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通知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不敢参加会议。“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做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总共100多员工,“两户”会议后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袁芳烈主政四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四年工作的否定。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如果总结那次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万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当时,理论界对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8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有人引述*《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六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为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最终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个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了袁芳烈和报社面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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