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

——歌曲《迷宫》

飓风将要刮起之时，温州私营经济迎来了萧瑟冬季。

这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的风眼在地处东南的温州，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年名声赫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王们，顿时仓惶而逃，甚至锒铛入狱，恍惚之间竟不知今夕何夕。与“八大王”事件齐名的“登山鞋厂”事件则是另一个轰动的焦点。

温州盛产螃蟹。温籍作家叶永烈曾比喻：有温州商人运了一船螃蟹到荷兰。船在荷兰舶岸后，荷兰海关不许螃蟹进荷兰。温州人很无奈，只得把一船螃蟹倒进了海里。没想到，螃蟹从海里游到了岸上，进了荷兰，且在荷兰生儿育女，几年后，荷兰各地到处都是螃蟹。叶永烈风趣地说，温州人就是螃蟹。

确实，温州民营经济的勃兴之路，没有路标，只有眼力；覆满荆棘，却布满坚韧的足迹。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自谋出路解决温饱。他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他们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形成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让体制僵化的国营企业头疼不已。平阳一农­妇­，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赚钱。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在口袋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写着：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乐清的一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也煞是惹眼。“*”内乱结束，温州许多国营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乐清登山鞋厂在此之列。鞋厂前身为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陈旧、质量次、价格高，产品始终打不开市场。直至新厂长上任，组织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寻找生产业务。厂长运气确实不错，从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拉来订单。但鞋厂没有足够资金。厂长想出办法，把郊区社队企业和农村专业户集中起来，生产工具由个人自备。登山鞋厂由死到生，厂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登山鞋厂“咸鱼翻身”的同时，温州其他私营经济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煤炭紧张，就有人把煤炭输到温州来卖。在新疆兵团服役的温州人回家抱怨“吃的、喝的少，特别没有水产品”，就有人将乐清的带鱼运到新疆去……

新生事物的成长，伴随着保守主义者的疑虑、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非难和指责。质疑由此纷至沓来，激起轩然大波：“以登山鞋厂为代表的温州企业与个人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有传言为证：“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写着“温州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好多问题”。而一封匿名检举信火上添油，将“登山鞋厂”事件推向Ｇao潮。信中反映：鞋厂职工工资高出当地平均工资３至６倍，破坏工资制度；厂长走私，鞋厂向上海外贸公司行贿。

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不过这是最猛烈的一次。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温州。工作组来之前，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就是证明温州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火力点便是登山鞋厂。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