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1)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与张宇燕等先生商榷

张宇燕先生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我认为，中国的赔款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或者工业化）无关，相反，它为日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张宇燕：《说服自我》，第242页，三联书店，1997)。这个观点似乎有些道理。

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早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端于18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一般被称为传统的工业化，这种传统工业化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过这两个阶段，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历时基本都接近或超过一个世纪，工业化进程最长的已有200多年历史。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了，其工业化时间没有超过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为什么如此快捷？其工业化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张宇燕等经济学家认为，日本迅速且顺利的工业化，是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

据张宇燕先生的估算，马关赔款等于日本两年多的国民收入，“如果把中国的全部赔款加在一起，则大体相当于日本三、四年的国民收入。这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数额之大，以至于即使日本人全都不工作，他们也能够在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过上三、四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偿，如按明治28年（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储存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

张宇燕等先生称，甲午战争后10年内，日本的公司数量由2884家增至8895家，资本由25000万日元增至93000万日元。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资本总额只相当于中国赔款的一半。通过侵略，一夜之间它实现了翻两番。巨额赔款并且使日本能在1897年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使日本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国际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的赔款造就了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第一，我查阅的资料表明，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5700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13900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7900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3000万日元，共30500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85%（石井宽治：《日清战后经营》，第54页，载《岩波日本史讲座》，1976）。也就是说，日本拿到中国的赔款，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没有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更没有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而是把它拿来扩军，只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家钢铁厂。

日本为什么这么做？通过中日战争，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于是，日本政府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6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6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85～186页）。

将中国的赔款用于军事扩张而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导致了日本后来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难怪历史学家袁伟时如此说：甲午战争，中日双输！

第二，如果说中国的赔款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那么，甲午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应该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日本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1870-1874年）的27％。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由1885年的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增至1940年的318日元，55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

第三，众所周知，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开始于二战之后，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特别是1956-1973年这一期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种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被誉为“经济奇迹”。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为万亿日元，1970年的为万亿日元，1980年的为万亿日元，1990年的为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如果把1960年日本的国民总支出作为100的话，1970年的国民总支出为473，1980年国民总支出为1550，1990年国民总支出为2768。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2)

日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日本经济的起飞，显然不能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赔款相联系，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大，将近50年。而且，二战末期，日本的经济非常萧条，濒临崩溃。即使日本曾经因甲午中日战争而获得了巨额的中日甲午战争赔款，在二战后这样的衰败基础上，那些赔款早已“随风而逝”了。我查到的资料表明，二战末期，包括惨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在内，日本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矿业生产急剧下降，如果以战前1934-1936年平均水平为100，1945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1946年更跌到。1945年日本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常年的六成，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物资极度缺乏，货币发行量激增，通货膨胀日甚一日。1945年秋到1946年初，日本主要消费物资的黑市价格暴涨为官价的30倍到60倍。日本经济上的混乱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为什么得到快速增长？

一方面，美国和日本采取的诸多措施以及朝鲜战争等契机，促使日本经济得到快速恢复，为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一再削减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赔偿，到1954年5月­干­脆一笔勾销，已拆迁的工业设备也全部发还。美国向日本提供恢复生产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援助物资达23亿美元。“道奇整顿”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9年首次由赤字转为盈余，货币发行量趋于减少，物价水平开始下降，猖獗一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缓和，为尔后的经济恢复创造前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大量采购军火和给养等，日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1950年为亿美元，1953年猛增为亿美元。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得到的“特需”收入合计为亿美元，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再看设备更新带来的效应。1951年，日本企业中使用期限超过6年的旧设备占71%，1955年便下降为。1951年至1955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7%，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在上述种种举措的作用下，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正式宣布：“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得到恢复，进入可以考虑经济发展途径的状态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诱导、扶植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被称为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ism），其基本特征是促进从国家立场视为必要的产业，并以该产业为方向去诱导民间企业。具体讲，即确定优先产业，制定发展该产业的计划，并动员有关技术。为防止该产业在充分成长之前发生使整个经济衰退的过度竞争，创造并维持适度竞争的条件，必要时给予资金补助；制定防止外国企业过早进入的保护政策，无原则地限制外资参与等。日本由官厅集中指导产业，容易做到以通产省为中心调整政策重心。此外，各个部门分担的功能简单明确，如财政和金融由大藏省、货币由日本银行、计划由经济企划厅、粮食关系（以大米的统配权为中心）由农林省分别承担。这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体制优势。

在产业的选择上，日本抛弃了战前那种军需产业，而以和平产业为特征，即主要考虑消费。在经济恢复以后，日本首先选择家电产业作为扶植产业。在技术上，这个产业直接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并进行了吸收和改进。家电产业的增长，一是普及了耐用消费品，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被称为“­阴­影下劳动”的主力军——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三是形成了大众消费品市场。当时被宣传为“三种神器”的是电冰箱、电动洗衣机、电子吸尘器。紧接着出现了“三C神器”，即空调、汽车、彩电。家电产业得到发展之后，日本的政策转向扶植汽车产业。小汽车产业的形成，被称为是由家电产业登场为开端的“第一次大众市场经济”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市场成熟化而开始了整个产业的信息化，被称为“第二次大众市场经济”。这一阶段，住宅需求等得到启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开发主义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具体而言，1956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1964年。这一阶段日本围绕重、化工业化，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为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196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6年翻了一番。第二阶段是1965-1973年。日本从经济上、技术上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性­阶段正是这一时期。其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赶上联邦德国、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位。1973年日本的经济规模等于1965年的倍。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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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1)

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与刘福垣、周其仁等学者商榷

土地批租制度遭到了诸多批评。综合起来，批评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内地的土地批租制度是从我国香港地区照搬过来的，它是港英“殖民地政策”的产物，是英国为香港量身打造的；（2）土地批租的有限年期（目前我国规定的最长期限为70年）规定没有惯例可循，也是不合理的；（3）土地批租制度的“到期收回”规定违反宪法。

我们对上述批评意见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如果要批评一项制度，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最忌讳的是掩盖事实、混淆是非、扣帽子。当然，有些“规范”­性­看法的争论，也许是没有结论的，所以，本文不打算争论“是非”，只讨论“有无”。

土地批租制度是“殖民地的产物”吗？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周珂（2004年4月2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2004年7月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汪利娜、曹建海（2004年10月9日）、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2004年7月8日）、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2004年6月24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2005年8月）等学者分别撰文认为，土地批租制度是英国人发明的，是专门为香港这个曾经的殖民地量身定做的，英国本土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项制度。

我们查核的大量中、英、日文资料表明，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很多国家，都有土地批租制度。土地批租制并非英国专门为香港这个曾经的殖民地打造，香港并非世界上最早推行土地批租制的地方，所谓的“香港发明了一套独步天下的土地批租制度”，纯属无稽之谈。

“土地批租制度”是香港的译法，其对应的英文为“The land leasehold system”或者“The leasehold system”，主要内容为：“批租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权，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业主取得的只是某一块土地在一定年限内的使用权，以后业主之间能转让的也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而当批租期限届满，承租人就要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连同附属其上的建筑物，全部无偿地归还给土地所有权人。”

土地批租制度并非英国在香港的新创，实际上，它是英美法系乃至大陆法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我们查到的资料追溯，亨利八世当政后，于1535年颁布了《用益权法》（Statute of Use），规定用益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归受益人所有，但衡平法院通过限制­性­解释规定了三项例外，其中一项是：该法仅仅适用于在自由保有土地（Freehold Land）上设定的用益权，不适用于动产、批租地（Leasehold Land）和经官册登记的土地（Copyhold Land）。可见，至少在16世纪以前，英国就存在批租制。在现代的英美法系中（参见1925年英国的《财产法》），地产权分两类：一类是“Fee simple absolute in possession”，通称“freehold”（可译为“自主持有”或者“永业权”）；另一种是“Term of years absolute”，通称“leasehold”（可以译为“租赁持有”或者“租业权”，日本人一般译为“不动产租借权”）。它们分别称为“自主持有地产权”（Freehold estate）和“租赁持有地产权”（Leasehold estate），两者具有共同的­性­质。

从英文资料看，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土地批租制度：

（1）美国的土地批租制度（参见http:∥或者http:∥），指在一定年限内租借动产或不动产的安排，其中规定承租人有权使用该土地或产业，但出租人继续保持其所有权。例如，美国夏威夷有关方面对“Leasehold system”的界定如下：“作为批租财产的买方，你获得租约规定期限内的批租财产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相应地，你需要按照租约支付租金，并遵守租约的其他约定。‘ground lease’只是一种土地批租方式，期限通常比较长，如55年或者更长。土地批租通常是分离土地所有权人与建筑物或其他地上改进物所有权人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