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洋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的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解放后，“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白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白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为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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