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有天赋的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一分一分地攒钱，把20万债款还掉。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夹克袖子，花800元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我给出成本价，你随便加点钱衣服就拿走。”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给客户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了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到了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元。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上下对比，真可谓“*两重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另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运动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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