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土地上进出作业，尘土飞扬，身材­精­­干­的朱炳新站在土地边上凝望着。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做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表达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还是难以消除。该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截止到2005年，朱炳新转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工厂，炳新农场最多时候转包农田400亩，向国家提供15万公斤商品粮，向农户提供商品粮5万公斤。

年底，永嘉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论定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温州的*两重天，是政策与企业、企业家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思潮碰撞时，难免出现意见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殊途同归，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勾勒中国经济的壮阔蓝图。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年底，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三万人。对私营经济的高调*，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企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的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进入了一个不是由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没有熟悉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三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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