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五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二十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包括刘桂仙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第二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开饭馆，国家支持”。姚依林看了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还可以多赚钱。

重庆，一批“*”前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

即使远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们也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日营业额由三四十元上升到200元。

在这种形式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温州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发表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的疑问，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并且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这样的歌声，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的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的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导火索。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它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论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不敢挑破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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