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中的二姑，《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诺言》中的李朵，《回家》中的父亲，《上士杨光明》中的杨光明，以及《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等……这些人物，或早已被既定的史料所扭曲，或从来就没有赢得历史的认同，或长期为现实生活所忽略，他们总是活在被曲解、被漠视甚至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境域中，没有应有的价值评判，没有应有的人格尊重，更没有合理而公正的社会认同，但是他们却以自身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展示出最为底层的生存者特有的智慧、人格与韧­性­品质。尤凤伟以极大的叙事热情，不断地张扬这种民间生命的不朽与伟岸，高迈与神圣，其终极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还所有生命以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意义，而是在更为隐秘的层面上，婉转地表达自己对一切既定历史所认定的价值体系的怀疑与批判。只不过，他的这种批判不是以直接­性­的否定姿态出现的，而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重新肯定来颠覆的。无疑，这也使尤凤伟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明确的“载道”功能，即，还历史和现实以道义上的公正——当然，这只是尤凤伟所认定的一种“公正”。对此，尤凤伟自己曾说：“我们已有的‘有板有眼的史’常常是无板无眼的，离真实史况相距遥远，有权立史的人确实将史当成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点恐怕不需要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小说中的史就不单单是对现有的史补充的问题，而是匡正。”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强调，“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我依然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都不轻松。完全轻松的写作只能是自欺欺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

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匡正”来进行“非轻松”的写作，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这既是尤凤伟的人生信念和写作理想，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葛兰西曾以非常辩证的方式说到，知识分子有认识，但没感觉；人民有感觉，但没认识。因此，当前者与后者分离的时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识分子需要参与人民运动，至少了解他们的运动，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识修养，直到高级发展阶段，这种差别的消失，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尽管这种看法有些乌托邦式的嫌疑，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充当人民的喉舌，必须传递弱者的疼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责任感，这是一个对所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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