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小人物（6）

叶笃木的早年经历，带有明显的温商特­色­，极具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性­：12岁痛丧双亲，15岁投奔表舅——颇有名气的美康服装行老板。寄人篱下且早熟的叶笃木深知自己处境尴尬，学徒期间格外努力。当别的师兄弟每月仅拿十几元工钱时，他已能挣到百元，甚至更多。这份认真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表舅的器重，也为他带来了一段佳缘——表舅的堂侄女，即叶的表妹嫁给了他。

“*”初期之前，叶笃木请来两位师兄弟晚上加班赶制服装。第一个星期三人挣了90多元，每人分得30元。这30元成为他“办地下工厂”的如山铁证。公判大会接连而至，最终叶笃木被判劳教五年。其妻怀有身孕，因而暂时得以“宽大”处理，但产后不久仍被下放农村大队，罚Сhā秧三个月。

很多时候，小人物们的心理脆弱超出了人们对草根一族所期望的承受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却无法对一次历史“错判”释怀，同时又缺乏对宏观局势准确的判断力，以至于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即使前方是一马平川，有无数人热情鼓励他们，他们再不敢放开大步向前。

出狱后，叶笃木重­操­旧业。年过半百的他承包了一乡镇厂的裁板车间，一直做到1999年。因为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磨难，叶笃木的内心深处曾充满着恐惧和不安。怕政策有变，谨慎的他在日后不惜重金将子女悉数送往国外。

政府管制在一步步中有了松动的迹象。9月15日，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这一政策决定看似宏观，却又具体。宏观上，市场这样的字眼，在改革开放第二年，还没有很清晰地被鉴定。自下而上的中国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知。具体而言，开放的只有农副产品类，其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处于计划之内，边缘于市场的外围。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说，市场的全面解禁在很大程度上从这里开始，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不仅开了先河，也定下了调子。几年之后，三大贸易市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争先恐后地登台亮相，市场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标签之一。

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并非历史的机缘巧合，它源于一次次面对风险而勇于尝试的市场探索。

确切地说，温州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时间是在1978年。那时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只是一种试点。那一年对于当时的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来说，紧张却满怀期待。因此，直到今天，天命之年的他对于那段记忆，仍旧激|情满怀。

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转之下，副食品供给由国家统一调配，供需只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平衡，商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小卖部的横幅永远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许多6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里，过年时花生瓜子是要按人头凭票购买的。这在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丰裕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农业底子薄弱的温州经历了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据说最困难时，温州城市居民的饭桌上只有青菜和萝卜­干­，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猪­肉­，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极为奢侈的享受。和城市相比，渔民的饭桌稍显丰厚，他们不仅有自留田，也有自留水产品，甚至还有些富余，比如蛏子、牡蛎之类。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却因为政策的限制，两边无法完成对接。

1979：小人物（7）

实际上，民间的对接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悄然进行。30岁出头的陈寿铸正在工商局市场科工作，每天清晨，他和同事出发取缔无证商贩。他的想法单纯，“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保护社会主义”。

在工作中，陈寿铸发现，不仅小商贩们的民间智慧令他头疼，就连市民也帮助他们打游击。他们不仅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还招来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这使得此时的陈寿铸心生疑惑，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

小商贩们手拎两三条鱼，在鱼鳃里藏着一张注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碰到买主，就掀开鱼鳃，讨价成交；遇上工商，谎称是自己买来吃的，按规定买主不必接受惩罚。遇的多了，陈寿铸和他的同事们也都开始将内心的天平偏向小商贩，远远见着小商贩就用吹哨的方式善意提醒他们避开检查。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顺着这个背景，市工商局向革委会提出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申请。市里统一在市区东门涨桥头、瓦市巷、朔门三处试点，开放农副产品市场，老百姓反应热烈。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

社会“左”的思潮不可避免地无孔不入。不久以后，浙江、江苏、福建、上海三省一市工商行政系统协作会在温州召开。会上，针对温州开放农副食品市场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人大声鼓劲，也有人给它扣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过对温州下的任何结论都已经不再重要，温州已经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而断了回头路。它只能继续朝前走，只能走得更快、更远。政策已经开了口子，商业大潮ρēn薄而出，那些会议桌上的争论怎么会挡得住温州压抑已久的滚滚商潮？

先知先觉的人抑或能想见到这样的情景：温州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专业市场将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脚步如约而至。但没有人会意料到，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的市场——桥头钮扣市场、萧江塑料编织市场、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来势如此汹汹，似乎在领跑着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节拍。更令人吃惊的是，呼朋唤友撑起神州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的，竟是一位灶间大婶。她的名字叫王碎­奶­。

王碎­奶­回忆，1979年镇上一对叶姓兄弟从江西购入一批处理钮扣，在桥头镇人气最旺的桥上摆起了小摊。她刚巧路过，发现他们的生意“蛮红火的”。

于是，王碎­奶­试着跟亲戚一起到江苏进钮扣。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将好不容易凑来的货款扎在腰间，心情十分紧张。回到桥头，王碎­奶­有板有眼地摆起了钮扣摊，一下子赚了一百多元钱。尝到甜头的她有了新想法——在她的带领下，桥头镇众多的姐妹走出桥头镇，北上江苏、上海等地批发钮扣，然后摆起了小摊子——最初桥上的48户个体户，半年后猛增到连桥下、桥边共247户。采购的客户从温州延伸扩展到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

生意火爆，自然带来闲言碎语，“会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十年“*”，让人谈个体经济而­色­变。有人心生退意。王碎­奶­，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则努力捕捉各种政策信息，判断政策的­阴­晴。

村里的一场电影《月亮湾的笑声》让王碎­奶­心潮澎湃。第二天，她跑去工商局，询问政策情况。得到的反馈异常积极。王碎­奶­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顾忌地和桥头几百户的钮扣经营户们­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

1979：小人物（8）

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王碎­奶­以及几个领头人的上下衔接，散落在桥上、桥下、桥边的数百户经营户全部搬进了由桥头镇小学改建而来的钮扣市场。这一天，292户小商贩们第一次有了正规的专业经营场所。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破土而出。

翌年，初春的温州街道旁的树梢上长出了绿­色­的新芽。这股象征了朝气和活力的绿­色­暗涌不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映在王碎­奶­心中。这个春天，永嘉县政府正式给桥头钮扣市场挂牌。

得知消息的王碎­奶­，将钮扣摊交给老公孩子，一个人钻研起“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之后，市场个体协会、市场­妇­女联合会、市场团支部、市场民兵连在钮扣市场相继成立。至1987年5月，钮扣市场成立了在全国极为罕见的由个体户组成的市场党支部，王碎­奶­当之无愧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至今。

许多事情看似矛盾，实则情理一致。

1979年，以温州为典型的中国式崛起才初露端倪，能否坚持并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经济舞台还需打上问号。毕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一位出国访问归来的政府官员掩饰不住惊讶地对媒体感慨：“西德1977年的褐煤产量为123亿吨，职工2万人。西德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他们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纵，一天产煤量就达40万吨。按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产5000万吨煤大约要16万工人。在我参观的另一家电厂，装机270万千瓦，烧褐煤，用人比较多，职工也只有2000人，平均每万千瓦7个人。对比我们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厂，总装机935万千瓦，职工3300人，平均每万千瓦35人，高出人家4倍！”

中国人纷纷出国访问，国外则不断有人进入中国考察。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在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颇有点渊源。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他13岁从柏林逃到上海，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整整八年。然而，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可不怎么看好。他在访华后得出结论：“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

国际上，有人忽略了中国微妙且关键的变化，更多的远见卓识之士则开始思索未来中国的走向可能对世界形成的冲击。

本年，香港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邀撰写“中国可能的变化”。到内地考察一圈后，张五常惊喜地发现民间的力量正在井喷。由此，他在书中放言预测：“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产权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出现。”

张的想法在当时是很生猛的。当他把书稿寄给美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时，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质疑。很多人“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出版此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用近乎质问的语调问张教授：“你竟认为经济学理论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吗？”

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否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些论调都是西方对张五常，也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反问”。当然，我们的张五常教授决定我行我素。书在重重压力下终于问世。而未来中国经济形态的走势验证了这位经济学者的高瞻远瞩。

1979：小人物（9）

日本人的判断似乎要比美国人高明很多。他们相信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并愿意为此种观点展开辩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认为，中国经济前途确有许多难点，然而在经过若­干­曲折后现在正在向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经济增长基础之后，中国经济就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发展。美国人的悲观结论在金森看来“太保守了”。

除了张五常和日本人，英国伦敦严谨而不事声张的《经济学人》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的变化。一篇题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的文章提出预言：“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其在1990年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有人事后将这篇文章评价为“当年度西方对中国经济复苏最具远见­性­的报道”。事实上，根本不用等到1990年，或者更长远来看，文章的预言就已经得到了验证。9月，一部分来自温州，一部分来自于浙江同样鼎鼎有名的城市义乌的香­精­和闹钟，被欧盟前身欧共体提起反倾销诉讼。这只是中国和温州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的第一次反倾销案件。而延续至今，温州的皮鞋等商品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这让温州的企业家们焦头烂额，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融入全球。

2月，伦敦资深记者格温?戴尔在文章中写道：“抛开人类历史近两三个世纪以外的所有时间，世界财富和权力重心聚焦于欧洲——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地区。”

欧洲人的工业革命引起历史上短暂的停顿，在这之后的情况是重新确立格局。英格兰和日本完成工业革命分别比欧洲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早五十年。现在，中国正在步类似英格兰与日本开路先锋的后尘，试图后来居上。其依据源自*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

3月，接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认为“*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雄大计划”。但他年初与年尾的两次“现代化”概念阐述，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引起轰动，而在西半球却引发了狂潮般的热议。为此，加拿大《新闻报》刊登格温?戴尔专稿，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将震撼全世界》，摘译如下：

……

当中国自己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时，世界也将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人类世界很重要的一切事情——军事和经济的力量、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中，约有一半将再次发生在东亚。这次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它将与西方世界直接相互影响。

那些立志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恢复它先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上层人物中始终占绝大多数——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权力。

……

要是十亿中国人使中国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他们（通过廉价进口破坏进口国本国工业和就业）向西方国家的经济提出的挑战将会七八倍于日本和朝鲜（指韩国。编者注）等亚洲国家目前提出的挑战。

……

二千年前，如果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客人从火星来到地球上，他会要求到罗马。一百年前，他会去伦敦。今天，他会在华盛顿着陆。

五十年后，这位客人很可能首先去北京了。

那么，果真需要五十年吗？从这一年开始，温州人与全世界一起拭目以待。

小城大事（1979年）

温州晚报：1月8日，温州开放梧田、状元、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粮食和食油。

温州晚报：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房管大事记：省下达温州市1979年住宅建设计划3万平方米，自筹资金住宅建设计划15万平方米，开始商品房预购工作。

温州晚报：9月15日，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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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1）

原罪，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

——艾学蛟《生死劫》

改

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勃勃生机：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的意味深长。

1月，《人民日报》上一篇《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1953年1月开办的，至今坚持营业20多年……开业20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10元计算，共交给国家3000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5人次计算，一年是1800人次，20多年来住店的，就有46万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投机倒把”辩护，得出结论：“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似乎又显得极为困难。因此，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温州的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中，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书包 网 想看书来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2）

经济发展如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3）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杨介生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辛酸积累。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4）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自己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同年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五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在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死里逃生。

这一年，每个温州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郑元豹，出生在一个只有50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他的经历就像一个少年历尽磨难，但依然壮志凌云的励志故事。

对于童年，郑元豹的回忆是：“伴随着灾荒、*，从来没有裤腿完整的裤子穿，每天的奢求只是能吃饱饭。”15岁哭着离别学校，郑元豹的第一份“职业”是打鱼。每天五毛钱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补贴家用。17岁，他改行打铁。一米六五的个子，还未发育完全的青年，在灰暗的堂屋中，站在铁砧前，抡起重达接近18斤的铁锤，一锤锤砸下去，一砸就是365天。

一年后，郑元豹和朋友合伙开铁铺，专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业余时间，他创办一家武馆，招收学员，积攒起一笔资金。而后，经熟人引荐，承包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虽是小作坊式生产，也算是他真正踏上了经商之旅。

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所带的钱被人偷了。那是机电控制厂一个月的收入。回家的钱都没了，他眼前一黑，惶然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郑元豹失落地在码头等候老乡。一天之后，饥渴难耐的他终于等到一个温州老乡，“借了几十元钱，才顺利回家”。时隔几年，郑元豹出差上海，在路上无意中捡到一个黑­色­提包，里面有5000元钱和很多发票。回想自己曾经的遭遇，他站在原地一直等到慌张的失主赶来，把提包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500元钱感谢，被他拒绝。

有了这次偶遇，郑元豹与失主结为朋友。对方是上海一家颇有规模的电器厂负责人，判断郑元豹诚实可靠，因此在生意上给予了相当的照顾。也正是在这位朋友的牵线搭桥下，郑元豹拿着8000元，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即上海人民低压电器厂的前身，昭示着一位农民向企业家的嬗变。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恰到好处。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5）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可谓温州当年一件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起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城市的繁华与温州简直有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了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练，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两人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清洗剂，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元，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从商的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80年代的来临。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6）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五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二十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包括刘桂仙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第二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开饭馆，国家支持”。姚依林看了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还可以多赚钱。

重庆，一批“*”前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只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就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

即使远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们也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日营业额由三四十元上升到200元。

在这种形式下，1980年被称之为“中国个体户元年”。再回到温州。这一年，这座城市激|情萌动，充满着未知的新鲜。

温州人对沉闷的风气开始反感。爱情电影《庐山恋》上映，五分钱看一场，温州电影院上座率场场高达95%以上。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发表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青年恋人激|情接吻的镜头。杂志传到温州，一边是少数老同志“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带坏年轻人”的疑问，一边是青年人的喜闻乐见，并且压倒了质疑的声音。

罗大佑的《童年》和邓丽君的《甜蜜蜜》这样的歌声，伴着“四喇叭”卡带机隔岸传来，植入温州人的记忆。他们涌进电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搜集磁带盒上明星的时尚发型，有人研究电影里的时髦装束。城乡街头巷尾，发型屋和服装店悄然走红，渐渐演变成温州的“全国标识”……

春天，平阳基层­干­部陈敬练在报纸上倾诉苦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解放思想的讨论。在争辩与摸索中，“温州模式”渐有雏形。

28年后再回首，陈敬练感慨万千。他的一篇现在看来并不“出格”的文章——《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在风气尚未开放、许多地方都有禁忌的当时因为敢于如此直言，成为引燃一场空前全民讨论的导火索。而争论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它最终为“温州模式”的盖棺论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尽管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曲调，可是，不少­干­部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迂腐不堪、墨守成规。他们看不惯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敢传达高层­精­神到基层。像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这样的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和市民、农民之间，左右为难，有苦恼，不敢挑破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7）

在年初一次会议上，陈敬练上台连续提出13个“为什么”，质问中央­精­神为什么不能畅通落实执行，震动全场。在场领导脸­色­难看，更多人心里却产生了强烈共鸣。《温州日报》记者意识到事件的新闻价值，邀请陈敬练就此给报社写一封来信。有些灵感总是一闪而过。做好应对刊出后可能带来压力的准备，陈敬练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千字文：

编辑同志：

去冬今春以来，农村围绕着放宽政策和所有制动荡产生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基层­干­部带来为难，不少­干­部为此感到苦恼。

……

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

……

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包产到组与分队的界限也不清。

……

政策放宽一点，怎么放，宽到什么程度？哪些该放宽？哪些不该放宽？我们基层­干­部心里没底，请教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说不出道理。

……

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出。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行。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这么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的注视。所以，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树立起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终于赢得世人注目和赞叹。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不可否认，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进行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一步步成就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创举。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8）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安排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要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也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责任人随时可能被摘掉头顶的“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企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颇有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的三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的“违规之举”，可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阳奉­阴­违”：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以加速度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做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9）

之后，陈礼铨又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虽然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许多信用社负责人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接待三四拨客人”。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

上层的领导面对政策前思后想，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指引的方向，下层的人民也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很多时候，思考与践行两者之间并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

回过头来才看清，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月2日，*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

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全国最早试水商业房产的地方则是在温州。6月，温州房管局贴出告示，“欢迎居民预购住宅”。七天时间内，全市三个房管所接收电话预购户1300多家。第一批购房户预付每平方米100元现金，签订合同，办理房产权手续。筹集房款150多万元。

在“福利分房”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的构想虽有前瞻­性­，却与现实脱节。温州的住房调整思路也并未能得到全国推广。可是，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最早有了投资房产意识的温州亿万民间游资在房价飙升过程中，表现出趋利的本­性­。炒房团遍布全国各地，所到之处，令当地人闻风胆寒。

小城大事（1980年）

温州晚报：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正式通航。

温州市志：3月，乐清县里隆、黄华、慎江等地走私活动猖獗。

温州日报：4月21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扩大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通知》。

温州晚报：5月，温州首创实行住宅商品化，出售蒲鞋市商品房1万平方米。

温州晚报：7月10日—13日，温州地委召开山区工作会议，研究放宽经济政策，加强领导，发展山区优势，尽快使山区社队富裕起来。

温州晚报：9月27日，《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一文，对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现象进行讨论，相关讨论持续四个月，收到很好的效果。

温州晚报：10月1日，平阳县金乡镇（现属苍南县）信用社在全国率先试行利率浮动。

温州晚报：10月，全区农村深入宣传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承包责任制，从地下走到地上。

浙南日报：11月11日，温州地区行署通知沿海各县立即组织打击走私活动。至12月5日全区侦破走私案件600余起，查获走私物品4万余件。

浙南日报：12月，六个国营扩权试点企业产值增长50%，利润增长48%，17个集体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利润总额增长80%。

温州市志大事记：12月，地、市委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精­神，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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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光明行（1）

他们将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

——尼采《快乐的知识》

1981

年７月25日，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这或许又是普通而酷热的一天。

下午3点，风云突变，台风夹着大潮席卷而来。暴雨成灾，海水Ｇao潮位顶托，内河和水库的水位均超过警戒线。大半个温州城在狂风与瓢泼大雨的肆虐下损失惨重。

这是一场毫无预示的台风。而与天气一样捉摸不透的还有这个国家的时势。谁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势在年初就急转而下。在算不上是吉利的1981年，外国媒体似乎并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状况。路透社北京2月18日电中有这样的判断：中国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也不理想，三中全会后建立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环境的初步解冻与小环境依然处于冰冷状态的深层次矛盾，埋下了私营经济危机的种子。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文件对于国企凤毛麟角、个体户俯拾皆是的温州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更为不幸的则是，决策层做出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定，竟然出于这样一种判断：一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营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

由此，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众多在改革开放前三年事业小成的私营经济业主们被“纷纷错杀，并引发桩桩公案”。相反，与私营经济举步维艰对应的是，投资数百亿，正在建设的上海宝钢项目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也没有因为非议停下建设的节奏。

尼采说：“一个更富于阳刚之气的，再度把勇敢视为荣誉的时代急需大批做好准备的、勇于任事的人。他们将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他们具有爽朗、忍耐、简朴、蔑视虚荣的个­性­。”

也许正是温州人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不断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奋进，哪怕途程中碰到顽石坚硬的棱角和拦路的荆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整个国家上空，报纸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整治“投机倒把”的新闻。温州人依然兴致勃勃，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感受。

文工团一位年轻剧作家创作话剧《光明行》。剧情简单却寓意深刻，讲述了三位女知青在艰难的境遇中，自谋生路而成为个体老板的故事。而后，文工团拿出3000元经费，请来导演带领一群年轻人排练上演。

话剧在温州和浙江其他地方上演后，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改革大潮风起云涌，难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国经济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着实很多，可为什么偏偏被人为地搞得错综复杂，让人理不出头绪？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在这年出版《美国与中国》。

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人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在书中大胆揣测：“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事实上，费正清明显低估了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决心。形势无法左右，个人命运却可以挑战。冰与火的两级中，温州人并未被撕裂。私营经济仍然潮起潮涌，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孔不入的生存法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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