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匠、补鞋匠等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有余，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的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治理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声称“赚一千元坏分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遣散人员，工厂倒闭。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大族，而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也都渐渐淡忘。

在当时，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而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野心勃勃且心比天高。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的“前店后厂”逐渐由一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五万。而“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既要努力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要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不可及，但毕竟在通过时间层层传递。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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