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几个月,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因为,他未能发现在新的改革时期,温州对从政官员的要求及评价标准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时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让其发展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粗暴地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三十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五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收入6000元。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600万。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不过三家。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的变化似乎暗合了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开始悄悄酝酿。
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0 0
一秒记住www点dier22点com,最新小说等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