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王碎­奶­以及几个领头人的上下衔接，散落在桥上、桥下、桥边的数百户经营户全部搬进了由桥头镇小学改建而来的钮扣市场。这一天，292户小商贩们第一次有了正规的专业经营场所。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破土而出。

翌年，初春的温州街道旁的树梢上长出了绿­色­的新芽。这股象征了朝气和活力的绿­色­暗涌不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映在王碎­奶­心中。这个春天，永嘉县政府正式给桥头钮扣市场挂牌。

得知消息的王碎­奶­，将钮扣摊交给老公孩子，一个人钻研起“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之后，市场个体协会、市场­妇­女联合会、市场团支部、市场民兵连在钮扣市场相继成立。至1987年5月，钮扣市场成立了在全国极为罕见的由个体户组成的市场党支部，王碎­奶­当之无愧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至今。

许多事情看似矛盾，实则情理一致。

1979年，以温州为典型的中国式崛起才初露端倪，能否坚持并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经济舞台还需打上问号。毕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一位出国访问归来的政府官员掩饰不住惊讶地对媒体感慨：“西德1977年的褐煤产量为123亿吨，职工2万人。西德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他们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纵，一天产煤量就达40万吨。按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产5000万吨煤大约要16万工人。在我参观的另一家电厂，装机270万千瓦，烧褐煤，用人比较多，职工也只有2000人，平均每万千瓦7个人。对比我们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厂，总装机935万千瓦，职工3300人，平均每万千瓦35人，高出人家4倍！”

中国人纷纷出国访问，国外则不断有人进入中国考察。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在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颇有点渊源。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他13岁从柏林逃到上海，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整整八年。然而，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可不怎么看好。他在访华后得出结论：“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

国际上，有人忽略了中国微妙且关键的变化，更多的远见卓识之士则开始思索未来中国的走向可能对世界形成的冲击。

本年，香港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邀撰写“中国可能的变化”。到内地考察一圈后，张五常惊喜地发现民间的力量正在井喷。由此，他在书中放言预测：“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产权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出现。”

张的想法在当时是很生猛的。当他把书稿寄给美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时，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质疑。很多人“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出版此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用近乎质问的语调问张教授：“你竟认为经济学理论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吗？”

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否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些论调都是西方对张五常，也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反问”。当然，我们的张五常教授决定我行我素。书在重重压力下终于问世。而未来中国经济形态的走势验证了这位经济学者的高瞻远瞩。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