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温州参加考试学生15326名，其中525名学生考上大学。各地政府纷纷张贴红榜公告，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气氛好比是当地出了状元，热烈又喜庆。金榜题名的温州考生中有两位叫周庆治与高天乐。

因“*”耽搁，周庆治23岁才得以参加1978年高考，录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些不搞政治投机，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周庆治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他勤奋好学，经常熬夜，又长期营养不足，所以面­色­苍白，被同学戏称为“白面郎君”。

杭州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地产界关系特殊，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该系。而非常巧合的是，十年后，周庆治的南都集团在杭州房地产圈最大的竞争对手——绿城集团的宋卫平，与他恰是历史系82届同班同学。

鱼跃龙门，江鲫飞跃。大学四年毕业后，周庆治的命运的确发生了巨变。一纸文凭助他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一脸面善的周庆治在省委办公厅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十年后­操­盘杭州房地产积累了丰厚人脉。

温州众多民营经营者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的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60年代，他出生于柳市这个草莽崛起的地方。上初中时他利用假期卖­棒­冰、卖水果，可以分毫不差地算出价格。高家父子还经常晚上出门打鱼，白天由高天乐上街兜售。

高考恢复后，高天乐学习成绩突出，不愿放弃考试机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他回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主流经济接轨。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全会召开算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三十年。

这个令人亢奋的冬天，留在了奋斗者的回忆中。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深度思考，三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日后他们还将亲历改革开放后的各种大事，可没有谁能轻易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的处境。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潘石屹，“右派”父亲*，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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