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是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方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行动正式展开。“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举措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手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代。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贴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治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胡金林家门口，停下来小声对胡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当夜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土匪猖獗过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结果当夜被逮捕。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中，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了，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被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1978：曙光乍现（3）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求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到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潜回家中，拿了8000元现金，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虽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
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一万件特型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刘大源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直接当众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万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备。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1982年9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颤栗，做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七万元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他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但他已对生意心灰意冷，尽管也难免心有不甘。终于，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此时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过，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违法，不留人口舌。
1978：曙光乍现（4）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操控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的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地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的价值，就在于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三十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负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打击个体私营经济，导致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当地领导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的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转到“无为而治”，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后，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下，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开始放射光芒。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题为：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深林丘壑，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至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而温州又名为“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1978：曙光乍现（5）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洋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的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解放后，“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白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白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为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78：曙光乍现（6）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壮举”，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做“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县委常委韩洪昌，撤消职务，当做“漏网大右派”批判。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政籍，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说“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为巩固合作化，维护粮食政策顺利实施，特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三年。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78：曙光乍现（7）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早了整整22年。
李云河的“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并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念头。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单个温州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代表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这些沉沉浮浮的草莽人物，一样构成了推动温州经济前行的有力步伐。比如余阿寿。李云河轰轰烈烈搞包产到户那年，22岁的余阿寿当了东方红鞋厂一名正式工人。
1948年，余阿寿12岁，一位亲友告诉他：阿寿，你现在长大了，没爸没妈，要学门手艺，自己赚饭吃。他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父亲因受刺激患重病生不如死，弟妹以百斤谷换给人家。八岁开始，余阿寿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火、卖草药、卖草纸，两天吃一顿饭，其余只能喝冷水充饥。
进厂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他大病一场，欠了厂里70元钱，这已然是笔重债。不得已，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家做鞋，而被厂里除名。为了生计，他贩卖海鲜。某年冬天，他出海进货，天气骤变，大雪纷飞，当晚一个人在海上差点冻死，第二天被人发现时意识已经不清。
1978年，余阿寿感觉自己不该当鱼贩，而应该做皮鞋。他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摆起鞋摊，一天做三五双皮鞋。牛皮是一类物资，由公家统购统销。温州近郊农民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用小船运牛皮进城贩卖。这牛皮为“阴间皮”，有人卖了几张给余阿寿，却遭人检举。他被隔离盘问，还被抄家。万般辛酸涌上心头，余阿寿想一死了之。终于理智战胜了对未来的恐惧，他还是继续战战兢兢做皮鞋，并且带上了徒弟。他的16个嫡传弟子，有15个后来当上了鞋厂老板。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打下基础。
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包括*、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政府高层领导无一例外未能置身事外。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Ｇao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78：曙光乍现（8）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匠、补鞋匠等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有余，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的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治理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声称“赚一千元坏分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遣散人员，工厂倒闭。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大族，而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也都渐渐淡忘。
在当时，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而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野心勃勃且心比天高。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的“前店后厂”逐渐由一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五万。而“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既要努力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要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不可及，但毕竟在通过时间层层传递。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1978：曙光乍现（9）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可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选择了自己的路：走南闯北跑供销。他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好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九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四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痛痛快快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三十年回头看，如今生意做得呼风唤雨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中，少有正规大学毕业生，更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77级、第二届78级的大学生了。当然，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温州人也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何况机会来得如此恰如其时。
1977年8月，复出一个月的*决定恢复高考。由于他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求知的火种蔓延到角角落落，进入千家万户，把十年“*”郁积在人们内心的苦闷、抑郁一扫而尽。恢复高考的时间非常仓促，仍有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
这一千多万人中，有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俞敏洪，有“家电三雄”黄宏生、李东生与陈伟荣；有工人马蔚华，21年后他接管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有青年教师段永基，他考上北京航空大学研究生，而后崛起于中关村数十载……于是，中国数十年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叹的是，“*”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78：曙光乍现（10）
资料显示，温州参加考试学生15326名，其中525名学生考上大学。各地政府纷纷张贴红榜公告，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气氛好比是当地出了状元，热烈又喜庆。金榜题名的温州考生中有两位叫周庆治与高天乐。
因“*”耽搁，周庆治23岁才得以参加1978年高考，录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些不搞政治投机，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周庆治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他勤奋好学，经常熬夜，又长期营养不足，所以面色苍白，被同学戏称为“白面郎君”。
杭州大学历史系与浙江地产界关系特殊，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该系。而非常巧合的是，十年后，周庆治的南都集团在杭州房地产圈最大的竞争对手——绿城集团的宋卫平，与他恰是历史系82届同班同学。
鱼跃龙门，江鲫飞跃。大学四年毕业后，周庆治的命运的确发生了巨变。一纸文凭助他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一脸面善的周庆治在省委办公厅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十年后操盘杭州房地产积累了丰厚人脉。
温州众多民营经营者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的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60年代，他出生于柳市这个草莽崛起的地方。上初中时他利用假期卖棒冰、卖水果，可以分毫不差地算出价格。高家父子还经常晚上出门打鱼，白天由高天乐上街兜售。
高考恢复后，高天乐学习成绩突出，不愿放弃考试机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他回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主流经济接轨。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全会召开算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三十年。
这个令人亢奋的冬天，留在了奋斗者的回忆中。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深度思考，三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日后他们还将亲历改革开放后的各种大事，可没有谁能轻易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的处境。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潘石屹，“右派”父亲*，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14岁的“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78：曙光乍现（11）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14岁失去养母，19岁失去养父，这个苦孩子在三中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李途纯，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录取，可当地有关部门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县前几名，可是政审不过关，未被录取。
徐冠巨，连续两次考试失利，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厂会计。后来，徐冠巨创办的传化集团在实力上不逊于万向集团，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浓缩在温州，蓄势待发。一旦宏观政策回暖，温州便开始沸腾。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跃跃欲试，有些人厚积薄发应了政策转向的火候，有些人则是在贫穷线上实在混不下去……不管怎样，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笔墨，在中国改革的底色中涂抹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出色从容地融入中国民营经济的一片汪洋中：
三中全会精神给了郑秀康启发，他思考如何改变贫困的现状。33岁的他拜师学做皮鞋，“康奈”由此而来。
庄吉“金三角”之一的吴邦东此时正在读中学，不过已经开始留意社会发展态势。
负责过宣传、民兵、共青团工作的邱光和从部队回到了家乡，成了人民公社半脱产干部，受公社委派担任过社队企业的厂长和书记。
退伍回乡的还有黄作兴，他被安置到温州市永中制冰厂。经济大潮涌动，黄作兴放弃稳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阀门厂跑起供销。
叶祥尧，费尽周折买到简单的制作工具，和几个伙计摸索打造最初的电器产品，办起作坊式工厂，后被人称之为“温州模式”的缔造者之一。仅18年时间，他把只有42万元资产的企业发展为资产23亿元、年产值逾60亿元、旗下拥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
打鱼、打铁、打拳的郑元豹通过熟人关系承包了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他给对方的承诺是：我投资、我制造、我销售，利润你们拿60%，我只要40%。
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吴志泽，高中毕业，为了生存，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靠推销发卡、表壳、钮扣等小商品走上了经商之路。
12岁的周成建，将父亲买给姐姐作嫁妆的缝纫机零件拆了一地，被父亲暴打了一顿。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当名裁缝……
1978年，一个年份，隔开了新旧两个世界。*的远见和温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尽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温州仍旧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在街边卖虾皮，被工商人员抓住，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里自杀。还有人卖螃蟹，被工商人员的哨声当场吓晕，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未能苏醒过来。另外一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敢养了。”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听来甚为荒唐与可笑，可历史就是由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组成的。对于一些既成事实的新事物，总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接受；对于一段历史，也总需经过时间的打磨、沉淀，才能看清真实的细节。
曙光乍现。毕竟，形势还是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让我们翻开温州人张国谦当年的两篇日记：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78：曙光乍现（12）
6月2日在部队的账终于还清
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妻子的私人小厂生产景况见好。父亲被允许在自家小屋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反而在粮油上支持我们。温州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这些虽然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工资那碗水里舀。多进少出，危机自然化解。
7月16日中午1时乘火车回到温州
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象。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
与此同时，温州之外的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沧海桑田、气象一新的变化。一位叫陈春先的教授穿着特意购置的西服访美回国后，带回中国同行还感到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关村掀起了惊涛波澜，直接导致了电子一条街的兴起，柳传志、段永基、杨元庆、冯军、王志东、王文京等中国民营企业界的风云人物顺势而起。八年后，中关村建立中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国家科委也启动了全国科技园区的建设Ｇao潮——“火炬计划”。
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德国的大众、意大利的范思哲居然进入中国。首都北京竟然流行卷发和电烫发型。而把ρi股绷得圆滚滚的、裤脚宽得足以扫大街、外表不分男女、拉链一律开在正前方的喇叭裤正当时髦。“五一”劳动节，北京十年来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芭蕾舞。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公开约会也不再被视作无耻和堕落，恋人们可以公开手拉着手逛公园……所有看得见、看不见的微观的变化都令这个国家的人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由。
华国锋开始淡出政治舞台，“*理论”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于是，现实境遇改观后，被物质与精神双重束缚压抑数十年的亿万国民中，必须要有人挺身而出。这可以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有着孤注一掷的勇气、破茧而出的韧性以及热血沸腾的激|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说过：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其实只是在这个社会下定决心进行实验后才一蹴而就。因此，必然需要某个人或某群人赋予社会以自信。所以，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
这一年，正是一个动荡却使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一部分温州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他们开始了经济上的探索，亦步亦趋、如履薄冰。当时无人知晓，这群人将走向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三十年的中国温州，其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太平盛世。在如此的繁华之下，在计划与市场、自主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的博弈之中，温州的民营经济将集合中国商业变革的所有要素，前所未有地跃进式发展，并生生不息。
小城大事（1978年）
温州市档案馆档案：2月14日—3月10日，温州市集中市、区、社三级机关干部2379人，开展“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运动，整顿机关。3月下旬，*温州市委组织1354人的“一批双打”工作队，进驻南城辖区466个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区，开展“一批双打”运动。
*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4月，恢复温州市师范专科学校。
温州市档案馆档案：8月13日—19日，浙江省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在温州举行。
温州市档案馆档案：9月20日，温州地委决定，地区各直属厂矿、学校、公司等不再设立革命委员会。
温州市档案馆档案：11月20日，温州地委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被“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志彻底*昭雪。
温州市档案馆档案：12月4日，*浙江省委在温州人民广场召开所谓“浙南叛徒集团”*大会。
温州晚报：12月9日—12日，温州地委召开全区理论与实践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光明日报》特约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温州晚报：12月，温州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热烈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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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小人物（1）
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
1979
年，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75岁高龄。
回顾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10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和中国崛起，所有一切都成为他坎坷生涯的生动写照。正是来自命运的淬炼，这位雄心万丈的小个子四川男人，才能以极大的魄力和果敢“向世界打开中央之国的大门”，从而被《时代》周刊撰稿人激|情澎湃地赞扬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理所当然，*是当时整个国家最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此时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地区勿庸置疑是广东。
*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由此，经济特区唱响“春天的故事”，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的命运浮沉，见证了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奏出了时代的旋律。
广东得了政策先行的实惠，而忽然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除了那些盖着官方大印的文件之外，一股股民间力量一样与当前的春天气息默默相应。
最初的彷徨无措也许正在冰雪消融。而在这个珠三角民营经济刚要意气风发的时节，温州的百万营销大军早已悄然遍布全国，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动地而来的中国商品大潮其实始于温州。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浙江温州。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补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
罗曼?罗兰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刻，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些期待着的灵魂。”
小人物的因素潜移默化着大历史的走向。那些活跃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小人物点燃了温州民营经济的熊熊大火，一样构成了中国气象万千的变革的经济主体。
1979年，温州的春天，树枝没有发芽，天气还是南方式的湿冷，可是人心却越来越暖和起来。
大地冰雪融化，春雷响动。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日后高速成长史中的两个关键词：“改革”与“开放”。虽然直到次年2月1日，温州才得到这个迟来的消息——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题是“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任何一个经历过这一年春天的温州人，都能体味到这片曾经死寂的土地正在复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一段沸腾岁月的激扬故事，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探路开始。许许多多的小人物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甚至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走向。章华妹、张小泉、胡玉明、汪志骅……顺应趋势，成为温州，乃至全国第一批有据可考的个体户，虽然经过接近三十年的风雨侵蚀和时代变迁，他们的工商执照档案文件已发霉、变质与损坏。
1979：小人物（2）
小人物们没有权势背景，没有稍纵即逝的美妙机遇。小人物的故事也往往并不出彩，甚至因为种种外力而显得有些畏首畏尾。可他们百折不挠，有敢于与整个中国经济一同站在起跑线上的底气。
这一年，18岁的张小泉开了一家西装店。营业执照号上写得清清楚楚——经营范围：西装；注册资金：160元。当年的160元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换算到今天，也不过数千元的水平。其规模之小，可想而知。但意义之深远，绝非常人想象。
和所有年纪相仿的温州青年一样，张小泉满怀理想与抱负。他曾打算进军当时服装市场日渐红火的妙果寺，只因家人阻拦而与难得的机遇失之交臂。至于家人反对的理由只有一个，“钱挣多了会被打成走资派，危险”。在这以后，张小泉的生意始终不瘟不火，无法突破事业的瓶颈。妙果寺走出了全国知名服装品牌邱光和的“森马”与周成建的“美特斯?邦威”，却不见张小泉的踪影。
营业执照为00095号的胡玉明是一位南拳师傅，徒弟上百。1979年，毫无经验的“外行”胡玉明开始从事眼镜业。开业第一天，营业额05元；第二天，营业额1元；第三天，一无所获……但凭着一股习武精神，胡玉明迎难而上，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在广场路上闯出一番天地。熟悉20世纪80年代温州历史的人不会忘记，“玉明眼镜”在当时谓之温州个体户中的一面旗帜。50岁时，胡玉明决定退休，将事业全数交给子女。他给自己的解释是：时代不同了，观念也不同。每天，他遛遛鸟、打打太极，晚年过得有声有色。而与许多年过半百还在操持家业的温州商人相比，胡玉明的放手是一种舍得，更是一种难得。
汪志骅在温州第一批个体户中显得颇为另类。在周围满是“集体的”、“国营的”环境下，他辞职下海，带头做起个体户。到了*十年代民营经济兴起之时，他却返回政府机关上班……历史的伤痛让汪志骅的人生得以完成如此大跨度的转型，而男人所背负的精神压力令他无从抉择。如今，汪志骅常年订阅《钱江晚报》、《人民日报》，学习之余不忘下到街道、居委会做宣传工作。他称自己为“共产党员”，可是真正能够理解他种种举动的人却寥寥无几。
更多的个体户们暗流涌动。在这群小人物中，章华妹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
温州繁华的人民西路，大多数店铺已经打烊，只有法派西服斜对面一家店铺亮着灯。没有人会想到，名牌林立的人民西路隐身着中国“第一位个体户”——章华妹。
纵览温商们的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所以，沉寂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喷薄而出时，章华妹在潜意识中开始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章家七个子女，章华妹最小。哥哥们都有工作，幺妹的出路却成难题。七兄妹的父亲解放前做布匹生意，善于经营。当他感觉到暖风吹开冻层，官方的桎梏和单调在慢慢被开放和丰富代替时，便决定“怂恿”小女儿做生意。一方面出于生活压力，另外他似乎看到这个女儿身上有股天然的商业气质。
父亲没有看错，章华妹的确有经商的头脑。温州大街小巷冒出许多小裁缝店，却没有钮扣配套出售。发现生意门路，章华妹去外地购进了许多漂亮的钮扣。开张大吉，生意火爆。不过，比起在国营集体单位上班的同学，章华妹觉得低人一等，“同学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自己害臊”。
1979：小人物（3）
人生就是一场自信与自卑的平衡。当章华妹一个月能赚到工薪阶层10倍的报酬时，自卑感逐渐减弱。后来，她竟然有勇气和胆量跑到苏州国有知名钮扣生产厂家谈合同进货。尽管遭受了国营厂职工无数的白眼和轻视，她的决心和诚意最终还是打动了一位厂领导。进到第一批新货后，闻讯专门给新衣服配钮扣的客人蜂拥而至。
一年后，鼓楼工商所成立，对辖区商贩进行摸底调查。工商所找到章华妹，表示“国家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当时国家没有营业执照样本。工商所工作人员参照企业执照，用毛笔画了一个温州市个体营业执照，包括名称、地点、项目，到市新华印刷厂印发了两万本。
“自己家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与父亲商量。经验老到的父亲告诉她：“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去申请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
姓名：章华妹
地址：解放北路83号
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注册资金：150元
工商所第一批发出1844户个体营业执照。第一个拿到执照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修改为1979年11月30日。
这年，章华妹21岁，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偶然间已成为中国“个体户第一人”。而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端：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将释放出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的岁月磨砺中，温州那些出身寒微的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中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收获。
申请到执照，章华妹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经营得到政府承认，不用再偷偷摸摸”。她大方地将执照挂在门店显眼处。而后，章华妹丈夫余新国去广州考察项目，发觉温州生产的衣服上的珠片在本地买不到。夫妻两人没有片刻犹豫，贷款一万，借了一万，尝试扩大生意规模——卖珠片。
珠片一卖就是五年，银行贷款还了，借债也清了，还买了一万多的房子。但是，温州城区做珠片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章华妹夫妇决定转变方向。他们投资皮鞋，几万元积攒金全部投进去，血本无归。开朗乐观的章华妹选择与丈夫重回妙果寺批零钮扣生意。夫妻俩赶上了妙果寺小商品市场的黄金时期，全国各地来往商客熙熙攘攘。
余新国负责去桥头钮扣市场进货，章华妹在店里接待客人。她从早7点一直忙到晚19点，常到下午3点嗓子就几乎说不出话来。如今她的嗓子略带沙哑便是那时卖力吆喝留下的后遗症。90年代初期，章华妹去意大利考察，带回时尚样品提供给厂家参考。夫妻俩也转而代理一些中高档钮扣拉链。钮扣“小生意”断断续续做了三十年。现在，章华妹的公司已经完全告别当初妙果寺那种粗放型经营方式，而是通过客户网上下订单成交交易。
2004年，温州被央视评选为中国活力城市，章华妹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和政府间的红人。市政府有关部门找到她后，这个平淡生活了四十几年的普通温州女人，才知道当年领的营业执照上10101号的含义。她作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代表之一，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而节目组送给她的礼物是28年前的营业执照底册。回到温州，章华妹将底册悬挂店堂，并且在“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招牌下，印制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字样。
1979：小人物（4）
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十个年头，章华妹和丈夫依然平静地生活在一起。据说两人“结婚20多年，没吵过一句”。营业执照前后换了三次，户主“章华妹”依然未变，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帮丈夫打工。公司每一张名片上，章华妹的名字都是她自己手写在丈夫余新国的名字下面。即使平时商场往来的收据单上标的也是“新国辅料收据”。如今，章华妹和丈夫住在1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车子从桑塔纳2000换成了奥迪A4。她唯一的心愿是“丈夫健康，儿子事业有成”……
与其他个体户相比，章华妹的发迹史打着更深的“小人物”的烙印。没有经过惊天动地的经商哗变，只是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市场松动的信号。或许，这让立志于做大事的人不屑一顾，对这些小人物来讲，则足以养家糊口或者过上富足生活，足以为当时慷慨激昂的改革进行曲奏出动听合音。
其实，温州民营经济史，多是小人物的奋斗史，起家于“小商小贩”，作坊不大，多是单打独斗，没有背景，缺少资本，如履薄冰，在大浪淘沙中随经济脉搏的跳动而各自演绎*。曲调不够高雅，曲风不够豪迈，但前呼后应，千曲万曲奏起来，把整个温州城烘托得轰轰烈烈。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是从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中凿光，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更需要民间力量的波涛暗涌。换个角度，倘若将章华妹、张小泉、胡玉明、汪志骅放置在一个正常社会，他们只能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普通人，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几十年后，他们终将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推进着社会的进程，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同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第二年，一切秩序混沌且含糊，他们又势必成为百万不甘于消沉的温州人自觉不自觉效仿的榜样。
于是，不久以后，我们便能够看到更多的个体户像野草一样满温州蓬勃生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改革开放的一项巨大成果，便是个人财富的惊天积累。由此，二十多年之后，姗姗来迟的《物权法》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让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温州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代富豪”。那是怎样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温州工商局曾对温州市区个体商贩进行一次全面深入调查，结果显示：市区2855户无证商贩、农商贩、手工业户中，全家无职业或收入甚微的贫困户占据了80％。
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还是国有工厂的副厂长，收入虽不高，可还不至于会被人轻视。
郑秀康少年老成，16岁已显示出与常人不同之处。初中毕业，他到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18个人中，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副厂长郑秀康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79：小人物（5）
做皮鞋的师傅一听郑秀康33岁，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十五六岁当学徒，你这样的年纪学不出来了。然而，郑秀康以45天的时间学会了别人三年才能学会的制鞋技术。
那天，他试做成了第一双成品皮鞋，比市场售价高了两元钱。随后几天，他连夜赶制皮鞋，在国庆节送到鞋店销售。鞋店老板看了皮鞋后告诉郑秀康：别人的鞋给14元，你的给16元。“郑秀康能制鞋子”的消息传到厂长耳朵里，厂长担心人才流失，找到他谈心，承诺分房、提高收入。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终于，他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初建的“红象”小得不足以被称为企业。郑秀康就在仅仅三平方米的作坊里，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三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改革又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
6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还不算严重。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央批转中央*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
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中的错误文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肃清流毒，为所有受*被牵连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入狱四年多之后，叶笃木被“无罪”释放。他当场热泪盈眶，厄运之后真的等到了春天。历史的细账早已无法清算和补偿，可毕竟人生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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