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火星”

我试着回想起来，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的构思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小的时候，在基辅德聂伯河岸乌拉基米尔小丘上，每天晚上，有一个戴着满是尘土的帽子、帽缘下垂的老人。他天天拿来一个脱了漆的天文镜，慢吞吞地把它安在三支弯曲的铁脚上。

人们把这个老人叫作“天文学家”，而且说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故意用外国腔调把俄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

老人把天文镜安好，然后用机械的单调的声调说：“亲爱的老爷太太们！Buonagiorno！①只花五分钱，您就可以从地球飞到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去。我特别建议你们看看可怕的火星，它有人类血液的­色­调。谁要是火星照命，就会在战场上—下子给火枪子弹打死。”

【①意大利文：晚安】

有一天我和父亲在乌拉基米尔小丘上，从天文镜里看火星。

我看见一个漆黑的深渊和一个微红的小球，这个小球没有任何支柱，大胆地挂在这个深渊中。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这个球，开始悄悄地走到天文镜的边上，躲到铜圈后面去了。“天文学家”把天文镜轻轻一转就把火星拉回原来的地方。但它又开始往铜圈那边移动。

“怎么样？”父亲问道。“你能看见点儿什么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连运河都能看见。”

我知道火星上有人——火星人，而且知道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挖了许多大运河。

“会有这种事！”父亲说。“别信口开河！什么河你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恰帕勒利——发现过，而且还是用大天文镜。”

同胞斯恰帕勒利的名字，对“天文学家”没起任何作用。

“在火星左边我还看见一个什么行星，”我没大把握地说。“不晓得它为什么在天上四面乱跑。”

“那哪儿是什么行星！”“天文学家”温厚地扬声说道。“那是什么虫子跑到天文镜上去了！”他摘下了帽子，用帽子赶走了镜片上的甲虫。

火星的景象使我浑身发冷，有点害怕。离开天文镜之后，感到很轻松；基辅的街道上幽暗的灯光、来往马车的辘辘声、正在雕谢的栗子花混着轻尘的香味，这一切都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

不，在那个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想从地球飞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一般红？”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火星曾经和我们地球一样美丽一—有过海，有过山脉和茂密的草木，可是海和河逐渐­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脉整个儿风化了，于是火星就变成了一个大沙漠。大概火星上的山是由红岩石组成的，所以火星上的沙子有点发红。

“就是说，火星是一个由沙子作的星球？”我问道。

“是的，大概是，”父亲同意说。“火星上发生的一切，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要在多少亿万年以后。所以你不要害怕。人到那个时候，总会想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

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既害怕，又替我们的地球担忧。而且，在家里，我从哥哥那儿打听到，现在沙漠已经占有地球的一半面积了。

从那个时候起，对沙漠的恐怖(虽然我还没看见过沙漠)，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际。而且纵使我在环游世界杂志上，读了叙述撒哈拉沙漠、沙漠的热风和“沙漠上的船只”——骆驼等等的出­色­的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没能够诱惑住我。

其后不久，有一个机会我尝到了第一次接触沙漠的滋味。这一次，更加加强了我对沙漠的恐怖。

我们全家到乡下祖父马克西姆·格利高里耶维奇家去消夏。

是一个多雨而暖和的夏天。杂草繁茂。篱畔的荨麻长得一人多高。田里庄稼都抽了穗。从菜园子里飘出来一阵阵浓厚的茴香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丰收。

但是，有一次，我和祖父坐在河岸上钓白杨鱼，祖父突然间慌忙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打着遮阳，往河对岸的田地上望了好半天，然后激愤地啐了一口吐沫，说道：“刽子手、恶魔，滚来了！怎么能够把它永远铲除呢！”

我往祖父看的那边望了一望，但除了一道长长的模糊不清的波浪而外，什么也看不见。这道波浪很快地靠拢过来。我以为风暴来了，可是祖父说：“这就是热风！万恶的­阴­间的火！从布哈拉，从沙漠吹来的风。一切都要烧光！你看多大的灾难来到了，柯斯契克！要出不来气了。”

这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一直朝我们奔来了。祖父急急忙忙收起了他的胡桃木的长鱼竿，对我说：“快跑回家去吧，不然会迷了你的眼睛。我随后跟着就来。快跑！”

于是我便向小房跑去，但热风在半路赶上了我。旋风打着转，把沙子吹得沙沙地响，鸟雀的羽毛和木屑都吹上了天。四周一片昏暗。太阳立刻变得毛茸茸的，成了紫红­色­，就跟火星一样。爆竹柳开始摇摇摆摆，发出哨声。从背后喷过来那么一股热气，烫得就好象我的衬衫在背上烧着了似的。满嘴都是沙子，灰沙迷了眼睛。

我的姑母费奥道露·马克莫芙娜站在门坎上，手里捧着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上帝呀！救救命吧，发发慈悲吧！”她恐怖地喃喃着。“最纯洁的圣母，别让我们着上吧！”

这时，龙卷风打着转，向小屋刮来了。弥得不好的玻璃哗哗响了起来。屋顶的稻草掀起来了。一群麻雀象黑­色­子弹似地，从稻草下面，一齐飞出来了。

父亲当时没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基辅。母亲显然极其不安。

我记得，最难过的是，热度不断增高。我想，再过两个钟头光景，房顶上的稻草就要烧着了，连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都要冒烟了。所以我哭起来了。

快到傍晚的时候，扶疏的爆竹柳的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象一条条灰­色­的破布。在所有篱笆旁边，都吹拢了一堆堆象面粉一样黑糁糁的沙尘。

第二天早晨，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更大了。它开始扫掉枯败难看的叶子。许多树木都已光秃，黑黝黝的，就象在深秋一样。

祖父到田里去了一道，回来的时候，心里很乱，样子怪可怜的。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汗衫领子上的红绳，因为手在发抖，他说：“夜里要不停下来，庄稼便要整个儿烧光了。小花园和菜园子也在内。”

但风势并没减弱。一直刮了两个礼拜，然后减弱了一点，又重新刮了起来。大地眼看着变成了一片灰­色­的荒原。

家家户户女人们都大哭大叫。男人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墙根土堆上，躲着风，用棍子戳着土。偶尔说道：“这是石头，哪儿是土！简直是死神抓住了袍子，没处躲，没处藏。”

父亲从基辅来了，把我们带到城里去。当我絮絮叨叨地问他热风的时候，他爱理不理地回答说：“收成完了。热风到了乌克兰。”

“那么不能想点什么办法吗？”我问。

“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不能修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石头墙。”

“为什么不能呢？”我问。“中国人不是修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说。“中国人都是了不起的有能耐的人。”

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象逐年淡忘下去丁。不过当然它们仍然留在我的记忆的深处，偶尔还会冲上来。天一旱，我就总是感到模糊的不安。

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爱上了俄罗斯中部。其原因可能是那里的自然清新、有无数清凉的溪水，湿润的密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

所以当旱灾象灼热的楔子，Сhā到俄罗斯中部来的时候，我的惊慌便变成了对沙漠的无力的愤怒了。

2、泥盆纪石灰岩

许多岁月过去了，又使我想起了沙漠。

一九三一年我到奥尔洛夫省利大内城去消夏。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满心想躲到一个小城市去，最好一个熟人也没有，那样可以专心致意于写作，谁也不会来打扰我。

我以前没到过利夫内。我喜爱这座小城的整洁、无数盛开的葵花、整块石板铺成的马路和那条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这条河在黄|­色­的泥盆纪石灰岩最厚的地方，流出了一个峡谷。

我在城郊一栋破板房里赁了一个房间。这栋板房在临河的悬崖上。房子后面有一个半荒芜的园子，已经成了河岸上杂草丛生之所。

腼腆的老房东在车站售货亭里卖报，他的老婆是一个忧郁、肥胖的女人，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一个柔媚、涓洁的姑娘，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的，把金黄|­色­的辫子解开又编上，编上又解开。她当时是十七岁。

安菲莎是一个约摸十九岁的端正的姑娘，面­色­苍白，两只灰­色­的眸子很严肃，嗓音很低。她穿一身黑，好象一个见习修女，在家里差不多什么事都不做——光是半天半天躺在花园里枯­干­的草地上看书。

在顶楼上堆着许多书，给耗子咬得残缺不全，大部分是索依金版①的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我也从顶楼上拿过这些书看过。

【①索依金(1862—1932)：俄国出版家，印刷厂主，书商。】

好几次我在花园里居高临下地看到安菲莎在贝斯特拉雅索斯纳河岸上。她坐在峭壁下山楂树丛旁，并肩坐着一个羸弱的十六岁模样的孩子，头发淡黄，沉静，长着两只凝神的大眼睛。

安菲莎常常偷偷地把东西拿到河岸上来给他吃。这个孩子吃着，安菲莎温柔地望着他，有的时候抚摸着他的头发。

有一次，我看见她忽然双手蒙住脸，哭得全身颤抖。那个孩子停下了吃东西，吃惊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抑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孩子。

可我曾天真地指望在寂静的利夫内，我可以聚­精­会神地写我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但生活立刻就把天真的希望打得粉碎。显然，在我不知道安菲莎是怎么回事以前，什么专心致意和安静地工作都谈不上。

在我还没看到她和那个孩子在一起之前，我看到她的痛苦的目光，就曾经想到过，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有什么悲惨的秘密。

果然不出所料。

几天之后，夜半时分，我为雷声惊醒。利夫内常常有雷雨。当地居民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地下有铁矿，好象这个矿在“招引”雷雨。

夜在窗外折腾着，一会儿进­射­出急速的白­色­闪电，一会儿凝聚成漆黑一片。隔壁传来激动的声昔。然后我听到安菲莎气愤地喊道：“这是谁想出来的？在什么法律上写着我不许爱他？拿来给我看看！既然给了我一条命就别想夺回去。都是坏人！他一天比一天瘦，象一支小蜡烛似的。象一支小蜡烛！”她大声喊着，呛了起来。

“孩子的妈，你让她平静平静！”房东没大把握地对妻子大声说道。“让傻瓜顺着心意活着吧。由她去吧。可是钱哪，安菲莎，我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你也别痴心妄想。”

“谁要你那臭钱！”安菲莎喊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他在那儿或许能再多活一年。反正我非离开你们不可。你们怎么也免不了丢丑。你们可要明白这一点！”

我开始推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房门外在小过道上有谁也在唏唏嘘嘘地哭泣着。

我开了门，在一个雷电闪光中，我看见了波琳娜。她前额贴着墙站在那里，围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叫了她一声。一个霹雷劈开了天空，好象一下子把这座破房子齐屋顶打到地下去似的。波琳娜恐惧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她嗫嚅着说。“这可怎么办呢？又下着这么大的雨！”

她悄声告诉我安菲莎全心全意地爱上了柯利亚，他是卡尔波夫娜的儿子。卡尔波夫娜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她是一个­性­情平和、不爱讲话的女人。柯利亚有病，是肺结核。安菲莎脾气大、­性­子急躁，谁也管不了她。要不依着她，她就自杀。

隔壁的声音忽然沉寂下来。波琳娜跑回自己房里去了。我躺下来谛听着，久久不能入睡。房东那边默然无声。于是我也打起瞌睡来了。在蒙陇中，我听见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狗吠声。然后我沉沉入梦了。

大概我刚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是房东敲门。

“我们家出了事情了，”他在门外说，声昔简直象个死人。“请原谅我打扰您。”

“怎么回事？”

“安菲莎跑了。就穿着那身衣裳。我到斯洛博德卡，到卡尔波夫娜家里去看看。八成她奔那儿去了。我求您照顾一下我家里人。我内人昏过去了。”

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给老太婆送去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到台阶上来。我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我知道马上大祸就要来了。

“到河边上去，”波琳娜小声说。

“你们有灯笼吗？”

“有。”

“赶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一盏不大亮的灯笼，我们顺着泥滑的绝壁，往河那边走下去。

我深信安菲莎就在这左近。

“安菲莎！”忽然波琳娜绝望地叫了一声，不晓得为什么这声喊叫却把我吓了一跳。“她喊也没有用！”我想。“白喊！”

闪电在对岸无力地悄悄地闪烁着。雷声勉强能够听见。峭壁上的丛莽中，雨点在沙沙地响着。

我们顺着河往下流走去。灯笼勉强照亮了。不一会儿，正在头上—个迟来的闪电，好象把天烧着了，在电光中我看见前边岸上，有点什么东西发白。

我走到这个白东西旁边，弯下腰去。我看见了安菲莎的衣服和衬裙。她一双沾湿了的鞋子也扔在这里。

波琳娜尖叫了一声，往家里就跑。我跑到渡船跟前，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了平底小船，漂流下去，不断从这岸向彼岸划，仔细看着河水。

“难道在夜里能找到吗，还下着这么大的雨！”摆渡的打着呵欠说，他睡意还没有消呢。“没漂上来以前，反正找不着。就是说，死神连漂亮的人儿都饶不过。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把衣裳脱了，就是说，好死得容易些。嘿，好个姑娘！”

第二天清晨，在堤堰旁边，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显得说不出的美丽，一双浸湿的沉重的金­色­辫子搭在两边，惨白的­唇­上挂着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个老婆婆对我说：“你不要看她，亲爱的，不要看。因为这是那种使人心碎的美。最好别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比死还强的无限的女人的爱。在那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但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爱情。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这种爱情大都注定落在俄罗斯女人身上。

出殡的时候有很多人。柯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想走近他，他撒腿跑开，拐进一条小巷里不见了。

我的心灵整个为这件事扰乱了，简直一行也写不下去。只好从城郊搬到城里去，不过，说城里，莫如说是车站，搬到铁路上的医生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一所潮湿的­阴­暗的小屋里去了。

在安菲莎死前不久，有一次，我打城里花园走过。在露天电影院旁边，有四十来个小孩子坐在地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吵吵嚷嚷，好象一群麻雀。

从电影院里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给孩子们，然后，这些孩子便挤着骂着拥进了电影院去。

这个头发花白的人，面貌倒年轻，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他善良地眯缝起眼睛看看我，向我挥挥手走了。

我决意要问问这些孩子，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我走进电影院去看了一个半钟头旧片子红­色­小鬼，听着这些孩子打哨、跺脚、欢呼、惊叫和哼哧。

散场的时候，我和小孩子们一齐出来，我就问他们那个头发花白的人是谁，为什么给他们买电影票。

立刻在我周围集聚了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大会，情形大致弄清楚了。

原来这个头发花白的人是铁路医生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的弟弟。他有病：“脑振荡”。苏维埃政府给他数目很大的抚恤金。什么原因却不得而知。每月在他领抚恤金这一天，他把车站附近的小孩子都集聚到一起，领他们去看电影。

小孩子们准确地知道哪一天发抚恤金。在这一天，他们一大早便挤在沙茨基的房前房后，坐在车站前的小园子里，装着完全是偶然来到那里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小孩子那里能够知道的一切。当然，还有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譬如，扬姆斯卡雅镇的小孩子们也想混进来，但车站的小孩们无情地反击他们。

我的女房东在安菲莎死后一直没起床，总诉说她心里不好受。有一次，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医生来看她，于是我便和医生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一个很果断的女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她仍然保持着女学生的外表。

从她那里我得知她的弟弟是一个地质学家，有神经病，确实是由于他写过在国内和在欧洲都有名的科学著作，领着个人抚恤金。

“您不要在这儿住下去啦。”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沙茨卡雅用一种不惯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语调说。“快到秋天了，下起大雨来，这个地方泥泞得很，连行人都不好走。而且环境也­阴­沉，能写出什么来！搬到我那儿去吧。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一个弟弟和我，铁路的宿舍里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很懂事，他不会打搅您。”

我同意了，便搬到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家里去。这样我就认识了地质学家华西里·德米德利耶维奇·沙茨基——他成了我后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中的人物之一。

家里的确寂静得很，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终日在诊疗所或到外面去看病人。老婆婆整天摆牌阵解闷，而地质学家很少走出自己房间。他从一清早起来，便把当天报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通读一遍，然后，很快地写着什么东西，差不多要写到深夜，一天写满一厚本笔记。

偶尔从荒凉的车站上，送来几声那部唯一的调车机车的汽笛声。

沙茨基一开始畏避我，后来熟了，便开始跟我攀谈起来。在谈话中，明白了他的病的­性­质。从早起，当沙茨基还没疲乏以前，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的谈话的对手。他博学广闻。但当稍微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便语无伦次了。这些谵语都是根据一种癫狂的思想的，而这种思想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

玛莉亚·德米德利叶夫娜把他的笔记拿给我看。这些笔记簿上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单词。没有成句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匈奴，德国，霍亨索伦，文明的毁灭”，“利夫内，狡猾，伪善，谎言”。

是一组俄文中同一个字母起头的单词。但偶然也可以从中找出一些思想的暗示来。

在我工作的时候，沙茨基从不来打搅我，而且在自己房里都踮着脚走路。

他得病的缘由已经写在卡拉布迦日海湾里。他到中亚细亚作地质考察时，被巴斯马奇反革命匪徒抓去了。他每天和其余的俘虏一起，被拉出去枪毙。但沙茨基很幸运。当按照次序枪决第五名时，他是在第三名，当枪决第二名时，他是在第一名。他虽然幸免了，但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姐姐好容易在克拉斯诺达德渐克一个给破坏了的货车里找到了他。

每天傍晚时候，沙茨基到利夫内邮局去寄给人民委员会一封挂号信。玛利亚·德米德利叶夫娜关照邮政局长不要把这些信发到莫斯科去，她拿回来都娆掉了。

我很想知道沙茨基在这些报告中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我的房里来，我正躺着看书。我的鞋子摆在床前，鞋尖朝外。

“什么时候也不要把鞋这样放着，”沙茨基怒气冲冲地说。“这样危险。”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