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登山鞋厂”问题上，温州­干­部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温州­干­部“搞资本主义”，越说越怒，语言带着强烈的攻击­性­。温州­干­部则反­唇­相讥省委“教条主义”。

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温州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领导班子存在“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内部不团结”等问题。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温州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才最终获得*。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登山鞋厂”事件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当地老百姓普遍认为：登山鞋的生产得到发展以后，每个人的家里都赚钱，每户人家一个晚上下来有几毛钱，一个月十来块。十来块对当时一个家庭来说是个不错的收入。不过，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在领导意志面前当然是人微言轻。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那么，“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则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这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决非十全十美，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钱金波激动万分，他想都未想就一头扎进了表面平静实则波涛暗涌的商海。他哪里知道，其实1982年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年份。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地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在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属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上一年借了20万元钱，他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本人和家人带来巨大压力。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