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皮鞋的师傅一听郑秀康33岁，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十五六岁当学徒，你这样的年纪学不出来了。然而，郑秀康以45天的时间学会了别人三年才能学会的制鞋技术。

那天，他试做成了第一双成品皮鞋，比市场售价高了两元钱。随后几天，他连夜赶制皮鞋，在国庆节送到鞋店销售。鞋店老板看了皮鞋后告诉郑秀康：别人的鞋给14元，你的给16元。“郑秀康能制鞋子”的消息传到厂长耳朵里，厂长担心人才流失，找到他谈心，承诺分房、提高收入。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终于，他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初建的“红象”小得不足以被称为企业。郑秀康就在仅仅三平方米的作坊里，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三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改革又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

6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还不算严重。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央批转中央*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

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中的错误文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肃清流毒，为所有受*被牵连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入狱四年多之后，叶笃木被“无罪”释放。他当场热泪盈眶，厄运之后真的等到了春天。历史的细账早已无法清算和补偿，可毕竟人生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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