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笃木的早年经历，带有明显的温商特­色­，极具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性­：12岁痛丧双亲，15岁投奔表舅——颇有名气的美康服装行老板。寄人篱下且早熟的叶笃木深知自己处境尴尬，学徒期间格外努力。当别的师兄弟每月仅拿十几元工钱时，他已能挣到百元，甚至更多。这份认真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表舅的器重，也为他带来了一段佳缘——表舅的堂侄女，即叶的表妹嫁给了他。

“*”初期之前，叶笃木请来两位师兄弟晚上加班赶制服装。第一个星期三人挣了90多元，每人分得30元。这30元成为他“办地下工厂”的如山铁证。公判大会接连而至，最终叶笃木被判劳教五年。其妻怀有身孕，因而暂时得以“宽大”处理，但产后不久仍被下放农村大队，罚Сhā秧三个月。

很多时候，小人物们的心理脆弱超出了人们对草根一族所期望的承受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却无法对一次历史“错判”释怀，同时又缺乏对宏观局势准确的判断力，以至于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即使前方是一马平川，有无数人热情鼓励他们，他们再不敢放开大步向前。

出狱后，叶笃木重­操­旧业。年过半百的他承包了一乡镇厂的裁板车间，一直做到1999年。因为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磨难，叶笃木的内心深处曾充满着恐惧和不安。怕政策有变，谨慎的他在日后不惜重金将子女悉数送往国外。

政府管制在一步步中有了松动的迹象。9月15日，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这一政策决定看似宏观，却又具体。宏观上，市场这样的字眼，在改革开放第二年，还没有很清晰地被鉴定。自下而上的中国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知。具体而言，开放的只有农副产品类，其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处于计划之内，边缘于市场的外围。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说，市场的全面解禁在很大程度上从这里开始，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不仅开了先河，也定下了调子。几年之后，三大贸易市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争先恐后地登台亮相，市场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标签之一。

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并非历史的机缘巧合，它源于一次次面对风险而勇于尝试的市场探索。

确切地说，温州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时间是在1978年。那时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只是一种试点。那一年对于当时的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来说，紧张却满怀期待。因此，直到今天，天命之年的他对于那段记忆，仍旧激|情满怀。

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转之下，副食品供给由国家统一调配，供需只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平衡，商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小卖部的横幅永远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许多6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里，过年时花生瓜子是要按人头凭票购买的。这在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丰裕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农业底子薄弱的温州经历了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据说最困难时，温州城市居民的饭桌上只有青菜和萝卜­干­，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猪­肉­，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极为奢侈的享受。和城市相比，渔民的饭桌稍显丰厚，他们不仅有自留田，也有自留水产品，甚至还有些富余，比如蛏子、牡蛎之类。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却因为政策的限制，两边无法完成对接。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