如此，当生命体死亡解体时，造物主仍旧没有放过这一能量阶阶递减的机会。他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构成了一条能量逆向传递的生命链条。在原始森林你到处可以看到倒地朽败的树身成了繁殖基地，不仅培育了满树的青苔地衣木耳蘑菇，还养活了无数的蚂蚁蚰蜒蝎子蜈蚣。同样的死生交替，同样的生命基元重复拆装，太阳能在有序程度逐级递减的过程中，再次使用了“能量传递”，延伸扩展了生命的链接，使生物圈闭合成一个完满的生命大循环。只要“碳”没有全部成为“二氧化碳”，就不算完结，就还有“能量传递”的空间。生命循环是一个竖直大圆环，不论升高也好，降阶也罢，都是“能量”的流动。每一个生命体的存活，不过是太阳能在你体内的暂时留驻，从上家接手的能量，你只能消费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得留下，辞世之时全部传给下家。可见“生命流”就是“能量流”。能量的“源头”是太阳。太阳如“天火”，植物才是窃得天火，造福一切生灵的普罗米修斯。是它点燃了生命的链接。

造物主造物就是如此高妙，它步步衔接，层层通透，立体循环，真是升也­精­彩，降也­精­彩。他以能量为“梭”，纵横交织，穿Сhā经纬，使生物圈里的一切生命都处在一种和谐自然，互相依存的普遍联系之中。相形对比，联想起充满物欲的“人类圈”，不免令人自惭形秽，咱们人类社会中也有一种与能量相类似的流通物，那就是——“财富”。那些最底层的财富直接创造者，如同食物链中的“自养”阶层，他们创造的财富“他养”了初级富有阶层。初级富有又“他养”了比他们更高一阶的富有。财富一阶一阶地向上集中，直到极少数顶端的超级富有，形成了与食物链结构极其相似的“财富金字塔”结构。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金”字塔，其他的如古埃及金字塔、食物链金字塔其实全不含金。“财富传递”同样也有升阶降阶之分。富人升级换代之时，将二手房、二手车、二手家用电器降阶流向贫穷阶层，再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向内地贫困地区。发达国家的过时设备、高污染产业、报废轮船，乃至工业垃圾“出口”流向不发达国家。可叹人间，竟是升也不平，降也不平，“财富流”带来的只是贫富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怎么大自然的“能量流”与人世间的“财富流”形态上如此相似，而本质上却又如此地截然相反？这种相悖，显然其背后还会有更为深层的东西可以追问。追寻到最后它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自然造物”与“人工制作”两者在“­精­神”上显然是根本对立的！我对此深信不疑。谁说大自然没有­精­神？

造物主创造了一个­精­神上完全不像自己的人类，不过他还是撒手不管，不置一辞。他很沉得住气。在他所创造的广袤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个他随手搓出的小泥丸。人类再能折腾也仅仅是在这粒小球上热闹一时，无伤大雅。真该对此在意的倒是我们人类，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咱们人类物种寿期的长短。

三

大自然以“整体联系”造物有时还表现在，整体与整体之间往往还存在着某种更大尺度的关联，或者是在时间上体现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更为长程的有序。这种大尺度关联与长程有序可以扩大到全球范围或久远的地质时期，例如，包括了地球所有海洋、湖泊、河流、地下水、冰川、雪峰、两极冰盖在内的“水圈”。类似的还有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等。时间长程有序除了前面提到的地质冰期，地磁倒转周期等还可以包括一些全球­性­的气象活动，如厄尔尼诺，“蝴蝶效应”……这种联系真可谓是“跳出三界外”的大因果、大循环、大道场，借助这种联系可以达到一种更大尺度的动态平衡与更大范围的超级稳定。地球虽只偏安银盘一隅，但也足以体现了造物主的无上大手笔、宇宙大气魄与天地大匠心。他看似只是在这颗蓝­色­的小球上随意地画了几个圈，于是万类归宗，自属其圈，循圈而动，依圈而存，从此宇宙乾坤大定。聪明的学者也深谙其意，­干­脆以圈名之：生物圈、水圈、大气圈……看来还应该增加个“人类圈”。从人类对地球整体面貌的影响，它与其他各圈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对世界未来所起的作用来看，都已接近与其他各圈相比肩的程度。

造物主啊，我总算明白了，你原来是喜欢“画圈”的。整个宇宙到处都是你信笔画下的圈。小到基本粒子自旋是圈，原子的电子轨道运动是圈，苯环分子结构是个“六元”的圈，碳－６０富勒烯是个球形的圈，ＤＮＡ是拧成麻花状的双螺旋圈，细胞中有圈，血液循环是圈，电磁变换要有线圈，月绕地转是圈，地绕太阳是圈，彗星绕日转（哪怕轨道扁如雪茄）也还是圈，伴星互相缠绕转动是圈，太阳绕银河系转动也还是圈……只是不知造物主是否还画过比银河系更大的圈。（想必是有！）有了圈才能封闭，封闭了才成体系。惯于子孙满堂的太阳，若行星轨道都不封闭焉能称系。

造物主真聪明。他画了圈，万物循圈而转，任其自行，让他多么省心。倘若没了圈，事必躬亲，他还会如此悠哉吗。造物主以圈来周行天下真是绝妙的大手笔。会画圈真好！怪不得大人物都爱“画圈”，不着一字，只画只圈，谓之“圈阅”，不似文字，胜似文字，多少含义圆通其中。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人们就已学会了画圈。几乎世界各地的岩画都凿有圈形。贺兰山岩画甚至有一幅圈圈相套竟达七八重之多，不知是代表某种原始宇宙观，还是一种图腾崇拜。

许多历史人物真可谓是“成亦唯圈，败亦唯圈”，浮想之余令人不胜感慨。麦哲伦驾船西行，竟然回到原地，证明地为球形，因圈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他船中一定藏有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化学家凯库利据说梦见蛇咬住自己的尾巴，由蛇圈触类旁通，解决了苯环分子结构难题。斯莫里与柯罗托把分子的圈形封闭扩大到立体，解决了碳－６０的巴基球结构，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其实哥白尼与教会关于“地心说”与“日心说”的论争是在双方都承认“圈”的基础上展开的，水火不相容的只是以谁作圈心之争。据说当野蛮的罗马士兵闯进阿基米德的工作室时，这位学者正在聚­精­会神地从事他的几何学研究。在罗马士兵用剑刺入他胸膛前，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动我的圆！”一位学者钟情于他的探究，钻研到最后一秒钟，为“圈”而亡，也算是死得其所。阿Ｑ死前办的最后一件事是在自己的死亡文件上“圈阅”，表示认可。只可惜“圈”画得不圆，成为临终憾事。如今只有著作殷实的文化名人才有资格沾惹“笔墨官司”，一个大字不识的阿Ｑ，首次用笔，仅凭一个拙扑的“一笔圈”，就将“笔，墨，官司”集于一身，可见功夫在“圈”外。

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还没有学会“画圈”！人工制作受利益驱使，执意进取，意在必得，如同“开弓没有回头箭”，总要不可逆转地把事物推向极端。在发展观上更是盲人骑瞎马，自以为前途无际，大自然反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想到，一直朝前走下去竟然也像麦哲伦那样，发现了大地的收敛与有限——水有限，地有限，资源有限。在贪婪中发现有限，也算觉悟。

有一个很好听的字串，叫作“可持续发展”。似乎是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来的。听起来尽管动人，给人以希望，但真的要做到“可持续”，首先必须形成一个能够自行封闭、循环运作的“圈”。而“发展”则是要在不破坏“圈”的稳定循环大前提下，适度地从每一次循环中获取收益。这其实不是什么深奥的事。可以说是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已解决了的问题。农业、牧业都是依附自然的循环作业方式，它们天然地带有“可持续”特征。进入工业文明时期，这种人工制作基本上不依附大自然的循环，大体上是种“发散”的发展模式，尚未形成一个封闭循环的“圈”。那些声称自己已经做到“可持续发展”的人，请先拿出个圈来，哪怕是理论上能自圆其说的抽象“虚圈”也行。拿不出“圈”最好不要奢谈“可持续发展”。有道是“三人成虎”，世人皆称“可持续”，听多了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找到解决途径。应该清醒地看到，对工业文明来说，尤其是对当前这种超高速的发展势头而言，“可持续发展”——即使从理论上来审视，也还是一个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关键是没能找到这个“圈”，哪怕是一个不完全封闭的、略带点发散的螺旋线都没有。倘若不能“持续”，照目前发展趋势，已有六千年文字历史的人类，其“物种寿期”能像大多数物种那样支撑一两亿年吗？天问无答。创造了如此灿烂文明的人类也许就像牛顿所说的那个海边孩童，虽然捡到几枚漂亮的贝壳与彩石，却不知这茫茫大海知向谁边。

自然是一种大自在！它没有起源也没有归宿。它从无来处来，向无去处去。它没有预定目的，一切依境随缘，任其自流。它以“非知”为“知”，无“知”而无不知。它造物如画仙运笔，任其涂抹，无一废作。它画中有画，层层有画，而又画外有画，画间容画。

这种大自在又透出一种真自由。细细品味，这似乎是一种虚空了“我在”的自由，诸如我知，我欲，我行之目的……全都淡化了。

一种淡化了“我在”的“大自在”该是什么滋味？想来它应该离自然更近些。

雨中登东山

赵畅

江南的景致，风和日丽，有千种妩媚明艳；烟雨迷蒙，亦有万种凄清婉约。英台故里，曹娥江畔，尤能牵动游人记忆的神经，开启游人澎湃的心扉。

春天，当你沿唐诗之路，寻李白当年南游的航道，到达浙江省上虞市曹娥江与剡溪江的汇集之处，遥望成语“东山再起”之地——东山，你会突然觉得时间亦变得暧昧起来，只是那一瞬间的凝固，迷惑了多少人对晨昏更替的拷问，亘古即在此刻，千古不朽的一幕幻化在了你的眼前。然而，这都是因为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如­干­涸沙漠中一滴清凉的甘泉，黑暗中飘浮不定却又给人希望的烛火，黎明时分第一缕玫瑰­色­的晨曦。每当念到他的名字，即使手上沾满了杀戮的鲜血，濒死的斗士也能在生命最后一刻现出一抹宽慰的微笑。

一

去东山巡游的那一天，偏偏遇上个下雨天。然而，我想，东山不就是因了雨的滋润，才更丰沛更雄健的吗？走在东山的石阶上，吃力地向上攀去，步子沉重而缓慢，似乎每向前迈出一步，心儿都会猛烈地震动一下。而那淅淅沥沥、缠缠绵绵的雨，更牵动着我丝丝熟稔的感触，流淌着稠稠的感怀，仿佛有点遥远，却又触手可及；仿佛有些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西晋末年，一支浩大的人马携辎负重、风尘车马，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一路逶迤向江南进发，此乃因永嘉之乱随西晋皇室南迁的阳夏谢氏家族。作为一个名门望族的阳夏谢氏，当年何以要选择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东山作为南迁的终点，自古以来，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有说“远避政治中心”的，东山离东晋皇都建康（今南京市）有五百里之遥，离辖郡会稽亦有百里之远，实乃“世外桃源”；也有说“交通便捷”的，东山在今上虞市西南部上浦镇境内，西濒曹娥江，对交通主要依靠水路为主的南方来说，曹娥江可谓四通八达；更有说“深造有所”的，当年东山上有寺，偌大寺院，高深学问的长老多多，自是修心养­性­、深造求学的好处所。这也许是谢氏家族选择东山而居的理由，反正定居东山后的谢氏家族随着西晋的南迁而愈益光大。继东山谢氏的始祖、一代硕儒谢衡官至西晋国事祭酒后，谢衡的孙子谢鲲、沙裒官至太常卿，玄孙谢尚又官至镇西将军。而更让谢氏家族无上荣光的，是公元３２０年降生的谢安，其一段东山再起的史诗，令谢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铁中钉钉的辉煌一页。

出山以前的谢安，虽然早以白衣名士的身份闻名于东晋朝野，并于２０岁那一年因东晋开国贤相王导之邀到宰相府中做过短短数月的“佐著作郎”，但不久便称疾归隐东山，与大名士孙绰、许询、王羲之、支遁等过起了“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的隐居生活。他还参加了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著名的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咏诗抒怀，演绎出一阙千古佳话。隐居期间，谢安除因扬州刺史庾冰的敦逼、荆州刺史桓温的盛邀，先后到庾、桓两府去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外，一直以栖迟东山、远离庙堂、韬晦自处为乐事，他甚至顶住了朝廷下令“禁锢十年”不准出仕的巨大压力，继续以悠游山林、诲导子侄、谈笑风生为快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东山再起”以前的谢安，近乎遗世独立之人。

二

初春的雨最具感­性­。雨，时紧时慢，时急时歇，忽而潇潇，忽而洒洒，那么自信而裕如地主宰着一层轻薄的雾霭，似烟，如云，悠荡着，逸流着。人至半山腰，回望近在咫尺的曹娥江，突然觉得其一夜间就失了枯瘦之态，丰丰盈盈地溢流着。站在亭中，居高远眺，透过朦朦胧胧的银­色­雨帷，山脚下那“指石”依然。隔着雨帘看去，这块雄踞江边的奇石，恍如高人指点江天。对岸一块若隐若现的沙洲，溪江环流围成琵琶形状，与“指石”逼真地构成了“指石弹琵琶”的情状，故又有“江南第一指”和“会稽琵琶洲”之称。相传当年谢安与会稽高僧墨客在此石下弹琴下棋赋诗作书，留下了许多佳话。

稍稍收回些眼光，临江崛起的一块大磐石又突兀在我的视线里。据介绍，这便是有名的剡溪钓石，又称谢安钓鱼台。钓台之下，渊潭藏鱼。鱼是“太傅鳊”。此鱼“头尖身扁尾似扇，眼红鳞白无腥味”。谢安出东山贵为宰相后，还常思“东山鱼”，这当是后话。如果有心，在这块具有神奇­色­彩的磐石上细细寻觅，便可发现一些大小不一、形似木屐的脚印迹，有人说，是谢安当年留下的，信夫！

说及木屐，自让人油然想到了“谢公屐”。谢氏家族的知名成员，大都爱好山水，乐于赏览丘壑之美，谢安自是其中一人。诗人李白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吴凤谢安屐，白足傲屐袜”。想当年，谢安“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谢公屐”的妙处就在于：着了这种木屐，走山路如走平地，“在危能安，履险如夷”。如若不好游，谢安怎能有此发明？“谢公屐”的发明，后来竟让智圆（又称“孤山法师”）悟出“损有余补不足”这般深刻而有用的哲理，并推而广之，以为“持此道以履于家，履于国，履于天下，则何患于倾危哉”，此之于谢安该是始料未及的。

钓鱼台也好，“谢安屐”也罢，它们自是见证了谢安闲隐山林而不出仕之意。综观古代隐逸之法，不外乎三：一者深居山林，如唐尧时，居箕山的许由、巢父；二是静坐水湄，如处渭河而设钓的周公太望、悬丝饵鱼的梁仁昉；三者自娱山水间，如汉严光。都说“君子求隐，反致成名”，谢安的东山之隐，虽说是“避难逼隐”的又一种隐居形式，可又何以不合乎上述规律？

或许，在谢安远不是为了个人扬名，但既然是“避难逼隐”，又何以甘心被逼？又何以甘心安逸悠荡？透过谢安那表面的放荡，何以不能窥见那颗忧国愁民之火热心？

三

春雨最动听，淅淅沥沥的像典雅女子拨弄的琴弦，有淙淙的音，还有颤颤的形。是啊，滴滴跃动的都是情人的愁丝、情人的眼泪，听去总有一缕凄凉、一丝凄清。东山之上，曾经彩轿翩翩，载着文人雅士，托着红粉佳丽。而今已是风流云散，声息早无，湮入了岁月的烟尘。唯古树健在，唯古道依然。

来到两垅山脉相抢处，扑入眼帘的是一块平地，四周由蔷薇花织结而成一洞岤。原来，这里曾是谢安邀歌伎“丝竹歌舞”之地。我们久久徘徊在洞岤门口，附近的一草一木好似已被我们读熟，洞岤的寂静则如同翻开的线装书。那带着清香的芭蕉和翠竹，那铺展在地的菜薤以及悬挂披载的青藤，都在雨中显示出历史远去的痕迹，侧耳谛听，似乎偶尔还能听见幽深含混的笑声或是低回迷离的吟读。想当年，谢安对朝廷的征召不闻不问，不应不至。恍若自己早已与世隔绝，什么君君臣臣，他都抛之脑后，携妓相游，可谓悠哉悠哉！“伟哉谢安石，携妓入东山。云岩响金奏，空水滟朱颜。兰露滋香泽，松风鸣佩环。歌声入空尽，舞影到池闲。”诗人歌咏的孟浪声­色­摇曳。然而，作为江东新一代青年名士领袖，朝野普遍看好的谢安，岂可长此风流？姗姗来迟的顿悟，终于出现。一天，有位姓李的歌伎突然问谢安：“谢公，要想救国安民，必先做到什么？”安答曰：“必先积蓄其德义。”李曰：“德义不厚却想救国安邦，乃‘伏而舔天’也！”说罢，刎颈倒地，血溅花叶而死。谢安悲痛至极，抱李仰天长啸：“安不如一个纤弱女子也，羞矣！”自此以后，谢安废丝竹歌舞之习，除­肉­林酒池之嗜，日策马于崎岖山道练骑，夜博览群书运筹帷幄于油灯之下……李白当年寻迹至此，写下了“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的诗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当年登览东山，也写下了“几更梵宇勋名在，不与蔷薇一样残”的赞句。

从蔷薇洞再往上登，便来到东山国庆寺，这里是块山巅平地，四周早已为青青翠竹簇拥。谢安当年苦心经营的“明月堂”、“白云轩”、“两眺亭”等许多名胜古迹，大都不复存在，但断壁残垣历历在目。寺院左侧有个曲状的池子，是谢安为洗木屐而挖掘的，名曰“洗屐池”。池不大不深，但池水冬夏不枯。过国庆寺遗址有一山塘，塘周古樟、麻枥遮日，塘边有一碑，上书“始宁泉（东汉曾设始宁县，东山一带是上虞县与始宁县交界处，归属始宁县）”。青绿雾罩下的始宁泉，终年流水汩汩，四季不竭。有水则绿，无水则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灵人杰，正是这青绿清甜的水土养育了谢安这出类拔萃的青绿本­色­，孕育了谢安旺盛不衰的气象，以及其不甘心于庸碌度过一生的胸襟。

天空是那种盘古未开的混沌迷蒙，刹地硕大的雨滴整齐而庄严地行进在天与地之间，定睛看去，一颗颗清晰可数，那半透明的长着玻璃丝般绒毛的晶体汇聚成的巨大阵容，仿佛是在举行某种神圣的仪式。是啊，这是老天有眼，它是在用生命为谢安祭奠！

四

东山的雨啊，每一滴都承载着厚重的人文­精­神，都蕴含着璀璨的文化情结，都凝聚着它孕育的谢安的气血、才智、力量、灵魂。

谢安在大自然里陶冶情­操­，其胆识，其处惊不变、力挽狂澜的气度，早已为人们所识。《世说新语》载：“当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舟人以安为悦，犹去不止。”突然转急风，谢安才慢慢地说：“如此将何归邪？”驾舟人承言即回。众咸服其雅量，难怪编者云：“审其量，足以镇朝野。”而时任宰相的司马昱一番话，更让人们有理由相信谢安的智勇豪爽。他说：“安石既与人同乐，必肯与人同忧，召之必至。”这位后来的简文帝对谢安的看法果然是正确的：既然能与大家同乐，亦必然与人同忧；一旦国家有难，召他必然出山。

谢安其时屡辞不就，到底出于何因，从史书上似乎很难找到答案，而其最后的出山，倒是让人明白了个中缘由。步入中年之时的谢安，面对东晋政权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面对时人的期待，又兼其兄豫州刺史谢奕的去世，以及其弟中郎将谢万因北征失败被废为庶人，谢氏家族确乎需要有一个新的人物出来支撑局面。于是，年逾四十的谢安，重步仕途。

升平四年（公元３６０年），明帝的女婿征西大将军桓温来请谢安做他的军府司马。《世说新语》中生动地记下了谢安出山时的场面：“谢安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赡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为苍生何？’今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至此，谢安以“世道未夷，志存区济”慨然应诏。谢安东山再起之后，历任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中护军、尚书仆­射­、中书监、录尚书事、司徒等职，迅速登上辅政的地位，施展出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他“镇以和靖”，维护皇权，重振朝纲，阻止了朝廷重臣桓温的篡政意图。同时团结各大士族，平衡各派势力，广纳贤士，减少了内耗，稳定了统治秩序。谢安还致力于改革内政，废除了度田收租之制，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招募流亡江南的北方子弟组建北府兵，加强边境防御。

就像有一阵江南原野上的熏风吹过，就像有一道江南清凌的水流过，就像有一双温柔的手在你的心中轻揉着，你的心不由得跟着那颗歌唱的心而感动，再麻木的也动情了，再柔弱的也刚强了。不知不觉中，谢安的一番表白，谢安的一身才气，谢安的践诺行动，早已化作世人对其毋庸置疑的信任。

五

东山的雨，长长地落着。地上的地下的生命皆蠢蠢而蠕，春心萌动。近处的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于润碧湿洇中。当我们来到墓地，但见墓地周围长满了萋萋青草，不过守护墓地的那几棵古松却老枝苍劲，昂首云天，为整座墓带来一地凝重而爽朗的绿荫。那“晋太傅谢公墓”碑虽已斑驳尽显沧桑，但在我却是那样的肃然起敬。雨帘濛濛，似乎梳理着历史，似乎诉说着往古。

公元３８３年，前秦苻坚８０万军队大举南侵，一时间狼烟遍中原，烽火燃苏皖，东晋朝廷危在旦夕——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胜者一时的骄横所酝酿的却是日后的惨败。时年６３岁的谢安临危受命，出任征讨大都督。如果说，谢安的出征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出征更多的是基于谢安的深谋远虑和拳拳报国志。其执政后，面对北方强敌前秦，深知一场保卫民族生存的战争不可避免。而国家要战胜强敌，除了必胜的军力外，还得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并以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于是，改革税制，革新政治，施行廉政措施，便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了。

秦军声势浩大，晋朝京师震怒。在野草迷岸、浊浪翻滚的淝水河边，谢安亲率８万“北府兵”，起用弟谢石、侄谢玄、子谢琰等一批足智多谋、满腹韬略的年轻将领，以逸待劳，智战骄兵，创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淝水大捷”。

１６００年前，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苻坚８０万大军，在宁静的江淮平原席卷起一片冲天胡沙的时候，坐镇八公山下的谢安是怎样的一种意气和仪态呢？秦军被战败，前方送来驿书。其时，谢安正与客弈棋，接书匆匆一扫，随手放在床上，继续下棋，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神­色­。客人问：“你看的什么书信？”谢安徐答：“小儿辈遂已破贼！”当下完棋回到住处时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真可谓“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宋朝诗人叶梦得“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诗，让我们重睹了当年谢安的一袭风光英姿，恰似复活了一段辉煌惨烈的岁月，吟诗者进到了时间隧道的那一头，滴血的金戈铁马仍壮人的心魄。是啊，曾经的一介东山钓隐，一旦放下手中之竿，换上一面令旗，竟使得千军万马势如破竹，霸横天下，真叫天下钓徒目瞪口呆了。

淝水大战的胜利，不仅使一度惊恐万状的东晋朝廷和江左百姓转危为安，南北朝局面进一步定型，并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大融合，保护了江南的文化传统，也使谢安及其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其时京城建康盛传一时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即改为“谢与马，共天下”。后人还把谢安比作管仲、诸葛武侯，是东晋中兴的功臣，是民族英雄。

然而，从来功臣多招妒，遗恨宿命总系身。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安位高招忌，J佞构扇，为避祸，携家出镇广陵，拟俟时局稍定，由江道回故居东山。适遇疾笃，遂回京师逮康。太元十年（公元３８５年）卒。谢安死后赠太傅，谥文靖，“葬埋南京，裔孙为酬祖上‘东山之志不渝’”之夙愿，迁埋会稽东山。谢安之于东山，自是情有独钟。其出仕并身居高位，但对隐居多年的东山仍一往情深，不能忘怀，以至于耗费巨资，在东晋的首都南京附近“固筑土为山拟之，寄怀欣赏”。至此，亦不难理解，其子孙何以要迁葬于会稽东山了。

从浙东曹娥江畔东山之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隐士，到安徽寿县淝水河边驰骋疆场、指点江山的战将，谢安以自己一生，谱写了一曲中国士大夫由隐居山野、轻薄红尘到出仕济世、建功立业的风流豪壮的神曲。谢安墓，或许是其告别世人之后最后一盏温暖而苍凉的明灯，在这幽幽的东山上，它连同那个“东山再起”的骄人故事，自是成了谢氏家族，不，东晋真正雄起的见证者。

春雨点点滴滴呢喃，淅淅沥沥碎语，潇潇洒洒群响，似有一种柔婉和亲切，­干­涸的心田自能获得些许润泽，找着属于自己的声音。站在谢安的墓前，我突然觉得，江南的雨是我生活中赏不厌的风光，而东山则是我生命中读不尽的风景。东山是经典的，这是因为“东山再起”的故事是经典的。她是一支火炬，飞越在乱云飞渡雨脚如麻的岁月，穿行在漫漫长夜亘古荒原，在坎坷中前行，在低谷中攀升，苦雨为油，疾风助燃，在噼啪作响中光芒四­射­，辉映历史的天空，照亮民族前行的长路。

走下山来，再次回望，我深深沉浸在对历史往事的回忆中，是缅怀，是追思，是遐想，心儿不住地猛跳，滚动泪珠的两眼，定定地望着长空，望着东山——在一片烟雨中，它就像留在自己心头挥之不去的梦幻，那雨雾更让我掂量出什么是永恒……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

李木生

１

城市是否也有­性­别？仔细品品，好像真有呢。比如成都，我就明确地感受到了浓淡有致的女子的情怀。那总也不老的碧流青山，那常布常新的雨露，还有将整个城市调拌得有滋有味的语言，—— 一种人间烟火的亲切和超脱凡尘的浪漫，就会杂陈融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空气，变成你的呼吸与视听，心也就柔软清明起来。

即便是外乡人，也会在这里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抚。二王庙当然是为纪念在成都平原留下了都江堰的秦国人李冰父子，这是一种世代不忘的感恩与褒奖。还有那个智慧忠诚却又一生劬瘁不堪的山东人诸葛亮，那个没钱没势、处于流离失所之中的河南人杜甫，都在这里受到着亲人般的眷顾。

但是我却只去了锦江之畔的望江楼，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唤薛涛的陕西女子。这个城市对她更是不薄，除了敬重，还将一种绵延不绝的爱，一种只有女人之间才会有的理解，赠予这位曾被人称为“尤物”、“妓汝”、“文妖”的女子。不仅以她为自豪，还筑起了气派宏大的望江楼公园纪念她。园内的薛涛井、薛涛墓、吟诗楼、健美却又略带忧郁的薛涛雕像，以及满园薛涛喜爱的竹子，无不显示着成都人对于这个女子的疼爱与推崇。“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公园大门门联上的一句），在成都人的心目中，这个弱女子的地位，是不低于诸葛武侯与诗圣杜甫的。

郁勃的锦江就在巍峨的楼下急急地走过，就要归隐的夕阳还在努力地将他的慈爱轻轻地探进楼来，而满园的竹林里，早笼的暮­色­也就染着些深深浅浅的苍茫。这是这个喧闹的城市里最为寂静的地方吧？轻步屏息，真怕扰了这个一生寂寞独行的女子。

以一个乐伎的身份，生活于官场这个男人的世界里，却活出了一个比他们都要光彩超然的人来。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侧足于唐朝诗歌这个男人抒情骋才的领地里，竟然也能够发出不同凡响的自己的声音来。虽然已是一千多年的时光过去，用心灵去体察她的生命、承沐她的诗歌，依然让我感到着岷山之雪的晶莹和锦江之水的丰沛与清澈。

这就是薛涛了，开在盛唐与晚唐之间的一朵自由之花。

２

是安史之乱将这个出生在长安的小女孩逼到了成都。她不管赫然的盛唐怎样的露出着腐朽的本相，只让自己的生命旺旺地生长着。就连离乡背井中父母的悲苦，也无法遮蔽她雨后春笋一样向上的日子，她的韶华正在诗歌的王国里长成一株快乐的修篁。

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度中，美好的事物，尤其是美丽的生命（以姣好聪慧的女­性­为最），总会有接踵的苦难煎之熬之。

虽然做着小官的父亲曾经告诫过女儿要远离官场——因为那里是最黑暗最龌龊处，也是最险恶最能吞噬美好生命的地方——但是命途多舛的女儿却偏偏被圈入这样的地方。

父亲过早的辞世，孤女寡母的现实把薛涛早早地抛进了自谋生路的境地。是迫于生计，还是官家的逼迫，或者兼而有之？正是豆蔻年华的薛涛加入了载入着官方编制的乐籍，成为西川节度府中一名在册的乐伎。当享乐从官方蔓延至民间的时候，乐伎也就成为唐朝一个普遍的时尚，庆典宴会，游乐节日，总会有乐伎助兴，歌舞奏乐、侍酒赋诗。乐妓中有男妓汝妓，女妓亦可称“乐妓”，虽然如日本的艺伎歌舞伎一样卖艺不卖身，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却是明摆着的。

公元７９６（？）年到８０８年，这样一个貌美而又有着奇才的女子，在１２年的乐伎生涯里该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虽然汗牛充栋的正史，不屑于注意到这样一个只是为着权势者侑酒陪乐的乐伎，但是有这样关于薛涛的两件事情，似乎在透出着当年的真实。一件是被罚赴边关松州，一件是被安置于校书郎的岗位，这些都是将她收入乐籍的西川最高长官、节度使韦皋的“杰作”。

松州地处现在的黄龙，不仅是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寒荒蛮之地，更是唐与吐蕃频繁交战的前沿。将一个十八九岁的弱女子罚于这种边地的军营之中，危险与恐惧，至今想来还会让人感到她心上的颤栗，那种褫鱼刮鳞时鱼儿浑身的瑟瑟蠕动。被罚的具体因由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忤了韦大人的意，扫了韦大人的兴，甚至不排除男人心上特定场合下横生的醋意。好在有诗让她以歌当哭“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按辔岭头寒复寒，微风细雨彻心肝”（《罚赴边上韦相公》）。我似乎能够看到韦皋读着这些诗句时嘴角上浮起的得意之­色­，以及这种得意之中浸染着的那种猫玩鼠时的骄横。但是又能怎样？一个“罚”字，不是已经透露出了这个小小弱女子的独立不羁了吗？即便是薛涛好似自贬自损并遭到后人诟病的《十离诗》，我也是感到的一个女子的血泪控诉与绵里藏针的抗争，“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十离诗·镜离台》），“衔泥秽污珊瑚枕，不得梁间更垒巢”（《十离诗·燕离巢》）。

新异的诗篇，独立的人格，还有堪与男人匹敌的见地，又让男人世界里的当权者与诗人们无法小觑这个小女子。岂止是无法小觑，还有钦佩与敬畏。韦皋将一名乐伎而且是一名女乐伎的薛涛安置在节度府校书郎的岗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在唐朝，校书郎虽是九品小官，但是对于任官的资历却是要求很高，需要进士出身或相等的“学历”。有唐一代十一名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文士中，就有四人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似乎已经无法忽视这个独立的存在。

元稹、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二十多位著名诗人与其唱和；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等十任西川节度使都对其以诗人相待。

她好像并不太看重这些，只让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岁月里成熟。即便按照我们今人的想法，一个毫无背景的柔弱女子，不依靠一个权势者，是很难生存的。她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一个圣者，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局限的女人。在西川的十一任节度使中，肯定有着她的知音，甚至在感情上有着某种牵扯的人，如那个与她年龄相仿、为她的死而悲哀并为其写下墓志铭的段文昌。但是她与他们毕竟井水河水一样的隔膜着，会有应酬，但终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平等的交流。这个内心高傲的女人，有着自己的原则与底线：高贵的人格与纯粹的情感。不媚俗，也不是殉道，只是一个好女子的内心的诉求。

在灯红酒绿间，可能会有泥水溅上身来，还有笑容下强忍的泪水和失望，以及现实与心灵冲突下的自责与疲惫。不是有清冽的锦江吗？她总会将溅上的泥点濯洗­干­净，再在独处的时候将自个儿将养一新。透过时间的烟霭，我清楚地瞧见，一朵婷婷的玉荷正在使劲绽放，挺括的粉瓣上还挂着泪一样的水珠。闭上眼，嗅嗅，会有丝丝缕缕的清香在肺腑间游走。

就在挣得了尊严与尊重的时候，风华最茂的薛涛却毅然出钱脱离乐籍。为了脱离乐籍，她肯定是做了长期准备的，从物质到­精­神。

她知道，即使冠上“女校书”的称号，乐伎依然是别人的奴仆。

３

以一个乐伎的身份，在这样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尴尬、辛酸、压抑、无助、惊恐、孤独，甚至屈辱，是会怎样在这样一颗高贵而又高傲的心上，留下血泪的记忆？

没有兄弟姊妹，又没有了父亲的薛涛，多么渴望有一个忠诚而又热忱的男人的胸怀，相托一生，安妥她的爱。还有比爱与被爱更让女人憧憬的吗？尤其对于这样一个孑然一身、无所傍依的女子。

她曾经以为已经找到，这个人就是元稹。公元８０９年，这是他们相遇相识相爱的一年。薛涛是美丽的，还有她的诗、她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心地和她一往情深的痴情，都让元稹对于这样一个成熟而又出类拔萃的女人一见钟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刚刚为过世的妻子写下了如此名句的元稹，当然是一个情种，也是山盟海誓的高手。

薛涛肯定得到了爱的誓言，或者还得到了将被迎娶的承诺。相爱之时的两情相悦，令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子第一次如花一样怒放了。元稹是幸运的，只有他领略到了这个罕见女子盛开时的美丽。只是他终究也没有明白或者他根本就不想明白，这个恋爱的女人是以命相许的，是瀑布跳崖一样义无反顾地扑向着自己的爱情。别人看来是粉身碎骨吗？她却觉得这是生命中最为享受的飞翔了。

但是元稹走了，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事业，出身，舆论，家庭……他会有一千种理由。

薛涛却痴痴地等着，任如玉的年华在寂寥中消磨。一年，两年，十年……她的最­精­彩的诗章就是在这种等待中为爱情的煎熬而写，“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望春词》）。一首一首地誊写在自制的粉红笺上，再细心地装帧，寄向远方吧，连同锦江一样没有穷尽的思念。再做上一道曾经专门为爱人做的“开水白菜”，望着袅然舞动的热气，就有带着他体系的馨香沁入心脾间。她甚至看到了刚刚病过的爱人，喝了这种汤后脸上渐洇的红晕。这是用老母­鸡­、老母鸭、净瘦猪­肉­、净­鸡­脯­肉­经过煮、扫、吊等多道工序做成的清澈透明的汤啊，那­嫩­­嫩­的白菜心也是经过了沸水断生、清水漂冷去腥一如玉瓷般剔透了。平常，素简，却又藏着醇厚无比的味道和滋养生命的营养，她心向往之的爱情不就如这道“开水白菜”一样吗？

但是走了的元稹到底是一去不返。虽然确曾有着爱，可他不能娶一个曾经是乐伎的女人，不能与一个苦寒出身的贫家女相伴终生。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爱情对于女人可说是雪天的炭，对于时刻惦记着“进步”的男人也就是个锦上添花吧。他要娶出身名门或位居显要的人家的女人，这是社会的潮流，也是自己“事业”发展的需要。他之所以“始乱终弃”，背叛崔莺莺而娶太子少保韦夏卿之女韦丛，是这样。他的背叛薛涛，再娶高官裴垍之女裴淑，也是这样。其实就在他离开薛涛之后不久，便又纳妾安仙嫔、相好刘采春。难怪陈寅恪这样说他：“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

这不也是中国男人尤其是官场中男人的行状吗？孱弱，­阴­私，贪婪，残酷，堕落，虚伪，­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阳痿，心胸比针鼻小比茅厕脏，对下是霸对女人是兽对上则是摇尾示忠的走狗奴才——却还要打着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金字招牌自欺欺世。

只身站在这个庞大而又炫目的唐朝，一个薛涛就比出了那些个男人的小来。

好吧，那就深藏起这份情感，独自走路。绚丽过后的简约，谁能说不也是一种人生的至境？

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也许应当从男人向女人的忏悔与学习起步。

好在寂寞总是与自由相随，终生未嫁的薛涛，正独自向着人生的新的去处走去。不惮于深长的愁苦孤独的相伴，喜悦、那种因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从而不为潮流裹挟所获得的喜悦，就会为她凄苦却又澹定的人生掺入暖暖的亮­色­。

４

挣脱罢节度府灯红酒绿的繁华，再收拾起那段不堪回眸的恋情，薛涛终于可以以一个解放了的自由的身心，去过自己的日子了。公元８１０年（也是她得知元稹纳妾安氏之后），脱离乐籍已经两年的薛涛在成都浣花溪下游的百花潭买下房子，雇工匠办起了造纸作坊。

流行的纸张纸质粗糙，颜­色­单一，且尺幅大不便于书写。这个曾经以诗名世的女人，又要造出一种细腻华美而又适于书写诗句的笺纸，不仅为了生计，更为了让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诗篇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美的情感，美的诗章，美的书法，再落于美的纸笺，一生沦于不堪却不改追求完美本­性­的薛涛，真的为自己的梦想陶醉了。

这是一个不仅有眼光还有着能够扛得起世事的肩膀的女人。遍尝了仰人鼻息的艰难、屈辱与痛苦，对于自立富足从而能够随心所欲的主宰生活地向往，怎能不焕发成踏出新途的力量呢？

浣花溪因其水质极好而成为蜀地造纸业的中心。浣花溪也因为这个名叫薛涛的女子而名传千古。是她更换造纸原料，首创涂刷加工­色­纸的方法，改造尺幅形制，一举创出风靡全国的薛涛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鹅黄、深青、浅青、深绿、铜绿、浅云，十种颜­色­的薛涛笺以其美丽、典雅、经济、适用，迅速风行天下，从题写诗词、一般书信到官方文牍，一时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造纸行业得到了重大的推动，并刺激了蜀地经济的繁荣，更在此后的千余年间，成为中华的文化瑰宝。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对薛涛有这样的记载：“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寥寥数语，就记下了这位女子为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所作出贡献。中国造纸史上从此也就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东汉蔡伦造出了第一批植物纤维纸，中唐薛涛造出了第一束彩笺。

不过在薛涛，她并没有那些士大夫们以什么什么为己任的想法，更不屑于所谓的青史留名。这些桎梏般的劳什子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拿人当猴耍的把戏罢了。自己的生命还是让自己享受吧，只要善与美的竹林还在心头挺拔着。这幅小小的薛涛笺只好像让她生了翅膀一样，可以让她在艺术的美境中更加自如的高蹈了。时间是自己的时间，空间是自己的空间，天马行空的心胸里任凭情感与诗思的波涛翻卷。眼前的几上就铺着自己造就的彩笺，这是多么漂亮的知音啊！让心上的波涛从毫间倾泻，这彩笺就如片片的云霞漫天飞舞了。

这让我想起了唐朝另外两个与她有着相同身世的女诗人，李冶与鱼玄机。李冶生于书香门第，因母亲是妾，在父亲过早去世之后而被李家赶出家门，并沦入娼门。曾与茶圣陆羽相恋无果，“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后因诗才茶艺被唐德宗召入宫中，在朱玼政变中受辱后，旋被德宗以不忠之名扑杀。鱼玄机生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富有诗才，“春去秋来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无”，与李子安相恋失败，遁入道观后反而与尘世的男人产生了更多的纠葛，在二十四岁上被抓入官衙毒打致死。

同是专制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子，薛涛却最终走上了一条别样的路途，一条与统治者划出一条界线、自己拯救自己的路途。想想看，单是这薛涛笺所赚得的许多的钱，就让如此无所依靠的薛涛获取了不用心慌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她恐怕是无法在成都碧­鸡­坊建起那座吟诗楼、让晚年得到一个躲避风雨的栖所的。这个曾经那样喜欢红­色­的装束、就连所造的笺纸也以红­色­为主的女子，晚岁却让道服裹体一身的素洁，这岂止是对于这个肮脏的男人世界的蔑视与明志，更是对于这个不合理社会的失望与叫板。

５

不知道薛涛是不是古代中国唯一一位以诗歌为业的人？尤其是在唐朝那样一个诗人与诗歌多如繁星的时段里，一个女子，能够不为李白、杜甫等人的光焰所遮蔽，闪闪地发出着自己的光芒来，真的是太难了。薛涛沉着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旅，从很小到终老，都将其当作终生唯一的主业。

尽管经过了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忽略、轻慢与屏蔽，她的诗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录有她８９首诗歌的《全唐诗》，在她的诗前有一个小传，很短，全文如下——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有《洪度集》一卷。北宋之前世上还有她的蜀刻本《锦江集》共五卷，载诗五百多首。其后这些诗多已佚失湮没。是现代学者张篷舟先生毕其一生的­精­力，从各种古籍中裒集整理出薛涛的９１首诗并加注释，成《薛涛诗笺》一书。

凄风苦雨的日子是那样的多。比这样的日子还要多的则是心上的悲痛与哀伤了。但是不要紧的，总会有诗走来，把这些悲痛与哀伤衔起，再把她的心暖热。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恋，可以娇。可以怨，可以怒。可以凛然如山，也可以柔情似水。当然，一个敏感而又情深的女子，却要孤立无援地深陷在男人的包围里，更有欺侮甚至背叛不时袭来。绝望过吗？或者还有过沉沦？但是她却绝没有真正地降服过，因为她有诗歌这个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恋人相伴相护。那个给她欢乐给她希望也最狠地刺伤了她的元稹，是不会怜惜她的伤痛她的怨懑的。但是让元稹没有想到的是，认真的薛涛竟然能够因为有了诗歌而让生命始终生动着。写于公元８３１年的《筹边楼》，则将她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高人一筹的见解跃然纸上：“平临云鸟八窗秋，状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写毕诗一年之后，薛涛就与世长辞了。明朝钟惺在《名媛诗归》中的对这首诗的评说，至今读来还能让人感到作者落笔时的激赏：“教戒诸将，何其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

在一个专制制度太过久长的社会里，越是美好的女子越会受到无端的轻蔑与侮辱。“妓”、“乐妓”、“官妓”、“营妓”、“蜀妓”、“妓汝”、“青楼人”、“尤物”、“文妖”等等，有无数的称谓落在薛涛的头上。但是有她的诗在，一个丰满美丽独立高洁的女子形象，一代又一代地感动着后人。“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圣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薛涛《酬人雨后玩竹》）——虚心自持，苍苍劲节，自由挺拔，独立不羁，这就是真正的薛涛了。

６

长眠在成都的薛涛是幸运的。锦江在思念她，望江楼在等待她，还有日夜守望着她的满园的竹子。当然，最要紧的是世代的成都人全都爱她。

真想变成一丛翠竹，留下来，陪她。

伶魂

···········

伶魂

乔忠延伶，优伶也。优伶，曾经是演职人员的专称，当然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伶魂，显然是要写这些人的灵魂和­精­神。

产生这样的写作动机纯属偶然。我一向懒得正眼去看这些人，尤其是宫廷中的演员。总以为这是一群靠媚颜巧舌取悦王公贵族，乃至皇帝老儿的可怜虫。在他们身上已经抽去了正常人的脊梁，剥去了正常人的脸皮，活着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活着。萌发这样的念头，除了对历史的偏见外，自然还有现实的马蚤扰。某些歌星、影后或委身于权贵或卖艺于钱财，人格的缺损、堕落，实在不堪入目。我们乡村人常说，眼不见为净。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也就疏淡了这个群体。

去年以来，我着手写一本古代戏台的著作。研究戏台的历史，断然不能割绝戏剧的历史，而凭眺戏剧的历史当然看到了不少演艺人员的形体。不过，这一眺望我吃了一惊，甚为自我的褊狭而愧疚。这个演艺群体中，一样不乏刚正不阿之士，他们的脊梁是不屈的，灵魂是纯净的。我不得不怀着敬慕之情记下他们的轶事。

一

掀开历史的书卷，史圣司马迁活画的优伶栩栩如生。《史记·滑稽列传》即有关于优伶的记载，我们不妨观赏一二。

楚庄王是个爱马的君王，爱马爱到了如子的地步。他的马不仅穿锦绣衣裳，吃枣脯­精­食，还要住华美的宫殿，寝典雅的露床。可惜，马福薄命浅，享受不了这般的荣华富贵，一伸腿，一瞪眼，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就死了。楚庄王下令厚葬。要敛入棺椁，同人一样了；要有声势浩大的葬礼，同大夫一样了！此令一颁，轰动朝野。主持正义的大臣纷纷进谏：此举不妥。

楚庄王一听，烦了；再听，火了，遂下令：有敢以马进谏者，罪至死。

命令很明白，再要有人反对爱马的厚葬之礼，楚庄王就要杀他了。这一着果然厉害，大夫百官都顾惜自己的小命，慑息息不言不语了。楚庄王此时一定暗暗窃笑此令的高明，就要堂而皇之厚葬爱马了。可就在此时，宫殿门口却传来了撕肝裂胆的嚎啕哭声。这是何人？哭为何故？

哭声已伴着脚步到了楚庄王面前。王问：为何哭泣？

哭者答道：以大夫之礼葬马太薄，应以人君之礼葬马。

楚庄王听得欣喜，忙问：如何葬之？

哭者完全止住哭声，十分认真地说：请用雕刻雅致的美玉做棺，用­精­挑细选的樟木做椁，派英武的甲士挖墓岤，让老人孩童背土成陵。出殡时，令齐国、赵国的陪侍在前，韩国、魏国护卫随后，还要建庙堂祭祀，封万户大的地盘为其奉邑。让天下诸侯都知道大王贱人而贵马！

楚庄王不笑了，笑不出来了，陷入了沉思。良久才说：寡人错了。

这位冒着杀身之祸进谏的哭者？不是大夫，不是官吏，只是宫中的一位供人欢颜的优伶。司马迁笔下的他是优孟。

无独有偶，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位优旃，他是秦朝宫中的优伶。秦二世胡亥登极后得意洋洋，突发奇想，要油漆咸阳都城的城墙。城墙高巍，环城数十里，别说涂抹油漆，就是打磨平滑也不容易，这真是一件劳民伤财的祸事。可是，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人站出来进谏，敢于站出来的竟然是这位优旃。优旃口呼万岁，先施拜礼，再说：

皇上主意甚好！若是皇上不说，我也要提出。漆城墙固然浪费民众的钱财，可是，漆起来光光亮亮十分好看，敌人来了滑滑溜溜地爬也爬不上去。好主意，好主意！只是，上漆后不能晒­干­而要­阴­­干­，需要搭建个比城墙还大的大房子！

这比城墙还要大的大房子岂是好建的？秦二世笑了，笑毕，收回成命，城墙不漆了。

在司马迁笔下，优旃和优孟一样是位善于嬉笑逗乐的优伶，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戏子。是否那时的优伶、戏子还肩负着讽谏朝政的重任？

查考史料，绝没有这种使命。优伶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是贵族豢养的声­色­之娱的内廷艺人。刘向《古列女传》中写道：“祭……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子之于旁，造烂熳之乐。”《国语·郑语》中也有关于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的记载。韦昭释说：“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由此可以看出，优伶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演艺人员，其任务是供人笑噱的。然而，这些身份低下、卖艺逗笑的优伶，竟然敢于犯颜讽谏，以正国是，这是何等难得呀！

二

伴随着演艺的成熟繁盛，宫廷优伶也繁多起来。在众多的优伶里头，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敬新磨。

敬新磨是后唐天子李存勖宫中的优伶。史书说这位优伶身长六尺，相貌出众，机敏诙谐，敢说敢做，甚而，敢于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优伶相貌出众，我没有动心，历史上的优伶也好，时下的演员也好，相貌出众者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优伶机敏诙谐，我没有动心，我以为这是一个优伶或者演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看重的是敢于在“老虎头上拍苍蝇”，那倒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灵魂。这么一看，敬新磨果然不凡。

李存勖是个好犬天子，而且多养猛犬。据说，皇宫中恶狗成群，狺狺狂吠，许多有事要奏的大臣因为惧怕恶犬被拒之门外。有人谏告，李存勖不以为然。敬新磨却偏要天子以为然。

一日，李存勖端坐殿上阅卷，忽然传出一阵狂乱的狗叫。抬头见敬新磨身着五彩斑斓的衣袍匆匆进来，身后紧追着四五只猛犬。敬新磨气喘喘地喊：陛下，你的儿女咬人了！

李存勖一听敬新磨将狗比作自己的儿女，顿时生怒，顺手拿起剑就要砍杀他。敬新磨却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杀奴才不吉祥。

李存勖挥剑发问：为什么？

敬新磨说：百姓称陛下“同光帝”，杀了奴才，还能同光吗？

李存勖听了，停了剑，笑了，此后，命人收管起了自己钟爱的猛犬。看到此我不禁为这位优伶提心吊胆。身为优伶你就Сhā诨逗乐，供人君一笑吧，何必为诓正时弊而招惹杀身之祸？哪知，这位敬新磨还要一意孤行。

是日，李存勖带了大批伶人臣仆去中牟县打猎。天子出行，有恃无恐。马蹄飞扬，田禾遭殃，庄稼苗被踏坏不少。中牟县令是个体恤平民疾苦的芝麻官，匆忙前来跪奏陛下：千万不要踩踏百姓的庄稼，那是众人的衣食呀！

李存勖追猎兴致正高，不意冒出这么一个丧门星，顿时生怒，喝令：滚开！打马扑进田地追赶猎物。敬新磨见状，扬鞭催马，禀告天子：不要这么放过县令。并责问赶来的县令：你吃皇粮拿俸禄难道不知天子喜欢打猎？为什么不饿死百姓，空出田地供天子狩猎？又一本正经地禀告天子：杀了他，看谁还敢阻挡陛下打猎？

其他伶人也随声附和要杀了那县官。李存勖却越听越不对味，明白自己错了，放了县令，收敛了马蹄，百姓的庄稼方得以安宁。

这位敬新磨哪里还是个优伶？我想，即使那些专司进谏的官员恐怕也有不少自愧弗如！面对皇帝，面对言出即法的天子，随口的贸然就可能身首异处，敬新磨明知如此，又敢于为道义民利而贸然，那是多么难得的­精­神气节！

三

顺历史的潮流激荡而下，转眼就进入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一方面它的经济、文化状况都在滋生新的繁盛，一方面戍边的衰弱、吏治的腐败又在酿造着新的变乱。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该不只是为一部惊世的名著《水浒传》准备丰富生动的素材吧？我隐隐觉得还潜在什么。当我观瞻到了戏剧的成熟，并在宫廷舞台上看到了丁仙现、焦德等教访艺人的身姿后，我的目光不由得锁定在他们身上了。

历史为什么会有惊人的相似？今天，举国上下正在抵制和反对政绩工程，我却从宋朝的历史进程里发现了类似的举止。有位都水监侯叔献，好大喜功，不管有利无利，乱开河道，劳民毁田，弄得民间怨声鼎沸。这一日，此位工部大人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日，他一死，丁仙现便演绎出一个小杂剧。时逢北宋熙宁九年，朝廷为庆贺太皇生辰举办喜庆宴会，丁仙现便把这个小杂剧塞进了演出的戏台。

幕布拉开，身着八卦衣的丁仙现扮成道士，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飘逸亮相。同伴问他从何而来？他得意地说来自天上。同伴惊喜地问他在天上看到了什么？他故意神秘地说，我乘着五彩祥云飘飘悠悠离了地面，不多时到了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仔细一看是玉皇大殿，大殿中端坐一人，身披紫金袍服，手中捧着一轴画卷……

说到此，同伴接着说，莫不是前些日韩侍中献给圣上的《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

丁仙现点头称是。如果此剧到此打住，也是奉迎拍马的溜须而已。好在情节延伸下去，舞台上走出来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一上台便说，他也从外界归来。同伴问及去处，答是­阴­曹地府。他说，在那里面看见了都水监侯工部，手里也挟着一张图……

不待他说下去，同伴随急切问：什么图？

和尚答：地狱开河图。

和尚不笑，台上台下笑成了一团。此斯把政绩工程竟然带到­阴­曹地府去了。看了此剧，不得不叹服丁仙现编导的小杂剧讽刺辛辣，入木三分。

如果说丁仙现的讽刺针砭的虽是时弊，指对的却是死人，无需什么胆略气魄，那么，焦德的《芭蕉》戏却不是平常肝胆的人敢于为之的了。

这一日，宋徽宗举行宫廷酒宴，安排教坊演艺助兴，《芭蕉》趁势演到宴会。

焦德上场亮相，口出赞语数句，宋徽宗美滋滋地想笑，未及笑出声来，台上走出一徒，手持一株梅花。

焦德问：这是什么？小徒答：芭蕉。

答毕，又走出一徒，手持一株松枝。

焦德问：这是什么？小徒答：芭蕉。

答毕，又走出一徒，手持一枝青竹。

焦德又问：这是什么？又答：芭蕉。

话音一落，又走出一徒，手持一株芍药。

焦德再问：这是什么？回答还是芭蕉。

焦德生怒，抡手给了一徒一个巴掌，喝叱道：明明是四样东西，怎么都说是芭蕉？

四徒捂着脸委屈地说：都是巴蜀运来的，又都枯焦了！

讽喻的目标直接宋徽宗宫廷内苑的艮岳，也就是万岁山。这个亡国之君不问民间疾苦，命令蔡京在全国搜挖奇花异草，运到东京，堆砌景致，供他玩赏。路途遥远，费时费心，不论工匠怎样呵护，憔悴枯­干­的不计其数。焦德这《芭蕉》矛头直指皇权工程，怎么不让人为之揪心提胆？

焦德对宋徽宗的艮岳不满，宋徽宗对焦德讽刺他的《芭蕉》当然也不满。焦德的不满来自民间，是民意，代表多数；宋徽宗的不满发自内心，是私欲，代表少数。偏偏代表多数的焦德左右不了代表少数的皇帝，而代表少数的皇帝，小指头一拧就会让他焦德粉身碎骨。焦德的这个小剧真有点钢骨铮铮的胆识。

这次宋徽宗没有动怒，算焦德这小子侥幸，识点趣吧！偏偏焦德一点也不识趣。蔡京退休还家，宋徽宗赐予京城一地，他推倒百间民房建造供自己游乐的西园。工成，庆贺，也请了焦德。蔡京得意地问：我这西园比太师公的东园如何？

焦德脱口而答：东园花木繁盛荫绿，如云映照；西园民众流散，泪流如雨！

气得蔡京能把下巴的胡子颠落。宋徽宗闻知，趁机将焦德赶出了钧天乐部，总算出了一口在胸中憋了好久的恶气。焦德败是败了，但正是这种失败展示了罕见而又难得的正义、正气，时隔数百年我仍为他鼓掌叫好。

四

我中华民族的历史久远，戏史也久远；优伶众多，有骨气的优伶也就层出不穷。我们不妨走进最霸道独裁的清朝看看，不妨走近清朝那个最霸道独裁的慈禧太后身边看看，看看有没有敢于伸张正义的优伶。

还真有个优伶，人称刘赶三。刘赶三本名刘宝山，只因演技超群，一日要赶三场戏，众人不叫他宝山，则称他赶三。刘赶三除了把丑婆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外，还有一个绝活，把一头小毛驴调教得驯服温从，若是演《探亲家》一戏，他就骑着真驴赫然登台，台下观众喝彩声不绝于耳。刘赶三出了名，他的小毛驴也出了名，众人见它全身漆黑，四蹄白亮，爱称墨玉。慈禧太后闻知，要看刘赶三的戏，刘赶三赶着墨玉进了宫禁。小毛驴颠达着走进雕梁画栋的殿堂，这是多么别致的景象！

这么一个演员，你就一门心思钻研你的演艺吧，千万别问政事，君不闻上千年前就有夫子呼喊：苛政猛于虎？若涉政事，冷不防哪一天会有恶虎伤身，不活吞了你，也让你鲜血淋淋！可是，这刘赶三偏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次，刘赶三在阜成园演出《南庙请医》一戏。时逢同治皇帝崩殂，众人传言死于梅毒。演到戏中，他乘兴打诨说：东华门我不去，那里有个阔哥，害了梅毒，我当是天花，一剂药下去要了他的命。

众人听了大笑，笑毕大惊，这可是指骂皇帝呀，弄不好要掉脑袋。散场后有人提醒他，他却气愤地说：花天酒地，咎由自取，就是指骂他！

这个刘赶三真有点一意孤行，转天闹到宦官头上了。是日在宦官家中演戏，又是那出请医，他还是扮演名医。家仆带名医到了主家门前，对他说：先生留神，门里有狗。

他指指台下说：我知道这门里没狗，有也是走狗。

台下坐的都是些宦官，刘赶三分明是有意指骂这些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这些人虽然恼怒，可知道刘赶三是慈禧的红角，不敢把他怎么样。

不过，有个人不这么受委屈，非要把这刘赶三怎么样。那一回演的是妓院戏《里志诚》，刘赶三演老鸨，他见醇王、恭王等在台下看戏，故意呼喊：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

当时，京城的妓汝以排行相称，偏巧下头坐的三位王爷是老五、老六、老七，刘赶三便趁机影­射­他们。话语一落，满场哄笑。哪知，散戏后他们责令太监打了刘赶三四十大板。

这四十大板该把刘赶三打清醒了吧！你一介草民，一个优伶，即使再忧国忧民，又岂能扭转了乾坤大势？趁早安分守己，免得再受皮­肉­之苦。可惜，江山易移，生­性­难改。刘赶三仍然是刘赶三，他竟然把他的刚直抖搂到慈禧太后面前——

那时候光绪皇帝主政，一心要维新变法，一心要弃弱图强。这当然冲撞了慈禧太后的老套子。老太后怨恨小皇帝，这怨恨不是藏在心里，掖在怀里，而是露在面上，施在事上。就说看戏吧，她坐着不舒服，就靠着、躺着，可让那个小皇帝像个奴才一样侍立着。刘赶三见这架势就有点不顺气，不顺气就想出出气。这一天机会来了，慈禧太后要看《十八扯》，刘赶三在戏中扮演皇帝，上场演出，他抖抖龙袍，跨上御座，一转身又走下来，对着场下笑说：我这个假皇帝还有座，那真皇帝却回回侍立没有座位。

慈禧太后一听这不是喻讽自己吗？不知缘何没有发作，竟然还改过自新，日后看戏给了小皇帝光绪一个合法座位。

刘赶三不仅用他的高超演技倾倒了万千戏众，而且用他的闪光人格折服了梨园同行，因而，北京城的戏曲艺人们推举他为­精­忠庙首，也就是梨园领袖。数年后，甲午海战失败，举国一片哀伤，７９岁的刘赶三不仅离开了演艺舞台，而且离开了人生舞台。他死后，爱驴墨玉长嘶不止，不进草料，整日悲鸣，力竭而死！

刘赶三，以及和刘赶三同行的优伶故事暂时讲到这里，按照常规叙述完毕还应该评价数语，或者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可是，以我辈的鄙微如何去评价他们的高巍？我只能斗胆写真将他们的往事实录出来，树一面镜子，让当代星流人物和众多屁颠在他们后头的人趁隙照照眉脸，即使不能知兴替，能明点得失也好！

古今难寻彭玉麟

唐浩明

光绪十六年春天，刚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得知他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去世的消息，心中怃然，怅惘良久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神州贯长江，其南际涨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这位被张之洞视为国之砥柱的人物，便是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的彭玉麟。张之洞比彭玉麟整整小了２０岁，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爆发，才将他们联在一起的。这个意外事件乃光绪九年底发生在越南的中法战争。

为了加强两广的防务，清廷命彭玉麟领兵开赴广东。随后，又罢免失职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山西巡抚张之洞继任。张之洞做京官时，便以清流领袖誉满朝野，治晋三年，政绩显著，又年方４７岁，正是一个高级官员的黄金岁月，由巡抚晋升总督，调任艰巨，朝廷此番人事安排，可谓人地两宜。而彭玉麟年近古稀，体衰多病，为什么要起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带兵亲赴前线？此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以至于朝廷非用他不可呢？且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位被历史灰尘所淹没的近世人物。

生于嘉庆二十一年的彭玉麟，直到３７岁时还是个潦倒家乡的穷秀才。眼看这一生就要如此困厄地度过，忽然间，一个从天而降的机遇落到他的头上。咸丰三年，从长沙被挤兑出局的团练大臣曾国藩率领一千湘勇来到衡州府。曾氏怀着卫道忠君、扬名出气等多种心情，决定借衡州府这块军事要地大力扩充湘军，并极有远见地筹建十营水师。就在这时，彭玉麟有感于曾氏的多次恳切相邀来到军营，并受命带领一营水师。彭玉麟由此起家，很快便统领整个水师，直到同治三年，与曾国荃的吉字营配合打下南京，同水师另一统领杨载福一道受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太子少保衔。杨载福随即赴兰州就任陕甘总督，彭则以兵部侍郎身份一人独领水师。在湘军十裁其九的大遣散时期，水师则破例被全军保存，列入朝廷的经制部队，改名为长江水师。彭亲手制定长江水师章程，并依此章程重建水师。晚清政府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遂由此产生。这是彭玉麟为中国军事史所做出的一大贡献。但作为一个历史名人，彭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似乎主要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特立独行的处世态度。他一生最引人注目的事，便是他曾经先后辞谢过六项任命，而朝廷所任命的这些官职，都是世人眼热的要缺。

第一项任命是安徽巡抚，时在咸丰十一年。彭玉麟当时的官职是布政使衔水师统领。巡抚即今天的省长，布政使衔则相当于副省级。现任省长与副省级待遇，这二者几无可比­性­。放下权力的大小不说，水师统领成天住颠簸逼仄的船舱，巡抚则住都市宽敞舒适的衙门，二者孰优孰劣？这项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任命，彭却一连三次辞谢，其理由是已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请朝廷勿弃长用短。面对着这样的“傻子”，朝廷真是哭笑不得，只好收回成命，改任彭为兵部侍郎，依旧留在前线督带水师。彭这才坦然接受。

同治四年二月，朝廷任命彭玉麟署理漕运总督。漕运，就是解往京师粮食货物的水上运输业。漕运总督掌管鲁、豫、苏、皖、浙、赣、湘、鄂八省的漕政，是一个实权极大的正省级官员，只要稍微松松手，成千上万银子的灰­色­收入便会不露痕迹地进入私人腰包，乃众人所垂涎的天下一流肥缺。但彭又两次谢绝，理由除不懂漕政外，又加上­性­情褊急、见识迂愚，不会与各方圆通相处。朝廷只得作罢。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同治七年六月，彭上疏请辞已当了六七年的兵部侍郎。原因是当年从军时，三年母丧只守了一年，现在国家安定，他理应解甲归田，将剩下的两年补满。这次朝廷没有挽留，一口答应。彭离职休养三四年后，朝廷又任命他为署理兵部侍郎兼同治帝大婚庆典宫门弹压大臣，也就是兼任婚庆时期的紫禁城保安司令。待到庆典一结束，彭立即上疏请辞署理兵部侍郎。朝廷接受后，又交给他一项差使，即每年巡视长江水师一次。

光绪七年七月，朝廷任命彭为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辖地既广，又兼物产丰茂，南洋通商大臣一缺更是权大责重，一向非名宦宿臣不能为。中兴名臣曾国藩兄弟、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曾任过此职。让６６岁的彭玉麟出任江督，说明朝廷对彭的倚重，但彭不领这个情，接旨后即上疏请辞，隔日又再次上辞疏。朝廷无奈，只得把此要缺交给左宗棠。

第二年，朝廷任命接连辞去五个崇职的彭玉麟为兵部尚书，即今天的国防部长。与过去一样，彭接旨后即请辞，朝廷未准。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彭率领旧部将士并增募新军，迅速前往广东部署海防。彭认为此时不宜再辞，便以衰病之躯奉旨赴粤，带领所部驻扎南海前线。光绪十一年三月，中法战争刚结束，便上疏请开兵部尚书缺，朝廷未予接受。彭又于这年八月、十二年八月、十三年七月、十四年六月接连四次上疏请求开缺。鉴于彭的执著，朝廷只得接受。光绪十六年三月，彭玉麟以平民之身病逝于衡阳城内退省庵，终年７５岁。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求官、跑官、钻官、买官，又有多少人为了升官，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还有多少人或颟顸无能，或老迈病弱，却依旧占着一个职位不放。像彭玉麟这样一生辞谢六项崇职要缺，甘愿做苦役实事，甘于做普通百姓的人，衡之古今官场，实在是凤毛麟角，难寻难觅。

有人会问，彭玉麟既然如此不愿做官，那当初又何必出山投军，不如做个王冕式的隐者，岂不省去许多麻烦？

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隐者一向有很高的地位。其实，许多隐者对社会毫无责任心，是自私的人，并不太值得尊重。人类需要对群体有爱心的人，一个人若有能力有条件为群体做事的时候，是应当挺身而出的。彭玉麟正是基于此而出山投军。面对着社会极度混乱良民无法安生，中国优秀文化遭受毁灭­性­灾难的时候，彭玉麟自认为有责任维护道统拨乱反正，他于是愤而墨绖从戎：“满地­干­戈冷阵云，一腔热血喷斜曛。黄巾肯使长流毒，墨绖何防再策勋。弹铗悲歌休做客，请缨投笔又从军。愧予胸少­阴­符术，惟尽丹忱夙夜勤。”他初见曾国藩，就表示惟尽力办事，“不求保举，不受官职”。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曾氏从一开始便格外赏识彭。应当说，政府置官设职，其目的，本是让有官有职者更方便地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然而，与天下任何良法美意一样，行之愈久，则初始意图便愈模糊，到后来则面目全非，根本就不是当初那回事了。数千年来，活跃于官场上的人，少有始终目标坚定将办事摆在第一位的头脑清晰者，多的是为做官而做官、为迁升而做官的官迷，以至于连推翻皇权颠覆封建官场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也要告诫党内同志：“有志之士，应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彭玉麟可谓目标始终明确坚定、真正懂得置官设职意义的封建官场中的大官员：能为做大事提供帮助的官职，他并不推辞，如兵部侍郎、尚书等；不能为做自己熟悉的大事有所帮助的官职，即使品级崇隆、权限广大，他也不接受，如巡抚、总督等等。可惜的是，自古到今，这样的人太少了！

同治十一年到光绪九年这段时期，彭玉麟六次巡阅长江水师。他以病躯奔波于江风海涛之中，督察长江水师的军风军纪，查访长江两岸地方的社情民意。从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到低级员弁，彭先后参劾其中的平庸恶劣者一百多人，并就地处决滛恶藐法杀友杀妻的副将两员，还参劾江南军需局道员赵继元、江苏候补道朱麟成等八人，又奏请革除道员王诗正、知县柳葆元等。长江水师岳州镇总兵彭昌禧年近七旬，­精­力衰颓，不能胜任职守。彭玉麟奏请将他开缺。彭昌禧以老部属的身份请他关照，他断然拒绝。彭玉麟这种不讲情面、不受请托、不怕犯众怒、不惧打击报复的刚正严明的执法作风，令长江水面及两岸的文武官场为之敬畏战栗，在腐败透顶的晚清官场堪称绝无仅有。正因为此，彭死后朝廷谥为刚直。

彭玉麟敢于以孤胆勇斗整个黑暗官场，并非因为他立有赫赫战功，也不是他的圣恩特别优渥，而是出于他本人强大的人格力量。同治七年六月，彭玉麟在一份奏折中写道：“臣素无声­色­之好、室家之乐，­性­尤不耽安逸，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甚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现存的多种史料可以为证，彭玉麟对皇帝说的这番话是实情而不是自我虚夸。就在一年多前，彭还将历年所得养廉费上缴国库，并拒绝接受奖励。曾国藩为此上奏，说彭“淡于荣利，退让为怀，自带水师以来，身居小舟十有五年，从未谋及家室，此次捐助养廉，力辞奖励，出于至诚。”

打劫钱财，抢掠战利品，几乎是所有野史对湘军军营风气的一致记载。这种风气弥漫各营各哨，从上到下，少有例外。就在这“少有”人员中，便有彭的“未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

彭在同治十二年的一份奏折中说：“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怀抱这种志愿的人，古今中外能有几人？一个愿以寒士归的官员，自然不会贪财受货，也自然在那些贪官面前不怒自威。彭身居小舟，不贪世俗声­色­之乐，但他的生活中并不乏乐趣。充塞他的心灵构筑他的­精­神世界的是诗画艺术。彭好吟诗。岳麓书社最近出版的《彭玉麟集》收有诗词五百多首，这其实远不是他的诗词全部，传说彭仅咏梅诗便有一万首，而这一万首咏梅诗又都是题在他的梅画上的。彭一生喜梅画梅，近于痴狂。他说他“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他为何对梅花如此情有独钟？在一首题梅诗中，他自己透露了此中消息：“我自梅花梅似我，一癖共聊玉兰宾。”原来，彭已将自身与梅花合为一体。彭的梅画自然是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中国文人画的可贵之处便是借画言志，以笔底丹青来表达自己的情­性­、意趣、志向和追求。梅花高洁、清幽的品­性­，孤标脱俗、傲立霜雪的形象，在画家的心目中已化为他的自身。

彭的梅画由此而达到很高的品位。难怪他死后，王闿运挽道：“诗酒自名家，更勋业灿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渡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

关于彭的画梅，传闻中有另一种说法，说彭的梅画其实是在叙说他心中一段永远的情憾：他早年深爱的一位梅姓女子，因种种缘故而不能结合。梅女因此抱憾早逝。彭发誓以一生的光­阴­画一万幅梅花来怀念她。彭说到做到，他画了整整半个世纪！彭玉麟眉目峻厉，­性­格刚硬，连杀人如麻的曾老九都说他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汉子。不料这个冷面汉子的内心里竟有着如此丰富而绵长的热肠柔情。他算得上天地间一个真正的男人！

乙酉初夏于长沙静远楼

走进总督府

张成起

进古城保定，沿裕华路西行，遥望那两座上悬可升降方斗、高十丈有余的大旗杆，便是清代直隶总督府的去处了。

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风雨中，旗杆顶端那面随风招摇、上有雍正皇帝御笔圣书“直隶总督部院”的白地黑字、红布牙镶边的长方条旗，早已飘零落地近一个世纪了。而总督府门前两侧那一对头上有十三团卷毛、象征一品大员地位的怒目圆瞪的石狮，似乎仍在向世人宣示着总督府当年那不可一世的威严。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漫步在这座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衙院中，耳绝了闹市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的隧道中冷观着日出日落，漠视着月缺月圆，寻觅着王权统治盛盛衰衰的历史轨迹。

一

据清史料记载，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落成于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虽已历经二百七十余年的风雨，间有修葺增补，但仍完整地保存了当年基本的建设布局和建筑风格。而全国同期而建的两江、陕甘、江宁、云贵等总督府衙，不是因历代战乱或水火天灾而毁已荡然无存，就是因年久失修或人为破坏已变得破烂不堪面目皆非。而保定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衙乃是至今全国封建王朝府衙中保存最完整的了。

这座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清代府衙，东西横宽约一百三十米，南北纵深约二百二十米。一­色­的青砖硬山墙灰­色­布瓦顶建筑，以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为中轴线，配以东西两侧的厢房、耳房和更道的颇有几分皇家风格的建筑布局，院内秘道旁两行参天百年桧柏及堂前屋后枝杈怪异的几棵老槐，处处令人感到一种无言的肃穆和几分萧然。而大堂中悬有雍正御书“恪恭首牧”的镏金大字匾额，案几后矗立的绘有海潮、朝霞、旭日、仙鹤图案、红木镂雕为架的巨大屏风，宽大的太师椅前案几上一溜摆放的黄绸布包裹着的关防盒、令箭架、签筒、笔砚，再配上大堂两侧分列排开的雕有虎头图案的“肃静”、“回避”护卫牌及书有“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十八种官衔及身份的云牌，外加东西两靠山墙前竖立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和刑杖，又不由得使人眩惧于当年直隶总督的权势与威严。大堂外的廊柱上一副黑漆作地、挥金为字的抱柱联，上联为“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下联为“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不仅勾画出了当年直隶府所管辖的北至蒙古大漠，南达九曲黄河的宽广疆域和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把直隶总督集内政外交、治吏统兵重权于一身的八面威风无遮无掩地宣示于世人。

穿过总督理案议事的二堂，过垂花门，即来到内院的官邸（三堂）和上房（四堂）。环视内宅的三合院落，又是另一番景­色­。与断刑理案的前院威严肃杀相比，小院多了几分幽雅恬静。古朴典雅的门楣隔扇，逶迤幽深的曲径苔路，遍植庭院的石榴、海棠、丁香、紫藤，叶稀影疏随风摇曳的几杆翠竹，再配以门厦楹柱上清雍正年间署理直隶总督唐执玉手书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的一副楹联，与前院宛若两个天地。

由此看来，一个人无论居位多高，权授几重，终究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普通的人。执业的艰辛，用权的冷酷，官场的逢迎，成败的喜忧，或许不应仅仅是一个时空的转换与限定。而高堂的孝奉、妻室的窃语、儿孙的绕膝、民味的品咂，又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漫步于已是人去府空的古衙，凝视已现老态但仍顽强矗立着的几棵古树，我似乎又明白了人生中的许多。

二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设“总督”之职以行朝廷之命由来已久：古起于汉、魏，制成于明朝，而权重于满清。据史料记载，明朝以前的总督并非定制，只是一种由皇帝派遣，授权于巡视某地，督察某事，“事毕复命，随命随免”的临时­性­职务。至明朝中后期，总督才逐渐成为官职定制。不过当时定制后的总督所执掌的仍仅仅是以督军镇守为主，事权比较单一。

到大清设直隶总督时，总督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是统辖一省或数省，握“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之权，承“厘治军民，修饬封疆”之责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直隶”者——直接隶属之谓也；“总督”者——总管督理之意也。在全国所有的总督中，因直隶环绕京城，地处天子脚下，权势尤其为重，被视为全国诸总督之首，号“五洲称雄”也并不为过。所以，凡实授直隶总督者，几乎都是皇帝崇信的栋梁股肱重臣。

自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年）清朝在保定设直隶总督府赵维钧任首任总督始，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张镇芳为末代总督署理止，在这１８７年中，总督的任免达１００任（次），在过总督职位上的多达７４人，平均每任不足两年。即便除去“署理”、“护理”、“协办”这几种带有代理试用、看护协助等临时­性­者外，真正做过“实授”总督实职的即有３８人。任职短者如雍正年间的李卫、乾隆年间的高斌、嘉庆年间的吴熊光等人，任期仅３个月而已。而任期时间长的当首推李鸿章和方观承了。方观承在乾隆年间两次出任直隶总督近二十年，而李鸿章则分别在同治和光绪年间３次被授任直隶总督，在任更长达２８年之久。

频繁地调换地方官员无疑是封建皇帝加强对地方政权控制的一种治国之道。倒不知当年“文革”中全国八大军区司令的对调和现在实行的领导­干­部异地交流与此是否异曲同工。况且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忠则成为拱卫京城的护驾良臣，J则蜕为危及京师的朋比J党。久居高权重位，一旦养成尾大难断之势，或则欺君罔上，藐视皇威；或则结党营私，篡权乱国。自古以来，皇帝是深谙防此之道的。况且直隶地处畿辅重地，觊觎此肥差者众。在诸多京官的众目睽睽之下，遭弹劾几率更高。稍有闪失，轻则招革职查办之灾，重则遭尸首两异之祸。世人常道“京官难当”。实际历史上的直隶官也未必好当。所以历来直隶总督多短命的结局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

单纯地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审视历史，自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几乎全部成了一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用这个特制的历史镜头滤掉所有的五彩斑斓的光谱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见了，仅剩了同类间无情的杀戮；所有官吏中，最基本的人­性­泯灭了，都成了一群统治阶级御用的凶鹰恶犬。然而人类毕竟从“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节”，到“铜铁炉中翻火焰”的“几千寒热”，再到今天的光电文明，遨游太空的梦圆，上万年一步步走来，留下的是一行深深的生产力发展的足迹。

任何一代王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在祈求手中的江山永固和自己的万寿无疆，但这又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不由得想到，一些开明的君主皆晓“舟水”之理，把抚民固邦作为立国之本；而昏庸之君则终日声­色­犬马，误国祸民。于是历朝的官吏中便有了清贪之别和勤庸之分。

步入总督府大门，穿仪门而过，在离大堂外月台下的不远处，立有横跨秘道的四柱三顶戒牌坊一座。牌坊南侧刻有宋代黄庭坚手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北侧正对大堂的一侧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被视为官场箴规的小字。再配以对面大堂前抱厦楹柱上悬挂着的曾国藩手书的“长吏多以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的楹联，似乎这应是对封建王朝官吏的治事之道和为官之德的一个最贴切的注脚了。

自清雍正年间设直隶总督以来的１８７年中，有不少总督是任职仅不足一年的匆匆过客。除清朝晚期的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的当属乾隆年间的方观承了。

方观承祖上系安徽豪门世家。因受“文字狱”的牵连，当时其曾祖虽已故，但因罪不容赦仍被开棺戮尸，全家被流放到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方观承弟兄二人因年幼免流放，寄居在金陵（南京）清凉山寺，但允其每年到塞外探亲。幼年的他家处逆境，虽使方观承遍尝游历跋涉之苦，但也使他“励志气，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学设施，遂蓄为巨才矣。”以３３岁之龄入仕，虽已称不上什么少年得志，但此后以他出众的才华而频繁升迁则令人刮目。从雍正授予其随军中书起，很快官至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继而署理山东、浙江巡抚，５１岁授任直隶总督，年满７０终于任上。他在近二十年的任期中，面对辖区内水患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多次亲自率员巡堤查防，探水勘险。北起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中经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南至漳河、黄河，处处留下他踏勘的足迹。他数次上疏，奏陈治河方案，请拨治水之资。凡重大工程皆亲自勘察。河道治理中不循旧例，打破陈规，依地就势，疏堵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他的任期内，直隶辖区的重要河流基本上未出现大的水患。他的治河功绩不仅为直隶百姓所称颂，而且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称“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

方观承重视农耕，认为“善民之本，莫于务农”。他从江浙积极引进甘薯高产品种，又利用他曾任江浙巡抚之便，“雇觅宁（宁波）台（台州）能种者２０人来直（隶）”，亲自推广示范，“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

为了推广棉花种植技术，他根据棉花生产的流程，亲自­精­笔绘制了一套《棉花图册》，把棉花生产需要把握的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理、布浆、上机、织布、理染１６个关键工序，以１６幅图­精­心绘出，每幅图都附以文字说明，并各配题七绝诗一首。适逢乾隆皇帝南巡路经保定，方观承将棉花图呈圣上御览。乾隆阅后不仅龙颜大悦，而且还引得这位一生喜舞文弄墨的皇帝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在每一幅图上御题七言绝句诗一首。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在参观直隶总督府时所看到的镌刻于青石上的《御题棉花图》。

看罢镶嵌于总督府墙壁上的这幅石刻《御题棉花图》，我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特别异样的感慨来。我曾作为地县领导在基层工作多年，也主管过农业及农村工作。我曾以惯于深入乡村基层而自蔚，也曾以知农助农而心安。但与这位把种棉都研究得如此头头是道的官居封建王朝直隶大员相比，我倒真的有点自愧不如无地自容了。在“三农”问题已喊了多年的今天，我们现任的一些官员们不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吗？

在这７４位直隶总督中，尚有一位雍正年间任期不足三年的唐执玉名声颇佳。这倒不仅在于他任职期间亲自主持修建了可供后人参观探古的这座总督府衙，也不仅因他“厚民生，澄吏治”，除水患，减民负的政绩，而更令人起敬的是他对“民膏民脂”的珍惜与平素“布衣粗食，亟避奢华”的清廉。

唐执玉是年满花甲以带病之身奉诏署理直隶总督的。康熙末年以来，因国家长治久安，八旗子弟疏于弓马，朝廷官吏多有懈怠。在此之前的六位总督，长者在任年余，短者一月不足，而且皆少有建树。所以当时康熙帝有“督抚七八易，皆不称”之叹。到雍正帝临朝，誓意革新政治，振刷颓风，整饬直隶吏治。于是，尽管唐执玉以病体难支为由，数次上疏婉辞乞休，而雍正帝仍坚持“朕固知卿病，然此任非卿不可”，拒不收回圣命，他只好带病赴任治事。

按大清官俸例规，直隶总督的俸禄为：年养廉银１５０００两，兼管盐政增银２０００两，兼管河道增银１０００两，另有笔墨杂费若­干­。直隶省额仅设总督一人，无佐贰官员。一应辅佐幕僚之官饷及日常办公之资，皆由总督俸银支付。实际上当时总督的俸银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级政府官员的薪俸加日常公务费用的财政预算。唐执玉在任两年余，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而著称于雍正朝。他自认为“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励）者勤耳，勤必由俭始”，于是便有了他亲书传世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的座右铭。清廷给他的养廉银，他每年仅用十分之三四，其余均交付布政司银库，并嘱绝不留与子孙。当他６５岁病终于任上后，协办总督顾琮奉旨率僚属入祭并整理其遗物，竟发现“箧无一物”以至于无法成殓发丧，令众人皆惊异唏嘘不已。于是只好临时急奏雍正皇帝令有司另拨银两，加上同僚捐赠资助，才将其遗体装殓后运回原籍安葬。

我想，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任封疆大吏，“三年清知府”，虽不一定都会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但也总不至于连埋葬自己的棺木钱都没攒下。２７０年前就已离开人世的唐执玉，肯定不会知道后来延安有一位烧过炭的张思德，也不会知道在西柏坡开过的一个会上有过“两个务必”的警示，更不会知道“三个代表”的理论，但他仍不失为今天我们这些号称“公仆”的人之楷模。看一看近年相继落马的一个个贪官污吏，想一想也曾官居“直隶总督”不可一世的某位大人，再对照一下这位封建王朝官员的清廉，如这些人还稍有良知，应会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以面祖的愧耻。

四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创伤，割地赔款后的大清王朝已凸现病入膏肓、江河日下之颓势。天子脚下的直隶也呈现出一派吏治败坏、法纪荡然、军纪涣散、武备废弛、灾荒频仍、民生凋敝的破败不堪的景象。为了稳定京畿重地，同治帝急诏时任两江总督的心腹重臣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是靠咸丰年间借母丧在家守孝之机­操­办团练、扩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因保社稷有功，被咸丰帝授太子太保衔，并加封一等侯爵，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心毒手辣、杀人如麻，然治军有道，治家有方，尤其是他那在政治舞台上为惜身自保、从容应对险风恶浪的太极之术，至今仍被持有不同心态和怀有不同目的的人所推崇。然而，他的绝顶­精­明并未逃脱历史的戏弄。尽管他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两年零两个月中，凭他的理政才能和敬业­精­神，在整顿吏治、清肃军纪、清理狱讼、治河赈灾诸方面颇有作为，也曾一度受到朝野好评。但一宗“天津教案”则加速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和寿终。他作为奉旨处置此案的朝廷一品大员，为息洋人之怒，慑于洋人之威，以斩首“乱党”２０人、充军２５人、赔银５０万两的屈辱代价，在“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头上，又加上了一顶卖国求荣的“桂冠”。清廷为平息众怒，只好舍车保帅，立革其直隶总督之职。此后不久，他便因郁闷死于江宁（南京）。

曾国藩继任者李鸿章早年曾追随曾国藩一起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于曾素有师生之谊，故总督府大堂门柱上有“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之联。

李鸿章的后半生中先后三次出任直隶总督，历时２８年。此时的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已走至穷途末路。而李鸿章的头衔却随大清帝国的衰败多到无以复加。最初的直隶总督的全称仅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而到李鸿章任总督时，总督的全称则变成了“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长芦盐场，兼任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兼巡抚事”，身上的头衔更达１８种之多。就当时李鸿章负责的朝内事务而言，几乎把整个朝廷的大半都搬到了直隶总督府。李鸿章在朝中的位高权重，由此可见一斑。

与他的老师相比，尽管他任直隶总督的时间长得多，却少有建树。此间，他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治理直隶，而是放在了以“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和“提督军务”的身份去斡旋外交、兴办洋务和组建北洋水师。而他手中的外交又只不过是“割地赔款、签约求和”的代名词。自他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起，一直到“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的鉴定，时时处处都把他奉行的“不轻言战”、“一意主和”、“以羁縻为上”的外交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历史赐他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也算是论“功”行“赏”了。

诚然，秉公而论，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完全让李鸿章一人承担，也着实地有点委屈了他。落后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战争毕竟是交战双方实力的对话。外交的软弱所折­射­的是国虚兵疲。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或是再换一个什么别的人，没有强国­精­兵、坚船利炮做后盾，外交谈判中难免总是底气不足，更何况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在遵旨行事。但我不由得又想，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屈膝投降么？为了不挨打就必须去当亡国奴么？当了亡国奴就不再挨打了么？一个有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是几个“黄毛子”能轻易地灭亡的了的么？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凯旋，不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侵、以弱胜强最好的经典之作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失去了一个民族自立的气节，终日视他人脸­色­行事，吞他人涎水苟生，实实在在是生不如死，倒不如血洒疆场，壮烈一番为好。

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中华民族浩浩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座大城小邑都在无可奈何的演绎着自己的废兴。“南亘黄河、北吞大漠、五洲称雄”的一座总督衙署，随着大清帝国的人亡政息，已沉寂了近百年。漫步于已是人去院空的古衙，定睛已现老态的几株古槐，冷观着近年来一批批贪官的纷纷落马，回首从政近三十年走过的轨迹，我似乎又明白了许多。

海殇后的沉思

杨文丰

１

人类该沉痛地铭记这场大海啸，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海殇！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星期六，中国农历猴年之尾，西元圣诞翌日，距离雅加达西北１６２０公里，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近海海底地下４０公里，发生了一场里氏９级的大地震。地震发生后约半小时，大海，这平日里的柔­性­巨人，略略收缩了一下拳头，海水就从海岸线猛然急退了近３００米，继而以每秒２００米的速度，挟雷携电,轰轰然，冲上苏门答腊岛的亚齐省海滩，浪潮壁立，排山倒海；１小时之后，海潮在泰国南部普吉岛登陆；２小时后殃及印度和斯里兰卡；最后，浪冲东非索马里……近２０万人葬身海底！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

在大海啸面前，生命竟然如此孱弱，如此无助。

地震和海啸，带来了地质结构的永久­性­改变，人类将因此而重绘地图。泰国曼谷平移了９厘米，苏门答腊岛西南的一些小岛则向西南方向挪动了近２０米。科学家们甚至忧虑南亚有些地方的陆地将因之隆起，担忧地轴可能会偏移……

海啸导致海水质量变化，沿海及近海的鱼群由于海水浑浊只得背井离乡。地层下陷，海岸遭受巨浪的冲击，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南亚珊瑚礁生态区最终消失殆尽。斯里兰卡的加勒要塞、印度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洞岤和１３世纪的太阳神庙、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等，也因之毁于一旦。

灾难并未消逝声息，大海却重新平复了身体；留下的，是我们这些依然要活下去的人，和难以消失的痛苦与沉思……

２

海啸后的好多天，面对充盈电视画面的惨状，我痛伤人类在灾难前是那么的渺小无助，同时心哀人类的麻木无知。葡萄牙记者保罗·科蒂奥写道：“我们注意到海水后退了几米，然后形成了一个白­色­的波峰，海滩上的人都很好奇，一点也不害怕，很多人朝着海水跑过去，但突然一个巨浪猛力回头袭来，就摧毁了一切。”在斯里兰卡，灾难来临前，传闻海上即将有“不同寻常的”巨浪，人们便从四面八方云集海滩，翘首以观胜景……

发人深省的是，野生动物几乎都在这场劫难中逃脱了。是野生动物有预感大灾难来临的第六感吗？还是它们比人类更具危机意识，忧患深重，更能领受大自然的威严？或是它们比人类更贴近也更亲近大自然，对自然万物能长葆敬畏之心?

大自然是有脾气的，偶一发威，就使人们落荒而逃，遇水而殁。人类啊，你怎么可能是大自然的主宰呢？据闻，在泰国，海啸来临前，反倒是一头大象长鼻一卷，救起海滩上两三顽童，大踏步离去……

３

大自然并不止一种“行为”会引发海啸。

火山爆发会引发海啸，并且是伴着沸腾海水的、水柱朝天喷涌的海啸。１８８３年，爪畦附近的喀拉喀托岛火山喷发，海底裂坑３００米，波浪滔天３０米，逾３万人葬身波峰浪谷。海底滑坡可引发海啸，７０００年前苏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床发生大型滑坡，引发海啸,导致了苏格兰沿岸的部落顷刻灭绝。而台风逶迤海面，波涛汹涌，水位暴涨，一样可以造成海啸。

海啸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海水的深度。海水越深，浪速越快。在幽深的洋底，海啸的速度还赶得上喷气式飞机。海啸近岸时，前进的速度其实已经大为减弱，之所以掀起可怕的巨浪，是由于海岸的挤压和阻拦。

这次印度洋海啸是由海底地震引发的。由于地震，海底急剧地上升或下降，还出现了裂缝，海底至海面的海水随之就产生了颠簸。“犹同往水池中扔下一块巨石，只不过这石头是从水底下扔上来的”，由此便激起“圆形波纹”，出现海啸。这是科学界比较流行的通俗解释。

依“板块构造说”理论，这场大海啸，是因为地壳构造板块之间的漂移、挤压引发的。“在长７５０公里、宽３００英里的‘潜没区’，印度洋——澳大利亚板块挤到菲律宾板块下面。这种地质运动是痉挛­性­的，因为压在下面的板块总想把上面的板块拉下去。随着压力增强，上面的板块反弹回原来的位置。昨天……………………………………………………………………………………（１２月２６日）的地壳运动发生在海床下面６英里深处，只移动了１６．５码，这么大的距离已经足以造成灾难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参考消息》）

“自然界的意外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句以希腊神话大地女神盖亚名字命名的地学“盖亚理论”，真仿如一句谶语。

４

这场大海啸，本来是可以事先预警的。美国专家韦弗利·帕森指出：“大多数遇难者都可以被挽救，如果印度洋沿岸国家有海啸预警机制或潮汐检测系统。”而且，倘若美国人测得的相关信息能顺畅地及时地抵达，大多数人，都能来得及在地震后陆续逃生。震中在海底，波动抵达海岸还需要２０分钟至２个小时。

大自然是环环相扣的­精­密系统，丧失什么都会造成残缺，都很危险。

倘若海边的红树林数十年来不遭受连续的砍伐，生长红树林的地盘不变成养虾池，珊瑚礁不被大量地开采破坏，假如这些天然屏障还在，海啸就会相继受到珊瑚礁和红树林的抵挡，速度变慢，能量被减弱，无法长驱直入，就不可能如此凶猛。

倘若人类不在沿海筑那么多的度假别墅，不燃烧那么多的矿物燃料致使大气吸热气体增多，温室效应增大,气温上升,促进极地冰雪消融,使海平面明显上升，海岸线就不至于被侵蚀得百孔千疮……

何必忌讳呢，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的思维和手段，多是“攻击型”的，披荆斩棘，所有举措矛头皆指向大自然，指向他人，掐指算算，有多少作为乃“和善型”的？又有多少作为是忌讳后果的？

悲剧已难于挽回，任谁也无力挽回。但是，对于人类，这场灾变是否唤起了我们早已逐渐泯灭了的对自然的敬畏呢？

５

身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不过是大自然脱了尾巴的孩子。对人类而言，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

温柔、包容与无私施予是大自然的母­性­面孔；这种母­性­态委实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态。

父­性­则是大自然的威严，大自然的金刚怒目。

父­性­态是大自然的失衡态或非正常态，是刚­性­态，是能量如火山爆发的状态，是大自然的“不平则鸣”状态，是大自然的怒气冲天与角力搏击。

大自然最能让人刻骨铭心的状态，往往是父­性­态。

长期以来，人类只知一味地享受、索取乃至掠夺，也由于大自然母­性­的一面总在前台无私施予；于是，久而久之，人类就逐渐淡忘了大自然还有蛰伏着的父­性­一面。

毫无疑义，在人类眼里，只有母­性­的大自然，才是正常的、可亲的；至于父­性­，则是异常的、暴戾的。然而，这却只是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的主观看法，对自然而言，并不存在什么父­性­、母­性­，存在的只是自然本身物质、能量的自在运转和自主调整。

作为物质和能量构成的苍茫庞大系统，大自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发调整。雨雪霏霏，秋风落叶，是大自然温和的调整；火山爆发，海啸激荡，则是大自然狂暴的调整；至于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乃至地球史上几乎可以毁灭７０％左右物种的数次全球­性­冰川期，则是大自然的狂怒式调整了。神秘的黑洞和白洞，对宇宙物质和能量的调整，其影响有多巨大就更难想象了。大自然每做一次调整，就是在作一次自我修复，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在孕育的过程。大自然展示母­性­也好，父­性­也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都是出于实现物质、能量均衡的需要。父­性­的等级越高，暴发得越频繁，表明大自然所要调整而发泄的能量越大！

值得说明的是，大自然的父­性­和母­性­，在人类出现前展现过；人类倘若消亡了,她也会依然故我。人类不过是茫茫大宇宙里的小小蜉蝣，不过是大自然脱了尾巴的孩子。而迄今为止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也主要还局限在地球的生物圈内，并且这些影响，在大自然的自主调整下，非常轻易地就会“大雪无痕”。所谓“人定胜天”，如果摈除其中人类自励的成分，剩余的不过是螳臂挡车的狂妄。而且，父­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对于大自然来说，统统都不可能是什么灾难。翻遍大自然的词典，你根本找不出“灾难”这个词汇！

不必忌讳，即便大自然在表现狂怒父­性­时，也一样是至美的！不必说这场大海啸是人类的­肉­眼难窥的大自然的能量的一次神秘、酣畅的释放，单那横冲而至如奔腾万马的海水，轰轰然，巍巍然，浪潮壁立高逾１０米，随即訇然立扑、阔水狂冲、浪花四溅、须臾之间，大水又节节退却，匐匍下流，复归原状……倘若没有生灵死伤，没有屋舍坍塌；倘若印度洋沿岸没有人烟，这一场大海啸该是何等雄伟、壮美啊！地球４６亿年的历史，沧海桑田，浩大无极的地质运动，噫嘘，大美哉！……

６

这场大海啸，可以说就是让全人类恐惧地重新领教了大自然的父­性­，惨痛地复习了本该亘有的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可是一次代价惨重的复习啊！说起来，或许有悖情感，或许还有违理­性­，但是，我还是情愿认同这场大海啸是大自然在新世纪给作为自己孩子的人类的一份沉重且沉痛的“厚礼”，是大自然对人类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大不敬行为的回应，是一次拍案而起的“反击”……人类不是搞过那么多而且还一直要搞核试验吗？不是有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作为吗？即便不产生“蝴蝶效应”，对地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吗？惩罚，不已经在进行吗？……

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空岤来风。

并不是任何文化都提倡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在《圣经·创世纪》里，神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并让人全面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统统赐给人类作食物。这无疑已等于在教义上高高确立：人类是大自然的天然主宰！

在远古的东方，并没有《圣经》那类确立人类是大自然天然主宰的文化经典。而《道德经》却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似乎大自然，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教人敬畏。而事实上，在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在本质上，还是对臆想的自然神的敬畏，甚至这种敬畏，还上升到了宗教层面。佛教不是视众生如父母吗？报恩唯恐来不及，不杀生物，甚至不踏生草。而主张“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日本佛教，相信万物有灵的日本神道，更是使上古的日本人，对自然不但敬畏，而且崇拜有加。若深入地看，人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完全是源于自然的神秘，源于对自然的畏惧，是由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尚弱、生产力落后、科技式微而产生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旧敬畏”。

随着西学凸显，人类手中有了科技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地球──这大自然的一隅，云遮雾障已不再神奇，电母雷公也不再神秘……大自然的神秘感，就似日出后的雾霭，在不断淡化，在不断丧失，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也随之不断消失。

倘若无法建立对大自然的“新敬畏”，我们人类，又将如何防患大自然的父­性­伤害或者惩罚呢？

我向往中的人类对自然的新敬畏，是一种复合型的敬畏，是人类对自然之“灵”——自然万物的科学本质和规律，对沧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顺应的敬畏；是能通过预警机制，自觉避让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将技术的­阴­影扫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对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当前日薄西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日益走向“标本兼治”的敬畏；是同样可以上升到宗教层面的敬畏……

８

人类终究不会也无法将自己永远禁锢在地球生物圈，人类早就在仰望星空，夙怀挣脱地球、飞入遥远太空、称霸更大空间的抱负。

实际上，当人类一步步冲向太空、奔入辽远，当一颗颗悬浮于虚空中的星球在飞船舷窗外逐渐退隐的时候，当人类深入浩渺无极的静寂、神秘和苍茫时，在这四顾无人的所在，孤独的甚至可能将有些恐慌的人类，还能不弥生强烈的敬畏吗？

是的，面对眼前陌生、幽深、神秘和空茫的宇宙，人类反会像刚爬上井台的井底之蛙，回首四顾，马上会惶然惊觉自己的渺小、宇宙的神秘，对自然的新敬畏不但与时俱增，即便那旧敬畏，也会重新萌发。

在未来的日子，在太空时代，对大自然的新、旧敬畏，必将成为人类社会这部喘息如牛的沉重列车脱离不得的双轨！

９

除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其实，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所作所为，都需要重新评判，重新定位。

印度洋海啸才逾３个月，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伤痛中恢复过来，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８日午夜，在印尼又发生了里氏８．５级的强烈地震。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人类的预警能力似乎有所提高。地震过后没多久，美国和日本马上就将海啸警报传达到了印尼、印度等国家。然而，在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海啸。国际海啸预警中心负责人查尔斯·麦克里说：“我们认为会有大海啸的地震最后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认为影响不大的地震却发生了惊人的海啸，这对海啸预警提出了挑战。”大自然的父­性­的庐山真面目，云遮雾障，甚难被人类彻底认清，自然规律更是无法百分之百被人类认识——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别奢望与大自然平等、并列，更遑论做什么主宰了！

１０

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能否逐步得到调整，是否能逐步摆正，衡量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一看这天幕下的全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尤其是新敬畏，能否日益得到强化。

我们这个星球，曾有过“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今天，来自科学界的最新判断是：地球已经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类纪”!

“人类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人类更难于正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意味着不自量力的征服欲，意味着人类单边主义……

大海啸已经在风中消逝，皓月依然从海上升起。在海边，年复一年，总会有人默默献上寄托哀思的鲜花、点亮明明灭灭的青灯。但是，时光无情，用不了多久，这场大海殇就会淡化成一个“印度洋海啸”的名词，­干­燥成一个没有血温的符号。而使人还有些慰藉的是，在那场大劫难中，人类尚能够暂时从相互攻讦中分神若­干­，彼此携手，同舟共济……

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我们，却无法不越来越沉重地正视这些问题：该如何才能寻得人类逐渐淡忘的本来身份，如何才能觅得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大自然中，该怎样才算生活而不只是活着……

这注定是个充满艰辛而又总似曙光在前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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