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开始应用当时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实践去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新事物以试探的姿态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财富外露，成为众矢之的。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经济改革最前沿，往往具备更敏感的触觉，能感知局势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就隐隐约约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乏理智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独立经营的门市部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每月只需向厂里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等生意。

“八大王”们在起步时，因为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一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10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33岁的刘大源装上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刘大源心情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七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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