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威胁运输线的其他多种困难,陈纳德就无能为力了。“驼峰”运输线既是一条连接盟国与中国的捷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印度缺少四季可用的机场,“驼峰”沿线变化多端的恶劣天气,大批驾驶技术还不娴熟的新飞行员,这一切都使“驼峰”运输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1942年年底,“驼峰”月空运量刚刚突破1千吨。1943年7月,陈纳德开始空中进攻时,月空运量也只上升到3451吨。这些吨位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战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当时,仅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就要求每月获得4700吨的作战物资。尽管如此,美国空军还是为“驼峰”运输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代》杂志1946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记载道:“在长50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下,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作为航行的地标。”
七、与史迪威的纠葛(3)
“驼峰”运输量的不足,使得物资分配问题成为陈纳德与史迪威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第14航空队成立之时,罗斯福总统为了让驻华空军获得物资分配的优先权,曾考虑让陈纳德从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手中接管“驼峰”空运的指挥权。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得知后,向总统保证,将贯彻他的意图。实际上,阿诺德将军对此事的处理却是草率的,他没有下达命令,只是让赴华就任第14航空队参谋长的格仑准将携带一封信给史迪威,要求史迪威让给14航空队掌管“驼峰”运输线。但对此安排深为不满的史迪威,以信件不是正式命令为由,没有理睬阿诺德。
“三叉戟”会议后,陈纳德自恃有总统的决定,满以为以往物资供应短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变了。但严酷的事实却使他大为沮丧,物资供应问题依然严重困扰他的作战行动。8、9两月的“驼峰”空运量分别是5674吨和6719吨,第14航空队获得的份额是3038吨和4575吨。按罗斯福的决定,第14航空队应优先获得每月7000吨物资中的4700吨,占总额的%,而8、9两月实际所得只占%和%。
陈纳德有与罗斯福直接通信的特权,于是,他把满腹牢骚倾吐在给白宫的电文中。他告诉罗斯福,由于物资缺乏,他的轰炸机不能自由行动,补充飞机也没有按计划到达,这“势必延迟”第14航空队对日作战的进程,——陈纳德当然把这一切归咎于史迪威。
夏季很快就过去了,第14航空队的供应情况仍未好转,陈纳德只得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文森特回华盛顿,向陆军航空队总部直接汇报驻华空军面临的困境,并催促增援作战物资。文森特随身携带了陈纳德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因吾人并无足以善其事之利器,而大部适宜作战之气候亦已逝去,无可挽回,苟空中攻势可依时进行,则其初步即建立空中优势于华南,当已完竣,而软化敌空军与打击其海上交通之次一步想法已在进行中矣,若此,则占领距海岸最近之基地开始攻势之第三步,包括对敌岛屿的远程轰炸,亦将为期不远。
因战斗机力量之日渐削弱,以致吾人攻势之初步亦无法完成。……吾人之所以能屡败敌人者,以空中暨地上人员之勇猛善斗且战意坚决耳,在战争之现阶段中,欲使美国作战部队对抗日敌在华之如是优势,实非所宜也。
同时,陈纳德又写信罗斯福的得力助手霍普金斯,希望他鼎力相助:
无数之挫折已威胁中国境内空中攻势之进行,现又威胁之而使其全部停搁矣。……就余之处境所能而试予公正之评价,鄙意以为在华空中攻势之延搁将属悲剧无疑。
余甚欲以名誉保证,投资所获得将可使敌空军铩羽,而削弱其海上交通——后者乃敌人制胜所必需者也。
陈纳德四处求援告状,使史迪威非常不满。9月28日,史迪威在给中缅印战区所有美军将官的信中,不点名地批评陈纳德是最爱抱怨的人,要求他理解目前的困境,学会忍耐。但在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中,史迪威忍不住发泄了自己对陈的怨恨,他写道:“对陈纳德有一个好办法。拔掉他的牙齿,使他无法抱怨。”对第14航空队面临的物资短缺的困境,史迪威自有他的看法。他告诉马歇尔,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这就是停止空中攻势。他认为已经给了陈纳德一试身手的机会,结果却表明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
但罗斯福不答应停止空中攻势。他对第14航空队的物资供应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他先致电已经回到中国的宋美龄,对陈纳德缺少作战物资表示歉意,并保证增援物资正在来华途中。然后,他又向马歇尔询问第14航空队物资短缺的原因,希望马歇尔能支持并推进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这时,蒋介石又Сhā手进来。他致电罗斯福,抱怨美国没有遵循“三叉戟”会议做出的承诺,如今,“只有总统的命令才能挽救一致同意的空中计划了”。罗斯福果真发布了命令。他告诉马歇尔,“驼峰”空运使他十分失望和不满,“因为我们践踏了自己的诺言”。他要马歇尔亲自过问“驼峰”空运,并指示史迪威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不要因为筹划缅甸战役而遗忘了第14航空队。他特别强调,“陈纳德的空军在今后几个月中作用特殊”。为了改善印度方面物资转运的情况,罗斯福又致电丘吉尔,希望“首相亲自干预”。
七、与史迪威的纠葛(4)
在罗斯福总统的亲自干预下,“驼峰”空运量有了显著增长。1943年12月终于突破万吨大关。C-47型运输机忙碌地在昆明机场降落,吐出它大肚皮里装载的各种物资,然后又急急地飞回“驼峰”的另一端,去装载堆满在阿萨姆机场上的货物。陈纳德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看着机场上不断地降落起飞的一架架C-47运输机,不由得从心中对那些空运队的小伙子们充满了敬意。他给空运队的指挥官发去函电,感谢他们送来了汽油、子弹、炸弹和各种作战物资,使第14航空队在空战中连连告捷。
但是,陈纳德对史迪威的不满并未消除。要把作战物资从昆明运到第14航空队在华东的各个作战基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条陆地运输线面临的困难亦不亚于“驼峰”运输线。当时,黔桂铁路只通到贵州省境内的独山,而昆明向东的铁路只延伸到100公里以外的曲靖。在独山和曲靖间是700多公里的山路。卡车和燃料的缺乏使得第14航空队的物资经常堵塞在云贵高原的山道上。
史迪威的眼睛盯着缅甸丛林,他不管云贵高原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认为这应该由蒋介石来管。但陈纳德认为事关美国驻华空军的补给问题,史迪威作为驻华美军最高长官应该负责。他给史迪威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要求制定一个合适的补给计划,或者干脆让他本人负责这条陆地运输线,后来他又飞到印度新德里史迪威的司令部里据理力争。史迪威不得不派出一名上校来督导这条运输线。不过,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苦力用最原始的肩扛马驮的运输方式,为飞机这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输送了它所必需的血液。
运输困难使第14航空队要为它取得的每一个战果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昆明运1吨汽油到湘桂前线的机场就要消耗掉1吨汽油,若要运送到更远一些的小机场,消耗则更多。在上海投掷1吨炸弹,就要从美国运送18吨物资到印度,再从那儿通过“驼峰”运输线运到中国。这些供应上的困难是陈纳德在制订空战计划时所不曾仔细考虑到的,这成为制约第14航空队空战规模的重要因素。尽管陈纳德发动的空中攻势作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完成1943年预定的作战计划。
激战前的争论
1944年初,日本大本营为了扭转在中国上空的劣势,阻止同盟国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空袭,决定将原本着眼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的主要目的,限定为“基本歼灭西南###(桂林、柳州方面)敌空军基地”。随后,日军统帅部制定了“1号作战”计划,并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2月18日,日本空军第3飞行师团扩编为第5航空军,直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包括第1飞行团,下辖第25、85、16、90战队,另有飞行第44战队及独立飞行第18、56、54中队。3月25日,日本第5航空军制定了《作战计划概要》,其要点是:在地面部队准备作战期间,首先歼灭敌航空战力,特别在5月华南进入雨季前完成歼灭任务,直接协助作为主力的第11军作战;同时协助京汉作战,确保长江兵站补给线和设备,防止敌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等。至4月底,日军可能出动的飞机数是168架,已经少于中美联合空军的实力。但日本陆军的实力却远胜过中国军队。
日军在长江、黄河流域的频繁调动都是在第14航空队飞机的眼皮底下进行的。陈纳德马上警觉起来,虽然他不能马上判断日军的意图。2月12日,他将日军的行动情报报告给史迪威,并指出日军有可能在中国发动一次空中闪击,希望史迪威能予以注意。
此后,有关日军调兵遣将的更详细的情报接踵而来。陈纳德从飞机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侵华日军坦克、大炮、载重卡车、装甲车的大规模集结是前所未有的。在长江上,每星期都有军火船只从下游逆流而上,抵达汉口。尽管陈纳德命令第14航空队的战机在九江、安庆、芜湖一带对日军航运予以打击,但江南早春的阴雨天气和不够充足的物资供应限制了这种空袭的规模,日军的船队仍陆续不断地抵达汉口。
越来越多的情报使陈纳德得以正确地判断出日军的真实意图。3月13日,他在为中国空军拟定的一份作战计划中指出:
七、与史迪威的纠葛(5)
敌人在过去两月间之活动已显露打通郑州信阳间铁路线之意向。因据各方报告,信阳方面及黄河铁桥北端之铁路交点,敌人正在集结军队及军用品,长江下游敌人正积极向上游九江及汉口一带增兵。而2月间所摄得之照片又表示敌人正竭尽全力修复郑州铁桥,估计可于5月间修竣使用。
北平汉口间之铁路线如畅通无阻,则敌人运输物品给养前往华中占领区可无须专赖长江水运。近日14航空队对敌人长江水运之攻击已显示水道运输易为空袭所制,故假定敌人最近活动之企图在打通平汉路实甚有理由。
为了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陈纳德决定抓住时机对日军运输线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物资供应的不足再次捆住了陈纳德的手脚。2月份,第14航空队获得空运物资7017吨,3月份却下降到4379吨。刚刚进驻中国的B-29型轰炸机群吞噬了大批空运物资,从2月份的283吨激增至3月份的3603吨。这批“空中堡垒”是专门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没有五角大楼的命令不能动用,但它的来华使本来已十分紧张的物资供应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陈纳德心急如焚。4月6日和8日,他两次致电史迪威,报告中国局势危在旦夕,请求增加物资供应。陈纳德告诉史迪威,日军即将在中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将分为两个阶段。日军第一阶段的目标在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段,第二阶段则是攻占长沙。此后,日军可能继续南下,占领衡阳、零陵、桂林等地的美军机场。他认为一月前驻华日军地面部队的部署已是珍珠港事变以来最富于威胁性的。在此危急关头,第14航空队应该担负起新的使命,但物资供应的现状将使第14航空队无法施展身手。为此,陈纳德向史迪威建议:
1.给第14航空队补足4月份“驼峰”空运吨位,5月份空运物资增加至8000吨,7月份增至1万吨。
2.增加卡车等物资供应,改善至华东机场的运输线。
3.在中国和印度分别设立相当于驻华空军10%的后备力量,以补充作战损失。
4.暂时转移B-29型所需空运吨位,以便在华东机场建立最低限度的贮藏,并在必要时,动用B-29型袭击日军供应基地。
在4月8日那份电报的结尾处,陈纳德直率地告诉史迪威:“我相信若果能够改变在华空军的地位,中国之危机便可改变了,我诚信你必为这目的而有所行动。”
4月19日,陈纳德又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内容相仿的电报,指出日本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势属必然”,如果日军达到目的,美国空军“在华基地将丧失作用”,甚至将使中国“物价暴涨,政局###”。因此,必须以空中力量支援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进攻。但是,“由于人员、装备、物资等俱感缺乏,我只能向你坦诚相告,我们将来的作战极为艰难”。
日军后来发起的豫湘桂战役证实了陈纳德对敌情的正确判断,他增加空运物资、加强第14航空队战斗力的要求也不失为抑制日军攻势的一个有效措施。然而,陈纳德发出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警告时,中美军事合作正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3月7日和4月8日,罗斯福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驻云南的中国军队跨过怒江,再度入缅作战。史迪威是在一心希望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催促能使他久已盼望的缅甸攻势作战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收到陈纳德的告急电的。这使史迪威深感为难,如果满足陈纳德的要求,便一定会拖延缅甸作战,而且当时驻缅日军正自英坊向印度进攻,危及盟军在远东的后方基地,英国军队已为此在三星期前向史迪威借调了20架从事“驼峰”空运的运输机。史迪威决不肯放弃缅甸战役,他答复陈纳德:在英坊局势好转之前,不可能增加驻华空军的物资供应。他强调在印度面临危机之时,英美联合参谋部不会优先考虑日本可能在中国发动的进攻。他命令第14航空队“减少活动,以确保应付危机所需的储备”,并须以守卫成都机场的B-29型轰炸机为首要任务,“即使这将停止对航运的袭击和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也在所不惜”。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派遣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并不抱积极态度,史迪威为了不让中国得到拒绝出兵缅甸的借口,又于4月12日警告陈纳德,不准他向中国当局递交局势危急的报告。
七、与史迪威的纠葛(6)
但是三天后,作为中国空军参谋长的陈纳德却不顾史迪威的警告,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报。陈纳德重复了他致史迪威电报中对局势的判断,建议中国军队在抵御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应向日军发起攻势,夺取宜昌、沙市,或者汉口。陈纳德几乎是在与史迪威唱对台戏。他特别提醒蒋介石,在局势日益危急之际,可以用以应付敌军在华中、华东进攻的大量物资与数万军队实际上已抽调至怒江前线。当时第14航空队拥有作战飞机400架左右,其中200架正在云南和缅甸前线作战。陈纳德希望蒋介石能改变第14航空队面临日军进攻时不能有所作为的局面:
必须告诉阁下,在华联合空军力量(不包括B-29型远程轰炸机)无法阻止日军将发动的空中攻势,当然也无法在需要的区域和范围内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为了使空军能够完成这些使命,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使之获得足够的物资和战斗力。日军威胁已近,事不宜迟。
考虑到史迪威三天前的禁令,陈纳德打算先将这份报告递交史迪威在重庆的参谋长贺恩。但那天贺恩正因病离职。陈纳德认为事关战局,不应拖延。况且他认为自己身为中国空军参谋长,有权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这一行动符合陈纳德不受拘束的性格,但却触犯了美国军队中下级不得违背上级命令的大忌。陈纳德终究是一个美国少将,而史迪威是他在美国军队中的顶头上司。
史迪威得知陈纳德的举动后勃然大怒。4月中旬,蒋介石因罗斯福接二连三的催促已应诺在云南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而陈纳德却在此时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应集中对付华中的日军,还请求史迪威将在滇缅前线作战的第14航空队所辖第69联队调往华中,显然与史迪威的主张背道而驰。况且,就在陈纳德连连告急之际,史迪威在重庆的总部得到的情报却表明,日军在黄河两岸根本没有进攻能力。这一切使史迪威有理由认为陈纳德是在捣乱,是想用他的空中攻势来干扰缅甸作战。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与陈纳德之间的矛盾,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解除陈纳德第14航空队司令一职,让其专管中国空军的训练和作战,理由是陈纳德违背命令向蒋介石所作的报告,已影响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史迪威的电报到达美国时,马歇尔正巧不在华盛顿。处理此事的陆军副参谋长麦坎尼中将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特殊的局势和陈纳德在蒋介石那儿特殊的地位,解职之举并不合适。他告诉史迪威,如果陈纳德被解职后华中陷于敌手,那末这个责任就得由你史迪威承担了。史迪威接受了麦坎尼的劝说,并要求他退还电文。
陈纳德和史迪威在激战前夕的这场争论,形式上反映了他们对华中形势的不同估计,更深层的原因则依然是他们关于在华政治、军事战略的分歧,这场争论导致了两位美国将军在中国遭到日军大规模进攻时,更难协调一致行动,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在豫湘桂战役中
当陈纳德觉察到日军将在黄河两岸发动攻势时,他一面大声疾呼,向蒋介石、史迪威发出警告,一面开始调兵遣将,在中国北方部署空军,准备以空中袭击打乱日军的作战计划。3月中旬,他制定了中美空军在平汉铁路沿线的作战任务:
1.保卫在敌机航程内之中国机场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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