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都是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1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是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方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行动正式展开。“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举措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手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代。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贴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治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胡金林家门口，停下来小声对胡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当夜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土匪猖獗过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结果当夜被逮捕。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中，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了，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被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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