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操­控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的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地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的价值，就在于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三十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负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打击个体私营经济，导致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当地领导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的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转到“无为而治”，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后，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下，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开始放­射­光芒。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题为：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深林丘壑，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至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而温州又名为“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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