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个苦孩子在三中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李途纯，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录取，可当地有关部门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县前几名，可是政审不过关，未被录取。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在实力上不逊于万向集团，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不管怎样，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改革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中国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退伍回乡的还有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关系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钮扣等小商品走上了经商之路。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作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1978年，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未能苏醒过来。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听来甚为荒唐与可笑，可历史就是由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的。对于一些既成事实的新事物，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时间的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曙光乍现。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让我们翻开温州人张国谦当年的两篇日记：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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